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裡「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2），晦氣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裡高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閒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裡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麼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瞭。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閒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閒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閒話》！」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裡從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3）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彷彿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裡面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4）；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5）；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
背後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麼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樑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瞭，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閒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7），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閒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8）之類。
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麼「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語絲》週刊第一五三期。
（2）華蓋罩命即「交華蓋運」，參看《華蓋集·題記》。
（3）指凌叔華。
（4）「權威」《民報》廣告中稱作者的話。「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是針對高長虹的話而說的。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曾說：「要權威者何用？
為魯迅計，則擁此空名，無裨實際」；而在「狂飆社廣告」（見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號）中又說他們曾經「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
（5）「青年指導者」參看本卷第245頁注（3）。
（6）「青年叛徒的領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週刊第二十期載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領導者」的話。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譏諷作者說：「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領袖』，中國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陳西瀅關於「發熱」的話。
（8）陳西瀅在《致志摩》中曾說：「志摩，……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