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因為在日本住的日子長一點，所以平時交遊的日本文士，也比較得多。以常識及平時的談吐，修養，抱負來看，總以為文士是日本的優秀分子，文人的氣節，判斷力，正義感，當比一般人強些。但是疾風勁草，一到了中日交戰的關頭，這些文士的醜態就暴露了。我們原有點被他們欺騙了的後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決不能與世界各偉大民族相並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斷定日本的抄襲文化，決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一點色彩的運命。矮子登場，弄了一輩子的輕薄小技，終也不過是些沐猴冠者而已。
所以會引起我這一段感慨來的原因，是因為最近讀到了《日本評論》三月號上的一篇佐籐春夫的電影故事的創作。
文人的幻想，原不是可以用道義的立場來批評的。文人對於作品中模特兒的引用，原也不是可以由被引用者來提出抗議的。但是，至少至少，對於事實的歪曲、誣蔑，總也應該在一個不超過常識的範圍以內才對，使用挑撥離間的策略，也應該不遠離開藝術家的立場才對。
讓我先來介紹佐籐的那一篇劣作《亞細亞之子》的內容。
有一位姓汪的革命文學家，在十七八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流亡在日本，與他的日本妻子，共過了十餘年的放逐的生活，他本來學的是醫學，他的妻子，本來是大學裡學助產的看護學的。兒女也已長大了，大約兩個已經進入了第一高等學校。有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個姓鄭的中國朋友，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訪問他了。這姓鄭的使命，就是受了中國最高領袖的密諭，去煽動他回國來作抗日的宣傳的。
終於蘆溝橋事件勃發了，汪一個人便悄然留下了給妻與子的遺書，逃回了中國。在各地作了許多熱烈的抗日的宣傳。
最後他發見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並且也感到了自己是供作了被報復的犧牲。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時代的一位情人，卻被他的老友姓鄭的騙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
於是他就翻然變更，要求日本人容許他去作救濟華北人民的工作，在北通州造成了一個日本式的醫院，在倭寇保護下重迎他的日本妻子到了通州。
這是他那一篇劣作的大意。在這中間他處處高誇著日本皇軍的勝利，日本女人愛國愛家的人格的高尚。同時也拙劣地使盡了挑撥我們違反領袖，嗾使我們依附日本去作漢奸的技巧。至於中國人的人格呢，對男人則說是出賣朋友的劣種，如姓鄭者之所為，對女人則說是比日本的娼婦還不如，如那一位姓汪的愛人之所為。
介紹了這一篇劣作的內容之後，讀者大約總也已經可以明白我這篇短文的主旨了吧！就是：日本的文士，卻真的比中國娼婦還不如！
佐籐在日本，本來是以出賣中國野人頭吃飯的。平常只在說中國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國藝術是如何如何的進步等最大的頌詞。而對於我們私人的交誼哩，也總算是並不十分大壞。但是毛色一變，現在的這一種阿附軍閥的態度，和他平時的所說所行，又是怎麼樣的一種對比！
平時變化莫測的日本女人，如林房雄之類的行動，卻是大家都曉得的。在這一個時候，即使一變而做了軍閥的卵袋，原也應該，倒還可以原諒。至於佐籐呢，平時卻是假冒清高，以中國之友自命的。他的這一次的假面揭開，究竟能比得上娼婦的行為不能？我所說的，是最下流的娼婦，更不必說李香君、小鳳仙之流的俠伎了。
當然，日本的文士，也不可以一概說的。我們有我們的理知與判斷，我們亦有我們的矜持，我們決不願意像佐籐似的不分皂白地加以一例的阿諛的漫罵。日本老作家中，如秋田雨雀，如志賀直哉，島崎籐村等，還是良心不昧的人。中堅作家如鹿地亙及其他的諸非戰作家，更加是具有強烈的正義感的文士了。我們對那些軍閥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來相向，如對於搖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樣。對於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氣節的作家，應該以全腔的熱血來致敬。不分國界，不問人種也。
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作
原載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４日漢口《抗戰文藝》第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