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改革結束半年後——
小胡終於接李小南做了局裡的打字員。
小高接小胡做了通信員。
小蘇調進來後，一直沒在局裡上班，跟著陳奮遠主任在家屬樓工地跑來跑去。
期間，局裡某次局務會決定，閻局長乘坐的桑塔納兩千有點陳舊了，應該給閻局長買一輛新車。這個提議竟是余宏進副局長提出來的。
閻局長新買的車是一輛剛上市的紅旗小汽車。各種手續辦完，恰好是三十萬元。閻局長在局務會上風趣地說：“這車我坐得心安理得——因為不是局裡掏錢買的，是小蘇他爸給咱買的！”
其他局領導想了一下，還真是這麼個理兒。
閻局長換下來的桑塔納兩千並沒有讓給余宏進副局長坐，而是讓給陳奮遠主任坐了。局務會上，閻局長將這話一說出口，余宏進副局長掩飾不住露出一絲失望的神色，可他很快又掩飾住了，目光淡然地望向窗外。閻局長則在心裡戲弄余宏進：“練氣功又不需要坐桑塔納！”
後來閻局長在馬方向和趙有才面前掰著指頭這樣說，他讓車給陳奮遠有三點理由：一、陳奮遠是正處級；二、陳奮遠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跑，需要一輛車，那可是為全局同志謀福利的事兒；三、小蘇喜歡開車——人家老子給咱買了新紅旗，讓人家兒子開個舊桑塔納，走到哪裡說不過去！
閻局長最後說，任何事情，只要有一條理由站住腳，就可以去做；有兩條理由站住腳，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有三條理由站住腳，就可以放心大膽甚至毫無顧忌地去做！三足鼎立、三角形的穩定性就在這裡。
當然，如果一條理由也沒有，最好不要去做。
閻局長這些話後來傳到我耳裡，引起我長久的思索。一對雙方均有配偶的已婚男女，比如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李小南……李小南和誰呢？雙方產生感情，你貪我愛，這算有了兩條理由——“你貪”是一條，“我愛”是一條。按閻局長的觀點，就可以放心地去“唱歌”了。可若人家的老公不同意呢？兩條理由就減去了一條，成了一條理由，按閻局長的觀點，這種時候雖可以去做，卻得小心翼翼。可如果人家老公也同意了——這就有了三條理由，按閻局長的說法，就可以放心大膽甚至毫無顧忌地去做了！
那麼，有這樣的老公嗎？我想，還是有的，不是有一句話：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嗎？
我魚在河是不是這樣的老公呢？如果柳如眉和一票或者她們局的局長去做，我會同意嗎？
我和柳如眉之間的關系十分有趣。我倆都是科員的時候，在家裡地位平等。她做飯，我洗碗；我做飯，她洗碗。她輔導孩子學習，我帶孩子洗澡；或者我輔導孩子學習，她帶孩子洗澡。我擔任了副主任科員之後，她是科員，我在家裡就有了一定的領導地位。雖然這種領導地位時有動搖，但我明顯占了一點上風，洗碗和做飯的次數略比過去少了一些。有時她洗碗或做飯的時候，我可以蹺起那種二郎腿看看電視，我家的電視是十八英寸的彩電。有一次柳如眉十分神往地對我講：“魚在河，你說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麼？”當時她在廚房洗碗，我在客廳看電視。我壞笑著回答她：“那還不是當一名作曲家！”柳如眉聽我這麼說，從廚房跑出來，手裡拿一把正在洗的飯勺。她咯咯笑著向我跑過來時，我下意識地縮了縮腦袋，以為她要拿那把飯勺敲我。她沒有拿飯勺敲我，卻用胳膊肘在我背上抵了一下，眼睛看著那台電視機說：“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能來給咱們送禮，啥時有人能給咱們送來一台二十九寸大彩電，我就有一種成就感了。”
柳如眉對“成就感”的理解十分樸素，就是有人能給我們送來一台二十九寸的大彩電！
柳如眉當了副科長後，突然就拿筷頭戳了我一次。那時我尚是一名副主任科員。柳如眉那一戳，不但戳在了我臉上，還戳在了我心上。那一瞬間我體會到了“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句話的深刻含意。按理說“副科長”比“副主任科員”最多也就大半級，大半級我已覺得喘不過氣來，大一級還了得！後來我擔任了政秘科副科長之後，才知道副科長就是可以領導副主任科員。我和馮富強常常搶著給李小南布置工作。如果馮富強先我一步給李小南布置工作了，我心裡就會有點不舒服，因為他比我多“領導”了一次李小南。有一次馮富強吩咐李小南去打印一份材料。科裡再沒有一個李小南了，我便想隨便找一個人出來“領導”一次，以求得心理平衡。恰巧打字員小胡在門口探了一下頭。小胡原本並不准備進大辦公室來，他探了一下頭正准備到四樓的打字室去，被我像揪一只縮頭烏龜一般揪了進來。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氣對他說：“小胡你去傳達室取一下報紙！”小胡將報紙取上來放在我辦公桌上，陪著笑臉殷勤地對我說：“魚科長，報紙給你取上來了。”我一邊喝茶，一邊沖他矜持地點了點頭，並沒有說“謝謝”二字。而我是科員的時候，若他給我取一次報紙，我至少會接連點著頭說三至四聲謝謝。他即使出了門，我的最後一聲“謝謝”也會像一顆魚雷一樣攆著他而去，我會伸長脖子沖他喊：“謝謝啊小胡！”當然我是科員的時候，也很少有機會對小胡這樣喊，因為我根本不可能差遣他去取報紙。即使我差遣了，他也不會去取。反會瞪我一眼，上來摸摸我的頭說：“你這小子，自己沒有長腿？”所以我“這小子”也不會自討沒趣。
還差遣這王八羔子取報紙呢！我剛調來的時候，惹都沒惹他，他都敢學我口吃，並且上來摸了一把我的腦袋。男人的頭，女人的腳。當年西門慶勾搭潘金蓮就是從腳上開始的，剛摸了一把，那潘金蓮就心癢難耐，說：“哥哥真個要勾搭我？”女人的腳隨便摸不得，男人的頭更摸不得。若可隨便摸，那我們局的同志首先應去摸閻水拍的腦袋，因為他個兒矮，摸他腦袋就像摸兒子的腦袋一樣，順手就上去了。可玻管局誰敢摸閻水拍的腦袋？
我早在心裡記下了小胡這小子，他將來當然會為這個魯莽的舉止付出代價，我可是那種睚眥必報的人！
那天柳如眉用筷頭戳我的時候，我雖難過地低下了頭，卻並沒有反抗她，很少有人會去反抗領導。市委書記批評了縣委書記，縣委書記就會找個鄉鎮書記訓斥一頓。閻水拍局長若批評了馬方向或者趙有才，馬方向或者趙有才就會將氣撒到我和馮富強身上。我和馮富強再將小牛或小馬呵斥兩聲，這兩小子氣沒處撒，便會在衛生間將牆壁狠狠踹一腳。
我擔任副科長後，柳如眉不再用筷頭戳我。因為她若用筷頭戳我，我完全有可能也用筷頭戳她。我和柳如眉的關系現在極像我和馮富強的關系。馮富強的副科長職務雖然在任命文件上排在我前邊，並且由他主持科裡的工作，但畢竟我倆都是副科長，有啥事他總是這樣說：“在河有個事情和你商量一下”；“在河你說這個事情應該怎麼辦？”有一次他說走了嘴，當時他剛吩咐畢通信員小高，順勢用吩咐小高的口氣吩咐我：“魚在河你去……”說了半句他突然改口，又說：“在河你說這個事情應該讓誰去辦一下？”這小子原本准備說：“魚在河你去把這個事情辦一下！”他說的“這個事情”誰去辦，其實都無所謂，不就是給市委送一份文件嘛。我當時恰好要到市委去，他若不流露讓我去“辦”的意思，或者是閻水拍、馬方向、趙有才讓我去辦，我會十分樂意地說：“舉手之勞嘛，請領導放心！”可當時我從馮富強手裡接過那份文件，漫不經心地翻了翻。馮富強手向前伸著，以為我翻完文件會再遞到他手中。可我卻偏不遞給他，啪地將那份文件扔在辦公桌上，抬頭對他說：“又不是什麼急件，明早上班讓小高送過去！”然後便不再搭理他，轉身揚長而去。
馮富強不管怎麼說，主持著科裡的工作。可又沒人來我家裡宣布，我和柳如眉由誰“主持”工作。這樣我家裡就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包括晚上“唱歌”，過去總是采用那種“男上女下”的體位和姿勢，可自從她擔任副科長後，卻時不時要到上面來。我很不習慣這種“角色”置換，這基本等於她要“填詞”，而由我來負責“作曲”。可不說五線譜，我連簡譜都不懂，“作曲”的難度委實大了一點兒。每次她在上面我在下面的時候，我就有一種被強暴的感覺。她在那兒翻身農奴把歌唱，我心裡卻像打翻了那種五味瓶，不知有多少種滋味一齊湧上心頭。
柳如眉那個副科長的“含金量”比我高出許多，因為她所在的那個局的“含金量”比我們玻管局高出許多。柳如眉所在的局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局。如果說自從“一玻”、“二玻”垮台後，我們玻管局其實啥也不管外，柳如眉所在的那個局就啥都管。她所在的科叫“計劃科”。這個科管著很多緊缺商品的指標。只要她們這個科將指標撥給你，轉手就可以在市場上賣出高出一倍的價錢。比如說你十塊錢買了一雙鞋子，轉手便賣作二十塊錢。如果這雙鞋子是一萬塊錢呢？
當然柳如眉所在的局並不賣鞋子，這裡只是打個比方。不過這個局的重要程度倒有點像七十年代的商業局，你要想買一輛“飛鴿”或“永久”牌自行車，給你兒子結婚用，得千方百計找商業局長批條子。
柳如眉所在的局其實要比七十年代的商業局重要得多！她那個科不僅管著緊缺物資的指標，還管著大量人民幣，這些人民幣統稱“專項資金”或“配套資金”。
當然支配這些資金和“指標”的主要權力在市長、主管這個局工作的副市長和這個局的局長手裡。還有分管這個科工作的副局長和科長。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長其實只是兩個經辦人員，按照市長、副市長、局長、副局長和科長的安排，把這些資金和指標撥出去。支配權到他們手裡已經十分有限。
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長雖然沒有多少支配權，但他們卻有“知情權”：哪些資金和指標支配得合理，哪些比較合理，哪些不太合理，哪些很不合理，這兩個副科長最清楚，心如明鏡一般。
賈府裡的焦大為啥敢罵主子？就是因為知道的底細太多。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長若是焦大，說不准哪一天不高興了，也會罵出兩句“爬灰”之類的話來。怎樣才能讓他們不罵？就是讓他們也去“爬爬灰”。
因此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長手中也有了一點點權力。就像兩個忙得不可開交的廚子，再名貴的菜，端上桌前也可先嘗一嘗。
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產生一點點好感，最初就是因為一些不經意的細節，或者那種“共同語言”。共同語言是什麼？就是你說什麼時我順著你的思路也說什麼。我和陶小北為啥有共同語言？就是我說什麼時她總是附和著我說什麼，有時甚至我不說什麼時，她也總是找著話兒往我心上說，常常讓我心中一熱，然後就會有那種暖融融的感覺。一個人與另一個人有沒有共同語言，取決於雙方願不願意有共同語言。願意就有，不願意就沒有。張三和李四聊天。張三說：回家做點肉吃。李四說：吃肉？肉有瘦肉精！張三說：那弄點蔬菜吧。李四說：蔬菜有農藥！張三說：只好吃點粉條了。李四說：粉條裡食品膠摻得太多，好吃難消化！張三說：難道喝西北風啊！李四說：西北風？有沙塵暴！如果兩人像張三和李四這樣，一個說東，一個總是說西；一個說南，一個總是說北；一個說天上，一個總是說地下，一個氣得只好去說狗了，一個卻又逮來一只兔子，再有涵養的人也會興味索然，哪裡還會有共同語言。
當魚在河副科長與柳如眉副科長一個開始說東，一個開始說西的時候，已到了這年的夏末。就在這個夏末，有另外一個男人開始和柳如眉往一塊兒“說”。
這個男人就是一票。
一票就是柳如眉科裡另外那位副科長。
柳如眉提拔為副科長後，科長給他倆做了分工。一票分管專項資金，柳如眉分管專項指標。為了工作方便，科長讓他倆將辦公桌並在一起，就像一個人的上嘴唇和下嘴唇合在一起一樣。“專項資金”與“專項指標”大多時候是同時撥下去的。科長有時會拿一摞厚厚的表格，啪地往他倆辦公桌的“交界處”一扔說：“把這筆資金和這些指標捆在一起撥下去！”
這樣柳如眉就得和一票研究那些表格，看采用哪種“捆”法。有時是柳如眉走過去站到一票身邊，歪著頭看一票“捆”資金。有時一票“捆”錯了，柳如眉便會將一根白白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會戳到一票手上。有時是一票走過來站在柳如眉身邊，歪著頭看柳如眉“捆”指標。柳如眉若“捆”錯了，一票也會將一根黑黑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會戳到柳如眉手上。
如果是在夏天，柳如眉穿著薄薄的衣衫，一票不經意地瞥一眼，就會瞥見柳如眉白白的挺拔的乳房。柳如眉的乳房既不是盤狀，也不是半球狀，更不是地梨狀，而是鴨梨狀。這個我應該最有發言權。據我所知，鴨梨狀的乳房是乳房中的極品，一百個女性中只有一個擁有這種形狀的乳房，真正是“百裡挑一”。
問題是挑乳房畢竟不是挑鴨梨，挑鴨梨你可以在一堆鴨梨中選來選去，拿起這個，放下那個，再看看另一個。挑乳房呢？所以只能去碰，碰上就碰上了，碰不上怎麼辦？那就碰不上了唄！
一票這家伙運氣不錯，竟碰上了！可他一想到“排名”在魚在河之後，又有點氣餒：這畢竟不是像他所在的那個科室一樣，可以任命兩個副科長。中國目前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柳如眉若是“科長”，就只能給她任命一個副科長，而且是“終身制”，除非兩人離婚。過去倒是有過“一妻多夫制”——可那是母系社會群婚的遺俗，年代也太久遠了一點！因此一票想要嘗嘗這個梨子的滋味，難度就有點大。所謂雖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
不能嘗，看一看總可以吧，站在柳如眉身旁的一票就又將柳如眉的“鴨梨”看了看。這才發現，鴨梨上那個“梨嘴嘴”也頗為可愛。看著這個小小的乳頭，一票就會想：啥時候能將這個乳頭像指標一樣撥來撥去呢？
兩人的腳有時也會無意中觸碰到一起。在機關裡工作過的同志都有過這種體會，在辦公桌前坐一上午，腿和腳會發麻的。有時就得動一動，將腿伸直（這樣會舒服一些），這一動，一伸，就容易碰到對方的腳。
總之柳如眉與一票開始互相產生了一些好感。而產生這種好感的直接起因，還是一票投給她的那一票。柳如眉若是一個面團，從一票投出一票那天起，她就在一票的目光中發酵。
起初兩個人湊在一塊兒，並沒有別的想法。不過就是說一些話兒。你順著我說一會兒，我順著你說一會兒。仿佛扯著一根繩子互相拉，你拉過來，我再拉過去。又如小女娃娃跳猴皮筋兒，一個站在中間跳，一個將猴皮筋兒拴樹上，在小女娃娃腳下繞，向這邊繞一會兒，再向那邊繞一會兒。
兩個人在辦公室跳猴皮筋兒，受場地局限，無法施展，便有了到別的地方跳一跳的想法。這一天，當一票將這種想法悄聲告訴柳如眉後，柳如眉想了一下，就點點頭，答應了。
兩人跳進了一個幽靜的酒樓。酒樓叫了一個浪漫的名字：脈脈含情。
柳如眉和一票在一起，共同語言是多方面的。首先當然是談工作，從專項資金和專項指標說起。一票由衷地對柳如眉說：“那天要不是你及時看出問題來，將那筆資金撥下去，那可就釀成大錯了！”柳如眉也感激地對一票說：“我那天去逛商場了，偏偏局長叫撥指標，要不是你及時幫我辦了，局長保准會不高興的！”
接下來兩人會說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話題。有時候也會說到局裡復雜的人事關系和由此而起的一些是非。柳如眉甚至會撒嬌地咕嘟著嘴，給一票傾訴心中的煩惱。局裡另一個和她關系原本不錯的女同事，自從她當副科長後，對她待理不理的，她都不知道該怎麼對待她。一票耐心地聽完柳如眉的敘述，會像一個真正的大哥哥對待小妹妹那樣，給她出主意，為她想辦法。他說，柳如眉在處理二人的關系上，應該“一如既往”，“大度一點”，對她對她的冷淡“佯裝不知”，仍像過去那樣“熱情地對待她”，這樣有一天，她就會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與她重修舊好，雲雲。至於她播弄她的壞話，也應不予計較，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這樣反倒顯出自己做人的境界。柳如眉見一票說的在理，便會高興地點點頭，心中的郁悶頃刻煙消雲散，兩人的感情在瞬間又近了一步。此時兩人又會說到那次決定柳如眉能否做副科長的至關重要的投票。柳如眉會趁機將那句“點題”的話表達出來，她說：“我真得感謝你呢！要不是你給我投那一票，哪有我的今天！”
此時柳如眉腦海裡就會浮現出家裡那台二十九寸的大彩電。我們並沒有出錢，那台電視機卻跑我家來了！有時想想覺得挺奇怪的，仿佛我家已率先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按照我小時候上政治課留下的印象，共產主義就是你想要什麼就會有什麼，而且不需要出錢，因為那時候已沒有貨幣。
“這是應該的嘛，誰讓咱們是同事呢！況且我一直對你挺有好感的。”一票用那種炯炯有神的目光望了一會兒柳如眉，直到望得兩人臉上都有一點溫度了，才大膽地說出那句帶有“破題”意味的話：“你本來就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女性！”
一個“點題”，一個“破題”，這篇文章做出來就有意境了。一票果然趁熱打鐵，對柳如眉說：“其實你不找我妹妹，我也會將那一票投給你的，因為那一票本來就是你的！”就像柳如眉說話當中想起那台電視機一樣，一票此時腦海裡也突然浮現出一樣東西——當然不是電視機，而是兩個鴨梨。這兩個鴨梨勁兒大著呢，一下就將一句話從一票胸腔裡擠出，他直視著柳如眉說：“我都恨不得給你投兩票呢！”
對兩位普通同事來說，這話的“味兒”有點大了，因為這是情人之間通用的語言。一票將這句話說出口，也有點吃驚，他甚至吃驚地大張著嘴巴沒有及時合攏，仿佛這話不是自己“說”出來的，而是話兒自個撐開他嘴巴“跑”出來的。他的臉也微微有點發燒，他甚至有點擔心：萬一柳如眉怫然作色怎麼辦？那就太沒趣了。
一票的擔心當然是多余的，怎麼會呢？女性就像一個當鋪，對於贊美性語言一律照收不誤。哪怕這種語言帶有很大的誇張成分。當鋪老板清點送來的衣物，還會一件一件照成色論價，有時甚至會大肆砍價——一件八成新原價值三千元的裘皮大衣，能給你三百元就算不錯了。可女性在贊美話兒的面前，卻從不“砍價”，恨不得讓你多說幾句呢！所以女性若開當鋪，非連老本兒賠進去不可——因為那樣一件裘皮大衣，她可能付給物主三千二百元，不賠才成怪事了呢！
所以女性鮮有開當鋪做老板的。即使有一個閃著腰兒從裡間走到櫃台前來，那也是老板娘，來看自己的丈夫和物主討價還價。
一票的擔心因此是多余的。他那句話當時讓柳如眉心裡再次一熱。一票若是那個物主，那句話就是那件裘皮大衣，他將那句話兒“當”給柳如眉，柳如眉收下後，意外地付給他三千二百元——柳如眉當時眼睛一撲閃，回答一票說：“想不到你對我這麼好！”一票此時才放下心來，抬起一只手以額至頜一抹，順勢才將驚愕地張著的嘴巴抹“合攏”了。正如那位物主，萬沒想到一件舊裘皮大衣能當得這麼多錢！將錢揣在衣兜裡走出當鋪了，仍心存疑惑：莫不是付錯了，不會追出來索要吧？心裡不踏實，扭回頭去看，見老板娘正將裘皮大衣穿在身上，左一下右一下比試呢。這才放了心。隨手又扔給老板娘一句話兒：“老板娘真漂亮，穿上這件衣服更漂亮，晃人眼呢！讓人都不敢看了！”說著，撩起衣襟遮住自己的臉，像一個頑皮的小孩一般作出一副“不敢看”狀。女老板心裡樂開了花，咯咯咯笑著讓話兒從當鋪裡攆出來：“先生太會說話了，聽你說話就像孩子過節或者農民趕集似的！先生留一下你的手機號可以嗎？”那物主生怕老板娘突然反悔，趁她心裡喜洋洋之際，早放下衣襟疾步匯入人流中不見了，哪顧得留什麼手機號。
男女約會，話說到情濃得化不開的份兒上，就得換個話題“沖淡”一下。就仿佛一杯白糖水，糖放得太多，不僅“甜”，且“膩”了，就得再加點開水稀釋一下。或者就像大街上有一個馬戲團在表演，人圍得水洩不通，將交通都堵塞了，此時就得警察出面疏導。一票和柳如眉此刻就是這樣，一票揮著手“疏導”交通，柳如眉拎起開水瓶“稀釋”杯中甜水。兩人不再順著那個話題往下說。柳如眉以手支頜，將目光望向窗外。窗外是那種“滾滾紅塵”和“大千世界”。人流、車流不斷，市聲也不斷。一個男孩正沖一個女孩招手，女孩臉兒紅撲撲的，提起腳跟欣然向男孩跑去。
柳如眉和一票開始共同追憶那些因為已逝所以注定是美好的青春時光。
這天下午，一幕有趣的鏡頭出現了：脈脈含情大酒樓裡，當時正放著悠揚的薩克斯曲《回家》。我和陶小北正像徐志摩和林徽因那樣坐在一起，剛點畢菜抬起頭，突然瞥見柳如眉和一個讀者已“認識”我並不認識的男人走了進來。當時我們在一樓的小雅間，他們看不見裡邊，我卻從雅間白布門簾的縫隙裡瞧見了柳如眉。那天下了一點微雨，他倆打著一把傘，進來在大廳裡停留片刻。柳如眉收傘後順手將傘遞給了那個男人，這是她的習慣動作，因為那把傘我很熟悉。每次下雨我倆打著傘進門，她傘一收便會順勢遞給我。我接過傘，低頭拿那根小帶繞一圈將傘扎住。然後我往往還會繞第二圈——用手臂將柳如眉富有彈性的腰環繞，有時我們環繞著直接進了臥房，有時環繞著坐到了沙發上。到底是環繞著進了臥房，還是環繞著坐到了沙發上，視情況而定。可無論哪一種情況，那把傘早不見了，有時被我隨手扔牆角了，有時被我擱在門口的鞋櫃上了。只有一次情況有點緊急，我竟一手環繞著柳如眉，一手拎著傘進了臥室。柳如眉已寬衣解帶，像一條肥美的大白魚，哧溜鑽進了被窩，我手裡卻還拎著那把礙事的傘。我靈機一動，竟惡作劇般地將傘柄掉過來，順手掛到吊燈桿上。那天我倆“唱歌”的時候，柳如眉沒有像往日那樣閉眼睛。我以手將她的眼皮抹下去，她又睜開往吊燈下面看，原來那把傘尚在那兒搖晃呢。那天柳如眉怎麼都不願翻身農奴把歌唱。事畢，才告訴我緣由：那傘尖尖銳著呢，掉下來先扎你屁股上。
這把親眼目睹和見證了我和柳如眉“唱歌”全過程的“愛情傘”，今天竟拿在了一票手裡。我當時心裡有點不舒服。按照物理學上那種“干涉現象”，傘目睹了我倆“唱歌”，傘拿在一票手上，似乎一票也目睹了我倆“唱歌”。
柳如眉那天信手將傘遞給一票，自顧先上二樓了。一票低著頭手忙腳亂扎小帶：他顯然對我家的傘不熟悉，笨手笨腳扎了半天才將小帶扎好。或者那把傘是那種對主人忠誠的“僕人”，掙扎著不想讓一票扎住，仿佛一旦被一票扎住，它的女主人就當眾喪失了貞操。
一票扎好傘，舉目凝望了一眼閃身已上二樓的柳如眉，目光如炬，像賈瑞追逐王熙鳳那樣疾步追隨柳如眉的倩影而去。我撲哧笑了。陶小北問我笑什麼，我說我看到了那種“愛情的光芒”。陶小北不解，說：“不見你眼前有這種光芒啊！”我笑著說：“我眼前沒有，我愛人身後有！”陶小北更不解：“你夢囈啊！”她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仿佛我真在做夢。我順勢做出一副“如夢方醒”的樣兒，讓服務員將已點好的菜單拿過來，低著頭一邊看一邊對陶小北說：“咱們今天不吃魚香肉絲了，來半斤白灼蝦吧！”我將菜單遞給身旁侍立的那個雖年輕但卻像“魚香肉絲”一般沒有“味道”的服務員，眼睛望著“味道”比白灼蝦更醇美的陶小北，心裡尚在尋思：柳如眉這會兒正在點“魚香肉絲”呢！想到柳如眉點給一票的那盤“魚香肉絲”是這邊剛退掉的，我嘴角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陰涼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