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蔑
輕蔑是忍耐的對立面。中國人有忍耐的德行，卻無輕蔑的志氣。中國不缺乏對善良的認同，卻罕有對丑惡的輕蔑，所以在中國，丑惡一直駕臨在善良之上。
老捨在《四世同堂》中反思了“中國式的好人”的問題。北平這座古城，由於萬個胡同、四合院組成，胡同、四合院裡有無數個像祁家這樣的家庭。他們艱難地活著，忍氣吞聲、不得罪人、整天陪著笑臉；他們隨波逐流，八面玲瓏，明明知道什麼是卑下的、可恥的，卻不敢去指認。他們活下來了，但他們也死去了；活下來的是臭皮囊，死去的是精神。
輕蔑是人的尊嚴內最後一道防線。一個人還能對那些理應輕蔑的東西表示輕蔑，這就說明尊嚴尚在。德國占領巴黎的時候，在國家劇院舉辦音樂會。當有軍官在包廂裡喧嘩的時候，指揮立刻停止莊嚴的交響樂，哼起一曲黃色小調來，令全場為之驚愕。他冒著被送進集中營的危險，也要表達他的輕蔑。“沒有人能夠侮辱藝術，即使這個人有決定我的生死的權力。”指揮如是說。最後，趾高氣揚的德國人不得不向他道歉。輕蔑，改變了現實中的不平等。弱者輕蔑強者，敗者輕蔑勝者，方顯英雄之本色。“雖萬人吾往也”，輕蔑的力量二兩撥千斤。首先，你得有輕蔑對方的本錢，倘若與對方同流合污、狼狽為奸，那麼輕蔑便無從談起。對方是淤泥，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對方是流沙，你是流沙中發出光芒的金子；對方是燕雀，你是展翅高飛的鴻鵲；對方是魚蝦，你是見尾不見首的游龍；如是，你方可以輕蔑對方，你向對方表示輕蔑時，才能理直且氣壯。
我常常想，我們離魏晉人的生活態度太遠了。我們不敢哭、不敢笑、不敢愛、不敢恨、不敢敬佩、不敢輕蔑，自以為堅強似鋼，其實脆弱如玻璃。我們為他人而生活，而不是為自己而生活。我們習慣於看他人的臉色，自己卻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臉上沒有其他的神態。像契珂夫筆下的小公務員們、最下等的文官們，以卑微的靈魂換取憐憫。各種公共關系，處世大全被演練、被實踐，一切以“厚黑”為旨歸，至於尊嚴、純潔全不在考慮之列。
我喜歡讀武俠小說，最欣賞的不是大俠們的絕代武功，而是他們特立獨行的狂涓之氣。對那些三腳貓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們不屑於動手，一個白眼便令雞鳴狗盜之徒屁滾尿流而去。我身上沒有驚世駭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氣輕蔑那些利祿熏心之輩。對那些所謂的“學生干部”——主席、書記、會長之類的人，我一向是連白眼也不給。我洞悉他們如何位選票，如何分配權力，如何拉幫結派，如何見風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轉世靈童。我的蔑視無遮無掩，痛快淋漓，自然會遭來恨意，不過我不怕。木秀於林，風豈能摧之？
我所說的輕蔑是精神上的輕蔑。至於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對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輕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對，並且對這種“輕蔑”示以我的輕蔑。除了擁有“戶口”，所謂的城裡人並不一定比鄉下人聰明能干。而“戶口”的獲得，顯然與他們本人的努力無關，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是城裡人，且在城裡做愛罷了。這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假若他們誕生在鄉下，他們的處境會比民工還要糟糕。
要真正讓善良成為一種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對丑惡有輕蔑的勇氣。王寶森案件被揭露出來後，對其輕蔑者少，而羨慕者多，“能派專機接港姐來玩弄，能有幾百畝地的別墅，死也值得了！”這是百姓們茶余飯後的驚歎。有這樣的社會心理機制，惡焉能不泛濫？到頭來受惡的折磨的還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輕蔑是當1‘我們最急需的情感——過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頭揮上來，早就嚇得肝膽俱裂。
輕蔑那些應被輕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氣。
我來剝錢穆的“皮”
“國學大師”錢穆當年曾被大陸列入戰犯名單，最近卻成為大陸學者們五體投地的尊神。既然先生們都那麼崇拜錢大師，後輩學子自然不敢怠慢，趕緊找錢大師的著作來研讀，剛好讀到《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書，妙語連珠，有如眼酸灌頂。這才痛悔自己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錢大師的點撥，我或許終生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錢先生高論甚多，容我搞引。
錢老先生認為中到社會一直就是自由社會，千百年來中國人無不活得自由富足。誰認為中國人不自由？那是他的無知。“中國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仙夷、叔齊，他們反對周武王伐商紂，但他們仍有言論的自由。可見反對的意見，在中；司常被容忍的……秦漢以下中國人的傳統政治是一種和索性的政治。在政府裡，由下僚來批評上司，由在野來批評在朝，由下代來批評上代，一部中國二十五史中，可說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這還不兌一種思想自由嗎？”讀了這段高論，我這無知小子，未曾讀過二十五史，羞愧萬分之下，立刻到圖書館去找出幾部來翻翻，滿心希望找到錢先生所說的“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的證據。隨手翻開一頁《明史》，看到的卻是一個很有趣的故好。公元1615年，發生了著名的“挺擊呼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闖入太子宮，被絆衛逮捕。25年不曾舉行朝會的皇帝朱翊鈞為了安定人心，終於走出寢宮，勉強到金鑾殿上亮相。從沒見過皇帝面的宰相方從哲和吳道南率領百官一齊下跪。朱詡鈞拉著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這孩子很孝順，我怎麼會有更換他的意思呢？你們還有什麼話說？”兩個宰相除了叩頭不敢說一句話。御史劉光復正想開口啟奏，一句話還沒有說完，朱翊鈞就大喝一聲：“拿下！”幾個宦官立時上去，把劉光復抓住痛打，然後摔下台階。在鮮血淋漓的慘號聲中，劉光復被錦衣衛投進監獄。對於這個突變，方從哲渾身發抖但還可支持，吳道南在過度的驚嚇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齊排出來。朱詡鈞縮回他的深宮後，眾官把吳道南扶出，他已嚇成一個木偶，兩耳變聾，雙目全盲。博學鴻詞的錢穆大師，不可能連《擁史》都沒有讀過吧？假如這樣的政治還不夠“和親性”，還不夠‘名由”的話，大師所說的“和親性”與“自由”究竟是何含義？
作為一代宗師，錢穆先生自然是“心地無私天地寬”。他是相信中國人的善良的，“中國人不貪利，不爭權，守本分，好閒暇，這是中國人的人生藝術。誰又肯來做一個吃辛吃苦的專制皇帝呢？”錢先生眼中，皇帝是萬民的公僕。皇帝是“吃辛吃苦”的，中國歷史上的皇帝，無不是犧牲自己以利天下的聖火。皇帝這個位子，推來推去都沒有人願意做，因為當皇帝是只能奉獻。不能索取的。在對錢先生肅然起敬的同時，我又翻開《資治通鑒人南北朝時北方有一個後趙帝國，史書對其三任帝石虎的評介是“肆虐”。石虎的狠毒遠勝於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3萬人，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書就殺3000余人。鋪天蓋地的苛捐雜稅，迫使缺衣少食的農民賣兒賣女，賣完後仍然湊不夠，只好全家自縊而死，道路兩側樹上懸掛的屍體，前後銜接。既然當皇帝這麼好玩，怎麼會沒有人願意干呢？石虎的長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韜跟自己穿住，先派人刺死石韜，再密謀干掉老爹提前接班。十敗之後，不久前還對大臣說“我實在不懂晉朝司馬家自相殘殺的原因，我們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將石宣綁到台下，先拔掉頭發，再拔掉舌頭，砍斷手腳，剜去眼睛，扔進柴堆活活燒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兒女，全都處軌。石宣的幼子才5歲，拉著祖父的衣帶不肯放松，連衣帶都被拉斷，但還是被硬拖出去殺死。太子宮的官吏差役數千人全被車裂。當皇帝確實也辛苦，是因殺戮而辛苦，因好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當然會獲得報酬，300裡遮天蔽日的宮殿，3000國色天香的後宮粉黛，一頓飯吃掉一支軍隊的軍糧，一場狩獵毀掉千百畝良田。錢大師口口聲聲說中國人的人生是“高度藝術化”的，但是連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又懂得什麼藝術呢？錢大師自己可能不想當皇帝，但我發現：每項皇冠都是沾滿鮮血的。“禪讓”是安徒生的童話。
與錢穆先生比歷史知識，我確有班門弄斧的惶恐。錢先生贊美的“十通”，是一系列記載中國政治制度變遷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過幾頁，老實說，不大看得懂。於是，只好先聽聽錢老的高見咱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納稅怎樣，當兵怎樣，選舉怎樣，考試怎樣，一切都有法。而這些法都是從上到下，歷代一貫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觀念來講中國傳統政治，只可說是君主立憲，而絕非君主專政。”對錢穆來說，“十通”是中國“君主立憲”的明證。可惜的是，明代的錦衣衛們並沒有錢先生那麼深厚的學養，他們沒有誰知道“十通”為何物。關於什麼是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用不著我再解釋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場面。當皇帝的判決書下達後，“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獄吏撲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緊，四肢由壯士四方牽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時，受仗人大聲哀號，頭面撞地，塵士塞入口中，胡須全被磨脫。強壯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過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斃命。杖下余生者須割擊敗肉數十碗，醫治半年以上。錦衣衛行刑吏，全都受過特殊訓練。如果得到滿意的賄賂，他們打下的木棍，看起來很重，但受傷很輕。如無錢行賄，則下杖時看起來很輕，皮膚也不破，但痛徹心腑，只三四十杖，靜脈血管就會寸寸切斷，全部肌肉組織潰散，不久即死，無藥可救。這已趨於“藝術化”的境界，不知錢大師對此“廷杖藝術”有無專門的研究？既然錢大師喜歡鑽故紙堆，為什麼沒有寫本《廷杖學》的專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棟的材料，比“空對空”地談藝術、談道德、談文化強多了。柏楊先生在描述這段歷史時，畫龍點睛地寫了一句：“美國於一百年前即頒布大憲章，保障人權，非經法院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而中國卻出現了詔獄和廷杖。”看來，“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的概念還是不要一廂情願、異想天開地亂用。
既然自詡為知識分子，錢穆的知識分子“自戀”情結是少不了的。大師之所以為大師，就在於他能突破“修身、齊家、安邦、治國、平天下、為帝王師”的模式，提出“土人政府”的說法來，令人耳目為之一新。他認為，‘中國社會大眾都能尊重土。信服土，而有土人政府的出現。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件絕大特出的事。”那麼，不妨讓我們來看看“土人政府”中的一些陳年舊農。魏忠賢當權時代，負責監察的左都御史楊漣與負責評議的都給事中魏大中是知識分子中的硬骨頭，卻都慘死在閉黨的拷打之下，當楊漣的屍體被家屬領出時，全身已經潰爛，胸前還有一個壓死他時用的土囊，耳朵裡還有一根橫穿腦部的巨大鐵釘。魏大中的屍體則一直到生蛆之後，才被拖出來。士人在“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過是如此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學巨子紀曉嵐稍稍透露說，江南人民的財產已經枯竭，乾隆便大怒說，“我看你文學上有一點才華，才給你一個官做，其實不過當作娼妓一樣豢養罷了，你怎麼敢議論國家大節？”錢先生所謂“土人政府”，豈不被我們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裡，從來就沒有過獨立的知識階級，而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皇帝與臣民。那些吟詩作畫，煮酒煎茶，知書達理，心平氣和的士大夫們，在骨子裡都是奴隸，奴隸的自私、盲從、軟弱、麻木、卑瑣。連上都沒有，何來上人政府？
學界評論，錢穆先生梳理中國思想史的工作前無古人。我對別人的結論向來持懷疑的態度，所以在接受成見之前想先看看錢先生的高論。在評價漢武帝獨尊儒術之舉時，錢先生如是說：“依照漢代慣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18歲做皇帝，信用他老師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時代所受教育的影響，哪裡是他早知青制便該用儒家言呢？”錢先生的邏輯，讓人不禁啞然失笑；錢先生的智力，怎麼跟一個3歲小孩差不多呢？好比一個少年犯了罪殺了人，可以振振有辭地說：“是父母師長給了我不好的教育，與我本人無關！”教育的力量真有這麼大麼？漢武帝真的對老師這麼崇拜？錢穆為人師表，便產生了“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狂想。其實，在漢武帝眼裡，是天下重要，還是老師重要？要是伏爾泰、盧梭來當漢武帝的老師，漢武帝准能成為民主主義者，這便是錢大師的思路。當年，沙俄殘暴的女王葉卡特林娜二世對伏爾泰、狄德羅等法國文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請他們到皇宮作客。思想家們也一度異想天開，想對女皇進行“啟蒙”，結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沒想到20世紀中國還有做此白日夢的思想家！在錢大師的描述裡，漢武帝成了一個天真純潔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長蔡元培為《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所作的序文中讀到這樣一段話：“自此（指諸子時代）以後，政尚專制，獨夫橫暴，學途湮塞，士論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罷黔某某，文網密布，橫議有禁，舉天下之八，日以擁護君權為能打，有逾越范圍者，視為邪說異端，火其書而刑其人。於是，謹願者謂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雖有超群拔草、才智雄強之士，亦供若寒蟬，罔越畔岸，豈敢妄讀經國遠獻哉！漫漫長夜，何時如旦，歷2000年之鋼蔽，與歐洲中世紀受宗教之約束，如出一轍。嗚呼！此中國政治思想之沉沉暗暗，以至於斯極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對錢穆不敢面對的東西，只用了幾句話便擊毀了錢穆用百萬言建構的思想史的紙房子。
對專制者的寬容，便是對民眾的犯罪。錢穆對於充當辯護律師的角色是樂此不疲的。而且他的辯護詞還合情合理、理直而氣壯。“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廟，順治、康熙、雍正、一個個神位排在裡面，排到鹹豐、同治，所占屋內地方已經差不多了。同治以下，還有個光緒，勉強排下。只有這樣大一座殿，似乎僅可以放這些神位。這不是中國人的聰明嗎？現在我們硬要說中國政治是帝王專制，我請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廟，他們早知道不滿幾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廟的殿，亦只有這麼大。”錢先生眼裡，順治簡直就是未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300年壽命。順治還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善人：我的心腸軟，我們的統治只維持300年，我們一點沒有千秋萬代的意思，親愛的子民們，你們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著啊！錢大師的這段文字，有兩種人最應讀，可惜這兩種人都生得太早，都沒讀到。一類是反清復明的志士——你們干嘛去白白送死，到清朝的太廟裡去看看，人家滿人只不過當300年的主人而已，300年後，天下還不是你們的？也不向人家學習學習，人家的欲望多有節制啊！第二類是辛亥革命的志上——你們著急什麼？沒看見太廟裡面還剩最後一個位置了嗎？等這個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壽終正寢了。用不著你們在這裡瞎胡鬧。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這最後幾年你們就忍不住了？這樣一推理，徐錫磷、秋理、孫中山。黃興所做的都是無用功。但我轉念一想：大清的士兵為什麼又把徐錫群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讓他們造吧，世祖皇帝早就說過，天下終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鎮壓反賊，不是犯斯君之罪麼？小子無知，這麼一想，孰是孰非，真給鬧糊塗了。
碰巧的是，在李敖的《蔣介石研究》中，讀到一篇極有趣的文字《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文中引用了錢穆寫的《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歌頌蔣介石“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李敖評論說：“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系，如今‘學問’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為他悲哀！”
再看錢穆的《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蔣介石死訊傳出，錢穆自己“內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閱覽寫作，無可持續，惟坐電視機前，看各方吊祭情況，稍遣哀思。”於是，他深情地回憶起“總統”的召見來。第一次召見，“談話不到數分鍾，已使我忘卻一切拘束，權暢盡懷，如對師長，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學究生活中。”第二次便是蔣麼踢宴，好戲連台。“餐桌旁備兩座，一座背對室門進口，一座在右側，我見座椅不同，即趨向右側之座，乃總統堅命我坐背向室門之一座。我堅不敢移步，總統屢命不輟。旁侍者告我，委員長之意，不可堅辭。余遂換至背室門之座。侍者見我移座，即將桌上預放兩碗筷互易，我乃確知此座乃預定為總統座位，心滋不安，但已無可奈何。”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瑣！一個座位就可讓錢穆受寵若驚，他又如何能“為天地立人心，為往世繼絕學”呢？一代好雄玩弄村學究於股掌之中，如貓捉老鼠，而老鼠渾然不覺。當然，這也怪不得錢大師，幾千年中國儒生都患軟骨症，錢大師又怎能例外呢？獨立的姿態需要堅韌不拔的毅力來保持，而依附卻能一勞永逸，心寬體胖。
然而，獨裁者與奴隸之間並非全是“蜜月期”。1959年錢穆赴台，蔣氏在召見中突然問：“汝是否有反對我聯任之意，並曾公開發表文字？”錢氏心涼膽戰，忙答並無此書。蔣隨即起身向書架取書。錢穆趕緊解釋說，那是1950年在香港時寫向政府進忠告，並非為選舉總統事而發。那篇文章，其實仍是拍蔣的馬屁，希望蔣功成身退，“抽身事外，無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國人，可以讓中國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來增添信心，增添活力。”沒想到馬屁拍到馬腿上，獨裁者素性是大權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適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會給你顏色看……已膽俱裂的錢穆連忙搖身一變，慷慨激昂地說：“然而情勢所迫，以至今日，總統在此奠定一復興基地，此又是總統對國家一大貢獻。然而多數國人，終不許總統不繼續擔負此光復大陸之重任。擔負此重任之最適當人物，又非總統莫屬。”獨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錢大師曲學阿世之態，宛在目前！更為可悲的是，錢大師一點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可恥的，還在回憶錄中寫得眉飛色舞、涕淚縱橫。做奴隸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內心中真把自己當成了奴隸。
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學規中寫道：“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自己目光，不要盡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話說得不錯。冠冕堂皇，令人心悅誠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來的尾巴：“‘師長人格’其實是‘死的，分裂的，’跟蔣介石一面倒的師長，他根本不會有‘活的、完整的’人格。”。錢氏“百萬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過是“所以報我總統生前特達逾分之獎誘於千萬分之一者，則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會尊敬的；奴才的書，我是不願讀的。在台灣發行的郵票上，錢穆大師面容嚴肅，伊然有浩然天地之間的君子之氣。稍不注意，我們就上當了。而錢穆只不過是干百個“大師”之中的一個而已。要想不上這些“大師”的當，真是太難了；要想剝開這些“大師”的皮，又豈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向死而生
——幾位天才文人的傳奇之死
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走這條道——跨過歎息橋進入永恆。
——齊克果
死亡是人類永遠也無法克服的有限性。
我很喜歡《金薔淑》中的一則放火：漁村裡，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幾乎全部死在海上。一名游客好奇地問：“大海太危險了，你們為什麼不換一種生活方式呢？”漁村裡的小伙子反問道：“我們都會死去，在床上死去跟在海上死去有什麼區別呢？”於是，我的腦海裡閃電般地浮現出幾位死去的文人來。他們的死或者是自己選擇，或者是突然降臨。富於詩意的或者毫無詩意的死，都好像是燈的熄滅與星的墜落。本世紀裡有那麼多值得我們回憶的文人之死：飛機失事的徐志摩、山海關臥軌的海子、老樓上跳下的胡河清、孤寂地躺在地毯上的張愛玲……他們已經長眠，他們卻向死而生。當逝去的生命被納入漆黑的彼岸世界時，靈魂卻結晶成雪白的隧石。被追憶和尊敬所激活的火花，與我們鮮活的生命同在。
徐志摩：是人沒有不想飛的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徐志摩
33年間月D日午後Z時，一架司汀遜式小型運輸機展翅北飛，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斕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霧鋪天蓋地，飛機頓時迷失了航向。經過幾分鍾艱難的飛行，飛機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馬山上，“轟”的一聲巨響，緊接著一團沖天大火，挾裹著濃煙墜落山下……這架飛機上有一位特別的乘客——現代詩壇的夜駕徐志摩。在烈焰中，這位年輕的詩人結束了他35歲的生命，而他的靈魂已飛向天外，逍遙地“雲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徐志摩是一位從頭到腳都充滿了浪漫氣息的天才詩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熱烈崇拜的拜倫。雪萊、濟慈一樣，徹底地奉獻給了遠在雲端的理想。我感到驚奇的是，在那被魯迅形容為“處處是非人間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單純”信仰的詩人？我始終覺得他不像一個純粹的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很少像他那樣快快樂樂、認認真真地做夢。中國人都是世故的，鄉願的，滑頭的。而在徐志摩的眼裡，生命如同一注清泉，處處有飛沫，處處有閃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處處有鮮花，處處有芳草。不幸的是，錯亂的時代與困苦的現實一天天浸蝕著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樣哭，像孩子那樣笑，但生活卻強迫他長大。他的歌聲越來越低沉，他的目光越來越黯淡，他的笑容越來越稀疏，他的詩作越來越晦澀。一只禿筆去，一只禿筆回，再無當年劍橋的神采飛揚。生活的牽制、政治的壓迫、輿論的指責、友人的背離……團團地包圍住了這位堅持浪漫理想的詩人。“你們不能更多地責備我，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好的。”是的，一輩子徐志摩沒有絕望過，也沒有怨恨過誰。在最悲壯的那一幕到來之前，盡管現實的黑暗一點點地吞噬著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輝，他還是在痛苦中竭盡全力掙扎著，寫詩作文、教書、辦刊物、開書店，甚至實驗農村烏托邦計劃……作為一個詩人，他注定像蠶一樣用生命結成雪白的繭，在繭成的那天羽化飛升而去；作為一個詩人，他也注定像荊棘鳥一樣，銜著銳利的荊棘，在只有一彎新月的夜晚，不斷為理想而鳴唱，直到滿嘴鮮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終了。
徐志摩是為了藝術，為了自由，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題，竭全力以奮斗者，非特求免凶慘之痛苦，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之靈魂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復梁任公的責難時，徐志摩說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間有沒有真正的“靈魂之伴侶”呢？張幼儀、林微音、陸小曼…市不愛而勉強愛的，有愛而不能愛的，有且愛且不愛的。總之，無論怎樣求索，他的“愛”一次次被現實碰得粉碎。這是必然的結果。浪漫的愛，有一顯著的特點，就是這愛永遠處於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遠存在於追求的狀態中，永遠被視為一種聖潔高貴虛無漂渺的東西，一旦接觸實際，真個的與這樣一個心愛的美貌女子自由結合，幻想立刻破滅。原來的愛變成了恨，原來的自由變成了束縛，於是從頭再開始心目中的愛。這樣周而復始、兩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於死。
這是一個無法擺脫的悲劇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渦之中，每一次的掙扎反而加速漩渦的運轉。徐志摩本不該來到這麼一個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進眼睛裡肯定會被流出的眼淚沖走一樣，他只能被當作異端。不設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擊，這是一種他怎麼也參不透的邏輯。進入30年代以後，徐志摩開始感到，盡管詩歌弱小的翅膀在那裡撲騰，還是沒有力量帶整份的累贅往天外飛。“太丑惡了，我們火熱的胸膛裡有愛不能愛；太下流了，我們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們要希望也無從希望。太陽給天狗吃去，我們只能在天邊的黑暗中沉默著，永遠的沉默著！這仿佛是經過一次強烈的地震的悲慘，思想、感情、人格，全給震成了無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統，再也不得連貫，再也沒有發現。”當每個聰明的成年人都對皇帝的新衣贊不絕口的時候，那個喊出“什麼也沒有看見”的孩子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這一點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長不大的彼得·潘畢竟只是一個遙遠的神話，徐志摩則是一棵無法與土地告別的樹。追求了一輩子的美，突然發現面前傲然開放的是一朵惡之花。我們無法揣度他當年的心態，而好友梁遇春的回憶錄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著一枝紙煙向一位朋友借火時說一名話：“Xissicathefire”。人世間的經驗好比是一團火，許多人都敬鬼神而遠之，隔江觀火，拿出冷酷的心境會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火焰裡去，因此這個暗淡的生活，簡直沒有一點光輝。“只有徐志摩肯親自吻這團生龍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為神奇，遍地開滿了春花，難怪他天天驚異著，難怪他的眼睛跟希臘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臘人的生活就像他這樣吻著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傳奇。”還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徹，徐志摩的血液裡，真有希臘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飛”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詩歌《雲游》中，他寫道：“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不知到了哪兒，仿佛有／一朵蓮花似的雲擁著我／擁著我到極遠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望再回來／人說解脫，或許那就是罷！”
於是，他真的不回來了，真的解脫了。這是一個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則，這個沼澤地一樣的世界L，怎麼會有徐志摩這樣一個不濕鞋襪的人來走一遭呢？
海子：詩是生命的倒刺
遠在幼年，悲哀這倒刺就已扎入我心裡。它扎在那一天，我便冷嘲熱諷一天——這刺兒一經撥出，我也就一命嗚呼了。
——齊克果
1989年3月36日，當外面的世界還很熱鬧時，一個相貌平凡的青年捧著厚厚的《聖經》躺在山海關冰冷的鐵軌上。火車呼嘯而來，作為物理意義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間被碾得粉碎，濺起的鮮血，是抒寫在北中國大地上最後一行最崇高的詩句。這位叫海子的天才詩人，留給我們的卻不僅僅是一具慘不忍睹的屍體。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於安徽省高河鎮查灣，一個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農家孩子。1977年，15歲的海子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在寧靜的湖光塔影之間，他開始寫詩，開始用詩來解答哈姆萊特那個古老而艱巨的命題：“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在他的筆下，中國當代文學中第一次有了純粹的詩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種隱秘的方式誕生的。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塗滿潦草的詩句，在雞毛滿地飛的90年代，當我們像拾起稻子一樣拾起這些詩句的時候，我們將淚流滿面地體驗到“不是我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太快”，唯一不變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詩。像我這樣一個悲觀的人，完全有理由下這樣的斷言：海子是20世紀中國最後一位詩人。
如同梵高在畫布上發現向日葵與生命的深沉聯系一樣，海子在詩歌中找到了麥子與生命的神秘聯系。這位自稱“鄉村知識分子”的詩人，把南方那片黝黑的土地置換成一個檢力無窮的烏托邦。當代中國少有這樣美麗的詩句，美麗得讓人傷心的詩句：“泉水白白流淌／花朵為誰開放／是這樣美麗負傷的麥子／吐著芳香／站在山崗上。”他的每一行抒情詩都具有金剛石的質地，光芒閃爍卻又無比堅硬，世界上沒有比海子的詩歌更堅硬的東西了。至剛的東西本來就蘊含了些許悲劇性在其中。海子便試圖尋找點溫柔的氣息。我羨慕他有個純潔的妹妹：“蘆花叢中／村莊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蘆花／我的妹妹很美麗。”我更羨慕他有個成熟的姐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籠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只想你。”實際上，海子比我們還要一無所得。沒有“妹妹”也沒有“姐姐”的海子為我們創造出涼入骨髓的溫馨，這正是流星般的80年代令我尊重和向往的原因之一。我無法想象海子這樣的人活到90年代將是怎樣的結局。至少，80年代，夢還是夢，美麗的還美麗著。海子在80年代最後一個春天到來之前死去，他斷然拒絕了90年代，他很明智。
海子很喜歡蘭波的詩句“生活在別處。”這句被米蘭·昆德拉引用無數次的名言，早已成為人們日常談話中故弄玄虛的口頭禪。沒有一個人能夠像海子那樣深刻地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想起古龍在《楚留香》中描述絕世英雄的心境：“你不顧一切地向上攀登，山路為生命的，一額分。你超過一個又一個的行人，到達絕頂時你卻失去擁有過的一切。俯瞰山下，後來的人還沒能爬上山腰。孤獨是山峰給征服者唯一的禮物，這時你再想回頭已經來不及了。”對於生活在山腳下的人們來說，海子生活在別處；對於生活在山頂的海子來說，人們生活在別處。“你從遠方來，我到遠方去”就是在這樣“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茫茫大荒的心境中，海子創作著他最輝煌的“史詩”。海子就象是陽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瘋狂的賭徒，孤注一擲，把寶全部押給了“崇高”。難道“崇高”也能逃避麼？海子在旗幟降下前的那一刻，挺身而出，拔出了他的劍，明晃晃的劍。“你說你孤視就像很久以前／長星照耀十三個州府／的那種孤軟你在夜裡哭著／像一只木頭一樣哭著／像花色的土散發著香氣。”他痛斥日益猖獗的後現代主義者“都是背棄神的人”，然而，信神又能怎樣呢？神對待海子就像他以前對待約伯那麼殘酷。海子走過的每一座橋都成為斷橋，峰回路不轉，“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當海子寫下這樣的詩句時，他已然選擇了死亡。
於是，剛剛用“大詩”為自己加冕的海子，卻被“絕對”的詩歌過著退位，海子忙忙碌碌設置好祭壇，他早就知道祭品只能是自己。在京郊昌平的一間宿捨裡，他不分白天黑夜寫詩，詩句就像黑暗裡的煙頭，閃爍，閃爍，然後熄滅。“我請求熄對生鐵的光，愛人的光和陽光／我請求下雨／我請求／在夜裡死去。”靈魂是如此的沉重，脆弱的身體再也支撐不住它。此刻，幸與不幸都已變得毫無意義。耶穌在受難中忍受著別人所加給他的痛苦，海子在同樣深重的憂傷中忍受著自己所加給自己的痛苦。耶穌在地上是孤獨的，不僅沒有人體會並分享他的痛苦，也沒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有這樣的感受。就連耶穌也有憂傷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那種極痛的悲苦的時候：“我的靈魂悲痛得要死了。”然而此時此刻，他的弟子們都睡著廠。站在“太陽痛苦的芒上”的海子，漂浮在一座1000萬人口的巨型都市裡，卻找到了與當年曠野中的耶穌一模一樣的感覺。他一遍一遍地翻《聖經》，《聖經》的字跡在泥水中模糊。
因此便有了山海關的那一幕。庸硬如我輩，無法知道海子為什麼選擇山海關，為什麼選擇鐵軌。海子的朋友、詩人西川這樣說：“詩人海子的死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之一。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將越來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黃昏，我們失去了一位多麼珍貴的朋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著失去一1偉大的靈感，失去一個回聲。”我卻覺得西川過於樂觀了。有多少雙“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的眼睛呢？對於受難者來說，慈母般溫暖的土地已不復存在；對於肉食者來說，沒有詩的生存似乎更為輕松和幸福。即使在海子的母校，未名湖畔已換上了一批捧著《托福大全》的學子。海子理應死去，他不可能行走在這樣的隊伍裡；海子將永遠痛苦，即使他用死亡來消解痛苦。
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詩。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詩。
胡河清：滿天風雨下西樓
有些人通過指出太陽的存在來拒絕苦惱，而他則通過指出苦惱的存在來拒絕太陽。
——卡夫托
胡河清走了。他選擇了一個雷電交加的夜晚，選擇了一種毫不妥協的方式，從他居住的那幢有上百年歷史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在地上畫出一個豐碩的紅點。在這個每天都有無數人死去的大都會，即使是這樣不尋常的死法也尋常得無人關心。“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這是胡河清最喜歡的一首唐詩。沒想到最後詩意盎然的七個字，竟成了他最後時刻的寫照。作為一個文人，胡河清終於獲得了純粹的自由。在跳下去的一瞬間，他釋放的全然是個體生命本身所擁有的能量。
胡河清，祖籍安徽績溪，1960年生於西部黃河之濱。少年時代，他就已過早地挑起了家庭中幾乎所有的生計，當時穿的衣服在班上是最為襤褸狼狽的。“我常常在風雪交加的夜晚騎自行車路過咆哮的黃河，遠處是黑黝黝的萬重寸草不長的黃土高山，歸路則是我的已經感情分裂缺乏溫暖的家庭。”這樣的情境，即使在胡河清進入熙熙攘攘的大上海之後也難以忘懷，這樣的情景，也鑄就了他敏感孤獨的心隊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從碩士到博士，他的生活仿佛是一條平緩的直線。不幸的是，這個敏感而固執的青年迷戀上了文學——也許所有敏感而固執的青年都會選擇文學，文學是與這樣的青年如影隨形的撒旦。然而，文學不僅沒有成為胡河清風平浪靜的避難所，反而倍加了他的敏感與固執。
“文學對我來說，就像一座坐落在大運河側的古老房子，具有難以抵抗的誘惑力。”胡河清愛這座房子中散發出來的線裝舊書的淡淡幽香，也為其中青花瓷器在燭火下映出的奇幻光景所沉“醉，更愛那斷壁殘垣上開出的無名野花。“我願意終生關閉在這樣一間房子裡，如寂寞的守靈人，聽漏深遠去的江聲，還想人生的神秘。”胡河清像是從《史記》中走出來的人，從《世說新語》中走出來的人，從《聊齋志異》中走出來的人，他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現實生活，轉身面對一片無邪的天空。在人心叵測、爾虞我詐的社群裡，他顯得如此格格不入。對於不喜歡的人，他毫不掩飾地白眼相向；對於朋友和學生，他全拋一片真心，以致有的畢業的學生從千裡之外趕到他的靈前泣不成聲。他自己扛著一道黑暗的閘門，在暴風雨中，以光裸的頭頂去承受光電霹靂。一般的人只有接受既成現實的漠然和漠然背後信仰的空缺。在殘忍與非正義的深淵中，胡河清為了生存下去作了許許多多的嘗試。從筆下一疊又一疊的文稿到單身遠游時神采飛揚的照片，從洋溢著生命激情的西方繪畫到窗前那盆青翠的綠色植物，從一群比他更年輕的學生到一卷匯集I東方最高智慧的佛經，然而，一切的一切最終都失敗了。他無法降低生存的標准，他的血液中缺少苟活的因子，他發現周圍的環境比狂人的時代還要冷酷和丑惡。生命的尊嚴與驕傲就這樣輕易地被平庸所摧毀麼？胡河清奏出最後一個變微之音後，生命之弦就此斷裂。
在評論集《靈地的緬想》的序文裡，胡河清繪聲繪色地談起自己的夢：“我夢到自己騎上了一頭漂亮的雪豹，在藏地的崇山峻嶺中飛馳。一個柔和而莊嚴的聲音在我耳朵邊悄悄響起：‘看！且看！’我聽到召喚，將頭一抬，只見前面白雪皚皚的高山之巔，幻化出了一輪七彩蓮花形狀的寶座。可惜那光太強大，太絢美，使我終於沒有來得及看清寶座上還有別的。”神缺席了，可神諭還索繞在胡河清的耳邊。神不過是一個影像，在這個影像中胡河清看到了畫在永恆的牆壁上的自己。齊克果說過：“人們對待生活就像小學生對待他們的作業，他們懶得自己運算，總想抄襲算術。於是，自己的影像崩潰了，只剩下雪山和陽光，只剩下乞力馬扎羅山上死去的豹，寂寞的曙光，一片平靜。胡河清生前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錢鍾書論人在“錢學”成為顯學的叨年代，胡河清的這篇文章據說是唯一受錢鍾書先生激賞的評論。知音固然是知音，但在生命的內蘊與價值的取向上，胡河清與錢鍾書通然不同。相反，他更接近於王國維。錢鍾書的生命狀態是做學問的，故能“落花無言，人淡如菊”，臨亂世而繼絕學；胡河清的生命狀態是任性情的，故能如破冰之日的黃河，汪洋肆虐地奔騰而下，遂成絕響。與錢鍾書那蝸角兔毛中亦能見乾坤的智慧相比，我更欣賞胡河清心靈經緯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淨”的力度。胡河清曾談到“苦求兵士向塵貿’的王國維：“他集詩人哲學家的癡氣於一身，竟把柏拉圖那冰清玉潔的理想國當作了人生的題中應有義，則哪能不失望？哪會不歎息？……王氏對人生持論過高，放有‘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之歎息，終於自況以沒，走了‘空掃萬象，斂歸一律’的絕路。”這裡，又出現了“獨上高樓”的意象。表面上是在說王國維，何嘗又不是胡河清的自況！高樓上兩個淒苦得令人揪心的身影合二為一了。胡河清到底沒有像錢鍾書那樣“將人生的丑惡、缺憾轉化為審美形象的特殊本領”。他最後奮然一躍，終於消滅了命運巨大的陰影。卡夫卡早就說過：“你可以逃避這世界的苦難，你完全有這麼做的自由，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許正是這種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難。”胡河清為此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滿天風雨下西樓”，這一個“下”字，超越了魯迅《撾客》中那位赤著腳在荊棘地上義無反顧地向前走的過客，而幾乎再現了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那個布恩迪亞家族中最後一個人將家族的歷史翻到最後一頁的蒼茫景象。胡河清的好友李頜把胡河清的最後一躍稱作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共工篇”，他如此沉痛的寫道：“我不知道胡河清墜樓以後是什麼樣的時代……”但是，如果可以把王國維自沉、陳寅格的《柳如是別傳》、圓明園的廢墟並稱為20世紀中國文化之三大景觀的話，那麼胡河清則以共工的形象為之提供了第四個景觀。
大上海千百座的高樓拔地而起。今世之後，還有來世，離我們而去的胡河清，向我們標識的是另一番景象。
他終將被遺忘。他已經被遺忘。對此，我們不必悲哀。我們只需要記住一點：當平等的路途匯聚在一起時，那麼整個世界在一段時間看起來就像是家鄉一樣。我們的使命是在世界中展示一個島，也許是一個榜樣，一個象征，去預示另一種可能性的降臨。
張愛玲：執子之手，死生契周
“死生契闊，與子相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詩，生與死與別離，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可是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
——張愛玲
1995年9月8日，洛杉磯警署的探員古斯曼打開大學區一所公寓的大門時，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以前無法設想的淒艷的圖畫：一位體態瘦小，身著儲紅色旗袍的華裔老太太，十分安祥地躺在空曠的大廳中一張相當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疊鋪開的稿子，有一支未合上的筆。古斯曼更想不到，這個華裔老太太就是風靡華文世界的傑出女作家張愛玲。
張愛玲早已預料到了自己的死。不然，她為什麼留下將骨灰撒到任何一處曠野中去的遺言？家已經回不去了，能夠回去的，已然不是家。舊日的老友殷切地邀她回上海，她固執地拒絕了，如果回去的話，上海還能是“上海”麼？她要完成的，是對自我徹徹底底的放逐。在一群群柏克萊學子健步如飛、意氣軒昂的身影之間，她不緊不慢地走著，放逐是保持心靈不碎的唯一選擇。
“相片這東西不過是生命的碎殼，紛紛的歲月已過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給大家看的唯有那滿地狼藉的黑白瓜子殼。”然而，張愛玲還是在《精言》這本小說集的扉頁放進了一張自己最喜歡的照片：一襲古式齊膝的夾扶，超低的寬身大袖，水紅的綢子，用特別資的黑緞鑲邊，有襟下有一朵舒展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袖，罩在旗袍外面。五十年後，那張照片隨同書頁一起泛黃，光明是不能用回答測量的。五十年後，張愛玲偏偏又翻出些珍藏的照片，一張照片一段注釋的文字，於是《樹照記》成了她的絕筆。“對照”語帶雙關，既喻新時代與舊時代的對照，又喻作者面對照片時的心情。“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許多人都有同感。然後崎嶇的成長期，也漫漫長途，看不到盡頭，滿目荒涼。然後時間加速越來越快，繁弦急管轉入急管衰弦，急景凋年已經遙遙在望。”三言兩語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值得珍藏的生命，就只有這麼些麼？在對照片的否定與肯定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平凡女子的無奈，一個不平凡的女子的反諷。她微笑著，微笑著，眼淚卻不知不覺地湧到稿子上。無法不愛，也無法不恨，愛與恨在時光的流轉中反而更加刻骨銘心了。記憶如同螺旋狀的樓梯，迂回往復，沒有人知道自己會在哪一個方向中迷失，沒有人知道自己會在哪一級階梯上永遠地停下。
陳思和先生在《亂世才女的心境》中寫道：“她在社會裡永遠是個異物，拙於應對，拙於周旋，有人向她亮出各種武器——友誼、愛情、名利、災難、利用、威脅、冷漠、贊美……她一概接受，無力拒絕。也許這些對她來說都只是一抹晚霞稍瞬即逝，唯一真實的是連她也沒有過的前世的記憶。”爺爺是清朝的翰林張佩倫，滿腹經綸卻只會紙上談兵，馬尾海戰頂著銅盆逃命；奶奶是李鴻章的掌上明珠，美女兼才女，可惜40多歲就去世了。在張愛玲誕生的時候，她的大家庭的故事已經像《紅樓夢》一樣演到了最後一回。嗜煙如命的父親，新派降登的母親，崩解的家庭，四角的院子，演繹成張愛玲筆下變幻多端的人物與場景。她十幾歲時的文字，就比一些三四十歲的作家來得老到。她把浮沉分合的家國經驗，以最華麗的文字表達出來，不惜用強烈對比的顏色來表達挫敗的感受。要冷艷就冷艷到底，絕望的時代，倘不是絕望的文字又怎能相配？如果說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傾城之戀》裡的流蘇：“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處。傳奇裡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那麼張愛玲的命運與流蘇一樣，上海的陷落成就了她。兵荒馬亂的天地之間，這個年輕的女子緩緩地伸出手去，握住的那種感覺就叫作“蒼涼”。
蒼涼是一種感覺，蒼涼是虛無邊緣僅有的一點充實。
張愛玲客死異鄉使《傳奇》最終完成。她在冷寂中死去，與一舉成名、春風得意的幾年光陰相比，漫長的是青絲化白發的寂寞生涯。在她居住的公寓裡，鄰居只知道她是個寡言少語、孤身一人的中國老太太，沒有人知道她就是被夏志清教授稱贊為“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唯一能與魯迅並列”的天才女作家張愛玲。她與外界的聯系極少，當電影《紅玫瑰與白玫瑰》紅遍海內外時，她依然不動聲色，仿佛那根本就與自己無關。我＊又難體味張愛玲晚年的心境——是黯淡還是閒適？是悲愴還是荒遠？我們只能重新咀嚼張愛玲筆下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的時代的負荷者。如果說蒼涼是女人臉上雪白的粉底，那麼日常生活裡一丁點平庸的快樂則是臉頰飛起的一抹紅暈。張愛玲沒有被絕望所吞噬，她停留在街頭熱熱鬧鬧的碰碰戲旁邊，一聽便不想走了。俗麼？是俗，正如她的名字。實際上，極端痛苦與極端覺悟的人終究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易一下子大徹大悟。她既善於將生活藝術化，又滿懷悲劇感；既是名門之後，又自稱小市民。不尷不尬之中，張愛玲就這麼走過來了，人類也就這麼活過來了。“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
然而，我還是在最喜歡的小說《傾城之戀》裡發現了張愛玲的秘密。當我反復閱讀“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四句引自《借經》的句子時，眼前突然有螢火蟲一閃。在這一閃中，我一切都明白了，原來如此！可憐的女子，無論是江南才子胡蘭成還是第二任美國丈夫賴雅，都沒能“執子之手，死生契闊”，你假裝無比蔑視的，正是你內心深處無比渴望的啊！
張愛玲撒手而去，帶走的只有“蒼涼”。從此，“蒼涼”將是一個我們挪不動的形容詞；從此，都市裡的“愛情”該找另一個名詞來代替，我們都配不上這兩個字。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的前身”，張愛玲自己究竟是不是這樣一只不死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