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有三類神。第一類自吹自擂好說瞎話，聲稱萬能，其實扯淡，大水沖了龍王廟的事並不鮮見。第二類喜歡惡作劇，玩弄偶然性，讓人找不著北。比如足球吧，世界盃賽，就是用上最好的大腦和電腦，也從未算準過最後的結局。所以那玩藝兒可以大賣彩票。小小一方足球場，滿打滿算二十幾口人，便有無限多的可能性讓人料想不及，讓人哭、讓人笑，讓翩翩紳士當眾發瘋，何況偌大一個人間呢。第三類神，才是博大的仁慈與絕對的完美。仁慈在於，只要你往前走，他總是給路。在神的字典裡，行與路共用一種解釋。完美呢，則要靠人的殘缺來證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願來證明。在人的字典裡，神與完美共用一種解釋。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條永遠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樣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還是可望不可及。
劉小楓先生在他的書裡說過這樣的意思：人與上帝之間有著永恆的距離。這很要緊。否則，信仰之神一旦變成塵世的權杖，希望的解釋權一旦落到哪位強徒手中，就怕要惹禍了。
十四
惟一的問題是：向著哪一位神，祈禱？
說瞎話的一位當然不用再理他。
愛好偶然性的一位，有時侯倒真是要請他出面保佑。事實上，任何無神論者也都免不了暗地裡求他多多關照。但是，既然他喜歡的是偶然性而並不固定是誰，你最好就放明白些，不能一味地指靠他。
第三位才是可以信賴的。他把行與路作同一種解釋，就是他保證了與你同在。路的沒有盡頭，便是他遙遙地總在前面，保佑著希望永不枯竭。他所以不能親臨俗世，在於他要在神界恪盡職守，以展開無限時空與無限的可能，在於他要把完美解釋得不落俗套、無與倫比、不至於還俗成某位強人的名號。他總不能為解救某處具體的疾苦，而置那永恆的距離失去看管。所以，北京人王啟明執意去紐約尋找天堂，真是難為他了。
十五
我尋找他已多年，因而有了一點兒體會：凡許諾實惠的，是第一位。有時取笑你，有時也可能幫你一把的是第二位。第三位則不在空間中，甚至也不在尋常的時間裡，他只存在於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體會了殘缺去投奔完美、帶著疑問但並不一定能夠找到答案的那條路上。
因而想到，那也應該是文學的地址，詩神之所在，一切寫作行為都該仰望的方向。奧斯維辛之後人們對詩產生了懷疑，但正是那樣的懷疑吧，使人重新聽見詩的消息。那樣的懷疑之外，詩，以及一切托名文學的東西，都越來越不足信任。文學的心情一旦順暢起來，就不大明白為什麼一定要有它。說生活是最真實的，這話怎麼好像什麼也沒說呢？大家都生活在生活裡，這樣的真實如果已經夠了，文學幹嗎？說藝術源於生活，或者說文學也是生活，甚至說它們不要凌駕於生活之上，這些話都不易挑剔到近於浪費。布萊希特的「間離」說才是切中要害。藝術或文學，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難生活）的侍從或幫腔，要像偵探，從任何流暢的秩序裡聽見磕磕絆絆的聲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
十六
寫《務虛筆記》的時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筆下人物的行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經露面，某些正蟄伏於可能性中伺機而動。所以，那長篇中的人物越來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惡俱在。這不是從技巧出發。我在哪兒？一個人確切地存在於何處？除去你的所作所為，還存在於你的所思所欲之中。於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寫他人描寫的（或指責他人指責得）準確——所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處，你都可以沿著自己的理解或想像，在自己的心底找到類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難免是設身處地，善如此，惡也如此，否則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別人看得那麼透徹。作家絕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導員，作家應該貢獻自己的迷途。讀者也一樣，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乾淨，你以什麼與之共鳴呢？可有誰一點兒都不體會醜惡所走過的路徑嗎？
這便是人人都需要懺悔的理由。發現他人之醜惡，等於發現了自己之醜惡的可能，因為是已經需要懺悔的時刻。這似乎有點過分，但其實又適合國情。
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熱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詞終於在中國擺脫了貶意，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來嘛。但有一個現象倒要深思：與此同時，經常聽到的還是「挑戰」，向著這個向著那個，卻很少聽到「懺悔」。懺悔是要向著自己的。前些天聽一位學者說，他在考證文革時期的暴力事件時發現，出頭作證的只有當年的被打者，卻沒有打人的人站出來說點兒什麼。只有蒙冤的往事，卻無撫痛的懺悔，大約就只能是怨恨不斷地克隆。缺乏懺悔意識，只好就把慘痛的經驗歸罪給歷史，以為瀟灑，以為豁達。好像歷史是一隻垃圾箱，把些誰也不願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裝隱蔽，大家就可以清潔。
懺悔意識，其實並非只是針對那些文革中打過人的人，輝煌的歷史倘不是幾個英雄所為，慘痛的歷史也就不由幾個歹徒承辦。或許，那些打過人的人中，已知懺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們的不敢站出來這一點已經說明了良心的沉重。倒是自以為與那段歷史的黑暗無關者，良心總是輕鬆著——「笑話，我可有什麼要懺悔？」但是，你可曾去制止過那些發生在你身邊的暴行麼？尤其值得這樣設想：要是那時以革命的名義把皮帶塞進你手裡，你敢於拒絕或敢於抗議的可能性有多大？這樣一問，理直氣壯的人肯定就會少下去，但輕鬆著的良心卻很多，仍然很多，還在多起來。
十八
記得文革剛開始時，我曾和一群同學到清華園裡去破過四舊，一路上春風浩蕩落日輝煌。少年們滿懷豪情，記不清是到了誰家了，總之是一位「反動學術權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廳裡砸碎幾隻花瓶，又去人家的臥室裡割破了幾雙尖皮鞋，然後便想不出再要怎樣表現一腔忠勇。幸虧那時知識太少，否則就可能親手毀滅一批文物，可見知識也並不擔保善良。正當我們發現了那家主人的髮型有階級異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時，樓門外傳來了更為革命的吶喊：「非紅五類不許參加我們的行動！」這樣，幾個同學留下來繼續革命，另幾個怏怏離去。我在離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風憂怨，少年們默然無語，開始注意到命運的全面臉色。
待暴力升級到拳腳與棍棒時，這幾個不紅不黑的少年已經明確自己的地位，只作旁觀了。我不敢反對，也想不好該不該反對，但知不能去反對，反對的效果必如牛反對拖犁和馬反對拉車一般。我心裡兼著恐懼、迷茫、沮喪，或者還有一些同情。恐懼與同情在於：有個被打的同學不過是因為隱瞞了出身，而我一直擔心著自己的出身是否應該再往前推一輩，那樣的話，我就正犯著同樣的罪行。迷茫呢，說起來要複雜些：原來大家不都是相處得好好的麼，怎麼就至於非這樣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說打人不對，可敵人打我們就行，我們就該文質彬彬？偉大的教導可不是這樣說的。其三，其實可笑——想想吧，什麼是「我們」？我可是「我們」？我可在「我們」之列？我確實感覺到了那兒埋藏著一個怪圈。
十九
幾年以後我去陝北插隊。在山裡放牛，青天黃土，崖陡溝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間就看清了那個把戲：我不是「我們」，我又不想是「他們」，算來我只能是「你們」。「你們」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還不至於就去挨。「你們」是一種候補狀態，有希望成為「我們」，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變成「他們」。這很關鍵，把越多的人放在這樣的候補位置上，「我們」就越具權勢，「他們」就越遭孤立，「你們」就越要乖乖的。
這邏輯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膽寒：「你們」若不靠攏「我們」，就是在接近「他們」；「你們」要是不能成為「我們」，「你們」還能總是「你們」？這邏輯貫徹到那副著名的對聯裡去時，黑色幽默便有了現實的中國版本。記得我站在高喊著那副對聯的人群中間，手欲舉而又怯，聲欲放卻忽收，於是手就舉到一半，聲音發得含含糊糊。「你們」要想是「我們」，「你們」就得承認「你們」是混蛋，但是但是，「你們」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們」？哪個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實是終身制。
二十
我曾親眼見一個人跳上台去，喊：「我就是混蛋！」於是贏來一陣猶豫的掌聲。是呀，該不該給一個混蛋喝彩呢？也許可以給一點吧，既然他已經在承認是蛋的一刻孵化成混。不過當時我的心裡只有沮喪，感到前途無比暗淡。我想成為「我們」，死也不想是「他們」。所以我現在常想，那時要有人把皮帶塞給我，說「現在到了你決定做『我們』還是做『他們』的時候了」，我會怎樣？老實說，憑我的膽識，最好的情況也就是把那皮帶攥出汗來，舉而又怯，但終於不敢不掄下去的——在那一刻孵化成混。
二十一
大約就是從那時起，我非常地害怕「我們」，有「我們」在轟鳴的地方我想都不如繞開走。倒不一定就是怕「我們」所指的那很多人，而是怕「我們」這個詞。怕它所發散的符咒般的魔力，這魔力能使人昏頭昏腦地渴望被它吞噬，像「肯德基家鄉雞」那樣整整齊齊都排成一股味兒。我說過我不喜歡「立場」這個詞，也是這個意思。「我們」和「立場」很容易演成魔法，強制個人的情感和思想。文革中的行暴者，無不是被這魔法所害——「我們」要堅定地是「我們」，「你們」要盡力變成「我們」，「我們」幹嗎？當然是對付「他們」。於是溝壑越挖越深，忠心越表越烈，勇猛而至暴行，理性崩塌，信仰淪為一場熱病。
二十二
「上山下鄉」已經三十年，這件事也可以更鎮靜地想一想了：對於那場運動，歷史將記住什麼？「老三屆」們的記憶當然豐富，千般風流，萬種惆悵，喜怒悲憂都是刻骨銘心。但是你去問吧，問一千個「老三屆」，你就會聽見一千種心情，你會會對「上山下鄉」有一千種印象：豪情與沮喪，責任與失落，苦難與磨練，忠勇與迷茫，深切懷念與不堪回首，悔與不悔……但歷史大概不會記得那麼詳細，歷史只會記住那是一次在「我們」的旗幟下對個人選擇的強制。再過三十年，再過一百年，歷史越往前走越會刪除很多細節，使本質凸現：那是一次信仰的災難。
並沒有誰捆綁著我們去，但「我們」是一條更牢靠的繩子。一聲令下，便樹立起忠與不忠的標識。我那時倒沒有很多革命的準備，也還來不及憂慮前途，既然大家都去，便以為是一次壯大的旅遊或者探險，有些興奮。也有人確是滿懷了革命豪情，並且果然大有作為，但這就像包辦婚姻，包辦婚姻有時也能成全好事。但這種方法之下不順心的人就多。我記得臨行時車站上有很多哭聲，絕非「滿懷豪情」可以概括。
二十三
不過我現在也還是相信，貧困的鄉村是需要知識青年的，需要科學，需要文化，需要人才。但不是捆綁的方法，不能把人才強行送過去，強行一旦得逞，信仰難保不是悲劇。很可能，人才被強行送過去的同時，強行本身也送過去了。貧困的鄉村若因而成長起幾個強徒，那禍害甚至不是科學能夠抵擋的。
方法常常比目的還要緊。比如動物園裡的狼，關在籠子裡，寫一塊牌子掛上，說這是狼，可誰看了都說像狗。狼不是被飼養的，狼是漫山遍野裡跑的，把狼關在籠子裡一養，世界上就有了狗。
二十四
直到有一年，奧運會上傳來一陣歌聲，遙遠卻又貼近：我們是世界，我們是孩子……這下才讓我恍然而悟「我們」的位置，這個詞原來是要這樣用的呀，真是簡單又漂亮！我迷上奧運會，要緊的原因其實在這兒。飄蕩在宇宙的萬千心魂，蒼茫之中終見一處光明，「我們是世界，我們是孩子」，於是牽連浮湧，聚去那裡，聚去那聲音的光照中。那便是皈依吧，不管你叫他什麼，佛法還是上帝。
所以，「我們」的位置並不在與「他們」的對立之中，而在與神的對照之時。當然是指第三位神，即盡善盡美所發出的要求，所發出的審問，因而劃出了現實的殘缺，引導著對原罪的領悟，徵求懺悔之心。這是神對人的關切，並沒有行賄受賄的邏輯在裡面，當然不是獲取實惠的方便之門。
二十五
靈魂不死，是一個既沒有被證實，也沒有被證偽的猜想。而且，這猜想只能被證實，不大可能被證偽。怎樣證偽呢？除非靈魂從另一個世界裡跳出來告密。
可是，卻有一種強大的意志信誓旦旦地宣佈：死即是絕對的寂滅，並無靈魂的繼續，死了就什麼都沒了，惟此才是科學，相反的期待全屬愚昧，是迷信。相信科學的人竟很少對此存疑，真是咄咄怪事。未被證偽而信其偽，與未被證實而信其實，到底怎麼不一樣？倘前者是科學，後者怎麼就一定愚昧？莫非不能證明其有，便已經是證明其無了？這就更加奇怪，豈不等於是說一切猜想都是愚昧嗎？可是，哪一樣科學不是由猜想作為引導？
局面似乎不好收拾。首先，人出生了，便遲早要死，遲早會對死後的景況持一種態度。其次，死後無非那兩種可能，並無第三類機會。最後，那兩種可能無論你相信哪一種，都一樣不好意思請科學來撐腰。
二十六
但猜想是必要的。猜想的意義並不一定要由證實來支持。相反，猜想支持著希望，支持著信心。一定要把猜想列為迷信，只好說，一律地剷除迷信倒不美妙。活著，不時僅僅有了科學就夠。當染，裝神弄鬼騙人錢財的，自封神明愚弄百姓的，理應剷除。但其所以要剷除，倒不是看它不科學，是看它不人道。原子彈很科學，也要剷除。一個人，身患絕症，科學已無能給他任何期待，他滿心的堅強與泰然可是牽繫於什麼呢？地球早晚要毀滅，太陽也終於要冷下去，科學尚不知那時人類何去何從，可大家依然滿懷豪情地準備活下去，又是靠著什麼？靠著信心，靠著對未來並無憑據的猜想和希望。但這就是迷信嗎？但這不能剷除。相反，誰要剷除這樣的信息，甚或這樣的迷信，都不允許。先哲有言：科學需要證明，信仰並不需要。事實上，我們的前途一向都隱藏在神秘中，但我們從不放棄，不因為科學注定的局限而沮喪。那也就是說，科學並非我們惟一的依賴，甚至不是根本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