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２〕。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舉一個例在這裡：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３〕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只有一種馬君武〔４〕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裡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麼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５〕，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６〕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７〕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麼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２〕見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報·自由談》載林翼之《「翻譯」與「編述」》，文中說：「許多在那兒乾硬譯亂譯工作的人，如果改行來做改頭換面的編述工作，是否勝任得了？……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連把原作從頭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沒有，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談》載有大聖《關於翻譯的話》，又中說：「目前我們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譯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領教了，無論是那一類譯品，往往看了三四頁，還是不知所云。」
〔３〕達爾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他的《物種起源》（一譯《物種由來》）一書，於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進化理論基礎的重要著作。〔４〕馬君武（１８８２—１９３９）名和，廣西桂林人。初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後去德國，獲柏林大學工學博士學位。曾任孫中山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及上海中國公學、廣西大學校長等職。他翻譯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譯名《物種原始》，一九二○年中華書局出版。〔５〕托爾斯泰（M．N．OGPQRGS，１*福玻浮保梗保埃《砉骷遙有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屠格納夫（T．U．ＴVHWXXY，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譯屠格涅夫，俄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羅亭》、《父與子》等。辛克萊（Ｕ．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屠場》、《石炭王》等。〔６〕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樂山人。創造社主要成員，文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著有詩集《女神》、歷史劇《屈原》、歷史論文集《奴隸制時代》等。他譯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由上海文藝書局出版，共三冊（未完）。〔７〕康德（Ｉ．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德國哲學家。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出版於一七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