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散文、隨筆集 正文 相逢何必曾相識
    等有一天我們這夥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歲,白髮蒼蒼還拄了拐棍兒,世界歸根結底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已經是(夏令時)傍晚七八點鐘的太陽,即便到那時候,如果陌路相逢我們仍會因為都是「老三屆」而「相逢何必曾相識」。那麼不管在哪兒,咱們找一塊不礙事的地方坐下——再說那地方也清靜。「您哪屆?」「六六。您呢?」(當年是用「你」字,那時都說「您」了,由此見出時間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歲,我老初三。」倘此時有一對青年經過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這倆老傢伙念的什麼咒語。「那時候您去了哪兒?」「雲南(或者東北、內蒙、山西)。您呢?」「陝北,延安。」這就行了,我們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瞭然。這永遠是我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經是多麼遙遠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對青年學過歷史,他們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語,那是二十世紀中極不平常的幾年,並且想起考試時他們背誦過幾個拗口的詞句:插隊,知青,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如果他們恰恰是鑽研史學的,如果他們走來,如同發現了活化石那樣地發現了我們,我想我們不太介意,歷史還要走下去,我們除了不想阻礙它之外,正巧還想為「歸根結底不是我們的」世界有一點用處。

    我們能說點什麼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幾十年前的喜怒哀樂和幾百幾千年前的喜怒哀樂一樣,都根據當代人的喜怒哀樂成為想像罷了。我們可以講一點兒單憑想像力所無法觸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寫「千百萬知識青年滿懷革命豪情奔赴農村、邊疆」,您信它一半足夠了,記此正史的人必是帶了情緒。我記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們學校專門從外校請來一位工宣隊長,為我們作動員報告,據說該人在「上山下鄉的動員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來先是說:「誰要搗亂,我們拿他有辦法。」台下便很安靜了。然後他說:「現在就看我們對毛主席忠還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聲就差不多沒有,隨後有人帶頭喊亮了口號。他的最後一句話尤為簡潔有力:「你報名去,我們不一定叫你去,不報名呢,我們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歷史疑案:有多少報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麼時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說出大天來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隊長者反而退卻。這裡面肯定含著一條令人快慰的邏輯。

    我去了延安。我從怕去變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驅使,是以後屢屢證明了的慣做白日夢的稟性所致,以及不敢違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當坐上了西行的列車和翻山越嶺北上的卡車時,才感受到一縷革命豪情。唯當下了汽車先就看見了一些討飯的農民時,才於默然之間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學孫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農村醫療手冊》引發的靈感。他捧定那書看了一路,說:「咱們干赤腳醫生吧。」大家都說好。

    立哲後來成了全國知名的知青典型,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頁。但若正史上說他有多麼高的政治水平,您連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於政治,「四人幫」也能懂人道主義了。立哲有的是沖不垮的事業心和磨不盡的人情味,僅此而已。再加上我們那地方缺醫少藥,是貧病交困的農民們把他送上了行醫的路。所以當「四人幫」倒台後,有幾個人想把立哲整成「風派」「鬧派」時,便有幾封數百個農民簽名(或委託)的信送去北京,擔保他是貧下中農最愛戴的人。

    我們那個村子叫關家莊,離延川縣城八十里,離永坪油礦三十五里,離公社十里。第一次從公社往村裡去的路上,我們半開玩笑地為立哲造輿論:「他是大夫。」「醫生噢?」老鄉問,「能治病了吧?」「當然,不能治病算什麼醫生。」「對。就在咱莊裡盛下(盛下:住下)呀是?」「是。」「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裡的第二天就有人來找立哲看病,我們七手八腳地都做他的幫手和參謀。第一個病人是個老婆兒——發燒、發冷、滿臉起的紅斑。立哲翻完了那本《農村醫療手冊》說一聲:丹毒。於是大伙把從北京帶來的抗生素都拿出來,把紅糖和肉鬆也拿出來。老婆兒以為那都是藥,慌慌地問:「多少價?」大伙回答:「不要錢。」老婆兒驚詫之間已然發了一身透汗,第一輪藥服罷病已好去大半。單是那滿臉的紅斑經久不消。立哲再去看書,又懷疑是否紅斑狼瘡。這才想起問問病史。老婆兒摸摸臉:「你是問這?胎裡坐下的嘛。」「生下來就有?」「噢——嘛!」當然,後來立哲的醫道日益精深,名不虛傳。

    說起那時陝北生活的艱辛,後人有可能認為是造謠。「糠菜半年糧」已經靠近了夢想,把菜去掉換一個湯字才是實情。「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呢,就怕真的掰開倒全要作廢,所以才不實行。怎樣算一個家呢?一眼窯,進門一條炕,炕頭連著鍋台,對面一張條案,條案上放兩隻木箱和幾個瓦罐,窯掌裡架起一隻存糧的囤,便是全部家當。怎樣養活一個家呢?男人頂著月亮到山裡去,晚上再頂著月亮回來,在青天黃土之間用全部生命去換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糧。民歌裡唱「人憑衣裳馬憑鞍,婆姨們憑的是男子漢」,其實這除了說明糧食的重要之外不說明其他,婆姨們的苦一點不比男人們的輕,白天餵豬、養雞、做飯,夜晚男人們歇在炕頭抽煙,她們要紡線、織布、做衣裳,農活緊了她們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還是她們半夜裡醒來默默地去盤算。民歌裡唱「雞蛋殼殼點燈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窮」,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們那兒離油礦近,從廢棄的油井邊掏一點黑黑的原油拿回家點燈,又能省下幾個錢。民歌唱「出的牛馬力,吃的豬狗食」,說是誇張嗎?那是因為其時其地的牛馬們苦更重,要是換了草原上的牛馬,就不好說誰誇張了誰。豬是一家人全年花銷的指望,寧可人餓著不能餓了它們,寧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們養肥,然後賣成錢,買鹽,買針線、農具、染布的顏料、娃娃上學要用的書和筆,餘下的逐年積累,待娃娃長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時候去派用場。唯獨狗可以忽視,所以全村再難找到一頭有能力與狼搏鬥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讓人得到溫暖的動物,它們餓得昏昏的也還是看重情誼,這自然是值得頌揚的;但它們要是餓緊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輕自賤的目光吧——含滿了慚愧和自責,這就未必還是好品質。我徹底厭惡「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的理論。人不是一輩子為了當兒子(或者孫子)的,此其一;人在數十萬年前已經超越了所有的動物,此其二;第三,人若不嫌母丑母親就永遠丑下去,要是不嫌家貧鬧革命原本是為了什麼呢?找遍陝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貧」這樣的詞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難中的別離,煎熬著的深情,大膽到無法無天的愛戀:「三天沒見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問遍。」「風塵塵不動樹梢梢擺,夢也夢不見你回來。」「白格生生蔓菁綠纓纓,大女子養娃娃天生成。」「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陝北出了個劉志丹,他帶上隊伍上橫山。」「洗了個手來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線。」「想你想得眼發花,土坷垃看成個棗紅馬。」「崖畔上開花崖畔上紅,受苦人過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黃褐色的高原上順天遊蕩。在山裡受苦時,鄉親們愛聽我們講北京的事,聽得羨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呀——」地讚歎,便望那望不盡的山川溝壑,產生一些憧憬,說「咱這搭兒啥時也能像了北京似……」接著歎一聲:「不比當年了嘛,人家倒把咱給忘球嘍。」於是繼續掄動起七八斤重的老橛,唱一聲:「六月裡黃瓜下了架,巧口口那個說下哄人的話。」再唱一聲:「噢,噢,噢呵,噢呵呵,噢呵呵——!說是了天上沒靈兒神,颳風了下雨是吼雷兒聲,我問你就知情是不知兒情……」

    我們剛去的那年是個風調雨順的豐產年,可是公糧收得狠,前一年鬧災荒欠下的公糧還要補足,結果農民是豐產不豐收,我親眼見村裡幾個最本分的漢子一入冬就帶著全家出門要飯去了。膽大又有心計的人就搞一點「投機倒把」,其實什麼投機倒把,無非是把自家捨不得吃的一點白面蒸成饃,拿到幾十里地外的車站去賣個高價,多換些玉米高粱回來,為此要冒坐大獄的危險。有手藝的人就在冬閒時出門耍手藝,木匠、石匠還有畫匠。我還做過幾天畫匠呢。外頭來的那些畫匠的技藝實在不宜恭維,我便自告奮勇為鄉親們畫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紅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畫些花鳥魚蟲,再寫幾個吉利的字。外來的畫匠畫一對木箱要十幾塊錢,我只要主人頂我一天工,外加一頓雜麵條條兒。那時候真是饞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麼好吃的雜麵條條兒;山裡挖來的小蒜搗爛,再加上一種叫作(弄不清是哪兩個字)的佐料,實在好吃得很。我的畫技還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鄉把我畫的木箱擔到集上賣,都賣了好價錢。畫了十幾對不能再畫了。大家都認為,畫一對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為貧下中農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擔到集上去賺錢就不是社會主義。我便再難吃上那熱熱的香香的雜麵條條兒了。

    歷史總歸會記得,那塊古老的黃土地上曾經來過一群北京學生,他們在那兒幹過一些好事,也助長過一些壞事。比如,我們激烈地反對過小隊分紅。關家莊佔據著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隊分紅試點,我們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慾,越大當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見共產主義的明天。誰料這樣搞的結果是把關家莊搞成全川最窮的村了。再比如,我們吆三喝四地批鬥過那些搞「投機倒把」或出門耍手藝賺錢的人,嚇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勁兒央告。還有,在「以糧為綱」的激勵下,知識青年帶頭把村裡的果樹都砍了,種糧食。果樹的主人躲在窯裡流淚,真彷彿楊白勞再世又撞見了黃世仁。好在幾年後我們知道不能再那麼干了,我們開始弄懂一些中國的事了。讀了些歷史也看見了些歷史,讀了些理論又親歷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樣幹不行。尤其知青的命運和農民們的命運已經連在一起了,這是我們那幾屆「老插」得天獨厚之處,至少開始兩年我們差不多絕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將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孫了,誰處在這位置誰都會幡然醒悟,那樣干是沒有活路的。

    當然,一有機會我們還是都飛了,飛回城,飛出國,飛得全世界都有。這現象說起來複雜,要想說清其中緣由,怕是得各門類學者合力去寫幾本大書。

    1984年我在幾位作家朋友的幫助下又回了一趟陝北。因為政策的改善,關家莊的生活比十幾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說豐衣,錢也還是沒有幾個,但畢竟足食了。鄉親們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請我去吃飯,吃的都是白麵條條兒。我說我想吃雜麵條條兒。眾人說:「哎呀——,誰曉得你愛吃那號兒?」但是,農民們還是擔心,擔心政策變了還不是要受窮?擔心連遇災年還不是要挨餓?陝北,渾濁的黃河兩岸,赤裸的黃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飯。

    那年我頭一次走了南泥灣。歌裡唱她是「陝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認為是藝術誇張,但親臨其地一看,才知道當年寫歌詞的人都還沒學會說假話呢。那兒的山是綠的,水是清的,空氣也是濕潤的,川地裡都種的水稻,汽車開一路,兩旁的樹叢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藥,隨時有野雞、野鴿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蓋因那滿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諳歷史的人告訴我,幾百年前的陝北莽莽蒼蒼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灣的地界,無邊無際又全是灼目的黃土了。我想,要是當年我們一來就開始種樹造林,現在的陝北已是一塊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樣,這高原早已變綠,黃河早已變清了。我想,眼下這條渾濁的河流,這片黃色的土地,難道是民族的驕傲嗎?其實是罪過,是恥辱。但是見過了南泥灣,心裡有了希望:種樹吧種樹吧種樹吧,把當年紅衛兵的熱情都用來種樹吧,讓祖國山河一片綠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貧窮的土地有個根本的變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說了。插隊的歲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說起來沒有個完。自己為自己蓋棺論定是件滑稽的事,歷史總歸要由後人去評說。再嘮叨兩句閒話作為結束語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灑在了黃土地上,怎麼辦?別著急,把浸了油的黃土都挖起來,放進鍋裡重新熬;當年鄉親們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再有,現在流行「侃大山」一語,不知與我們當年的掏地有無關聯?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掄圓了橛頭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鬆軟;我們的青春就是這樣過的。還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們十七八歲去插隊時,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說話,心裡騷騷動動的但都不敢說話,遠遠地望一回或偶爾說上一句半句,渾身熱熱的但還是不敢說下去;我們就是這樣走進了人生的。這些事夠後世的年輕人琢磨的,要是他們有興趣的話。

    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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