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普遍主義”很像“高於”，都是由一個自以為是的制高點發放通行證，強令排異，要求大家都與它同，此類“普遍”自然是得反對。但要看明白，這並不意味著天下人就沒有共通點，天下事就沒有普遍性。要活著，要安全，要自由表達，要維護自己獨特的思與行……這有誰不願意嗎？因此就得想些辦法來維護，這樣的維護不需要普遍嗎？對“反對普遍主義”之最愚蠢的理解，是以為你有你的實際，我有我的實際，因此誰想怎麼干就怎麼干吧。可是，日本鬼子據其實際要侵略你，行嗎？村長據其實際想強奸某一村民，也不行吧？所以必得有一種普遍的遵守。
十三
語言也是這樣，無論談戀愛還是談買賣，總是期望相互能聽懂，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就不如各自回家去睡覺。要是你聽不懂我的我就罵人，就訴諸強迫，那便是霸道，是要普遍反對的。可是，反抗霸道若也被認為是霸道，事情就有些亂。為免其亂就得有法律，就得有普遍的遵守。然而又有問題：法律由誰來制訂？只根據少數人（或國）的利益顯然不對吧？所以就得保證所有的人（或國）都能自由發言。
說到保護民族語言的純潔與獨立，以防強勢文化對它的侵蝕與泯滅，我傾向贊成，但也有些疑問。疑問之一：這純潔與獨立，只好以民族為單位嗎？為什麼不更擴大些或更縮小些？疑問之二：民族之間可能有霸道，民族之內就不可能有？民族之間可以恃強凌弱，一村一戶中就不會發生同樣的事？為什麼不干脆說“保護個人的自由發言”呢？
本當是個人發言，關注普遍，不知怎麼一弄，常常就變成了集體發言，卻只看重一己了。只有個人自由，才有普遍利益，只因有普遍的遵守，才可能保障個人的自由，這道理多麼簡單。事實上，輕蔑個人自由的人，也都不屑於普遍的遵守，道理也簡單：自由一普遍，霸字擱在哪兒？
十四
遠來的和尚，原是要欣賞異地風俗，或為人類學等等采集標本，自然是希望著種類的多樣，稀有種類尤其希望它保持原態，不見得都有閒心去想這標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是否也圖自由與發展？他們不想倒也罷了，標本中人若為取悅游僧和學者而甘做標本，倒把自己的願望廢置，把自己必要的變革丟棄，事情豈不荒唐？
十五
前不久，可能是在電視上也可能是在報紙上，見一位導演接受記者采訪。記者問：“有人說您的‘中國特色’其實是迎合外國人的口味。”導演說：“不，因為我表現的是人的普遍情感，所以外國人也能接受。”我便想：什麼是普遍情感？這普遍是誰的統計？怎麼統計的？其依據和目的都是什麼？以及被這統計所排除、所遺漏的那些心魂應當怎樣處置？尤其，這普遍怎麼又成了特色？是什麼人，會認此普遍為特色呢？是不是由市場判定的普遍？是不是由外國口味判定的中國特色？
一個創作者，敢說他表現的是普遍，這裡面隱約已經有了一方“父母官”的影子。一個創作者，竟說他表現的是普遍，謙虛得又似過頭，這豈非是說自己並無獨到之見？一個創作者，至少要自以為有獨特的發現，才會有創作的激情吧？普遍的情感滿街都是，倘不能從中見出獨具的心流，最多也只能算模仿生活。內在的新異已被小心地擇出或粗心地忽略，一旦走上舞台和銀幕，料必仍只是外在的像。這樣的“創作”，我在想，其動力會是什麼呢？不免還是想到了“迎合”，迎合市場，迎合“父母官”，迎合一種故有的優勢話語，或者迎合別的什麼。未必就是迎合大眾，倒可能是麻醉大眾。大眾的心流原本是多麼豐富，多麼不拘，多麼遼遠，怎麼迎合得過來？惟把他們麻醉到只認得一種戲路，只相信一種思緒配走上舞台或銀幕，他們才可以隨時隨地被迎合。所以我又想，是否正因為這堂而皇之的普遍，萬千獨具的心流所以被湮滅，以致中國特色倒要由外國人來判定？還有，為什麼要以國為單位來配制特色？為什麼不讓每一縷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現其特色呢？
十六
別抱怨擺弄實際之真的所謂藝術總是捉襟見肘吧，那是必然。正因為實際走到了末路，藝術這才發生，若領著藝術再去膜拜實際，豈非鬼打牆？所以，藝術正如愛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無盡頭，比如“詩意地棲居”可不是獨享逍遙，而是永遠地尋覓與投奔，並且總在黑夜中。
十七
要講真話，勿瞞與騙，這是中國人普遍推崇的品質。可從來，有幾人真能做得徹底，真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且莫苛求“言必行”吧）倒是常聽見這樣的表白：“有些話我不能講，但我講的保證都是真話。”說實在的，能如此也已經令人欽佩。捫心自問，我自己頂多也就這樣。但這絕不是說我欽佩我自己，恰恰相反，用陝北話說：我這心裡頭害麻煩。翻譯成北京話就是：糟心。有點兒像吸毒，自個兒也看不起自個兒，又戒不掉。軟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軟弱但還是軟弱著，虛偽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虛偽卻還是“有些話不能講”——真真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就完了嗎？欽佩著勇敢者之余，軟弱如我者想：豈有此理的深處就怕還藏著另外的道理，未必一副硬骨頭就能包打天下。說真話、硬骨頭、匕首與投槍，於虛偽自然是良藥，但痼疾猶在，久不見輕，大概還是醫路的問題。自古就有“文死諫”的倡導，意思也就是硬骨頭、講真話，可這品質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導，或只被倡導，且有日趨金貴之勢，豈不令人沮喪？怎麼回事？中國人一向推崇的品質，怎麼竟成了中國人越來越難得的高風亮節？
十八
說真話有什麼錯嗎？當然沒有，還能是說假話不成？但說真話就夠了嗎？這就又得看看：除了實際之真，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達？是否也能表達？是否也提倡表達？是否這樣的表達也被尊重？倘只白晝在表達，生命至少要減半。倘黑夜總就在黑夜中獨行，或聾，或啞，或被斥為“不打糧食”，真，豈不是殘疾著嗎？比如兩口子，若互相只言白晝，黑夜之浪動的心流或被視為無用，或被看作邪念，千萬得互相藏好，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備，猜疑和防備又難免流入白晝，實際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這還不要緊，只要黑夜健在，娜拉大不了是個出走。但黑夜要是一口氣憋死，實際被實際所囚禁，藝術和愛情和一切就都只好由著白晝去豢養、去叫賣了。失去黑夜的白晝，失去匡正的生活，什麼假不能炒成真？什麼陰暗不能標榜為聖潔？什麼荒唐事不能煽得人落淚？於是，什麼真也就都可能淪落到“我不能說”了。
十九
聽說有一位導演，在反駁別人的批評時說：“不管怎麼說，反正我是讓觀眾落了淚。”反駁當然是你的權利，但這樣的反駁很無力，讓人落淚就一定是好藝術嗎？讓人哭，讓人笑，讓人咬牙切齒，捶胸頓足，都太容易。不見得非勞駕藝術不可。而真正的好藝術，真正的心路艱難，未必都有上述效果。
我聽一位批評家朋友說過一件事：他去看一出話劇，事先掖了手絹在兜裡，預備哭和笑，然而整個演出過程中他哭不出也笑不出，全場鴉雀無聲，直到劇終，掌聲雖也持久，但卻猶豫，直到戲散，魚貫而出的人群仍然沒有什麼熱烈的表示，大家默默地走路，看天，或對視為。我那朋友干脆找個沒人的地方坐下來發呆。他說這戲真好。他沒說真像。他說看戲的人中有說真好的，有說不好的，但沒見有誰說真像或者不像。他說，無論說真好的還是說不好的，神情都似有些愕然，加上天黑。他說他在那沒人的地方坐了很久，心裡仍然是一片愕然，以往的批評手段似乎都要作廢，他說他看見了生命本身的疑難。這戲我沒看。
二十
我看過一篇報告文學，講一個叛徒的身世。這人的弟弟是個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倆早年先後參加了革命，說起來他還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動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實他跟弟弟一樣對早年的選擇終生無悔，即便是在他屈服於敵人的暴力之時，即便是在他飽受屈辱的後半生中，他也仍於心中默默堅守著當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愛戴的人，他卻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別，細究因由其實簡單：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當然，還在於，他不幸被敵人抓去了，弟弟沒這麼倒霉。就是說，弟弟的不怕未經證實。於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種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這種可能又引出另外兩種可能：一是弟弟確實不怕死，也不怕折磨，這樣的話世上就會少一個叛徒，多一個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結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數目不變，只不過兄弟倆倒了個個兒。
誰是叛徒無關緊要，就像誰是哥誰是弟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世上確有哥哥這樣的人，確有這樣飽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這樣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個沒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對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動搖。我慢慢地看見，勇猛與可敬之外還有著更為復雜的人生處境。我看見一片蠻荒的曠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惟一顆訴告無處的心隨生命的節拍鍾表一樣地顫抖，永無休止。不管什麼原因吧，總歸有人處於這樣的境地，總歸有這樣的心魂的絕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嗎？我尤其想起了這樣的話：人道主義者是不能使用“個別現象”這種托詞的。
二十一
這樣的事讓我不寒而栗。這樣的事總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是他，你怎麼辦？這問題常使我夜不能寐。一邊是屈辱，一邊是死亡，你選擇什麼？一邊是生，是永恆的恥辱與懲罰，一邊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親人遭連累，我怎樣選擇？這問題在白晝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禱：這樣的事千萬別讓我碰上吧。但我知道這不算回答，這惟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對自己說：倘這事真的輪到我頭上，我惟求速死。可我心裡又明白，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這是逃避，想逃開這兩難的選擇，想逃出這最無人道的處境。因為我還知道，這樣的事並不由於某一個人的速死就可以結束。何況敵人不見得就讓你速死，敵人要你活著，逼你就范是他們求勝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僅僅是敵人嗎？不，這更像合謀，它同時也是敵人的敵人求勝的方法。在求勝的驅動之下，敵對雙方一樣地輕蔑了人道，踐踏和泯滅著人道，那麼不管誰勝，得勝的終於會是人道嗎？更令人迷惑的是，這樣的敵對雙方，到底是因何而敵對？各自所求之勝，究竟有著怎樣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對這兩難之題，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二十二
對這樣的事，和這樣的黑夜，我在《務虛筆記》中曾有觸及，我試圖走到三方當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這類事，必具三方當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謂之“兩難選擇者”；B——敵人；C——自己人。演算的結果是：大家都害怕處於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於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說，B不可以放過A嗎？但那樣的話，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從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來，替下你所擔心的那個可能成為叛徒的人嗎？但那樣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見，A的位置他們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則毫不猶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慮。是的，都怕，A的位置這才鞏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來是這樣，他們不過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給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給了A去承擔，然後，一方備下了屠刀、酷刑和株連，一方備下了贊美，或永生的懲罰。
二十三
大家心裡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卻又一齊制造了它，這不荒唐嗎？因此，很久以來我就想為這樣的叛徒說句話。就算對那兩難的選擇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問一問：他到底錯在了哪兒？他不該一腔熱血而做出了他年輕時的選擇嗎？他不該接受一項有可能被敵人抓去的工作嗎？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該再想活下去嗎？或者，他就應該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應該置無辜的親人於不顧，而單去保住自己的名節，或單要保護某些同他一樣承諾了責任的“自己人”嗎？
我真是找不出像樣的回答。但我不由地總是想：有什麼理由使一個人處於如此境地？就因為他要反對某種不合理（說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現實，就應該處於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嗎？
我認真地為這樣的事尋找理由，惟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僅危及了C，還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個事業。然而，倘這事業求勝的方法與敵人求勝的方法並無根本不同，將如何證明和保證它與它所反對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於是我又想起了聖雄甘地的話：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種方法。這話也可引申為：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說：人道存在於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樹立人道，又怎麼能反對不人道？
二十四
這真正是一道難題：敵人不會因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虛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鞏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視了人道，你就等於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壯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壓迫的最大遺患是壓迫的復制。“自己人”萬勿使這難題更難吧。以牙還牙的怪圈如能有一個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發現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們的發現，肯定不單是因為骨頭硬，更是因為對萬千獨具心流更加貼近的關懷，對人道更為深切的思索，對目的更清醒的認識。這樣的勇敢，不僅要對著敵人，也要對著自己，不僅靠骨頭，更要靠智慧。當然，說到底是因為：不是為了坐江山，而是為了爭自由。
電視中正在播放連續劇《太平天國》。洪秀全不勇敢？但他還是要坐江山。楊秀清不勇敢？可他總是借天父之口說自己的話。天國將士不勇敢嗎，可為什麼萬千心流匯為沉默？“天國”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過是“天王”手中的一張牌。那神曾長了一張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眾祭拜，人嘴如若不軌，王必率眾誅之，而那虛假的信仰一旦揭開，內裡仍不過一場權力之爭，一切轟轟烈烈立刻沒了根基。
二十五
小時候看《三國》，見趙子龍在長阪坡前威風八面，於重重圍困中殺進殺出，斬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不禁為之喝彩。現在卻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級的人是誰？多數連姓名也沒有，有姓名的也不過是趙子龍槍下的一個活靶。戰爭當然就是這麼殘酷，但小說裡也不曾對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學傳統中的問題。
我常設想，趙子龍槍下的某一無名死者，曾有著怎樣的生活，怎樣的期待，曾有著怎樣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樣的時刻得知了他的死訊，或者連他的死訊也從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沒回來，好像這人生下來就是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為了給他的親人留下一個永遠的牽掛，就是為了在一部中國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斬於馬下。這個人，倘其心流也有表達，世間也許就多有一個多才多藝的魯班，一個勤勞忠厚的董永，抑或一個風流倜儻的賈寶玉（雖然他不可能那麼富貴，但他完全可能那麼多情）。當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個普通人足夠。但一個普通人的心流，並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樣概括，他就仍只是一個王命難違的士兵，一個名將的活靶，一部名著裡的道具，其獨具的心流便永遠還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