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異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或是暑假裡，或是有病的時候，我雖則也常回中國來小住，但是複雜，黑暗的中國社會，我的簡單的腦子怎麼也不能瞭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氣剛退，澄清的天空裡時有薄的白雲浮著，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減退下去的時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鄉。那時候正有種種什麼運動在流行著，新聞雜誌上，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裡，就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們那一種熱心的態度，胸中卻是喜歡得很，但是一聽到他們問我的言語，我就不得不呆了。他們問說：「你是主張什麼主義的？」
我聽了開頭的這一句話就覺得不能作答，所以當時只吸了一口紙煙，把青煙吐了出來，用嘴指著那一圈一圈的青煙，含笑回答說：
「這就是我的主義。」
他們聽了笑了一陣，又問說：
「共產主義你以為如何？」
我又覺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裡拿廠一枝香煙請那問者吸；他點上了火，又向我追問起前問的答覆來。我又笑著說：
「我已經回答你了．你還不理解麼？」
「說什麼話！我問你之後你還沒有開過口。」
我就指著他手裡的香煙說：
「這是誰給你的？」
「是你的。」
「這豈不是共產主義麼？」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來。我和他們講講閒話，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為他們都是高等小學生——覺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足的樣子，因為我不能把那時候在日本的雜誌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聽。
有一天晚上，南風吹來，有些微涼，但是因為還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飯吃完後，不能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親坐在天井裡看青天裡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
「你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究竟在那裡學些什麼？你看我們東鄰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歲，他又不上外國去，只在杭州中學校裡住了兩年，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麼主義，時常來對我們講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的緣故，被人家請去了麼？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說，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
我聽了這一段話，也覺得心裡難過得很。因為我只能向乾枯的母親要錢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卻一點也做不出來，譬如一種主義的主張，和新聞雜誌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所以我的同鄉，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我的同學，沒有一個人記著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也疑惑我起來了。我眼看著了暗藍的天色，盡在那裡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說：
「達！你要吃蛋糕麼？我今天托店裡做了半籠。還沒對你說呢！」
我那時候實在是什麼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絕了，母親必要哀憐我，並且要痛責她自己埋怨我太厲害了，所以我就對她說：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時候，我還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見一個星飛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長兄家裡去住了三個月。那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大學裡唸書。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鄉那裡遇著了二位我同鄉的同學，他們問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個名片：一位姓陳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著基而特社會主義者，消費合作團副團長，大學雄辯會幹事，經濟科學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約有三十歲內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體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義者，大學文科學生的兩個銜頭。
他們開口就問我說：
「足下是什麼主義？」
我因為看見他們好像是很有主張的樣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說：
「我還在唸書，沒有研究過各種主義的得失，所以現在不能說是贊成哪一種主義反對哪一種主義的。」
江西的胡君就認真的對我說：
「那怎麼使得呢！你應該知道現在中國的讀書人，若沒有什麼主義，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們的同學，差不多都是有主義的。你若不以我為潛越，我就替你介紹一個主義吧。現在有一種世界主義出來了。這一種主義到中國未久，你若奉了它，將來必有好處。」
那美少年的陳君卻笑著責備姓胡的說：
「主義要自家選擇的，大凡我們選一種主義的時候，總要把我們的環境和將來的利益仔細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時候，有時你以為這種主義一定會流行的，才去用它。後來局面一變，你反不得不吃那主義的虧。所以到了那時候，那主義若是你自家選的呢，就同啞了吃黃連一樣，自打自的嘴巴罷了，若是人家勸你選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於那勸你選的人。所以代人選擇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聽了陳君的話，心裡感佩得很，以為像那樣年輕的人，竟能講出這樣老成的話來。我呆了一會，心裡又覺得喜歡，又覺的悲哀。喜歡的就是目下中國也有這樣有學問有見識的青年了；一邊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著一種絕大的悲哀：
「我在外國圖書館裡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點什麼學問？」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裡看陳君的又紅又白的面龐，門口忽又進來了一位駝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葉一樣，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來。青黃的臉上架著一雙鐵邊的近視眼鏡。大約是他的一種怪習慣，看人的時候，每不正視，不是斜了眼睛看時，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細又黑的眼鏡圈外來偷看。我被他那麼看了一眼，胸中覺得一跳，因為他那眼鏡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說：
「你這位青年是沒有主義的麼？那真可憐呀！」
我的同鄉替我們介紹之後，他又對我斜視了一眼，才從他那青灰布的長衫裡摸了一張名片出來。我接過來一看，上邊寫著「人生藝術主唱者江濤，浙江」的幾個字，我見了浙江兩字，就感覺著一種親熱的鄉情，便問他說：
「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裡唸書的麼？」
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著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見了麼？現在我們非要講為人生的藝術不可。了要和勞動者貧民表同情不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麼能趕得他們上呢？況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裡，胡君光著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鐘似的聲音叱著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於我的人道主義的。為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面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起你的主義的父祖，專在那些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並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只刻人生藝術那幾個字，因為人生藝術，還沒有成一種主義，你知道麼？你在名片上無論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遲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刻，聽見屋裡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本來是膽子很小，並且又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來，一邊卻在心裡祈禱著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鬥將呀，願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來。」
三
我回到哥哥家裡，看見哥哥在上房廳上與侄兒虎子和侄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與這中產家庭的空氣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侄兒侄女的歡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鋼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就停住了手，問我說：
「你下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麼久？」
「因為有兩個大學生在爭論主義的範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嫂嫂叫廚子擺上飯來的時候，我還是呆呆的在那裡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卻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著。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裡，我因為在荒廢的圓明園裡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癒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XX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為最優良。胡君提倡人道主義，他的事業言論，早為我們所欽佩，這一次中了T校長的選，將他保薦官費留學美國，將來成就，定是不少的。陳君年少志高，研究經濟素有心得，將來學成歸國，想定能為我們經濟社會施一番改革。」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後的今日，我也不更聽見胡陳二君在何處，推想起來，他們兩位，大約總在美國研究最新最好的主義。
人近了中年，年輕時候的夢想不得不一層一層的被現實的世界所打破，我的異鄉飄泊的生涯，也於今年七月間結束了。我一個人手裡捧了一張外國大學的文憑，回到上海的時候，第一次歡迎我的就是趕上輪船三等艙裡來的旅館的接客者。——謝絕之後，拿了一個破皮包，走到了稅關外的白熱的馬路上的時候，一群獰猛的人力車伕，又向我放了一陣歡迎的噪聲。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舊洋服，手裡拿了一個皮包，為太陽光線一照，已經覺得頭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階級的同胞拖來拖去的拉了一陣，我的腦貧血症，忽而發作了起來。我只覺得眼睛前面飛來了兩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頭上拚死的壓了一下，以後的事情，我就不曉得了。
我在睡夢中，幽幽的聽見了一群噪聒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時候的情節來。當時我睡在母親懷裡，到了夜半，母親叫我醒來，把一塊米粉糕塞在我的口裡，我閉著眼睛，把那塊糕咬嚼了幾口，聽母親糊糊塗塗的講了幾句話，就又睡著了。
我睜開眼睛來一看，覺得身上的衣服濕得很。向四邊一望，我才曉得我仍睡在稅關外的馬路邊上。路上不見人影，太陽也將下山去了。黃浦江的彼岸的船上，還留著一道殘陽的影子，映出了許多景致。我看看身邊上，那個破皮包還在那裡。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會，我才把從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國來的事情，和午後一二點鐘飢餓得死去活來，方才從三等艙上了岸，在稅關外受了那些人力車伕的競爭的事情，想了出來。
我那時候因為飢餓和衰弱的緣故竟暈倒了。站起了身，向四邊看了一回，終不見一個人影。我正在沒法的時候，忽聽見背後有腳步跑響了。回轉頭來一看，在三菱公司碼頭房那邊，卻閃出了一乘人力車來。車上坐著一個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碼頭房的後門口下車了。
我坐了這乘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裡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開來看的時候，就覺得我的血管都冰結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紙幣，空剩了一個紙包，不知被誰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到底的尋了一遍，終尋不出一張紙幣來。吃了晚飯，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鋪的一位同鄉的商人那裡去。在燈火下走了半天，才走到了他的家裡，講了幾句閒話之後，我問他借錢的時候，他把眉頭一皺，默默的看了我一眼。那時候要是地底下有一個洞，怕我已經鑽下去了。他把頭彎了一彎，想了一想，就在袋裡拿了兩塊大洋出來說：
「現在市面也不好，我們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時我必把那兩塊錢丟上他的臉去，問他個侮辱我的罪，但是連坐電車的錢也沒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過來。
四
我想回到家裡去，但是因為沒有路費，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賣了一件冬天的舊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賣稀飯的店裡吃得飽滿，慢慢的——因為這幾天來，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來的時候，在三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著了那位XX大學的同鄉。他叫了我一聲，我倒駭得一跳，因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經髒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轉頭來一看，認得是他，雖則一時漲紅了臉，覺得羞愧得很，但心裡卻也喜歡得很。他說：
「啊，兩年不見，你老得多了。你害病麼？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我聽了他這兩句話，耳根又漲紅了，因為我這幾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裡邊也沒有什麼衣服了，我把它寄在靜安寺路的一個廟裡的佛櫃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橋的公園裡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兒遊玩，到了晚上，在四馬路大馬路的最熱鬧的地方走來走去的走一回，就擇了清靜簡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來的時候，若不能再睡，我就再起來閒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隨便更選一個地方睡下。像這樣無定所的我，遇著了那位富有的同鄉，被他那麼一問，教我如何答覆呢？我含含糊糊的講了幾句話，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他說：
「我現在在一品香，打算一禮拜就上杭州去的。」
我和他一路走來，已經看得出跑馬廳的空地了。他邀我上他的旅館裡去，我因為我的洋服太髒，到燈火輝煌的一品香去，怕要損失我同鄉的名譽，所以只說：
「天氣熱得很，我們還是在外面走走好。」
我幾次想開口問他借錢，但是因為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縛，終覺得講不出來。到後來我就鼓著勇氣問他說：
「你下半年怎麼樣？」
「我已經在杭州就了一個二百塊錢的差使，下半年大約仍在杭州的。你呢？」
「我啊，我，我是苦得不堪！非但下半年沒有去的地方，就是目下吃飯的錢都沒有。」
「你曉得江濤麼？」
「我不曉得。」
「他是我的同學。現在在上海闊綽得很。他提倡的人生藝術現在大流行了。你若沒有事情，我就替你介紹，去找找他看吧？」
他給了我一張名片，對我講了一個地名，教我於第二天的午後六七點鐘以前去見江濤。
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跑上我同鄉介紹給我的那地方去。找來找去找了半天，我才把那所房屋找著了。我細細的向左右看了一看，把附近的地理牢記了一回，便又跑上北四川路外的郊外去閒走去。無頭無緒的跑了五六個鐘頭，在一家鄉下的館子裡吃了六七個肉湯團，我就慢慢的走回到江某的住宅所在的那方面來。灼熱的太陽，一刻也不假借，把它的同火也似的光線灑到我的身上來，我的洋腑已經有一滴一滴的汗水滴下來了。慢慢的走上了江家的住宅，正好是四點半鐘的光景，我敲門進去一看，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命我在廳上坐著等候。等了半點多鐘，我今天一天的疲倦忽而把我征服了，我就在一張長上昏昏的睡著。不知睡了多久，我覺得有人在那裡推我醒來。我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臉色青黃，又瘦又矮的駝背青年立在我的面前。他那一種在眼鏡圈外視人的習慣，忽而使我想起舊時的記憶來。我便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問說：
「是江先生麼？我們好像曾經見過面的。」
「我是江濤，你也許是已經見過我的，因為我常上各處去演講，或者你在講演的時候見過我也未可知。」
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愈使我想到三年前在我同鄉那裡遇著他的時候的景象上去。我含糊的恭維了一陣，便把來意告訴了。江濤又對我斜視了一眼說：
「現在滬上人多事少，非但你東洋留學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學生閒著的也很多呢！況且就是我們同主義的人，也還有許多沒有位置。因為我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所以對你們無產階級是在主義上不得不抱同情，但是照目下的狀態看來，是沒有法子的。你的那位同鄉，他境遇也還不錯，你何不去找他呢？」
我把目下困苦的情形訴說了一遍。他又放著了貓叫似的喉音說：
「你若沒有零用錢，倒也不難賺幾個用用。你能做小說麼？」
我急得沒有法子，就也誇了一個大口，口答說：「小說我是會做的。」
「那麼你去做一篇小說來賣給我就行了。你下筆的時候，總要抱一個救濟世人的心情才好。」
「這事恐怕辦不到，因為我現在自家還不能救濟，如何能想到救濟世人上去。」
「事實是事實，主義是主義，你要賣小說，非要趨附著現代的思潮不可。最好你去描寫一個勞動者，說他如何如何的受苦，如何如何的被資本家虐待。文字裡要有血有淚，才能感動人家。」
我連接答應了幾個是，就告了辭出來。在夕陽睕晚的街上，我慢慢的走了一會，胸中忽覺得有一塊隱痛，只是吐不出來的樣子。走到滬寧火車站的邊上，我的眼淚就忍不住的滴下來了。昨晚上當的那件外套的錢，只有二角銀角子和六七個銅板了，我若去賣了紙筆呢，今晚上就不得不餓著去做小說，若去吃了飯呢，我又沒有方法去買紙筆。想了半天，我就乘了電車，上一品香的那同鄉那裡去。因為我的衣服太襤褸了，怕被茶房喝退，所以我故意挺了胸膈，用了氣力，走上帳房那裡去問我同鄉住房的號數。因為中國人是崇拜外國文的，所以我就用了英文問那帳房。問明了號數，跑上去一看，我的同鄉正不在家。我又用了英文，叫那茶房開了門，就進去坐定定了。桌子上看來看去看了一會，我終尋不出紙來，我便又命茶房，把筆墨紙取了過來，擺在我的面前。等茶房出去之後，我就一口氣寫成了三四千字的一篇小說。內容是敘著一個人力車伕，因為他住的同豬圈似的一間房屋，又要加租了，他便與房東鬧了一場。警察來的時候，反而說他不是，要押他到西牢裡去。他氣得沒法，便一個人跑上酒鋪子去喝得一個昏醉。已經是半夜了。他醉倒在靜安寺路的馬路中間，睡著了。一乘汽車從東面飛跑過來，將他的一隻叉出的右足橫截成了兩段。他醒轉來的時候，就在月亮底下，抱著了一隻鮮血淋漓折斷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場。因為在這小說裡又有血又有淚，並且是同情第四階級的文字，所以我就取了「血淚」兩字作了題目。我寫好之後，我的同鄉還沒有回來，看看桌上的鐘，已經快九點了。我忽覺得肚子裡飢餓得很，就拿了那篇《血淚》一個人挺了胸隔，大踏步的走了出來，在四馬路的攤上買了幾個饅頭，我就一邊吃一邊走上電車停留處去。
到了江濤的地方，敲開了他的門，把原稿交給了他，我一定要他馬上為我看一遍。他默默的在電燈底下讀了一遍，斜視了我一眼，便對著我說：
「你這篇小說與主義還合，但是描寫得不很好，給你一塊錢吧。」我聽了這話，便喜歡得了不得，拿了一塊錢，謝了幾聲，我就告辭退出了他的公館。在街上走了一會，我覺得我已經成了一個小說家的樣子。看看手裡捏著的一塊銀餅，心裡就突突的跳躍了起來。走到滬寧火車站的前頭，我的腳便不知不覺的進了一家酒館。我從那家酒館出來的時候，杭州開來的夜車已經到了。我只覺得我的周圍的天地高天，房屋車馬都有些在那裡旋轉的樣子，我慢慢的衝來衝去的走著，一邊卻在心裡打算：
「今晚上上什麼地方去過夜呢？」
一九二二年八月四日於上海
（原載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至十三日《時事新報·學燈》，據《達夫短篇小說集》上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