起敬起畏的哲學
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愛”的感情。寫到這裡，准有人號曰：“我們有‘仁’呀！”提到“仁”，話就得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書上有“仁”，行為上“仁”的成分實在稀薄，所以我們動不動就拉出來亮相的“仁”，只能在書上找，很難在行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並不是“愛”，“愛”也似乎並不是“仁”，“仁”是當權派對小民的一種憐恤和同情，乃施捨的焉，賜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兒園教習對小孩子的焉。事實上是，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恭敬”和“恐懼”。有些是由敬生懼，像孩子對父親。有些是由懼生敬，像娼妓對嫖客，像大臣對皇帝，像小民對官吏，像囚犯對獄吏。君不見朱全忠先生當了皇帝後大宴群臣的節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罵曰：“老三，你這樣造反，不怕滅族呀？”弄得不歡而散，史書上立刻稱贊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實他哥哥只是恐懼“滅族”而已。正史上這種節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懼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聞問矣。《紅樓夢》上，賈寶玉先生對林黛玉女士曰：“我心裡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這話的真實性，說賈寶玉先生愛他的祖母，愛他的娘，一點不假，如果說他也愛他爹，恐怕問題重重。全書中就是用顯微鏡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點愛老爹的跡象，而全是恐懼。一聽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轟頂，一個孩子對父親竟是這種感情，在潛意識裡，他恐怕巴不得老頭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學使皇帝和臣民之間，官吏與小民之間的距離，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嚴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為玉皇大帝蓋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層地獄，替閻王老爺挖煤。”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也是中國必然要倒霉的一種氣質。
缺少敢講敢想的靈性
不知道哪個家伙，大概是被稱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發明了宦官這門學問。男人雖是男人，生殖器卻是割掉了的，該一類朋友，有男人的用場，而沒有男人的危險，真是絕大的貢獻。故當皇帝的一直樂此不疲。嗚呼，“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義。可是這種割掉生殖器的宮廷制度，五千年來，包括所謂聖人朱熹先生和王陽明先生在內，卻沒有一個人覺得它不對勁，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國聖人之多，道貌岸然之眾，又專門喜歡責人無已時，而對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視若無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雖然有人覺得不對勁，但因該事和皇帝的綠帽有關，便不得不閉口不言。如果皇帝聽了他的建議，廢除宦官，找一批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雲，恐怕綠帽繽紛，殺氣四起，屆時真的服巴拉松了斷。歷史上任何一個吃冷豬肉的朋友，雖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裝沒看見。
第二個原因是，五千年來，君焉臣焉，賢焉聖焉，都在渾渾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沒有一個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國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這種敢想敢講的靈性。皇帝有權殺人，他就是“是”，不要說割掉幾個男人生殖器沒啥了不起，就是殺掉千人萬人的腦袋，也理所當然。積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給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贊成。
對事不對人
托爾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個乞丐施捨，朋友告訴他，該乞丐不值得施捨，因他品格之壞，固聞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捨給他那個人，我是施捨給人道。”
嗚呼，我們對一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施捨時，不能先去調查調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擲過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重新裝回口袋。蓋這是人道問題，不是訓導主任打分數問題。
台北名鴇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殺，新聞轟動，遇救後在她的寓所招待記者，控訴非管區的警員和組長對她的騷擾。這一控訴出了麻煩，第一個嚴重的反應是警察局長，表示非取締她不可。古之時也，“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時也，“開妓院不得罪警察”。現在把三作牌的臉撕破，再想繼續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個嚴重的反應是，有兩位專欄作家在報上提出義正詞嚴的攻擊，主要的意思是：一個開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記者，成什麼話？
關於前者，對一個開妓院的名鴇，一直等到臉被抓破之後，才咆哮如雷，我們除了遺憾外，還有啥可說的，一說就說到紅包上，先生能吃得消？那麼，對於後者，也就是對於那些學問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盤可以寫方塊文章的袞袞聖崽，不得不請他們聽一聽托爾斯泰先生的言論。
何秀子女士當鴇兒是一回事，人權又是一回事，中國憲法是不是規定妓女不准招待記者？一個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麼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為四等十級，“南人”最差，難道我們自己也將妓女劃成一個最低階層，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護？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現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訊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腳點固站在這個觀念上。一個人犯了法，當然應該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認為他不是東西，走上去拳打腳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還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塊錢，還有人格呀？還敢亂叫呀！”這應是吃人的野蠻部落的事，而不應是現代化中國的事。
福祿泰耳先生曰：“盡管我反對你所說的話，但我仍拼命為你爭取說話的自由。”而一些自命為民主的人士，卻用他們的大筆，封殺一個可憐女人的嘴，真使人如喪考妣。
只我例外
民主政治的精義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闖紅燈，我自己也不闖。大家都不准隨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贊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權。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壞它。可是這玩意一到了中國，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對闖紅燈，只是反對別人闖，我自己卻可以闖那麼一闖。我反對隨地吐痰，只是反對別人吐，我自己卻可以想怎麼吐就怎麼吐。我贊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卻不能跟別人平等。我贊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們遵守制度，我自己聰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種拘束。蓋我閣下如果不能例外，豈不有失面子，活著還有啥勁？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麼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釋為“面皮”，言其只顧外表一層，不管實際內容。有人解釋為“尊嚴”，言其虛榮第一，實質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經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種產品。因精神衰弱，做賊心虛，所以處處必須用驕傲來彌補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處處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進社會的原動力。但這種自私心一旦超過某種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間門口，等著斷氣。嗚呼，一個計劃也好，一個辦法也好，一個會議也好，一個決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參與謀事的家伙第一個念頭就是：“俺可以在裡面有多少好處？”那就是說，俺可以弄多少錢？享多少權？少負多少責任？一字一句，一舉一動，都在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著屎臭球死也不放。
謀利有啥不對
孫觀漢先生認為“舊觀念”和“醬缸”名異實同。先生想，它們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舊觀念中也有好的，在舊觀念下產生的行為，也有和日月並明的。只有醬缸蛆觀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墮落的、惡毒的。
在“舊觀念”中，一直到今天，人們還瞧不起做生意，認為做正當生意賺錢是丟人的，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關。蓋我們的文化本來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卻被長期的封建政體和儒家學派聖人們，群策群力，連推帶打，活生生地塞到醬缸裡。大家最初還嘰哇亂叫，後來醬成了醬缸蛆，不要說教啦，連哼的聲音都歸於沉寂。孟軻先生的學說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義而已”的，這位不曰利的祖師爺，為千萬個醬缸蛆制下了仁義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楊梅大瘡，鼻子都爛塌啦，卻把面具一戴，喊曰：“都來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鎮靜而心裡奇癢的狀態之下，儒家朋友對商人充滿了輕視、嫉妒、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當然多的是，但公務員中也有壞蛋，卻從沒有聽說過有“奸官”的（不過，“贓官”一詞倒層出不窮）。夫商人以正當合法的手段賺了錢，吃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就有人眼紅。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卻他媽的高貴得不得了，人人蹺起大拇指稱贊他“有辦法”。
一位中國文化學院夜間部的學生，向先生談到他的教習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講課很受學生們的歡迎，不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該院這學期最後一節課時，曾對儒家的那種“正其誼不謀其利”學說，迎頭痛擊。傅先生鼓勵學生用正當合法的手段賺錢，“謀利”不是一種恥辱，談錢談利也不是一種恥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種光榮。儒家那種口不言利，口不言錢，但心裡卻塞滿了錢和利的畸形觀念，必須糾正過來，社會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學生轉述這段話時，對傅先生充滿了尊敬。先生聽這段話時，對傅先生也充滿了尊敬。蓋中國人心中那塊隱藏的私欲，必須取消，這塊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於心死”，嗚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謂。也有一種現象不知道讀者老爺注意到沒有，中國人講仁義說道德的嗓門，可是天下嗓門中最高的，聰明才智和判斷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問題是，千萬不能碰到心裡那塊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塊保留地，就立刻糊塗成一罐糨糊，什麼原則，什麼邏輯，都會女大十八變。
沉重的感慨
在中國社會上，俠義情操已被醬成了“管閒事”，對之沒有一絲敬意，更沒有一絲愛意，而只有譏嘲和忌猜。或尊之為“傻子”，或尊之為“好事之徒”，成為千古以來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來最大的殷鑒。年輕人血氣方剛，可能考慮不到這些，即令考慮到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豈能惹這種無聊的麻煩？這正是我老人家聰明之處，世人不可不知。蓋中國人最大的特點是聰明過度，中國社會正是由這種無數聰明過度組合而成。而聰明過度是吝嗇同情心的，這不能怪誰，同情心一豐富，就聰明不起來。
中國人同情心的貧乏，使狄仁華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團沸騰的靈性被醬成一條麻木的醬缸蛆，要它活潑起來，恐怕非一時之工所可收效。
第一是保護自己
聖人曰：“知而不行，不為真知。”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僅了解團結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為上團結，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國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學派的藥太多，吃得跟先生尊肚一樣，害了消化不良之疾。蓋儒家在原則上只提倡個體主義而不提倡群體主義。孔丘先生對那些“有教無類”的二級聖人，教來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體行為，但涉及的分量卻比蚌殼裡的珍珠，還要稀而且少，大多數言論都是訓練個體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兩個項目，一個項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頭縮尾，國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維護自己的身家財產；用兩句成語，那就是“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傑”，鼓勵中國人向社會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個項目則是求求當權派手下留情，垂憐小民無依無靠，用御腳亂踩的時候，稍微輕一點；其成語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話，是躲禍消災的最高准則，其話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翻譯成白話，就更明白啦：
危險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危險的社會，千萬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來弄個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趕緊保持距離，能溜就溜。國家大治，而你卻沒有弄個官，丟人；國家大亂，你卻弄了個官，也同樣丟人。
這段“聖人教訓”充滿了聰明伶俐和見風轉舵，人人變成了滑不溜丟的琉璃蛋。別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當官，等需要大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候，他卻腳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個人占盡啦；把兒子女兒送到美國“傳種”的老頭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統，可當孔孟學會理事矣。在勢利眼裡，只有努力適應，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識分子連可能有瓦片掉下來的地方都不敢去，則對政治的腐敗、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見了就假裝沒看見。蓋看見難免生氣，生氣難免要嚷嚷，嚷嚷難免有禍事。嗚呼，儒家的全部教訓中，很少激發靈性，很少提到權利義務，很少鼓勵競爭，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孫，安於現狀，躊躇滿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險。所以孔丘先生誰都不贊成，只把窮得丁丁當當的顏回先生，當成活寶，努力贊揚他的安貧氣質，卻不敢進一步研究研究使這位二級聖人窮成這個樣子的社會責任，更沒有想到應如何去改造這個群體的社會，而只是瞎著眼教人“窮也要快樂呀”。一旦每個中國人都這麼快樂，國家民族就墮落成原始社會。
尿入骨髓
不認真，不敬業，悠悠忽忽，吊兒郎當地“混”，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淚滿面。蓋不認真不敬業的結果，必然產生強大的文字魔術詐欺。嗟夫，“真”在歷史文件中沒有地位，中國的歷史文件就跟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樣，也不得不走錯方向。在這種走錯了方向的腳步聲中，中國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去追求“美”，追求“善”。獨對“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搖頭，要想他不搖頭也可以，那就得打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認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殺或曲解真實的事實，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證明等於八，把月亮證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術的知識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認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醬缸蛆也偏偏心甘情願地──而且用一種潘金蓮喝尿的精神，來堅信自己並沒有受騙。怪不得蘇西坡先生歎曰：“尿入骨髓，化作醬缸淚。”該淚流到今天，都沒流完。
洋人進一步，中國人退一步
祖先崇拜在本質上是充滿了靈性的，可是再優秀的細胞都可能墮落成致命的癌，靈性有時候也難免墮落成僵屍。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樓梯，成了對僵屍的迷戀。孔丘先生是驅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結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為一，這是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最早最先的災禍。孫觀漢先生曾在《菜園裡的心痕》中對此生出很大的困惑，蓋外國人遇事都是進一步想的，中國人遇事卻退一步想。嗚呼，“退一步”，這正是儒家那種對權勢絕對馴服的明哲保身哲學。其實，“退一步”只不過是果實而已，在孔丘先生當時，這種思想已經十分濃厚，他閣下對社會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決的方法，不過他的解決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個新的時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後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屍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堯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畫一張藍圖掛到祖先的尊臉上，以便當權派有個最高榜樣。但這種本意被時間沖淡，也被醬缸蛆曲解。於是，“古”也者，就成了黃水直流的香港腳，無論干啥，如果不捏捏該腳，就不算搔到癢處。必須捏得齜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喲，才是真本領，才算舒服得沒啥可說。死祖先進而化成活僵屍，不但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成了萬能的百事通，而且還忠勇俱備、品學並臻。道德高漲時，一輩子連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聽哪個醬缸蛆說過，孔丘先生到死都是個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為萬世法者也）。
對僵屍迷戀的第一個現象是：“古時候啥都有。”凡是現代的東西，古時候都有，原子彈有，輻射線有，飛機大炮有，汽車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殺爾有，拉稀屎有，人造衛星有，公雞下蛋有，脫褲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無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個題，醬缸蛆都能寫出一大串古時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潛移默化，中華民族遂成了一個膚淺和虛驕的民族，蓋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過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塊大石頭擋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虛幻境裡，閉著尊眼，猛想美女如雲。
──閉著尊眼猛想美女如雲，是一種“意淫”，說這話還是“直八哲學”，如果說老實話，對僵屍的迷戀簡直是一種他媽的手淫，更要斫喪元氣。
第二個現象比第一個現象還要使人怒發沖冠，那就是：“古時候啥都好。”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須啥都“好”，才算夠水准。這種畸形觀念，大概秦王朝統一中國時就很嚴重，惹得皇帝老爺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報告，於是陡起殺機。嗚呼，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贊成焚書坑儒，而只是說“古時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並不是最近才抬頭的新興勢力。兩千年來，不要說是一種思想，像硝鏹水一樣侵蝕著靈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謂“好”，似乎不是指東西好，大概再偉大的醬缸蛆，都不好意思說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機關槍好，騎牛騎驢比開汽車坐飛機好。所以，古時候啥都好者，可能限於四個節目（但這四個節目卻是大節目，已夠中國人奄奄一息），該四個節目者，曰“人好”、“事好”、“書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紹，大家的口頭禪就是“人心不古”，這口頭禪真是口頭禪，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這口頭禪就會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沒有經過大腦，也沒有經過心髒。蓋他閣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頂了尖，不但不會坑他騙他，甚至當他坑了古人騙了古人的時候，古人還要溫柔敦厚地向他獻旗感恩。古時候的好人說起來車載斗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連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過於唐堯帝伊祁放勳先生，他連國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寶座像燙山芋似的拋給姚重華先生。姚重華先生也是好人大學堂畢業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後，又把那玩意拋給姒文命先生。然而他們還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許由先生，一聽說有人教他當皇帝，就好像誰向他念了三字經“干你娘”，趕忙跑到亞馬遜河，把耳朵洗了個干淨。
權力是有毒的，當權派當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時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爺差不多，一個部落的酋長，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來一點規范，開始有點舒服，於是姒文命先生進了棺材後，他的兒子姒啟先生就硬是不肯放。這未免使醬缸蛆臉上沒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詐欺戰術，硬說小民非跟著他走不可。姬發先生父子起兵叛變，把殷紂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燒死，如果依照醬缸蛆的原則和邏輯，這種行為實在該入十八層地獄吃閻王老爺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們父子尊臉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詐欺戰術。孟軻先生就很文藝化地說他閣下向東征時，西邊的小民就怨啦，曰：“為啥不先來打我們呀。”向南征時，北邊的小民也怨啦，曰：“為啥不先來打我們呀。”聽起來真是悅耳，蓋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讓他妙到台風眼裡吧。
古時候的“人”既然都“好”，則古時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規章之類，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話，碰都不能碰。如果膽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槍扎到醬缸蛆的屁眼裡，聽他號聲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個紙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頓，恐怕早亡了國──早亡給西夏帝國，還輪到金帝國動刀動槍？王安石先生曾說過一句沖擊力很強的話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這對醬缸蛆真是個致命的一扎，所以醬缸蛆屁眼紅腫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點可供讀者老爺參考的，凡是抨擊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對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贓的，用不著調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賭一塊錢，他准是條大號醬缸蛆）。他閣下最後仍大敗而歸，實在是醬缸蛆太多，難以抵擋。
在歷史上，“祖宗家法”成了豬八戒先生的五齒耙，對任何改革，用五齒耙當頭一築，就能把人築出腦門癰。嗚呼，現在學堂裡，都是學生坐著聽，教習站著講，蓋學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個小時，真能站成香港腳。而古時候私墊，卻硬是教習坐著講，學生站著聽。這是我們這個自吹為禮義之邦的規矩，可是這規矩到了宮廷那種獸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變了花樣。卻是皇帝學生孤零零一個人坐著聽，大臣教習呆愣愣一個人站著講。宋王朝時，韓維先生曾建議教習也應該坐，這請求並不過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劉邠先生馬上反對。後來程頤先生也建議教習該坐上一坐（他閣下雖然也是一個醬缸蛆，卻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陣），鬧嚷嚷了一陣，屁股仍沒著落。蓋這玩意是祖傳的家法，動不得也。
這只不過是屁例子，比屁還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國專制政體下最後一次變法百日維新，就是毀到這五齒耙上的，嗟夫。這個五齒耙亂築中華民族，築了兩千年之久，築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氣的份，沒有吸氣的份。迄今為止，殘余的醬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堅決地主張繼續亂築，有人偶爾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動搖國本。”嗚呼，這種國本，如果再不動搖，中華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動搖。
最大的殷鑒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傳統文化，當然有優秀的一面，介紹這一面的朋友太多，說的話寫的書，更排山倒海，用不著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優秀的重量。我們現在面對的，卻是五千年從沒有見過的巨變。一種嶄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鐵如泥的利刃一樣，橫切面地攔腰砍過來。如果拒絕接受消化，只有斷成兩截，血枯而死。美國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廢墟，每一處都使我們膽戰心驚。印第安人幾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謂保留地，用不著睜眼亂瞧，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裡准是窮鄉僻壤，一片荒涼。雖不能說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農作物，往往難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遠，也就是距交通線有學堂的地方太遠。其實太遠也沒啥，多走幾步路就行。問題在於，印第安人壓根兒拒絕接受現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現在，他們還可以在保留地馬馬虎虎過日子，過的是兩三百年前美國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長老爺想到沒有，一旦有一天（這一天不是不可能來臨），美國人口急劇增加到十億──別說十億啦，十億能嚇死人，假如美國人口急劇增加到三億四億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賭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驅逐出保留地，趕到落磯山區，在那裡，深雪沒脛，無盡荒山，他們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場，最後只好全體餓死。蓋那些保留地的貧瘠不毛，在現代科學技術之下，開水利、施肥料，都會變成良田。目前美國政府還不在乎，到那時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國政府絕不可能永遠允許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這是遠慮，而遠慮基於近憂。前已言之，近憂是他們頑強地堅持他們那種固步自封的傳統文化。舉個例子說吧，直到今天，他們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繼續幾千年來的勇敢內斗，部落與部落間經常仇深似海，不可開交。美國政府前去干預，酋長老爺曰：“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好吧，悉聽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寧，你們即令把自己人殺了個淨光，都沒關系，白人樂於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對歸化為美國人的落後民族，一向采取“厭而遠之”的態度。對印第安人如此，對中國人也是如此。就在華盛頓機場，曾上演一場鏡頭。吾友海倫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爺麥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對他相當熟悉，不必細表。表的是某一天，海倫女士在等飛機，站得兩條玉腿發酸，看見一個空位，就走過去坐下。不久一個中國人從廁所回來，發現座位沒啦，一臉不高興，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國人用廣東話罵起大街，措辭骯髒下流，寫出來准吃風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紹，曰：“這女人的屁股怎麼不丟在你大腿上呀，偏丟在我的位置上，騷到我身上來啦。”想不到海倫女士是言語奇才，啥話都懂，她正氣憤中國同胞亂占座位，更氣憤中國同胞難堪的粗野。於是，一跳而起，用廣東話向他們回報，教他們注意自己的教養。兩位廣東老鄉不但不對自己的失禮道歉（注意，中國人沒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罵起來。候機樓霎時吵成一團，華洋黑白，一齊圍上來觀看奇景。白臉警察聞聲趕來，在一旁歪著尊脖，仔細欣賞。麥卡菲先生聽到嬌妻大發神威，趕忙奔來救駕，白臉警察攔住他曰：“老哥，這是他們中國人內斗，咱們千萬別管。”麥卡菲先生曰：“老爺容稟，我不管不行，因為吵架的是我太太。”這則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對中國人（無論你是華裔、華人、華僑），就是如此這般，跟對印第安人一樣，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為啥排斥現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說他們始終懷恨白人的罪惡，有人說他們的民族天生僵固，沒有接受新觀念新事物的細胞。這兩種原因都有點怪，因懷恨而拒絕接受敵人的制勝法寶，可謂其蠢如豬。因天生缺少力求上進的細胞，可謂其情堪憐。但至少有一點致命傷是明顯的，可能因為生理上的緣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灣山地同胞，還要凶猛百倍。富蘭克林先生在他的自傳上，曾喟然歎曰：“酒毀滅了印第安人，但沒有酒，印第安人寧願死。”先生沒有資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說明，無論啥原因，結出的果實都是一樣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瑪古堡，看到印第安廢墟，和他們用野草編織的籮筐，六百年後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圖案，一點沒有分別，不禁老淚縱橫，似乎看到，陰風四起，黑雲漸布，日暮途窮，蒼茫朦朧，一幕即將來臨的巨大悲劇，正在死寂的氣氛下進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幾百年，當他們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這個古老民族全族覆滅之時。連上帝都救不了他們，除非賜給他們吸收現代文化的靈性。而迄今為止，上帝仍沒有賜給。反而，卻像《聖經?約書亞記》上所說的，決心使他們：“沒有一個留下，將凡有氣息的，盡行殺滅。”
寫到這裡，讀者老爺一定大吃一驚曰：老頭，你三天沒照梨花鏡，就自以為三頭六臂，當起預言家啦。我可不是要當預言家，而只是聯想到中國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中華與印第安兩大民族，雖然有許多不相同之處，卻也有許多相同之處。最相同的一點是，大家都有濃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緒，這情緒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動容。可是卻因之使我們無法面對現實，對現代化深拒固閉，對有些已經毛病百出的傳統文化，仍摟在懷裡，沾沾自喜。類似乎這些相同之點，都是致命之點。
印第安朋友的傳統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們肯吸收現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說易如反掌，蓋房子裡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發搬進來就功德圓滿。中國人屋子裡卻塞滿了長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鐵板凳、木板凳、帶刺的板凳、滑不溜丟的板凳，如果不動心忍性，把它們扔到化糞池裡，新式沙發就永遠進不了大門。印第安人是個活榜樣，這個可哀的紅臉民族，跟西藏岡底斯山的犛牛群一樣，低著頭，朦朧著眼，蹣蹣跚跚，有意無意，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絕種的死亡之谷。聽到他們蹣跚的腳步聲，和世代的辛勞喘氣，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說，你別杞人憂天，中國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強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下，人多可沒有用。印加帝國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裡去啦。有人說，中國人聰明呀，聰明確實聰明，但把聰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質，動不動就翻天印和窩裡斗，聰明反而會被聰明所誤。似乎只有自慚形穢、痛改前非的覺醒，才能躲過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難。
把羞愧當榮耀
“國立台灣師范大學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調查大家對體罰的意見，提出報告說，百分之九十一的教習，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長，及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認為只要不造成傷害，適當的體罰是應該的。這個調查表示，開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戰周瑜和黃蓋一樣，兩情相悅，一方面願打，一方面願挨。“中國心理學會”和“中國心理測驗學會”的聯合年會上，也提出討論，與會的若干英勇好戰型的朋友，在學院派魔術名詞的雲霧中，要求把現代課堂，恢復成為古代刑堂。而身為“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先生的命運恰恰相反，在“台灣省議會”中，現身說法，說他小時候讀書，就是因為教習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獲益良多。“國立陽明醫學院”教習劉家煜先生，還要建議教育部，認為教習對學生，可以作適當的干活。
最精彩的還是台北《自立晚報》記者楊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標題是：“愛心乎？體罰乎？運用得當最為重要。只要避免學子誤入歧途，教育局何須硬性規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話，她報道曰：“據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國民中學一位男老師，他的‘教鞭’和‘教學’同樣有名，上課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籐條（柏老曰：好一個大刑伺候的場景），然後和學生約法三章，每次考試距離標准成績幾分，就打幾下。結果，這位老師的班級，成績總是特別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學率高）。他的大名全校響丁當（柏老曰：他如果在講台擺上鋼鍘，大名丁當地恐怕能響到倫敦），學生都期望讓他教（柏老曰：這得作一個科學調查才算數，不能用文學的筆法），許多畢業後的學生懷念的竟是‘排隊打手心’（柏老曰：剛考上聯考的老爺老奶，還可能有此一念。以後下去，恐怕不見得），足見實施體罰與否，並不重要（柏老曰：在該響丁當的教習看，恐怕是實施體罰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體罰所帶來的意義。”
這段文章是醬缸文化的特有產品，遠在一○六八年宋王朝，這種產品就已經上市。當時皇帝小子上課聽教習講書，是坐著的，教習卻像跟班的一樣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習王安石先生尊師重道，建議應該也賜給教習一個座位。消息傳出，醬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醬缸蛆人物呂誨先生，好像誰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來，提出殺氣騰騰的彈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著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嗚呼，古之時也，有些教習以站著伺候為榮。今之時也，有些學生以“排隊打手心”為榮。記得一九一○年，“中華民國”建立之初，一個遺老爬到縣衙門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頓板子，然後如釋重負曰：“痛快痛快，久未嘗到這種滋味矣。”這比打手心的涵義，就又進一層。
百思難解的是，奴性在中國何以不能斷根？中國文化中最殘酷的幾項傳統：其中給女人纏小足、閹割男人和體罰，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嚴禁體罰，是它所作的少數正確決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竟面臨挑戰。問題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腦髓的人，才會身懷絕技，把羞憤硬當作榮耀。有英勇好戰型的人不足奇；有呂誨這樣的人，有甘於“排隊打手心”這樣的人，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危機。如果這種羞辱竟能變成榮耀，則世界上根本沒有榮耀矣。被羞辱而又其樂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馬虎眼，包藏禍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張體罰的朋友，強調只要有愛心就行。嗚呼，愛心，愛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著愛心的美麗畫皮。父母為女兒纏小腳，為了她將來好嫁人，是愛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為了“刑期無刑”，也是愛心。試問一聲，教習對學生，一板子是愛心？十板子一百板子還是不是愛心？報上說，教習把學生三個耳光打出腦震蕩，他同樣也堅持他是出於愛心。分際如何劃分？內涵又如何衡量？愛的教育中絕對沒有“修理學”鏡頭。至於“適當”，啥叫適當？誰定標准？又用什麼鑒定？“只要不造成傷害”，事實上，任何體罰都造成傷害。好比說，只要不造成傷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爐裡，這話比輪胎漏氣的聲音還沒有意義。任何人在開揍時，都先要肌肉扭曲，目眥俱裂。而這種邪惡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還沒有動手，就已造成傷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絕對權威的感情蹂躪，像教孩子自動伸手待打，那根本沒有愛，只有恨──雙方面互恨，因為那是一種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學生對“排隊打手心”都不在乎，羞恥心便蕩然無存，體罰也失去被認為“好”的一面的意義。考試有標准答案，不合規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鎮壓，孩子們的自尊、靈性和最可貴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喪。至於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習，因為教育部嚴禁體罰，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學生”。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學生打得鬼哭神號的手段，就束手無策，怠工棄守，教育部應請他們卷鋪蓋走路，介紹去賭場當保鏢。
先生沒有力量反對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學生老爺，提個秘密建議，如果打到你頭上，你雖不能起而抗暴，但你應該跟先生對侯仰民先生一樣，記恨在心，來一個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戰分子的教習，可能發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後見。”對這種地頭蛇，你就更應該永遠不忘，給他來一個真的十年後見。
然而，這並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這次調查結果，願打的跟願挨的，所占比例竟如此之高，使人沮喪。夫教育的目的在培養人性的尊嚴和榮譽，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於摧毀人性的尊嚴和榮譽，可說是教育界二十世紀十大丑聞之一，說明醬缸的深而且濃，也說明我們教育畸形發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