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那杯甜酒喝得也太容易了。沈從文當年還寫了四年的情書呢，你只寫了一年，就等來了這杯甜酒。你這個沒有耐性的小傻瓜，真是走運啊——連那些壞人也來幫你的忙，促成我們的愛情。
一、寧萱的信
廷生，我一生最愛的人：
在我們通信的這一年裡，我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心裡有了一個愛人，眼裡的世界也像是抹上了一層淡淡的玫瑰色，即使我在寫一份無聊的商務報告，也像是在寫一首詩歌。
這些天裡，我像生活在一個做不完的夢中，又像生活在一種源源不斷的激情之中，我不再思考，我被喜樂浸透了。
我換回了那本破舊的《火》。我拿著你送給我的那本嶄新的書，到阿明的書店裡去交換。
我一直沒有告訴阿明，一年之前我通過他的小書店認識了你，一年後我與你就已經成為無法分開的愛人。毫不誇張地說，他的小書店是我們愛情的發源地。
阿明覺得我的要求很奇怪，他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用一本一模一樣的新書換舊書。
"兩本書的版本都是一樣的，你為什麼要以新換舊呢？"阿明迷惑不解地問我。
"這是一個重要的秘密，我將來會告訴你原因的。"我故意在阿明面前賣個關子。
我想，不妨把這個秘密再保持一段時間，有一天，你到揚州來的時候，我帶你到他的書店裡去。然而，我隆重地向他介紹你，再向他講述我們的故事。那時候，他將是怎樣地驚訝啊。
阿明同意了我這個"古怪"的要求。
阿明曾經跟我說起起過，兩年前，他還在念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偶然間讀到你的這本《火》，頓時像遭到電擊一樣。他心中原有的那些教條一夜之間就被顛覆了。阿明立刻把這本書推薦給室友看，大家都被迷住了。
後來，阿明想跟室友一起坐火車到北京尋找並看望《火》的作者。國慶假期，一切都安排好了，倆人一起背上旅行包來到火車站。然而，天公不做美，他們的計劃在最後時刻功虧一簣：因為錢包被偷走，他們最終沒有能夠成行。此後，由於學習越來越忙，北上的計劃一再推延，直到畢業都沒有能夠成行。這成了阿明的一個難以彌補的遺憾。現在，他身體殘疾了，更不方便出門。
阿明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差不多在一邊"偷著樂"。我想，不久的將來，我把你直接帶到阿明的這個小書店裡，給你們製造一次充滿傳奇色彩的見面。
這也算是對阿明不知不覺地給我們兩"牽線"的一種報答吧。
這本《火》已經比一年以前我遇到它的時候更加破舊了。
自從我讀完之後，它又在許許多多人的手中流傳。這一年當中，又有多少人讀過它呢？其中，有沒有像我這樣的"知音"呢？我猜想，阿明的登記薄上大概有詳細的登記。不過，我沒有請求他給我翻看——他會對我的舉動感到更加迷惑不解的。
回到家裡，我用透明的膠紙粘好書脊，並且用牛皮紙把它包起來。它經過我的修補和包裝，舊貌換新顏，又像是一本新書了。
我到北京來的時候，我會帶著它，把它作為我送給你的定情禮物。這個禮物比鑽石和黃金更加珍貴。
這本書雖然是你的處女作，但它比你以後寫的所有的書都更重要。你以後的書，在思想和文采上，都必將超越這本書。但是，它們再也沒有可能像《火》這樣徹底地改變我們兩人的生活。
我讀完你讀來信，產生了很多感想。我認為，漢語的問題說到底就是一句話：漢語的枯竭，是因為生命的枯竭。因此，拯救漢語，也就是拯救生命。
而要恢復漢語的活力、恢復我們生命的活力，首先必須恢復的是我們愛的能力。
一個民族的復興，最根本的就是精神的復興。
這讓我想起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人——甘地。
甘地用愛拯救了印度，賦予古老的印度文化以新的活力，賦予每一個印度人以生命的覺醒。甘地的傳記作者、美國學者伊斯沃蘭指出："我相信，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將本世紀看作甘地的時代，而非原子時代。"我相信伊斯沃蘭的這一結論，它將在未來的若干個世紀裡，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接受。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擁有一個自己的"甘地"呢？"甘地"在中國的出現，將意味著希望和轉折的出現。
甘地終身信仰愛、真理和非暴力，直到被狂熱分子所暗殺。
在一個晚霞艷麗的傍晚，甘地像往常一樣雙手合什祝福他的人民。這時，一個青年男子衝到他的面前，向他開槍，用暴力刺殺了這位"非暴力之父"。
在甘地倒地的時候，他的嘴裡反覆誦念著從心靈深處湧上雙唇的祈禱，他是在為那個殘忍的兇手祈禱。他忍著劇痛，微笑著說："我寬恕你，我愛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實施了非暴力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若只愛愛我們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愛那些恨我們的人，才是非暴力。"
年輕的甘地在南非的時候，遇到了一件讓他飽受屈辱的事情，這件事情改變了他的一生。
當時，甘地還是一個律師，他到南非去辦理一件訴訟案。上司為他訂好的頭等車票。他充滿了希望，希望在一個陌生的國度裡建立起在自己的國家沒能建立起來的事業。
火車抵達馬瑞茲堡時，有幾個歐洲人走進車廂包房，這幾個白人一看到有色人種，立即就召來列車服務員。其中一人直截了當地叫甘地離開，到三等車廂去。
甘地反抗說："我有這個車廂的車票。"
"這沒有用。你必須離開。要不然，我叫警察趕你走。"
甘地憤怒地回答道："你可以趕我走，但我有權呆在這裡。我決不自動出去。"
結果，甘地被警察趕下了火車，在荒涼漆黑的火車站呆了一夜。他的外套和行李都被乘務員拿走了。他後來回憶說："那是一個冬天，是在南非寒冷地區的一個十分嚴寒的冬天。我的行囊是我唯一的外套，而我卻不敢把它取回，因為我不願再遭受一次污辱。我瑟瑟地坐著，屋裡沒有一絲燈光。"
他獨自一個人坐著，在黑暗中顫抖，充滿憤怒的他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竟然有人以折磨他人為快樂。讓他憤怒的不僅是自己受到的傷害和侮辱，而是人對同類的殘忍。這種殘忍存在幾乎於所有人之間——不同種族和信仰的人之間存在著，相同種族和信仰的人之間也存在著。
凌晨時分，甘地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要留下來，他決不回頭，決不當懦夫。"我是就這樣屈服於這種不公正的待遇呢？還是為了改變與我處境相同的人們的命運而做點什麼呢？"這個曾經在法庭上講不出話來的人，發現自己完全有能力為減輕他人的痛苦而有力地講話、寫作和組織。
很久以後，有人問起甘地一生中最有影響力的事件時，他講述了以上這個故事。那時，由於天生的膚色，他不得不經受磨難、遭受侮辱甚至襲擊。但在內陀群山中漫長的一夜，使他決心永不向暴力低頭，也絕對不用暴力手段來達到目的。
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在我們每個人的歷史上，都會出現我們自己的"馬瑞茲堡之夜"。可惜的是，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由黑暗的夜晚走向更加黑暗的夜晚；而甘地卻在黑暗中堅定地走向光明，走向溫暖，走向幸福和愛。
閱讀這段文字時，我與甘地一起戰慄，我如饑似渴地分享著他的恥辱和喜悅。我自己彷彿也成了那個中途被趕下車的年輕旅人，在一個破舊的火車站裡飢寒交迫。
是報復，還是愛？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每個人都將遭遇到並做出選擇。親愛的廷生，有一天，我們也將遭遇到我們的"馬瑞茲堡之夜"，我們將作出怎樣的選擇呢？
甘地反對暴力。暴力看起來有益，然而它的益處是暫時的，它的罪惡卻是永久的。甘地認為，用暴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發更多的暴力。他說過這樣的一段話："我不相信以暴力為捷逕取得成功。我可以贊同和尊敬好的動機，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為了最崇高的事業，我都堅決反對。經驗告訴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甘地的這種非暴力思想，也正是我們民族最匱乏的精神質素。這一百年以來、這兩千年以來，我們的土地經歷了太多的血腥、太多的屠殺。血泊不僅沒有讓我們清醒過來，反而讓仇恨更加氾濫。在這樣深重的危機中，中國太需要甘地和甘地精神了。
非暴力也就意味著寬容和理解，意味著愛與憐憫。非暴力是柔弱的剛強，是眼淚中的鹽分。甘地認為："真理停駐在每個人心裡。我們得在心裡尋找它，並且受它指引。但無人有權強迫別人照他對真理的看法行事。"
甘地堅信用"愛和尊敬之法"能夠使得印度獲得解放。甘地的老朋友、著名的歷史學家克裡帕拉尼卻不相信這一點，他對甘地說："您可能瞭解《聖經》或《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歷史。從沒有哪個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您才不懂得歷史，"他溫和地糾正說，"關於歷史您首先得明白過去沒有發生過的事，並不意味著將來也不會發生。"他進而指出，這是一個充滿奇跡的時代，人們不能因為某一事物或觀點新奇，就認為它毫無價值。僅僅因為困難就說不可能，是與時代精神不符的。以前從未想過的事物如今日日可見；不可能正在變成可能。"我們不斷地為在暴力方面的發現感到震驚。但我堅信，更多從未想過和看似不可能的發現將出現在非暴力方面。"
在個人生活的領域裡，甘地同樣是一個偉人。
他承認，正是妻子喀絲特拜教會了自己如何去愛。按照印度的傳統，甘地結婚很早，當時他只有十三歲。那時他還不知道什麼是愛情，也不知道如何去對待自己的妻子。
在青年時代，妻子是甘地的榜樣，她讓他看到了如何根除正在侵蝕著他們婚姻的憤怒與競爭——她不是打擊報復或火上澆油，而是在甘地爆發和犯錯誤時不斷地支持和寬恕他，總是看到他的優點並默默地激勵他活得更好，不負她的尊敬。
漸漸地，甘地開始認識到妻子每天所做的事正是他自己一直崇拜的理論上的理想。甘地傚法妻子，結果兩人互為師表。甘地從妻子身上學到了耐心，作為回報，妻子也從甘地身上火一樣的熱情中受到啟迪。
甘地經常說，這項長久、磨難、嚴峻的磨練需要精衛填海般的耐心。每次越過了擋在他們中間的障礙時，他們發現自己不僅更愛對方，而且對周圍的人也更加熱愛和耐心。甘地學會將這種愛延及仇敵身上，即使他與妻子一起被捕入獄，他也不怨恨那些來抓捕他的人。
喀絲特拜一生都與丈夫共患難。甘地沒有積攢一點財富，但有人說他在精神上是"世界首富"。甘地說，全世界都是他的家。喀絲特拜支持丈夫的這一說法。有記者問她，他們夫婦有幾個孩子，她說："我生了四個孩子，不過甘地老爹養了四億個(印度當時有四億人口)。"
連甘地的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妻子。可見，對於優秀的男性來說，優秀的女性是他們汲取智慧和良善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甘地教導同胞們說："從身邊做起吧，如果你還無法接受殖民地總督或溫斯頓·丘吉爾，就先愛你的妻子、丈夫或孩子吧。就讓你的愛從這裡向外擴展。只要你竭盡全力你就不可能會失敗。"甘地自己在達到最高境界之前，就曾經歷了若干次的失敗和挫折。他一直沒有放棄。甘地的精神直接回應了人類最深層的需求——那就是對愛永無休止的需求。在《聖經》中，勸誡人們信、望、愛，而愛始終是第一位的。
我是甘地精神的信奉者。我沒有成為甘地的妻子的"野心"，卻有向她學習的願望。她是女性的楷模。
記得從念小學的時候起，我們就被灌輸這樣的結論：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然而，在我們汗牛充棟的史書上，殘酷的內戰比比皆是，動不動就是血流成河、伏屍百萬。血性和暴戾之氣充斥著《二十六史》的每一頁、每一行。直到今天，還有那麼多的國人充滿著戰爭的狂熱，時不時地叫囂"打到彼岸去"。這讓我懷疑：我們真的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嗎？
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沒有甘地式的人物，我們的文化中也一直沒有誕生對暴力深刻的、本質性的反思。每當聽到那些鼓吹暴力和戰爭的言論，我就無比厭惡——假如遭受暴力侵害的是他本人、假如被捲進戰爭的絞肉機去的是他的親人，鼓吹者還能夠心安理得地鼓吹下去嗎？
一位詩人寫過這樣的一句詩："每一顆子彈射向的都是一位母親的胸膛"，這是我所讀到的對戰爭最真實的寫照和最深刻的控訴。只有那些從石頭蹦出來的傢伙，才會對這樣的詩句無動於衷。
寫到這裡，我就想起了一首名叫《花朵們哪裡去了》的英文歌曲：
花朵們哪裡去了？
花朵們被姑娘們采去了。
姑娘們哪裡去了？
姑娘尋找她們的丈夫去了。
丈夫們哪裡去了？
丈夫們當兵去上前線去了。
士兵們哪裡去了？
士兵們被埋葬在墳墓裡了。
墳墓到哪裡去了？
墳墓上開滿了美麗的花朵。
那些崇拜暴力、血腥和戰爭的人，真該每天都聽一聽這首歌曲。
親愛的廷生，我們都是甘地的信徒，我們願意堅守非暴力的信念，沐浴在愛中生活。
有了你的愛之後，我也開始用這種愛去對待身邊所有的人。
出門的時候，我總會準備一點零錢，給那個每天在我們小區門口的地下通道里拉胡琴的老人。
看上去，他已經在外邊漂泊很久了。
永遠愛你的小萱兒
兩千年六月二十日
二、廷生的信
小萱兒，我的愛人：
這兩年來，我也日益意識到甘地的重要性。
我經常跟好朋友蕭瀚一起討論甘地的話題。蕭瀚是甘地的信仰者，甘地在蕭瀚心中幾乎是不容褻瀆的偶像，在朋友圈子裡，他是甘地精神最熱忱的傳播者。
記得有一次幾個朋友聚集在一起吃飯，一位朋友隨口說："作為政治家，甘地也有作秀的一面。"
聽到這種表述，蕭瀚立刻站起來大聲說："甘地所有的言行都是他心靈的寫照，他從來就不知道什麼是表演。你的說法只能說明你還無法理解甘地的崇高。"他因為激動而面紅耳赤，他差點就要拂袖而去了。
蕭瀚的激動讓我感動。可惜，能夠充分認識到甘地的意義的國人太少了。國人能夠讀懂泰戈爾，卻無法讀懂甘地。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小個子的偉人，帶領著他那衰老的民族，居然戰勝了世界上所有的強權政治。他說："愛從不索取，它總在給予。愛總在受磨難，可它從不怨恨，也不報復。"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甘地不為所謂的"文明社會"所理解。那些道貌岸然的紳士們，將這個半裸著身體、光著頭的老人看作是一個無法歸類的怪物。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甘地頭頂的光環日益褶褶生輝，他讓那些與他同時代的領袖們統統黯然失色。在風雲變幻的二十世紀，甘地為多災多難的亞洲乃至整個人類貢獻了最為豐富的精神財富。
如何實現"甘地在中國"或者孕育出"中國的甘地"，這也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
上周，我到了一趟西北，並且抽了兩天跟當地人一起到鄉下看了看。回來以後，難受了好幾天。心裡有太多不得不說的話：關於我們當年曾經在土地上耕作的先輩，關於所有的中國農民。關於這片富饒或者貧瘠的土地。
我從土地上走來，我有著真切的鄉村生活的記憶。我與土地之間至今依然有著一條剪不斷的臍帶。當我走遠的時候，臍帶牽扯得我胸腹之間隱隱作痛。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一千多年了，中國農民體力勞動的艱辛卻一點也沒有改變。《聖經》中說：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希伯來書13：3》)
可是，人們都已然背棄了這句箴言。
在遠古時代，所有的人類都是農民，都是不顧寒暑、不避風雨，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農民。因此，我們所有人都是農民的後代。我們不能背棄自己農民的身份。我們輕蔑農民，其實是在輕蔑我們自己；我們壓制農民，其實是在壓制我們自己。在苦難深重的中國，這種背叛尤其顯得可恥。
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擁有了核彈和火箭、衛星和網絡，都市的生活方式一日千里，新新人類的喜好和時尚變化無窮。唯獨農民的命運，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
在中國，"農民"不單界定著一種職業，更是"賤民"的同義詞。
你的信中曾經提到那些冷酷的官僚商賈們，這類人在我身邊也有好多。在他們的眼裡，農村還頗有些"詩情畫意"。他們以為農民個個都像陶淵明一樣生活得無比瀟灑、無比悠閒。有空的時候，他們還會驅車到農村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他們會裝模作樣地感慨說："要是生活在農村，接近大自然該多好啊！"
他們都是一些沒有心肝的人，我們當然不必因他們的謬論而生氣。不過，該痛斥他們的時候，我們也要毫不客氣地痛斥他們，不留情面地揭穿他們的虛偽與冷酷。
我也曾經遇到過這類人，他們說："農民就該在農村裡種地，他們跑到城裡來幹什麼呢？他們搞壞了我們的社會治安！"那副嘴臉，恰似魯迅先生所說的"先闊起來的人"。
我真想請求上帝懲罰他們，讓他們下輩子出生在農村，親身經受一個農家子弟的痛苦與艱難，看他們還會不會如此囂張和狂妄？
寧萱，你平時大概經常看《南方週末》吧？這是一份在當今中國多少能夠透露出一點生活的真相來的報紙。最近一期的《南方週末》上，有一篇關於農民生活狀況的報道，讀來真是觸目驚心。
甘肅岷縣，車換生一家有四口人，妻子包明珍和兩個兒子，一個九歲，一個三歲。(聰明絕頂的城裡人會說：活該他們窮，誰讓他們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縣寺溝鄉紙房村六社，有一畝承包地，五分種馬鈴薯，五分種小麥。
種馬鈴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種小麥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兩百斤，可他家買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麥留三十斤作為來年的種子，餘下的還夠全家人吃一個月；六百斤馬鈴薯留一百斤作為來年的種子，餘下的約夠全家吃兩個月。除了這些，車換生拉架子車每年還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車換生今年三十二歲，全家的財產有三間土房，一輛架子車，一頭豬崽，一床棉被，三十斤小麥種和一袋化肥袋裝的洋芋。這一天給僱主拉藥材掙了兩元錢，他說運氣真好。
妻子包明珍沒有鏡子，想看自己的時候便瞅瞅牆上的鏡框，那裡面有她做姑娘時的照片。包明珍說現在自己與照片上的一點都不像了，她喜歡原先照片上的樣子。包明珍會做一手絕好的麵食，但她很少有顯身手的機會，家裡更多的是一天三頓的洋芋湯。已快是麥子揚花的時節了，高原上午的陽光很燦爛，有時甚至照得人睜不開眼睛。包明珍還不到三十歲，沒病的時候臉上會顯出青春的氣息，甚至還有幾分嫵媚，但更多的時候臉上總蒙著一層土灰色。
《南方週末》寫道，一九八八年，車換生上過掃盲班，至今仍保存著那本掃盲課本，用一層硬硬的黃色塑料布包著。鄰居家的孩子車情蘭，五年級沒畢業就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了。她只好經常到車換生家讓他教識字。每次，車換生都教得異常認真，臉上還洋溢著少有的笑意。
這就是西部一家農民的"溫飽狀態"。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與報紙上的描述一模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西部那麼落後，農民這樣窮，是因為他們不夠勤勞嗎？是因為他們不願動腦筋嗎？是他們不願意抓住改變命運的機會嗎？
許多城市裡的"成功人士"有著以上的這些"前衛"的觀點，他們相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你生活得不好，要麼是因為你懶惰，要麼是因為你愚蠢，最後就是你的運氣太不好了。他們認為，這個時代已經提供了足夠的"公平競爭"的"機會"，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別人。
但我認為，農民的貧困顯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真正根源在於：農民從來就沒有真正"當家作主"的公民權利，他們在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都被粗暴地排斥在"現代公民"的行列之外。他們連最根本的"身份"的平等都沒有獲得，如何談得上"結果"的合理？
他們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但是他們有遷徙的自由嗎？他們是納稅人，但是他們享受了包括醫療保障在內的一系列納稅人的權益嗎？
幾千年來，農民從來就沒有屬於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經營權力。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以犧牲農民的利益來得以運行。糧價國家控制，種糧的生產資料也由國家控制價格，糧價很底，原料很貴，剪刀差一張，便要了農民命。
舉世無雙的白條子，壓滿了農民的箱子底。幾乎所有的部門都可以用白條子與農民交易，農民就像為漁民捕魚的鷹隼，或者像自己養的老黃牛一樣，只有為別人收穫的權利。
寧萱，雖然我們已經離開了土地，但是我們決不能背叛它。
因為土地乾裂的那一天，也將是我們的生命乾裂的那一天。
我的家鄉是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國"的美稱。可是，今天的"天府"再也不成其為天府了。大量的年輕人湧到外面去打工，男的做苦力，女的當"小姐"——並不是他們願意這樣做，而是因為殘酷的現實生活將他們逼到了那一步。當呆在家裡無論付出多少勞動，卻連肚子也填不飽的時候，他們只好背井離鄉，尋找別的生路。
春節，我回老家給爺爺掃墓，見到了許多依然在那塊土地上勞作的親戚們。一位遠房的堂哥告訴我，鄉上徵收的賦稅是國務院規定的數量的十倍。許多名目，他們鬧不懂，也不敢問。一問，鄉幹部們便凶神惡煞般的訓斥他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還不說，計算下來，居然還要倒貼些錢進去！種子、肥料各種費用一年比一年貴，種田成為一件入不敷出的事情。
種水果呢？我的家鄉是有名的水果之鄉。今年橙子大豐收，堂哥原本想通過賣橙子收入一筆錢，給孩子交昂貴的交學費，然後買點瓦修葺一下漏雨的屋頂。沒有想到，豐收帶來了災難——橙子的價錢一落千丈，最後除去運費和稅費之外，簡直就如同白白送人。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讓橙子們自生自滅，落在地裡爛掉。看著這些橙子，他們的眼淚不住地往下流。
相反，鄉幹部們卻都成了大富翁。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大學畢業之後家鄉附近的某個地方當鄉長。一年之後，我們一幫同學聚會，他開著一輛高級轎車威風八面地來了。他慷慨地為我們的聚會買單，還建議大家晚上一起去歌廳玩耍。他付完款後，立刻要老闆開發票——我們都知道，他有報銷的權力。這種隱形的權力，所獲得的好處將是他實際工資收入的若干倍。因為他們報銷的數量，幾乎是"上不封口"的。而據我所知，他所在的那個鄉是我們縣最貧困的一個鄉。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四川民間流傳著一個叫"土地爺搬家"的笑話，從古代講到今天，從來不會過時。從前有個縣官，三年任滿，抱著搜刮來的白花花的銀子回家。回到家裡，縣官得意洋洋地揭開最大的一個箱子，驚奇地看到一個白鬍子老頭躺在財寶上，縣官喝道："何方老頭，鑽進我的箱子幹啥？"老頭答道："小的是老爺治下的土地，只因老爺把小神管轄的泥巴刮走了三尺，小神無地容身，只好隨老爺來此求碗飯吃。"笑話諷刺官僚入骨，卻也飽含了農民無限的辛酸。土地老兒還可能蒙縣官賞一碗飯吃，老百姓呢？
今天的那些基層幹部，照樣是"刮地三尺"。我到成都平原上的某個縣城去，在當地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父母官是從外地調來的，家眷不在本縣。春節期間，縣委書記大人回到在鄰縣的家中過年，人還沒有到家，大大小小的官員就已經蜂擁而至了。名曰"拜年"，實則行賄。
據說，一個春節，縣太爺一級的官僚可以收入近百萬的巨款。這些收入完全是隱蔽的，沒有賬目可以查詢。這些錢最終的源頭，還不是來自於農民身上？民眾的血汗，像沙漠中的水一樣，就這樣滲透得無影無蹤。
成都平原上的大多數農民都還能吃飽飯——這裡畢竟還是"天府之國"。而西北地區的某些農民，連溫飽都難以保證。我到過陝西北部的一些鄉村，用"衣不敝體、食不裹腹"這句古話來形容農民的生活，一點也不過分。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所謂的"飯"不過是玉米糊糊或者清水煮的土豆。
連吃飯都成問題，教育就更談不上了。可憐天下父母心。即使在最窮困的農村，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學？哪怕是高中畢業？可這愈來愈貴的學費從何而來呢？大學已經開始迅速地"產業化"了。教育部的官員們聲稱，高等教育要跟國際接軌，要成為一個新興的產業。現在，大學的學費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費等等，一個大學生一年的花費至少是一萬元。一萬元，農民要賣多少斤糧食、要養多少頭豬、要種多少棵果樹呢？
去年，就在我們縣最窮的那個鄉，出了一個考上清華的狀元。他們家裡並沒有歡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臉——一年上萬元的學費和生活費，對孩子的父母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家裡能夠賣的豬、牛、雞、鴨全部都賣掉了，能夠找到資助和借款的親戚朋友也都找過了，可是還是離實際的需要有巨大的差距。後來，全村子的人都被發動起來，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給這個聰明懂事的孩子湊學費，就連村裡的五保戶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錢。
孩子帶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來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錢，讓收費的老師和周圍的同學大吃一驚。
第一年勉強維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貧困的鄉村，希望小學似乎搞得很熱鬧，可誰心裡不明白——這不過是某些人沽名釣譽的手腕罷了。從法律上來說，希望工程是一個"違法工程"，它嚴重違反了《義務教育法》——既然實施義務教育，何來失學問題？既無失學問題，何來希望工程？從邏輯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從實施上來說，它又給各級貪官污吏們提供了一次中飽私囊的好機會。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個大學同學，就在某省負責希望工程的部門工作，一個小小的科室，居然購買了好幾輛高級轎車。他們哪裡來的錢呢？
脂抹粉也罷，杯水車薪也罷，希望工程以及後續的燭光工程等等，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子女受教育的狀況。新聞上不是報道了嗎——某個希望小學的樓房因為偷工減料而倒塌了，傷亡了幾十個小學生。每個鮮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幾千塊錢。父母們在悲傷之餘，只能老老實實地接受這點可憐的"買命錢"。在農村，人的生命本來就輕賤如野草。
後來，大概連主辦希望工程的部門，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終於悄悄地終止了它。
農民一輩子受勞動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為他們沒有文化，一直處於"苦而不能言"的狀態。所以，他們對後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裡人遠不能體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身為農民的父母，心裡流著淚水望著失學的兒女卻無可奈何！
那麼，農民有沒有可能離開土地、到城市尋找機會呢？
農民逃離土地，奔向城市，試圖選擇其他生存機會，命運又如何？
在城市裡，挖地溝的是農民，修馬路的是農民，蓋大樓的是農民，運糧賣菜的也是農民，掃馬路搬拉圾的還是農民……他們幾乎包下了城市一切髒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強烈地排斥他們，將他們看作過街老鼠。
小芳是一個來自內地的農村姑娘，與十幾個姐妹一起在中關村一家電子公司打工。她們的工作是完成電子線圈的纏繞，每個計費五分錢。加班加點地幹，每天纏繞數以千計的線圈，一個月工資達一千三百多元。但是，發到手裡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為工資發給那些擁有北京戶口的"正式職工"，而這些正式職工都是不幹活的。這就是所謂的"外地人養活著北京人"，這是眾所周知的"秘密"。
這樣一份受盡剝削的工作，小芳已經干了五年。五年存了一萬多塊錢，而付出的代價是：剛二十歲出頭的她已經駝背了。她心裡卻還在慶幸——許多打工的人有時白幹一年，還一分錢都拿不到。她希望這份工作能夠長久地幹下去，她誠惶誠恐地忍受這種荒唐的剝削。
拿不到錢的民工，有許多是建築工人。他們白天幹著最沉重的體力活，晚上睡在沒有暖氣的棚子裡。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鄉。
我經常在北京的建築工地上看到他們拖著疲憊的身影，聽到他們說著熟悉而親切的家鄉話。中午，他們通常蹲在工地旁邊滿天的風沙之中，每人端著一個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三五個饅頭，吃得津津有味。勞動了一年，運氣好的能夠拿到工錢，高高興興地回家過年；運氣不好的，工錢被包工頭拖欠甚至賴帳，他們只好含著眼淚擠上回家的火車。
我有一個比我小五歲的老鄉，千里迢迢到北京來打工。他在一個建築工地上幹了一年。年終的時候，卻被包工頭欺騙了，一分錢的工錢都拿不到。他眼淚汪汪地來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費。
他來到我的宿舍，我一見到他便大吃一驚：他穿著一身看不出顏色來的舊軍裝，肩上已經磨破了一大塊。腳上的膠鞋也露出了腳趾頭。他告訴我，包工頭與地方官員和警察都"勾兌"好了，民工們稍有反抗，便會遭到打手們的毒打。即使他們去報警，警察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根本就不予理會。在警察的眼裡，民工根本算不上"人"，民工的生命也輕如鴻毛——你們才是"不安定"的"隱患"呢，我們不抓你們就算好的了，你們也配來報案？
城裡的農民經濟上受剝削，政治權利更無從談起。除了政府的種種限制，農民的人權在城裡受到肆意剝奪，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進了城的農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國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麼慶典之類的日子，北京的警察與聯防隊員一起嚴格地查暫住證和其他證件。
我曾經親眼看到，在某個繁忙的地鐵站口，停著兩輛警車。那些沒有暫住證的外地農民像一群綿羊一樣，蹲在警車裡發抖。
這時，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攔住一個農民模樣的外地人。此人在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裡想到禍從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暫住證，在他的眼中，警察簡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間，警察將暫住證撕得粉碎，略帶嘲笑地問："你還有暫住證嗎？"這個農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間，已被像狗一樣拎上警車。他們很快就會被拉到郊縣去挖沙子，然後裝在悶罐車裡遣返回鄉。
這樣的農民可憐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滿了憤怒，卻沒有勇氣走上前去替這些無辜的人辯護。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種侮辱，它時時刻刻在折磨著我。
我身為農民的後代，每每親歷一次次農民遭難的事實，心底深處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種種悲愴與哀歎。我的恐懼和悲哀，我們的痛苦和不平，全部與他們感同身受。我的爺爺、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們當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過比那些被抓進警車的農民兄弟們多讀了幾本書，就獲得了某種暫時的"安全"——我成了有文化的"文化"人，"文化"成了我的護身符。
我應該為擁有這種"安全"而慶幸嗎？
我為逃脫了那樣卑賤的命運而感到僥倖，更感到恥辱。
功成名就的"知識分子"們，一般都勤於研究高深的學問。學問是至高無上的。因此，他們對農民們的遭遇和命運自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們呼籲的"自由"，僅僅是自己能夠享有的自由；他們期望的"民主"，僅僅是自己能夠享有的民主。
他們以為自己就能夠代表"中國"。他們有意逃避對農民問題的關注，他們害怕承擔良心上的壓力——假如他們還有良心的話。
當然，他們更害怕走過禁區的紅線。因為跨越了紅線，可能導致自己失去職稱、待遇和房子。
不是嗎，國內研究農民問題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學者秦暉，因為幫農民說了幾句話，就失去了清華的教職。他的遭遇沒有激起同樣是教授的學者們的同情和憤怒，反而大大地助長了冷漠和虛偽的氾濫，以及犬儒主義的盛行。人們沒有把尊敬給予勇者，反倒在背地裡竊竊私語："他就是前車之鑒，我們再不能像他這樣惹火燒身！"
集體"缺鈣"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或者玩弄國故，或者炫耀"後現代"；或者關心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數量，或者像紅眼的公雞一樣盯著有限的幾個"一級教授"的名額。最成功者，或許還能夠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頭銜，代表"人民"去參政議政。然而，他們當中究竟有幾個人願意去關注和理解農民的問題呢？
無論是否來自鄉村，一旦走進書齋和學院，他們就遠離了苦難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們就學會了說假話，練就了硬心腸。《聖經》中說：
你們要防備文士，他們好穿長衣遊行，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的安；又喜愛會堂裡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馬可福音12：38-39》)
學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數的人真心關注農民問題，例如秦暉。在國內的學者中，秦暉對農民問題有深刻而獨到的研究。他發現，中國的農民問題在歷史上充滿了這樣的尷尬：統治者越是"重農"，農民越是倒霉。這個怪圈一直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彰顯著。
主導秦朝國策的法家，焚書坑儒而唯"耕戰"是務，把"上農除末"的調子唱得最高。但是，把農民逼得走投無路、群起造反，以至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統一王朝的，也是秦。靠農民起義上台的朱元璋，張口"朕本農民"，閉口"享我農師"。他不僅"立法多右貧抑富"，還下令"農夫衣綢、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農民，卻悲慘地發出了"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聲。
與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頌揚農民的調子越唱越高——從"同盟者"到"主力軍"，從"民主革命的動力"到"蘊藏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從"亞洲的農民比歐洲的工人更先進"到"貧下中農上管改"，結果如何呢？調子最高的時候，餓死的農民也最多。
農村、農業和農民這"三農"問題，又不僅僅是就"農"言"農"所能夠解決的。秦暉指出："如今到農村改革深化後面臨的一系列問題：農民流動、地權整理、鄉企轉制、村政改革、減輕負擔……但正如民工潮與亂占耕地這兩件事突出地顯示的：現在的許多農村問題根子實際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農言農已經很難再改下去。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句老話如今應該反過來說了：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中國問題。"因此，任何忽略農民利益的改革，最終都將是失敗的改革。農民的命運得不到真正的改觀，中國的現代化就只能流於空談。
寧萱，在農村裡，還有許許多多像我爺爺一樣的農民，悄無聲息地活著並且死去。
我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動著他們的血脈。在他們的身上，我尋求到了"為何寫作"、"寫作什麼"以及"怎樣寫作"的答案。
我要讓我的所有文字都成為"愛"的註釋。即使是憤怒、譴責、批判，也要在愛、同情和悲鳴的籠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與這些一輩子被禁錮在土地上的農民兄弟們一模一樣。
他們是我力量和勇氣的源泉。他們流了千萬滴汗水，我為什麼不能流一滴呢？
每時每刻都在愛著你的廷生
兩千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