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喬布斯急切地想要賺錢，原因之一就是前一年夏天去過印度的羅伯特·弗裡德蘭鼓勵他也去印度進行一次精神之旅。弗裡德蘭在印度師從尼姆·卡羅裡大師（也就是馬哈拉傑-吉），尼姆是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運動的精神導師。喬布斯決定也要去印度，還叫上了丹尼爾·科特基與他同行。驅動喬布斯的並不單純是冒險精神。「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很嚴肅的探索，」他說，「我迷上了自我啟蒙的想法，想要弄清楚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該怎樣融入這個世界。」科特基補充說，喬布斯的這次探索之旅，也有一部分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他心裡有個洞，他想把它填上。」
當喬布斯告訴雅達利的同事們自己要辭職去印度尋找精神導師的時候，奧爾康被逗樂了。「他走進來，盯著我，然後宣佈：『我要去尋找我的導師了。』我說：『不會吧！太棒了！記得給我寫信！』然後他說希望我能承擔他的費用，我告訴他：『做夢！』」奧爾康有了一個主意。雅達利在生產一些配件，這些配件要運往慕尼黑，在那裡組裝完畢後由都靈的一家批發商負責配送。但是有一個問題。因為遊戲都是為美國市場設計的，幀頻是60幀每秒，到了歐洲就會有讓人沮喪的衝突，因為那裡是50幀每秒。奧爾康簡單地向喬布斯描述了補救方案，然後花錢送他去歐洲解決問題。「從那裡去印度路費會便宜一點兒。」他說。喬布斯同意了。就這樣，奧爾康送走了喬布斯，還叮囑他：「代我向你的導師問好。」
喬布斯在慕尼黑待了幾天，解決了遊戲機的衝突問題，但在這一過程中他把一群西裝革履的德國經理搞得很困惑。他們向雅達利公司抱怨，說喬布斯的穿著和身上的味道像個流浪漢，而且舉止粗魯。「我說：『他解決問題了沒有？』他們回答：『是的。』我說：『下次你們再有什麼問題，儘管給我打電話，我這兒還有很多像他那樣的人！』他們說：『不用，下次再有問題我們自己會解決的。』」喬布斯方面，德國人老是讓他吃肉和土豆，這使他非常不高興。「他們甚至沒有素食這個詞。」他在給奧爾康的電話中抱怨。
他乘火車來到都靈見批發商後，日子好過了一點兒，意大利面和主人的熱情招待讓他很高興。「我在都靈度過了很美妙的幾個星期，這是座充滿活力的工業城市，」他回憶說，「那個批發商是個很棒的人。他每天晚上都帶我去一個地方吃飯，那兒只有八張桌子，沒有菜單。你只需要告訴他們自己想吃什麼，他們就會給你做。其中一張桌子是為菲亞特的董事長預留的。那個地方真是太好了。」接下來他去了瑞士的盧加諾，見了弗裡德蘭的叔叔，然後從瑞士搭航班到了印度。
到了新德里，一下飛機，喬布斯就感覺到跑道上揚起的陣陣熱浪，儘管那時候才四月份。之前有人給了他一家酒店的名字，但是那家酒店客滿了，所以他去了出租車司機竭力推薦的另一家。「我敢肯定他拿了酒店的小費，因為那地方實在太糟糕了。」喬布斯問老闆酒店裡的水是否過濾過，並且傻乎乎地相信了他的回答。「我很快就得了痢疾，我病了，病得很嚴重，發高燒，一個星期內我的體重從160磅掉到了120磅。」
等他恢復到可以行動的時候，他決定離開新德里。於是他去了印度北部城市赫爾德瓦爾，那裡靠近恆河的源頭，每三年就會有一次盛大的宗教集會。恰巧，1974年舉行的是12年一輪的最大規模的集會，被稱為「大壺節」（KumbhaMela）。超過1000萬人湧進了這座常住人口不到10萬、面積接近帕洛奧圖的小鑌。「到處都是教徒，帳篷裡住著這個導師、那個導師。還有人騎著大象，無奇不有。我在那兒待了幾天之後決定離開。」
他換乘火車和公共汽車來到了喜馬拉雅山腳下，一座靠近奈尼塔爾（Nainital）的村莊。那裡是尼姆·卡羅裡大師居住（或者曾經居住過）的地方。喬布斯到達那裡的時候，大師巳經不在人世了，至少不在今世。喬布斯從一戶人家那裡租下了一個房間，房間的地上有一塊床墊。這戶人家給他吃素食，幫他恢復了健康。「之前的一個旅行者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我讀了好幾遍，因為也沒什麼其他可千的事。我在各個村落之間遊蕩，痢疾症狀也消失了。」一起在此處靜修的有一個叫做拉裡·布裡連特（LarryBrilliant）的流行病學家，他在印度致力於根除天花，後來負責管理谷歌的慈善機構以及斯科爾（Skoll）基金會。他成為了喬布斯的終生好友。
有一次，喬布斯聽說一個年輕的印度教聖人要舉辦信徒聚會，地點是一名富商位於喜馬拉雅山脈的住處。「我有機會遇到一個有靈性的人並且和他的信徒交流，也有機會好好吃上一頓。我們走近房子的時候就能聞到食物的香味兒了，我非常餓。」喬布斯在吃的時候，那位聖人——其實也不比喬布斯大幾歲——從人群中選中了他，指著他，然後開始瘋了一樣地大笑。「他跑過來，抓住我，發出兩聲『嘟嘟』聲，然後說：『你就像個小孩一樣。』」喬布斯回憶道，「我並不喜歡他的這些舉動。」聖人抓著喬布斯的手，帶他離開了那群虔誠的信眾，走上了一處高地，那兒有一口井和一小方池塘。「我們坐下來，他拿出了一把剃刀。我以為他是個瘋子，開始有點兒擔心，這時候他又拿出了一塊肥皂——我當時留著長髮——他給我的頭髮打上肥皂，然後給我剃了個光頭。他告訴我他是在拯救我的健康。」
丹尼爾·科特基在那年的初夏到了印度，喬布斯回到新德里去見他。他們坐著公共汽車，漫無目的地晃悠。這個時候，喬布斯已經不是在尋找傳授智慧的導師了，而是在通過苦行體驗、感官剝離和返璞歸真尋求啟蒙。他做不到內心的平和。科特基記得他曾在村裡的集市上與一個印度婦女有過一次激烈的爭吵，喬布斯稱這個女人在她出售的牛奶裡摻了水。
但喬布斯有時候也很大方。他們來到靠近中國西藏的馬納裡鎮（Manali），科特基的睡袋被偷了，他的旅行支票也在裡面。「史蒂夫承擔了我的飲食開銷，還給我買了回新德里的車票。」科特基回憶說。他還把自己剩下的100美元都給了科特基，幫他渡過難關。
在印度待了7個月後，那年秋天喬布斯啟程回家，途中在倫敦逗留，拜訪了一個他原本想在印度碰面的女人，然後從倫敦搭乘一班便宜的航班回到了奧克蘭。在印度期間，他只零星地給父母寫過幾次信——那是他經過新德里時到美國運通公司駐當地辦事處取郵件的時候——所以當接到他從奧克蘭機場打來的電話讓他們去接他的時候，他的父母還很驚訝。他們立刻從洛斯阿爾托斯開車出發。「我的頭髮被剃光了，身上穿著印度棉袍子，皮膚也被曬成了又黑又紅的顏色，」他回憶說，「所以我坐在那兒，他們倆從我身邊走過了差不多5次，媽媽才終於走上來說：『史蒂夫嗎？』我說：『嗨！』」
喬布斯被帶回了洛斯阿爾托斯的家，在那裡試著找回自己。他會通過各種途徑來追求精神啟蒙。早上和晚上他會冥想和禪修，其他時間會去斯坦福大學旁聽物理學或者工程學的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