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小說無規矩可言也對，說小說還是有一些規矩的也對，這看怎麼說了。
世上沒有沒有規矩的東西，沒有規矩的東西就不是東西就什麼都不是，所以沒有。在這個意義上說，小說當然是有一些規矩的。譬如，小說總得用著語言；譬如，小說還不能抄襲（做衣服、打家具、制造自行車就可以抄襲）。小說不能是新聞報道，新聞報道單純陳述現象，而小說不管運用什麼手法，都主要是提供觀照或反省現象的新角度（新聞報道與新聞體小說之間的差別，剛好可以說明這一點）。小說不能是論文，論文是循著演繹和歸納的邏輯去得出一個科學的結論。小說不是科學，小說是在一個包含了多種信息和猜想的系統中的直覺或感悟，雖然也可以有思辨但並不指望有精確的結論。在智力的盲點上才有小說之位置，否則它就要讓位於科學（這樣說絕不意味著貶低或排斥科學。但人類不能只有科學，在科學無能為力的地方，要由其它的什麼來安置人的靈魂）。小說也不能是哲學，哲學的對象和目的雖與科學相異，但其方法卻與科學相同，這種方法的局限決定了哲學要理解“一切存在之全”時的局限。在超越這局限的願望中，小說期待著哲理，然而它期待哲理的方法不同於哲學，可能更象禪師講公案時所用的方法，那是在智力走入絕境之時所獲得的方法，那是放棄了智力與功利之時所進入的自由與審美的狀態（這讓我想起了很多存在主義大師竟否認存在主義是哲學，他們更熱衷於以小說來體現他們的哲理）。小說還不能是施政綱領、經濟政策、議會提案；小說還不能是英模報告、競選演說、專題座談。還可以舉出一些小說不是什麼的例子，但一時舉不全。總之，小說常常沒有很實用的目的，沒有很確定的結論以及很嚴謹的邏輯。但這不等於說它荒唐無用。和朋友毫無目的毫無顧忌地聊聊天。這有用嗎？倘若消滅那樣的聊天怎麼樣？人勢必活成冰冷的機器或溫暖的畜類。
好像只能說小說不是什麼，而很難說它是什麼，這就說明小說還有無規矩可言的一方面（說小說就是小說，這話除了顯得聰明之外，沒有其它後果）。我想，最近似小說的東西就是聊天，當然不是商人式的各懷心計的聊天，也不是學者式的三句話不離學問的聊天，也不是同志式的“一幫一，一對紅”的聊天，而純粹是朋友之間忘記了一切功利之時的自由、傾心、坦誠的聊天。人為什麼要找朋友聊聊天？因為孤獨，因為痛苦和恐懼。即便是有歡樂要與朋友同享，也是因為怕那歡樂在孤獨中減色或淹沒。人指望靠這樣的聊天徹底消滅人的困境嗎？不，他知道朋友也是人也無此神通。那麼他到朋友那兒去找什麼呢？找真誠。靈魂在自卑的偽飾中受到壓迫，只好從超越自卑的真誠中重獲自由。那麼在這樣的聊天中還要立什麼規矩呢？在這樣的聊天中，悲可以哭嗎？怒可以罵嗎？可以怯弱頹唐嗎？可以癡傻瘋顛嗎！可以陶醉於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嗎！可以滿目迷茫滿腹牢騷嗎？可以談一件很真實的事也可以談一個神秘的感覺嗎？可以很形象地講一個人也可以很抽象地講一種觀點嗎？可以有條不紊萬川歸海地講一個故事，也可以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任意胡侃神聊嗎！可以聊得豪情滿懷樂觀振奮，也可以聊得心灰意冷悲觀失望嗎？可以談吐文雅所論玄妙高深，也可以俗話連篇盡述凡人瑣事嗎？……當然都是可以的，無規矩可言。唯獨不能有虛偽。無規矩的規矩只剩下真誠。智力與科學的永恆局限，意味著人最終是一堆無用的熱情，於是把真誠奉為圭臬奉若神明。有真誠在就不會絕望，生命就有了救星，生命就可以且天且地盡情暢想任意遨游了，就快要進入審美之境就快要立命於悟性之地了。（順便說一句：真誠並不能化悲觀為樂觀，而只是把悲觀升華為泰然，變作死神腳下熱烈而溫馨的舞蹈。）
在這種意義上，小說又有什麼規矩可言呢？小說一定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要結構好起伏曲折的故事？要令人感動？要有詩意或不能有詩意？要有哲理或千萬別暴露哲理？不可不干預現實或必須要天馬行空？要讓人看了心裡一星期都痛快都振奮，就不能讓人看了心裡七天都別扭都沉悶？一定要深刻透頂？一定要氣壯山河？一定要民族化或一定要現代主義？一定要懂得陶罐或一定要擺弄一下生殖器？一定要形象思維而一定不能形而上？……
（假設已經把歷來的規矩全寫在這兒了），但是這些規矩即便全被違背，也照樣會有好的小說產生。小說的發展，大約正在於不斷違背已有的規矩吧。小說的存在，可能正是為了打破為文乃至為生的若干規矩吧。活於斯世，人被太多的規矩折磨得喘不過氣來，偽裝與隔膜使人的神經緊張得要斷，使每一個人都感到孤獨感到軟弱得幾乎不堪一擊，不是人們才乞靈於真誠傾心的交談嗎？不是為了這樣的交談更為廣泛，為了使自己真切的（但不是智力和科學所能總結的）生存感受在同類那兒得到回應，從而消除孤獨以及由孤獨所加重的痛苦與恐懼，泰然自若地承受這顆星球這個宇宙和這份命運，才創造了小說這東西嗎？就小說而言，亙古不變的只有夢想的自由、實在的真誠和恰如其分的語言傳達。還要什麼必須遵守的規矩呢？然而有時人真的沒出息透了，弄來弄去把自由與真誠弄去了不說，又在這塊淨土上拉屎一樣地弄出許多規矩，弄得這片聖地滿目瘡痍，結果只是規矩的發明者頭上有了神光，規矩的推行者得以販賣專制，規矩的二道販子得一點小利，規矩的追隨者被驅趕著被牽引著只會在走紅的流派腳下五體投地殊不知自己為何物了。真誠傾心的交談還怎麼能有？偽裝與隔膜還怎麼能無？面對蒼天的靜悟為面對市場的機智所代替，聖地變作鬼域。人們念及當初，忽不知何以竟作起小說來。為人的根被刨了燒了，哪兒尋去？所以少來點規矩吧。唯獨文學藝術不需要競爭，在這兒只崇尚自由、樸素、真誠的創造。寫小說與交朋友一樣，一見虛偽，立刻完蛋。
二、作為小說的樸素，說白了就是創作態度的老實。
當然不是說“只許老實交待，不許亂說亂動”的那種老實。而是說：不欺騙朋友，不戲耍朋友，不嚇唬朋友，不賣弄機智存心讓朋友去慚愧，也不為了討好朋友而遷就朋友。對朋友把心掏出來就得，甭扯淡。
在這種情況下，樸素一詞並不與華麗、堂煌對立，也不與玄妙、深奧對立，並非“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就一定樸素，你家造了航天飛機就一定不樸素。別到外面去尋找樸素，樸素是一種對人對世界的態度，哪兒都可以有，哪兒都可以無。
這樸素絕不是指因不開化而故有的愚鈍，絕不是指譬如閉塞落後的鄉間特產的艱辛和單純。那些東西是靠不住的。孩子總要長大，偏僻的角落早晚也要步入現代文明。真正的樸素大約是：在歷盡現世苦難、閱盡人間滄桑、看清人的局限、領會了“一切存在之全”的含意之時，癡心不改，仍以真誠駕駛著熱情，又以泰然超越了焦慮而呈現的心態。這是白天落地返樸歸真，不是頑固不化循環倒退。不是看破紅塵灰心喪氣，而是赴死之途上真誠的歌舞。這時憑本能憑直覺便會發現，玩弄花活是多麼不開明的浪費。
三、人有三種根本的困境，於是人有三種獲得歡樂的機會。
第一，人生來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來注定是活在無數他人中間並且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這意味著孤獨。第二，人生來就有欲望，人實現欲望的能力永遠趕不上他欲望的能力，這是一個永恆的距離。這意味著痛苦。第三，人生來不想死，可是人生來就是在走向死。這意味著恐懼。
上帝用這三種東西來折磨我們。
不過有可能我們理解錯了，上帝原是要給我們三種獲得歡樂的機會。假如世界上只有我，假如我又沒有欲望（沒有欲望才能不承受那種距離），假如這樣我還永遠不死，我豈不就要成為一堆無可改變的麻木與無盡無休的沉悶了？這樣一想，我情願還是要那三種困境。我想，寫小說之所以挺吸引我，就是因為它能幫我把三種困境變成既是三種困境又是三種獲得歡樂的機會。
四、可以說小說就是聊天，但不能說聊天就是小說。
聊天完全可以是徹底的廢話，但小說則必須提供看這世界這生命的新的角度（也許通俗小說可以除外）。通過人物也好，通過事件、情緒、氛圍、形式、哲理、暗示都好，但不能提供新角度的便很難說是創作，因而至少不能算好小說。
然而，徹底廢話式的聊天卻可以在作家筆下產生豐富的意味，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因為他先把我們帶離那個實在的、平面的、以常規角度觀照著的聊天，然後把我們帶到一個或幾個新的位置上，帶進一個新的或更大的系統中，從一個或幾個新角度再作觀照，常規的廢話便有了全新的生命。就象宇航員頭一次從月亮上看地球，從那個角度上所感受到的意味和所發出的感慨，必不是我們以往從地球上看地球時所能有的。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間離效果”和“陌生化”吧。我們退離我們已經習慣了的位置，退離我們已經爛熟了的心態，我們才有創造的可能。您把您漂亮的妻子擁抱於你，她就僅僅是您的妻子，您從遙遠的地方看她在空天闊野間行走，您才可能看到一個精靈般的女人。您依偎在母親懷中，您感受到母親的慈愛，您無意間看她的背影您也許才會看到一個母親的悲壯。小說主要是做著這樣的事吧，這樣的創造。
但這有什麼用呢？那麼阿波羅上了月球又有什麼用呢？宇宙早晚要毀滅，一切又都有什麼用呢？一切創造說到底是生命的自我愉悅。與其說人是在發現著無限的外在，毋寧說人是借外在形式證明自己無限的發現力。無限的外在形式，不過是人無限的內在發現力的印證罷了，這是人唯一可能得到的酬勞。（原始藝術中那些變形的抽象的圖案和線條，只是向往創造之心的軌跡，別的什麼都不是。）所以，與其說種種發現是為了維持生命，毋寧說維持生命是為了去作這種種發現，以便生命能有不盡的歡樂，靈魂能有普渡之舟。最難堪的念頭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因為死亡堅定地恭候著每一位壽星。認為“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一般很難理解另外的人類熱愛冒險是為了什麼。
總之，寫小說的人應該估計到這樣兩件事：（一）藝術的有用與產房和糧店的有用不一樣。（二）讀小說的人，沒有很多時間用來多知道一件別人的事，他知道知道不完。
但是，讀小說的人卻總有興趣換換角度看這個人間，雖然他知道這也沒有個完。
五、現在很流行說“玩兒玩兒”，無論寫小說還是干別的什麼事，都喜歡自稱只是“玩兒玩兒”，並且誤以為這就是游戲人生的境界。
您認真看過孩子的游戲嗎？認真看過也許就能發現，那簡直就是人生的一個象征，一個縮影，一個說明。孩子的游戲有兩個最突出的特點：一是沒有目的，只陶醉於游戲的過程，或說游戲的過程即是游戲的目的；一是極度認真地“假裝”，並極度認真地看待這“假裝”（“假裝你是媽媽，他是孩子。”“假裝你是大夫你給他打針。”
“假裝我哭了，假裝你讓我別哭”）。當然，孩子的游戲還只是游戲，還談不上“游戲境界”。當一個人長大了，有一天忽然透悟了人生原來也不過是一場游戲，也是無所謂目的而只有一個過程，然後他視過程為目的，仍極度認真地將自己投入其中如醉如癡，這才是“游戲境界”。
而所謂“玩兒玩兒”呢？開始我以為是“游戲境界”的同義語，後來才知道它還有一個注腳：“別那麼認真，太認真了會失望會痛苦。”他怕失望那麼他本來在希望什麼呢？顯然不是希望一個如醉如癡的過程，因為這樣的過程只能由認真來維系。顯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達不到，於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這痛苦呢？當然就害怕了認真，結果就“玩兒玩兒”算了。但好像又沒有這麼便宜的事，“玩兒玩兒”既是為了逃避痛苦，就說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亂跑。
這下就看出“玩兒玩兒”與“游戲境界”的根本相反了。一個是傾心於過程從而實現了精神的自由、泰然和歡樂，一個是追逐著目的從而在驚惶、痛苦和上當之余，含冤含怨故作瀟灑自欺欺人。我無意對這兩種情況作道德判斷，我單是說：這兩件事根本不一樣（世上原有很多神異而形似的東西。譬如性生活與耍流氓，其實完全不一樣）。我是考慮到，“玩兒玩兒”既然不能認真，久而久之必降低興致，會成了一件太勞累太吃虧的事。
我想，認真於過程還是最好的一件事。世上的事不怕就不怕這樣的認真，一旦不認真了就可怕了。認真是靈魂獲取酬勞的唯一途徑。小說是關乎靈魂的勾當，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兒玩兒”技法的構想，都與洗腸和導尿的意義無二。小說可以寫不認真的人，但那准是由認真的人所寫並由認真的人去看，可別因為屢屢寫不好就推脫說自己沒認真，甚至揚言藝術原就是扯淡，那樣太像吃不到甜葡萄的酸狐狸了。
六、我覺得，藝術（或說美，——不等於漂亮的美）是由敬畏和驕傲這兩種感情演成的。
自然之神以其無限的奧秘生養了我們，又以其無限的奧秘迷惑甚至威脅我們，使我們不敢怠慢不敢輕狂，對著命運的無常既敬且畏。我們企望自然之母永遠慈祥的愛護，但嚴厲的自然之父卻要我們去浪跡天涯自立為家。我們不得不開始了從刀耕火種到航天飛機的創造歷程。日日月月年年，這歷程並無止境，當我們千辛萬苦而又懷疑其意義何在之時，我們茫然若失就一直沒能建成一個家。太陽之火轟鳴著落在地平線上，太陽之光又多情地令人難眠，我們想起：家呢？便起身把這份辛苦、這份憂思、這份熱烈而執著的盼望，用斧鑿在石上，用筆畫在牆上，用文字寫在紙上，向自然之神傾訴，為了吁請神的關注，我們又奏起了最哀壯的音樂，並以最誇張的姿式展現我們的身軀成為舞蹈。悲烈之聲傳上天庭，悲烈之景遍布四野，我們忽然茅塞頓開聽到了自然之神在贊譽他們不屈的兒子，剎那間一片美好的家園呈現了，原來是由不屈的驕傲建築在心中。我們有了家有了藝術，我們再也不孤寂不猶豫，再也不放棄（而且我們知道了，一切創造的真正意義都是為了這個。所以無論什麼行當，一旦作到極致，人們就說—它是進入了藝術境界，它本來是什麼已經不重要了，它現在主要是心靈的美的家園）。我們先是立了一面鏡子，我們一邊懷著敬畏滾動石頭，一邊懷著驕傲觀賞我們不屈的形象。後來，我們不光能從鏡子裡，而且能從山的峻拔與猙獰、水的柔潤與洶湧，風的和煦與狂暴，雲的變幻與永恆，空間的遼闊與時間的悠久，草木的衰榮與蟲獸的繁衍，從萬物萬象中看見自己柔弱而又剛勁的身影。心之家園的無限恰與命運的無常構成和諧，構成美，構成藝術的精髓。敬畏與驕傲，這兩極！
七、智力的局限要由悟性來補充。科學和哲學的局限要由宗教精神來補充。真正的宗教精神絕不是迷信。說得過分一點：文學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體現。
眼前有九條路，假如智力不能告訴我們哪條是坦途哪條是絕路（經常有這種情況），我們就停在九條路口暴跳如雷還是坐以待斃？當然這兩種行為都是傻瓜所喜歡的方式。有智力的人會想到一條一條去試，智力再高一點的人還會用上優選法，但假設他試完了九條發現全是絕路（這樣的事也經常有），他是破口大罵還是後悔不迭？倘若如此他就僅僅比傻瓜多著智力，其余什麼都不比傻瓜強。而悟者早已懂得，即便九條路全是坦途，即便坦途之後連著坦途，又與九條全是絕路，絕路退回來又遇絕路有什麼兩樣呢？無限的坦途與無限的絕路都只說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於是他無懼無悔不迷不怨認真於腳下，走得鎮定流暢，心中倒沒了絕路。這便是悟者的抉擇，是在智性的盡頭所必要的悟性補充。
智性與悟性的區別，恰似哲學與宗教精神的區別。哲學的末路通入宗教精神。哲學依靠著智力，運用著與科學相似的方法，象科學立志要為人間建造物質的天堂一樣，哲學夢寐以求的是把人的終極問題弄個水落石出，以期根除靈魂的迷茫。但上帝設下的謎語，看來只是為了讓人去猜，並不想讓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場，宇宙豈不寂寞淒涼？因而他給我們的智力與他給我們的謎語太不成比例，之間有著絕對的距離。這樣，哲學越走固然猜到的東西越多，但每一個謎底都是十個謎面，又何以能夠猜盡？期待著豁然開朗，哲學卻步入雲遮霧障，不免就有人悲觀絕望，聲稱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惡念的產物（這有點象九條絕路之上智性的大罵和懊喪）。在這三軍元帥臨危止步之際，宗教精神繼之行道，化戰旗為經幡，變長矛作儀仗，續智性以悟性，棄悲聲而狂放（設若說哲學是在宗教之後發達起來的，不妨記起一位哲人說過的話：“粗知哲學而離棄的那個上帝，與精研哲學而皈依的那個上帝，不是同一個上帝。”所以在這兒不說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個字與之區別，與那種步入歧途靠販賣教條為生的宗教相區別）。如果宗教是人們在“不知”時對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發自生命本原的固執的向往卻鍛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們在“知不知”時依然葆有的堅定信念，是人類大軍落入重圍時寧願赴死而求也不甘懼退而失的壯烈理想。這信念這理想不由智性推導出，更不由君王設計成，甚至連其具體內容都不重要（譬如愛情，究竟為了什麼呢），毋寧說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故有的趨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對生之價值最深刻的領悟。這樣，它的堅韌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來維持，它在浩森的海上，在霧罩的山中，在知識和學問捉襟見肘的領域和時刻，也依然不厭棄這個存在（並不是說逆來順受），依然不失對自然之神的敬畏，對生命之靈的贊美，對創造的驕傲，對游戲的如醉如癡（假如這時他們聊聊天的話，記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學）。
總之，宗教精神並不敵視智性、科學和哲學，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際，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學，倘其見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這勇氣顯然就不是出自哲學本身，而是來自直覺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說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學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們無法指望全知全能，我們就不該指責沒有科學根據的信心是迷信。科學自己又怎麼樣？當它告訴我們這個星球乃至這個宇宙遲早都要毀滅，又告訴我們“不必驚慌，為時尚早，在那個災難到來之前，人類的科學早已發達到足以為人類找到另一個可以居住的地方了”，這時候它有什麼科學根據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個無可阻止的悲劇，而它又不放棄探索並兢兢業業樂此不疲，這種精神難道根據的是科學嗎？不，那只是一個信心而已，或者說寧願要這樣一個信心罷了。這不是迷信嗎？這若是迷信，我們也樂於要這個迷信。否則怎麼辦？死？還是當傻瓜？哀歎荒誕，抱怨別無選擇，已經不時髦了，我們壓根兒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選擇最為歡樂的游戲。壞的迷信是不顧事實、敵視理智、扼殺眾人而為自己謀利的騙局（所以有些宗教實際已喪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瘋狂、中東的戰火）。而全體人類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設的完美歸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後審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屬於哪個階級，哪個政治派別，那些被神化了的個人，它必屬於全人類、必關懷全人類，必贊美全人類的團結，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歷程。它為此所創造的眾神與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眾神來體現人的意志，借天界來俯察人的平等權利（沒有天賦人權的信念，就難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覺醒。而天賦人權和君權神授，很可以看作宗教精神與迷信的分界）。
這樣的宗教精神，拿來與藝術精神作一下比照，想必能得到某種深刻的印象。
八、一支疲沓的隊伍，一個由傲慢轉為自卑的民族，一伙散沙般失去凝聚力的人群，需要重建宗教精神。
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愛情或不再渴望愛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屬奇觀，沒法再要求他們同舟共濟和心醉神迷。以科學和哲學為標准給宗教精神發放通行證，就如同以智力和思辨去談戀愛，必壓抑了生命的激情，把愛的魅力耗盡。用政治和經濟政策代替宗教精神，就如同視門第和財產為婚配條件，不惜兒女去作生育機器而成了精神的閹人。
宗教精神不是科學，而政治和經濟政策都是科學（有必要再強調一下：宗教精神並不反對科學、政治和經濟政策，就象愛情並不反對性知識、家政和掙錢度日，只是說它們不一樣，應當各司其職）。作為宗教精神的理想，譬如大同世界、自由博愛的幸福樂園、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完美社會等等，不是起源於科學（誰能論證它們的必然實現？誰能一步步推導出它們怎樣實現？），而僅僅是起源於生命的熱望，對這種理想的信仰是生命無條件的接受。誰讓他是生命呢？是生命就必得在前方為自己樹立一個美好的又不易失落的理想，生命才能蓬勃。這簡直就象生命的存在本身一樣，無道理好講，唯其如此，在生命枯萎滅亡之前，對它的描述可以變化，對它的信仰不會失落，它將永遠與旺盛的生命互為因果。而作為政治和經濟的理想卻必須是科學的，必須能夠一步步去實現，否則就成了欺世。但它即便是科學的，科學尚不可全知全能，人們怎能把它作為無條件的信仰來鼓舞自己？即便它能夠實現，但實現之後它必消亡，它又怎麼能夠作為長久的信仰以使生命蓬勃？因此，任何政治和經濟的理想都不能代替宗教精神的理想，作為生命永恆或長久的信仰。
科學家、政治家和經濟家，完全沒有理由懼怕宗教精神，也不該蔑視它。一切科學、政治、經濟將因生命被鼓舞得蓬勃而更趨興旺發達。一對男女有了愛情，有了精神的美好憧憬與信念，才更入迷地治理家政、探討學問、努力工作、並積起錢財來買房也賣一點國庫券，——所謂活得來勁者是也。愛情真與宗教精神相似，科學沒法制造它，政治沒法設計它，經濟沒法維持它。如果兩口子沒了愛情只剩下家政，或者壓根兒就是以家政代替愛情，物質的占有成了唯一理想，會怎麼樣呢？焦灼吧，奔命吧，乏味吧，麻木吧，最後可能是離婚吧分家吧要不就強扭在一塊等死吧，這個家漸漸熄了“香火”滅了生氣，最多留一點往日幸福昌盛的回憶。拿這一點回憶去壯行色，阿Q爺還魂了。
有一種婚禮是在教堂中進行，且不論此教如何，也不論這在後來可能僅是習俗，但就其最初的動機而言，它是這樣一種象征：面對蒼天（即無窮的未知、無常的命運），兩個靈魂決心攜手前行，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愛情，這種無以解釋無從掌握的願望只有神能懂得，他們既祈神的保佑也發誓不怕神的考驗。另一種婚禮是在家裡或飯店舉行，請來之親朋越多，宴席的開銷越大，新郎新娘便越多榮耀。然後叩拜列祖列宗，請他們放心：傳宗接代繼承家業的子宮已經搞到。這也是一種象征，是家政取代愛情的象征，是求繁衍的動物尚未進化成求精神的動物的象征，或是精神動物退化為經濟動物的象征。這樣的動物終有一天會對生命的意義發出疑問，從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使政治和經濟也萎靡不振。
因為信仰必須是精神的，是超世務的激情，是超道德的奇想。
我很懷疑“內聖外王”之道可以同時是哲學又是宗教精神。我很懷疑這樣的哲學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終仍不失為非倫理非實用的學術。我很懷疑在這樣的哲學引導下，一切知識和學術還能不臣服於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獨立地位。我很懷疑這樣的哲學不是“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根源。我懷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治政，我懷疑單有嚴謹的政治而沒了激情和奇想怎麼能行。
我不懷疑，藝術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懷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雙性人是一種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懷疑，陰陽相悖相承世界才美妙地運動，陰陽失調即是病症，陰陽不分則是死相。我不懷疑，宗教精神、哲學、科學、政治、經濟……應當各司其職，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
如果宗教精神丟失了，將怎樣重建呢？這是個難題。它既是源於生命的熱望，又怎麼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來，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們要的是發自內心的真笑）？但解鈴還需系鈴人，先問問：它既是生命的熱望，它又是怎麼丟失了的呢？
在我的記憶裡，五十年代，人們雖不知共產主義將怎樣一步步建成（有科學社會主義，並無科學共產主義）。但這絕不妨礙人們真誠地信仰它，人們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說服，因為它恰是源於生命熱望的美好理想，或恰與人們熱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後來有人用一種錯誤的政治冒名頂替了它，並利用了人們對它的熱誠為自己謀利（譬如四人幫），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它變成了一個壞迷信，結果人們漸漸迷失於其中，不但失去了對它的信仰，甚至對真誠、善良都有了懷疑，怎麼會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盤散沙？那麼正確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嗎？
（正確的家政可以代替愛情嗎？）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來它們是運用著兩套不同的方法和邏輯；二來這樣容易使壞政治鑽空子（就象未經法律程序殺掉了一個壞蛋，便給不經法律程序殺掉十個好人和一個國家主席作了准備那樣，給“四人幫”一類政治騙子留了可乘之機）。三來，人們一旦象要求政治的科學性和現實性（要實現）那樣要求理想的幸福樂園，豈不是政治家給自己出難題？所以，當我們說什麼什麼理想一定要實現時，我們一定要明白這也是一個理想。理想從來不是為實現用的，而是為了引著人們向前走，走出一個美好的過程。這樣說倒不怕人們對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則他必得設置一個經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熱望使之然。不要騙著他活，那樣他一旦明白過來倒失望得要死。讓人們自由自在地活，人們自會沉思與奇想，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來越美好越崇高，從而越加激勵了生命，不懼困境，創造不止，生本能戰勝死本能，一切政治、經濟、科學、藝術才會充滿朝氣，更趨精彩完美，一伙人群才有了凝聚力。當人們如此驕傲著生命的壯美之時，便會悟出這就是理想的實現。當人們向著生命熱望的境界一步步走著的時候，理想就在實現著，理想只能這樣實現，不必抱歉。
這下就有點明白了，重建宗教精神得靠養，讓那被掠奪得已然貧瘠的土地歇一歇重新肥沃起來，讓迷失了疲乏了的人們喘一口氣自由地沉思與奇想，人傑地靈好運氣就快來了。
文學就是這樣一塊渴望著肥沃的土地，文學就是這樣的自由沉思與奇想，不要以任何理由掠奪它、扼殺它、捆縛它，當然也別拔苗助長。不知這事行不行。
九、文學是創作，創作既是在無路之處尋路，那麼，怎麼能由文學批評來給它指路呢？可是，文學批評若不能給文學指路，要文學批評干嘛用？
文學批評千萬別太依靠了學問來給文學指路（當然，更不能靠政策之類），文學恰是在學問大抵上糊塗了的地方開始著創造，用學問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規定人家怎樣探索，哪就干脆說你不想讓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權利被壟斷，就又快要成為壞迷信了。文學批評的指路，也許正是應該把文學指路引到迷茫無路地找去，把文學探索創造的權利完全承包給文學。對創造者的尊重，莫過於把它領到迷宮和死亡之谷，看他怎麼走出來怎麼活過來。當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兒。除此之外，作為作家就不再需要別的，八抬大轎之類反倒耽誤事。
禪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神宗大師問路，大師卻不言路在何處，而是給弟子講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講悖論，悖論實在就是智力和現有學問的迷茫無路之地。大師教其弟子在這兒靜悟沉思，然後自己去開創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腳下，創造就在你腳下，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學問能管得了的。
文學批評給文學指路，也許應該象禪宗大師的給其弟子指路，文學才不致淪為一門仿古的手藝，或一項摘錄學問的技術。
文學批評當然不僅是為了給文學指路，還有對文學現象的解釋、幫助讀者理解作品等等其它任務。這是另外的問題。
十、現代物理學及東方神秘主義及特異功能，對文學的啟示。
我不精通物理學，也不精通佛學、道學、禪學，我也沒有特異功能。我斗膽言及它們，純屬一個文學愛好者出於對神秘未知事物的興趣，因為那是生命存在的大背景。
過去的經典物理學一直在尋找，組成物體的純客觀的不可分的固體粒子。但現代物理學發現：“這些粒子不是由任何物質性的材料組成的，而是一種連續的變化，是能量的連續‘舞蹈’，是一種過程。”“物質是由場強很大的空間組成的……並非既有場又有物質，因為場才是唯一之實在。”“質量和能量是相互轉換的，能量大量集中的地方就是物體，能量少量存在的地方就成為場。所以，物質和‘場的空間’並不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而不過是以不同形態顯現而已。”這樣就取消了找到“不可分的固體粒子”
的希望。
現代物理學的“並協原理”的大意是：“光和電子的性狀有時類似波，有時類似粒子，這取決於觀察手段。也就是說它們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時觀察波和粒子兩方面。可是從各種觀察取得的證據不能納入單一圖景，只能認為是互相補充構成現象的總體。”現代物理學的“測不准原理”是說：“實際上同時具有精確位置和精確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沒有意義的。對一個可觀測量的精確測量會帶來測量另一個量時相當大的測不准性。”這就是說，我們任何時候對世界的觀察都必然是顧此失彼的。這就取消了找到“純客觀”世界的希望。“找到”本身已經意味著出現的參與。
現代物理學的“嵌入觀點”認為：我們是嵌入在我們所描述的自然之中的。說世界獨立於我們之外而孤立地存在著這＝觀點，已不再真實了。在某種奇特的意義上，宇宙本是一個觀察者參與著的宇宙。現代宇宙學的“人擇原理”得出這樣的結論：“客體不是由主體生成的，客體並不是脫離主體而孤立存在的。”
上述種種，細思，與佛、道、禪的“空”、“無形”、“緣起”、“諸行”、“萬象唯識”等等說法非常近似或相同。（有一本書叫作《現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秘主義》，那裡面對此講得清楚，講得令人信服。）
看來我們休想逃出我們的主觀去，休想獲得一個純客觀的世界。“通過感覺認識的物質是唯一的現實世界”——這話可是恩格斯說的。這樣，我們還能認為美是客觀的嗎？還能認為文學可以完全客觀地反映什麼嗎？還能認為（至少在文學上）有個唯一正確的主義或流派嗎？還能要求不同心靈中的世界都得是寫實的、清晰的、高昂微笑的世界嗎？尤其對於人生，還能認為只有一家真理嗎？……
特異功能有什麼啟示呢？特異功能證明了精神（意念）也是能量存在的一種形態（而且可能是一種比物體更為“大量集中”的能量），因而它與物質也沒有根本性的不同，也不過是能量“不同形態的顯現而已”。這樣，又怎麼能說精神是第二性的東西呢？它象其它三維物體一樣地自在著，並影響我們的生活，為什麼單單它是第二性的呢？為什麼以一座山、一台機器的形態存在著的能量是第一性的，而以精神形態存在著的能量是第二性的呢？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和主義是可以離開精神的——包括否定這一看法的理論和主義，我們從來就是在精神和三維物質之中（在多維之中），這即是一種場，而“場才是唯一的實在”。所以我們不必要求文學不要脫離生活，首先它無法脫離，其次它也在創造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完全有權創造一種非現實的夢樣的生活（誰能否定幻想的價值呢？），它象其它形態的能量一樣有自己相對獨立的位置，同時它又與其它一切相互聯系成為場。一個互相聯系的場，一張互相連結的網，哪一點是第一性的呢？
另外，特異功能的那些在三維世界中顯得過於奇怪的作為，分明是說它已至少超越了三維世界，而其超越的途徑是精神（意念）。由此想到，文學的某種停滯將怎樣超越呢？人類的每一個真正的超越，都意味著維的超越。人就是在一步步這樣的超越中開拓著世界與自己，而且構成一個永恆的進軍與舞蹈。超越一停滯，舞踏就疲倦，文學就小家子氣。愛因斯坦之前，物理學家們聲稱他們只有在小數點後幾位數字上能有所作為了，不免就有點小家子氣，直到愛因斯坦以維的超越又給物理學開拓了無比豐富廣闊的領域，大家便紛紛湧現，物理學蓬勃至今。文學呢？文學將如何再圖超越？我不知道。但我想，以關心人及人的處境為己任的文學，大約可以把描模常規生活的精力更多地分一些出來，向著神秘的精神進發，再把這以精神為特征的動物放在不斷擴大的系統中（場中），來看看他的位置與處境，以便知道我們對這個世界，除了有譬如說法律的人道的態度之外，還應該有什麼樣的態度。人活著總要不斷超越。文學活著總要不斷超越。但到底怎樣超越？史鐵生的智商就顯得大為不夠。
十一、“綠色和平”對文學的啟示。
綠色和平組織也叫綠黨。它從維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出發，慢慢涉及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發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認為以往人們對世界的態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進攻、搾取、掠奪性的，而它主張應對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態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態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個更大的系統中看到了人的位置與處境。譬如說，如果我們的視野只限於人群之中，我們就會將“齊家治國平天下”視為最高目的，這樣就跳不出人治人、階級斗爭和民族主義之類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權力和倫理的清規戒律，人際的強權、爭斗以及人性的壓抑使人倍受其苦。當我們能超越這一視點，如神一樣地俯察這整個的人類之時，我們就把系統擴大了一維，我們看到人類整體面對著共同的困境。
我們就有了人類意識，就以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為崇高的理想了，厭棄了人際的爭斗，強權與種種人為的束縛。但這時人們還不夠明智，在開發利用自然之時過於狂妄，象以往征服異族那樣，雄心勃勃地宣稱要征服自然，以致最後成了對自然的搾取和掠奪，殊不知人乃整個自然之網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則使整體的平衡破壞。自然生態失去平衡使人類也遭殃。當我們清醒了這一點，我們就會在更大的系統中看人與世界的關系了。我們就知道我們必須要象主張人人平等那樣主張人與自然萬物的平等，我們將象放棄人際的強權與殘殺那樣放棄對整個自然之網的肆意施虐，由此，我們將在一切領域中卑視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觀，最被推祟的將是合理與共存與互惠，人與萬物合為一個優美的舞蹈，人在這樣的場中更加自由歡暢。從階級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類的人，到自然的場中人，系統一步步擴大。這樣的擴大永無止境，所謂“無極即太極”吧，這說明文學無需悲觀，上帝為精神預備下了無盡無休的審美之路（並非向著宏觀的拓展才是系統的擴大，向著微觀的深入也是）。
所以我想，文學也該進入一個更大的系統了，它既然是人學，至少我們應該對“征服”、“大師”、“真理”之類的詞匯重新定義一下。至少我們在“氣吞山河”之際應該意識到我們是自然之子。
至少我們在主張和堅持一種主義或流派時，應該明白，文學也有一個生態環境一個場，哪一位或哪一派要充當父性的英雄，排斥眾生獨尊某術，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會破壞了場，同時使自己特別難堪。局部的真理是多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整體的真理）是承認這種多元——人總不能自圓其說，這是悖論的魔力。
十二、所謂“貴族化”，其實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貶意的，一種是褒意的。
一群人，自己的吃穿住行一類的生活問題都已解決，因而以為天下都已溫飽，不再關心大眾的疾苦乃至社會主義，這當然是極糟糕的。
一群人，肉體的生存已經無憂，於是有余力關心人的精神生活，甚至專事探討人的終極問題，這沒什麼錯，而且是很需要的。
精神問題確是高於肉體問題，正如人高於其它動物。但探討精神問題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這當然是極蠢的，說明他還沒太懂人類的精神到底是怎樣一個問題，這樣探討下去大約也得不出什麼好結果。
精神問題或人的終極問題，勢必比肉體問題或日常生活問題顯得玄奧。對前者的探討，常不是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的，甚至有時顯得脫離實際，這很正常，絕不說明這樣的探討者應該下放勞改，或改弦更張遷就某些流行觀念。
愛因斯坦和中學物理教師，《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飛機和人行橫道，髒器移植和感冒沖劑，復雜的愛情與簡單的生育，玄奧的哲學與通常的道德規范……有什麼必要爭論要這個還是要那個呢？都要！不是嗎？只是不要用“貴族化”三個字扼殺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間煙火狀。有兩極的相斥相吸才有場的和諧。
“貴族化”一詞是借用，因為過去多半只是貴族才不愁吃穿，才有余暇去關注精神。現在可以考慮，在學術領域中將“貴族化”一詞驅逐，讓它回到原來的領域中去。
多數中國人的吃穿住行問題尚未解決，也許這是中國人更關心這類問題而較少關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視這類問題的中國人，卻為什麼一直倒沒能解決了這類問題？舉個例說，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較少關心精神生活的後果。——這是個過於復雜的話題。
我只是想，不要把“貴族化”作為一個罪名來限制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關懷，也不要把“平民化”作為較少關懷精神生活的譽美之詞。這兩個詞，不該是學術用詞。至少這兩個詞歧意太多，用時千萬小心。我想，文學更當“精神化”吧。
十三、樂觀與悲觀。
已經說過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見這種困境，無視這種困境，不敢面對這種困境——以此來維系的樂觀，是傻瓜樂觀主義。信奉這種樂觀主義的人，終有一天會發現上當受騙，再難傻笑，變成絕望，苦不堪言。
見了這種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與哀歎再無其它作為——這種悲觀是傻瓜悲觀主義。信奉這種悲觀主義的人，真是慘極了，他簡直就沒一天好日子過。也已經說過了，人可以把困境變為獲得歡樂的機會。
人的處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內在的樂觀和悲觀，對此稍有不承認態度，很容易就成為傻瓜。所以用悲觀還是樂觀來評判文學作品的好與壞，是毫無道理的。表現和探討人的一切處境，一切情感和情緒，是文學的正當作為，這種作為恰恰說明它沒有沾染傻瓜主義。當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樂觀和悲觀，變作藝術，來觀照、來感受、來沉思，人便在審美意義中獲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計較坦途還是困境，樂觀還是悲觀，他諦聽著人的腳步與心聲，他只關心這一切美還是不美（這兒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著敬畏的驕傲）。所以，樂觀與悲觀實在不是評判文學作品的標准，也讓它回到它應該在的領域中去吧。
況且，從另一種邏輯角度看，敢於面對一切不正是樂觀嗎？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觀。這樣看來，敢於寫悲觀的作品倒是樂觀，光是叫嚷樂觀的人倒是悲觀——悖論總來糾纏我們。
一九八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