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工作組很快就正式進入了工作。
他們做了分工，鄧一群隨苗得康去這個縣最窮的一個鄉，溝墩鄉。
溝墩鄉離鄧一群的老家不遠。鄧一群想起來，他大學時談過的那個對象王芳芳的家，仿佛就是溝墩鄉的，具體那個地方的村名，叫作“二窪村”。
分工的當天，苗得康就領著鄧一群去了。縣裡的領導提出要用車子送，苗得康卻拒絕了。那些人看他一臉嚴肅，一個個也就不好再堅持。鄧一群看在眼裡，知道這老頭正在犯馬列主義嚴肅性的毛病呢，自然也就跟著說，不必麻煩。心裡卻想：做做樣子罷了，過不了幾天，肯定就恢復原來的樣子了。像他這樣的干部，一定是做戲的老手了。初來乍到，這樣是對的，不要一下來就產生不好的印象。姜到底是老的辣啊！
乖乖地跟著苗得康來到小車站，自己掏錢買票，坐上了一輛破舊的中巴，往那個鄉裡趕。車裡都是本鄉本土的村民，他們對這兩個新來的人視而不見。
往鄉裡的路很不好走，中巴開在路上，就像一只小船在有著大風大浪的海裡行進。俗話說：“富不富，看道路。”一看道路破爛成這樣，你就能想到去的是個什麼地方了。鄧一群心裡說：舒服的日子不再有了，一切辛苦都會來。但是，既然來了，就好好辛苦一年吧。不努力表現自己，怎麼能贏得政治資本呢？退一萬步講，不論怎麼說，他們的待遇肯定比鄉裡的干部要好，再與農民相比呢，那完全是天壤之別。好歹也只是一年時間，說快也快，很快就會過去的。
乍到鄉裡，還是有種新鮮感、陌生感，還有對貧困的一種油然而生的憐憫。
鄉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小鎮子。說是鎮子，其實那根本就不像是個鎮，只是房子相對集中，有商店、郵所、稅務所、派出所、糧站等等而已。也許，在當地人的眼裡，它不僅是個鎮，而且是個很不錯的鎮子呢。鄉政府有一個小院子，院門外掛著木板牌子，白底紅字和白底黑字，政府和黨委兩塊牌子，字跡都早已經模糊了，只能依稀辨出個大概。
對他們的到來，鄉裡已經知道了，並早就著手作了安排。鄉裡沒有招待所，臨時把食堂邊上的一排房子騰出來，清掃干淨，讓他們住進去。一人一間，每間十多平方的樣子，一張木架子床，上面被褥整齊，看來都是新洗過的。一張老式辦公桌，一台取暖器，新水瓶、新腳盆、新毛巾。
鄧一群這邊和苗得康那邊又有不同——苗得康房間裡多了一部新電話、一台新彩電和一只半舊的書櫥。這就是廳級和處級的不同。鄧一群想：走到哪裡都會有身份的標志。電話和彩電明顯是特意為了苗得康而准備的。為什麼那麼多人要當官？就是因為給你的待遇不一樣，連下鄉也一樣。
對這個貧困鄉來說，那個晚上的晚宴自然稱得上是最高規格了。
書記和鄉長都出來了，還有副書記、副鄉長，足足六七位。黨委書記叫焦作安，鄉長叫夏廣連，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們在基層，都干了有半輩子，剩余的時光也就只有十來年了。
對鄧一群和苗得康的到來，書記和鄉長心裡都有點不知所措，在扶貧工作組到來之前，縣裡的領導把他們特別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們工作上出什麼差錯。在他們眼裡，苗得康這樣的干部，如同欽差大臣。稍有差池，縣裡的領導即會不安。對他們的到來，既歡迎，又緊張。歡迎的是，希望由於他們的到來，能夠給鄉裡拉來一些項目，過去他們這裡被稱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沒有人願意到這裡來投資。即使拉不來人投資，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級的財政一定能夠多多少少給些錢。鄉裡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說別的，光是教師工資和鄉裡的老干部醫療費，就是一筆永遠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緊張的是，唯恐自己動作上有差池，那樣對自己的仕途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過去怎麼干工作都無所謂，即使錯了也能搪塞過去，而現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裡領導的眼皮底下，而省裡領導的政策水平跟他們完全不一樣。在掌握政策方面，他們認為省裡的領導一定比他們高多了，但是，他們認為省裡領導致命的缺陷是對基層情況缺乏足夠的了解和認識。農村工作遠比上面的工作難做。
由於縣裡電話裡有交待，所以，他們很能識相，把晚飯就安排在鄉政府的食堂裡。他們從來也沒有接待過像苗得康這樣級別的干部，自然小心得很。飯桌上有十幾個菜，都是家常菜，大魚大肉。但酒卻是好酒，瀘州老窖。書記舉杯之前，誠惶誠恐，對苗得康和鄧一群說：“這樣的晚飯，在我們也是破例了，主要考慮兩位領導是第一次來，借這個機會，為你們祛寒接風，把班子裡的人都熟悉一下。”苗得康沒有多說，喝了酒。
但那桌上的氣氛，卻始終也沒有活躍起來。
鄧一群知道，今天的酒桌氣氛肯定也是好不到哪裡去，主要是這些人對他們太敬畏了。
吃了晚飯，鄧一群先來到自己的宿捨，看看那種簡陋的條件，站在那裡好久，心情也慢慢好了起來。事實上也不能稱之為好，只是他終於想開了。人，生來就是有差別的。為什麼一個人要那樣去奮斗，有時甚至不擇手段，就是為了消滅這種差別。農民為什麼要造反？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客觀存在的這種不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為了消滅這種差別，他們不惜生命，發動暴力革命。
現在是和平年代了——鄧一群想，我要消除這種差別，就要努力向上奮斗，扶貧結束以後要是一切順利，他就能升到正處。正處是一個台階。到了正處，未來的位置就是副廳。他還年輕，只要取得了正處，未來的副廳也並不是不可以的。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他到隔壁，看到苗得康組長正在用熱水洗腳。苗讓他隨便坐，他有聊天的欲望。於是，兩人聊了一會，這中間鄧一群對苗得康說了很多關心敬仰的話。那些話都是鄧一群過去在縣裡一直沒機會說的，這時單獨的兩人相處終於讓他逮到了拍馬的機會。苗聽了好像並不反感，但也沒有表現出喜歡。他看不到他的表情。
苗問了鄧一群的一些情況，個人啦，家庭啦，包括他老家這邊的情況。鄧一群一一向他說了。苗組長一邊擦腳一邊聽，說自己過去的家庭也差不多這樣，自己也是從農村出來的，工作了幾十年，才能如今這樣。
說到機械廳的干部，苗得康自然很熟悉，但提到以龔廳長為首的那一班領導時，他一直也不作臧否，說到劉副廳長時，他微微一笑，說：“劉志新是個機械行家，他能稱得上是‘專家’。”
鄧一群心裡想：看來他對劉副廳長印象不錯，就對他說自己當時如何受過劉副廳長的照顧和賞識。
苗得康默默，好久，說：“專家當官是最要不得的。”
鄧一群感覺他話語裡有些歎息的意思，心想：不管劉志新是否適合當官，但肯定比做一個所謂的專家要好。再糟糕的官，也比一流的專家過得舒服。苗得康也是坐著說話不知站著人的苦處啊。看到他洗好了腳，鄧一群就忙著搶著要去給他倒水，把老苗慌得不輕，連聲說：不能這樣不能這樣。但鄧一群還是把盆搶過來倒了。
凡事一定從小處做起，他在心裡說。過去在廳裡，有機會單獨隨龔廳長出差，洗腳水也是他倒。“低人三分不為小”，只有在大人物面前做小，將來才有可能在別人面前做大。果然，在他幫苗得康倒完了水後，老苗對他格外親熱。他是內心裡感到過意不去。老苗對他說：我們來了這裡，一定要幫助這裡的人民做點事。要踏踏實實地做好每一件事。鄧一群說：我一定服從您的安排。老苗有點語重心長地說：你年輕呢，這次扶貧對你是個很好的鍛煉，一定要珍惜這樣的機會。鄧一群說：好的。
老苗有倦意，但他卻對鄧一群說：你在這裡看看電視吧。我是不怎麼看電視的。鄧一群趕緊說：不了，我也不怎麼愛看。除了有球賽的時候，才看一看。老苗說：有什麼球賽，你把它搬過去。鄧一群笑笑，說：不用的。
鄧一群一腳出了門檻，老苗說：聽說鄉裡還有什麼歡迎儀式，我建議他們不要搞，有什麼意義啊？明天我們就先下去看看，你說好不好？
鄧一群說：當然。
〔72〕
溝墩鄉地處偏僻，鎮子邊上就是一條運河，運河在這裡打了一個彎，干旱的年景，運河淺得看上去像條小河，稍大點的船就能擱淺。發水的年景，這裡的水又排不出去。
第二天一早，苗得康果真向鄉政府要了兩輛自行車，和鄧一群各騎一輛，沿著運河邊，各個村子跑。
重新回到鄉下，鄧一群倒還是有種新鮮感，同時也感到生疏得很。
一周下來，全鄉的所有村子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村莊的情況，是他們過去想也不曾想過的。村民都很窮，在向陽村的一戶人家，他們看到，這家一共四口人，有三個半是殘廢。女人是個跛子，右臂不知得了什麼病，細得像根蘆稈，兩個孩子都有點傻，最大那個十多歲了，還穿著開襠褲，把那個黑黑的小雞巴露在外面，歪著頭，斜眼看你，眼睛裡白多黑少，瘆得很，而嘴裡還不停地往下流著口水。而所謂的那半個，是男主人，神經正常，只是有點耳聾，地裡的活還能干。那家裡，連張像樣的床都沒有。像這樣的家庭，也還不算是那種最壞的，更有那精神病什麼的，生下的孩子，也不是病，就是殘。看了讓人心裡格外難受。鄧一群弄不明白，為什麼在農村有這麼多的不幸家庭，也許同水土，同這裡的醫療條件，同近親繁殖有關吧。
苗得康看到有那種窮得非常可憐的，就會從身上掏出點錢來，救濟他們。那些人感激得熱淚滾滾，就像見到了救命恩人似的，有的卻連感激也不知道。他們甚至不知道他給他們錢有什麼用。他們是癡呆者。鄧一群也跟著給，老苗倒勸他說不必這樣，說：你我情況不一樣，你要養家的。我是沒有負擔的。但鄧一群還是堅持給，這是一種風度（或者說是一種風格、境界）。
全面調查結束了的那個晚上，鄧一群在苗組長的房間裡，兩人感慨了很久。從表面上看，這裡的自然條件不算惡劣，應該還是能想出脫貧致富的辦法的，關鍵還是縣鄉的領導思想不夠解放，那些農民的思想也愚昧得很。村民們並沒有強烈的脫貧的想法，也許這幾十年來，從父輩那裡，就繼承了安於現狀的想法，他們不去接觸外部世界，也就不知道外面世界是個什麼樣子。他們沒有心理反差。或許，他們對生活可能還有一種滿足，有飯吃，也有衣穿，這就行了。沒有太多的要求。他們也有追求，那就是生孩子，有了男孩還想要生女孩，如果生的就是女孩，那麼他們一定就要努力再生，直到生出男孩為止。所以，一戶人家有四五個孩子並不奇怪。他們把生孩子當成了一種生活樂趣。
那些村子都還沒有通電。通電對他們沒有實在的意義。一個村裡，往往連一台電視都沒有。白天要是農田裡有活，他們就會下田；要是沒有活就靠在牆邊曬太陽，在他們的身邊往往還偎著一條狗。不曬太陽，就是在村裡閒逛。看上去那些村民就像散兵游勇。表面上村子裡平靜得很，間或也有一些雞飛狗跳。碰運氣也能看到村民們打架，有夫妻對打，也有家族與家族之間。家族間的爭斗還很激烈，大打出手，恨不能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晚上，村民們早早就會熄燈睡覺。一來省煤油，二來是無聊。除了睡覺，還能干什麼呢？睡覺自然是睡不著的，於是，男女便要做事。不管那樣的事情是否會乏味，可那是他們唯一能夠有點樂子的事情了。鄧一群過去就聽過這樣的笑話：一個中央首長去某省貧困山區視察，問一位老大爺：“這裡有沒有實現機械化呀？”老大爺說：“沒。”首長問：“那你們耕地靠什麼呀？”老大爺說：“俺們就靠個牛！”首長又問：“通電了沒有啊？”老大爺說：“沒。”首長問：“那晚上照明用什麼？”老大爺說：“俺們就靠油！”首長繼而又問：“晚上還有沒有什麼文化生活啊？”老大爺說：“沒。”首長問：“那你們晚上干什麼呀？”老大爺四顧眾人，口氣鐵硬地說：“俺就靠個毬！”
鄧一群事實上對這些情況很熟悉。這個鄉的情況與他老家那個鄉的情況並沒有什麼大的不同。農村生活就是這樣。他在農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曾經對這些司空見慣。然而當他現在跳出來，從省城的高度，從省委扶貧工作組一個組員的高度，再審視這樣的生活，還是從內心有了震撼。他充分感到村民們的麻木。他們自己感覺不到悲哀。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群。也許，他們中有一些人想過這樣的問題，但他們卻認命了。他們發現自己無力去改變這個問題。他們更多的人認為命該如此。所以，正像魯迅先生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鄧一群從一本傳記裡看到，說毛澤東當年在了解了農村的貧瘠後，難過得流下了淚。於是這位偉人提出了要消滅城鄉間的剪刀差。中國的農村問題，實際上是個很大的社會問題。鄧一群想：城市裡的工人失業了，依然還可以領取最低的生活保證金，而農民呢？
鄧一群慶幸自己不僅從農村出來了，而且成了一名國家干部，還成為一名年輕有為的處級領導。看著那些農民苦難的生活，他不能不慶幸。
在調查中，他們發現，這些農民實際上的負擔很重，一年下來，辛辛苦苦，除掉上繳（這上繳的部分，有國家的，有縣裡的，還有鄉裡的，林林總總，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麼錢。有的甚至連上繳都交不起。繳不起怎麼辦？鄉裡自有對付的辦法，那就是扒房子，運糧食。鄉村的領導普遍說，現在農村工作難做。而農民和政府之間的信任度也越來越差。
苗組長抽煙，一個勁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這個樣子，他這個做扶貧工作組組長的，不能不感到壓力。他說想不到改革開放這麼多年，還有這麼窮的地方，他們來，一定要做點實事。鄧一群聽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說，這趟下來，要是做出成績，他解決正處級的問題，就會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貧擔子要輕不少。扶貧就是給錢。有苗得康帶頭，向省裡要錢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壓力，他是領導，他要做出成績來。
〔74〕
鄉下和城裡是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
鄧一群就在這兩個極端的連接點。
在心理上，他感受很深。
下鄉的最初那段日子，鄧一群真的很想家，很想念城裡的生活。這種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極度反差，讓他有點忍受不了。
第一次回城的時候，與下鄉時相隔才不過一個月。他回來的時候是個晚上。他看見了滿城的燈火，心情特別地激動。一種久違的感覺油然而生。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寬闊的大道，路兩邊高大而茂盛的法國梧桐。到處是林立的高樓。這些年來，陵州的變化是很大的，城市在一天天地變高。繁華的城市，美麗的城市。到處是漂亮干淨的人們。他們衣著整齊而時髦。他們都是自由的人。城市人與農村人的區別是如此明顯。城市的人們是多麼干淨啊！
城市給他的感覺很好。全然不像在鄉下。在那個溝墩鄉，除了工作之外，他找不到一個可以消遣的地方。很多時候，他或是陪著苗組長，或是一個人在晚飯後，在運河堤上散步。鄉下很寧靜。太陽把運河的水映得紅紅的，堤上那些柳樹細長的柳枝在風裡輕輕地搖擺著。鴨子還在河裡覓食。鄉廣播站的高音喇叭裡放著音樂或轉播中央台的《新聞聯播》。街上的一些孩子在快樂地追逐、打鬧。一些人在看著他。他能看得出目光裡的敬羨。偶爾他也能看到一些年輕的姑娘，其中有的長得很不錯，讓他小動了一下心思。美的東西總是讓人喜歡的，他在心裡說。隨著太陽的漸漸西沉，他快樂的感覺也就越來越少，越來越黯淡，等到太陽完全落下以後，他就要回到宿捨裡去。宿捨裡只有一台舊的黑白電視，是書記老焦叫人給他搞來的，但是搞來比沒有還難受，因為那僅僅是個擺設，什麼頻道也看不清。即使如此，他也並不到苗得康那裡去看。他不習慣看別人的東西。回到宿捨他就黑了燈睡覺。很多時候睡不著，他就想著自己的過去，想著在城裡時候的生活。
到處是燈紅酒綠。
回城裡是來跑資金的。苗得康讓鄉裡的書記焦作安陪他一起來，去農林廳、水利廳、財政廳要錢。為了節約路費，鄉裡拉了一車魚，想到城裡的集市上賣掉。車子進入市裡，焦作安讓鄧一群趕緊回家，說有事明天再說。鄧一群也就沒有客氣，直接打了輛車回家。一家人看到他非常高興。他是事先沒有通知，突然回來的。鄧一群那時感覺還是回來好。家裡有一種溫暖。他看到了兒子，感覺都有點生疏了。兒子看到他，也的確有點怔怔的，好半天才恢復了對他的感覺。肖如玉看到他格外高興，她有一種意外的驚喜。盡管經常在一起的時候，她對他有不少不滿，但由於分別這麼長時間，她也的確感到需要他。女人對男人是有依戀的。男人對女人有的卻是渴望。這是男女的不同。下鄉這麼長時間，鄧一群過的是一種非常枯燥的生活。
沒有女人，沒有性。鄧一群必須同鄉下的那些人保持一種距離。這種距離是必須的。如果說他還和別的什麼女性打過交道的話，那唯一的一位可能就是陳小青了。陳小青還在縣委宣傳部。作為一個女同志，這些年，她是一事無成。很多女同志都是如此。最大的成就就是生了一個孩子。當然，是女人都會生孩子。所以，這裡面沒有文化上造成的差別。她是聽說他到縣裡扶貧後主動來找他的。對他的這次回來，陳小青顯得非常高興。她想不到他會這樣出息。
他們見面是在一個晚上，在縣委招待所裡。扶貧小組開過碰頭會後。他看到陳小青已經是婦人相了，眼角處有了明顯的皺紋。她的臉比過去蒼白，身材更瘦了。她是不該這個樣子啊。見面的歡快之後，她說話間流露出對現實生活深深的不滿。他用同情的眼光看著她。在宣傳部，她仍然是科裡的一名普通干部。毫無疑問，她對宣傳工作缺乏熱情。丈夫對她不好。從她的談話裡，鄧一群得知她的丈夫是一個酒鬼。酒鬼也在機關裡工作，但對家庭卻一點也不上心。他的父親過去是一位副縣長，所以陳小青的父親就布置了這門親事。她的丈夫對她態度很粗暴、惡劣，發起脾氣來還會動手。她對婚姻，真是失望透了。
她沒有從那樣的婚姻中受益，相反倒是個犧牲品。鄧一群就不一樣了，他是個受益者。事情看起來是一樣的，但人不一樣。鄧一群巧妙地運用了關系。也許陳小青從來也沒有想過要當官。她從開始只想做一個平常普通的女人，或者是當個賢妻良母，但現實卻沒有讓她如願。她偏偏遇上了一個惡劣的丈夫。
人生無常。鄧一群想。陳小青過去多麼驕傲啊。他那時候真的很羨慕她。她的父親去世了。她沒有了台後，失去了靠山。她有個孩子，女孩，五歲了。鄧一群很同情她，想想她竟是這樣地可憐，但卻又感到無法幫助她。她的難處不是他所能解決的。當然，她來找他也並沒有想到馬上讓他辦什麼事。她只是想對他說一說這些年的生活，並且想聽他說話。在她眼裡，他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他是一個成功者。她內心裡多少有些敬慕。
鄧一群在那個晚上還沒等兒子完全睡熟，就迫切地要求和肖如玉做愛。他想壞了。他三下五除二就脫去了衣服，肖如玉也配合地脫去自己的衣服。在陌生而新鮮的感覺中，鄧一群再次品味到過去曾有的熟悉。
然後滾到一邊，感到有一種滿足後的淋漓。
這是一種甜蜜。
鄧一群領著鄉裡的焦作安書記去要錢。
要錢不易。
鄧一群深深地體會到了什麼是“臉難看，事難辦”。如果不是自己也是一名省級機關的干部，不是省委扶貧工作組的，那難度還不知會有多大。鄧一群簡直到了低三下四的程度。除了自己過去為了自己的工作，他還從來沒有為公家的事情如此低下過。但他還是很努力的，因為他知道，做成了，這將來就是他的成績。
回到城裡的鄧一群知道自己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到機關裡，把自己這段時間以來的工作，向領導們做一次匯報。每個廳長那裡都跑了一遍，人事處、辦公室也少不了。其他處室也都要走一走。他要讓大家看到他下去其實是很辛苦的，而工作也絕對非常努力。科技處還是那個樣子，但他感覺大家見了面，客套得更加虛假了。這就是離開的壞處。人只要一不經常在一起，就會變得很生分。看來下鄉這件事，對他也是有得有失啊。他自覺原來他在機關裡，人緣還是不錯的。但是，他同時也相信，將來的得，一定要大於失。他在政治上，一定會得到豐厚的回報。
什麼事情都要講求回報，下鄉當然再明顯不過了。這其中的道理，誰都明白。由於他的下鄉，機關裡那些曾經想下鄉的年輕干部，肯定心存忌妒。下鄉，就意味著回來被提拔，誰肯放過一個被提拔成正處的機會呢？要知道，在機關裡，副處和正處還是有著很大區別的。能成為正處，將來就有希望成為副廳。對一個年輕人，這很重要。為了讓他們消除忌妒，他就必須更加小心，千萬不要流露一點驕傲的情緒。他這樣告誡自己。回來後，能對他們講的，就是下面工作如何難以開展，生活如何地辛苦。這當然完全是實情，同時他也做了必要的誇大。
在科技處，他能感覺到由於他的不在，事情有了點奇妙的變化。究竟怎樣的變化，他也說不清楚。這可能只是他的一種第六感。反正同過去有點不一樣。他感覺老潘的勢頭又有點上來了，而老言身體變得不太好了，不知得了什麼病，萎萎的。他想老潘一定在凱覦那個處長的位置。而這個處長的位置，應該是他鄧一群的。
他要保證在自己下鄉的這一年時間裡，老潘得不到那個位置。只有別人得不到，才有可能是自己的。在機關裡，這是唯一可能的正處空缺了。
老言明年一定是會退的。
鄧一群對那個處長的位置，不無擔心。
回到機關裡，沒有人同他說機關裡的情況，這是最不正常的。他需要了解自己不在的日子裡，機關的每一點一滴的情況。機關無小事，哪怕一點小事，也能看出一些微妙的變化，而每一點微妙的變化，事實上都可能影響你的工作和生活。
但他們都把他當成了外人。
這種感受很可怕，使他的心裡很不愉快。
所以，他在心裡渴望早點結束一年的扶貧，迅速回到機關來，重新融入到機關的大熔爐中。機關，讓他感覺實在，讓他感到自己的真實存在。同時，由於機關裡存在著權力，存在著斗爭，所以能夠激發他的活力。
他把自己的擔憂和想法對肖如玉講了。但是，她不喜歡聽他講那些事。她喜歡的是他男人的本色，她要他首先是個丈夫，是個父親。而她事實上看到的卻是一個努力追求名利的人。他想：在她眼裡，我可能已經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勢利之徒。她一定想不通他怎麼會變得這樣。不理解，也是正常的。他在心裡說。他把她對他的不理解看作是一種女人的狹隘。她怎麼可能理解他呢？他們出身不同，境遇不同。她出生在一個干部家庭裡，感受到的也許更多的是當官的種種煩惱。她父親的當官生涯是不成功的。骨子裡，盡管她也不排斥做官，但她可能更看重當官的一些樂趣。官階的大小並不重要。而自己不同，他要把當官作為一個追求，當成實現他人生追求的重要標志。她不知道，當官，對鄧一群有多麼重大的現實意義。有了官，也就有了一切，才能不枉他的努力，才能不枉他那個家庭對他的期待。只有做官，他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75〕
農村生活讓鄧一群深深地體會到城市生活對他的重要，或者說權力的重要。
農民們的日子很艱難。
面對那些缺少文化有些甚至是愚昧的農民，鄉裡的工作很難做，計劃生育、兩上交、訂報、鄉政府辦公補貼、公糧征收，等等。有時鄉裡和農民的矛盾到了嚴重對立的程度。鄧一群不止一次聽說，有個村的村民和鄉裡的干部打架，鄉裡最後去了派出所和聯防隊員若干，抓了好多人，關了一個月，矛盾最後還是沒有解決。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於村民的普遍文化程度很低，不懂法律，也使得鄉村干部越發地發揮自由。他們說的話就是至高無上的規則，有時甚至到了明顯違法的程度。鄧一群和苗得康在這個鄉裡的兩個月，已經有很多村民找他們來告狀。告鄉黨委書記焦作安和鄉長夏廣連，以及副鄉長鄭瑤。苗得康聽了直皺眉頭，鄧一群也感到很揪心。但是，他們又能怎麼樣呢？這樣的現實，也是積重難返。
鄧一群是清楚農民的。他就是從農村出來的，父母、哥兄姐妹都是農民，他們的淺薄和無知，自己深有體會。他們的想法很簡單，很樸素。農民們只想過好日子。但是好日子的願望卻並不能夠得到比較好的滿足。除了能吃飽肚皮外，也並沒有得到更多的實惠。外面的世界變化很大，而他們這裡依然如故。他們的負擔越來越重，倒是城裡人生活得越來越好。雖然他們並不了解，城市裡的工廠正有越來越多的人下崗。
土地的魅力正在農民的眼中失去光彩。
陽光燦爛的日子，鄧一群喜歡騎上自行車去各個村裡轉悠。騎車的時候，他可以忘掉各種不快、各種心理負擔。下鄉扶貧，讓他重新回到了自然。天是那樣地純藍，和城市的那種灰蒙蒙的天空完全不同。田野上一片蔥綠。村道兩邊有很好的樹木。他可以聞到泥土的那種清香。騎累了的時候，他就會停下來，和在田裡干活的農民聊天。那些人看到他很敬畏。他們都知道他是從省城來的大干部。他們一個個衣著破舊（自然干活的時候也不用穿整齊的衣服），上面沾滿了泥漿。臉是粗糙的，被風吹日曬呈黑紅色，且被刻上一道道勞累的滄桑皺紋。他們的頭發亂蓬蓬的，胡子拉碴。他們的眼裡充滿了對美好生活的一種渴望。談到現實生活，他們總是有一種無奈，體現出一種生為農民的悲哀。也許他們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輩的身上，讓他們好好學習，將來可以做一個城裡人，但事實上他們的孩子根本就得不到好的教育，那種寄托的希望非常渺茫。
鄧一群過去剛到城裡的時候，有一陣非常厭惡農民。盡管自己也是農村出來的，但他卻並不喜歡他們。他有點瞧不起他們。從心理上，他覺得他們是劣等的。他的兄弟們也是如此。但是他現在知道，他們的狀況是不可改變的。他們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限制了他們的眼界。就像很多年前，他在回鄉的路上遇見過去的一個叫高中的同學。他記得那個叫高中的同學過去在學校裡學習成績還是可以的，但當了農民後身上的那點文化好像就消失掉了，看到他變得非常的委瑣。
鄧一群看到了一些年齡很大的農民，他們胡子花白，卻依然在農田裡干活。在城裡，這樣的年齡已經可以退休了。但他們沒有抱怨。他們已經安於天命，對眼下的生活已經習以為常。他們熱愛勞動，也熱愛過土地。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鄧一群想到父親在世的時候，為了一寸土地，就可以和鄰居大打出手，有時甚至不惜生命。土地不僅僅是糧食的母親，它更是一種尊嚴。可現在，他們也不一樣了，他們正對土地失去信心。
土地裡的糧食是豐收的，但是豐收並沒有增收。“多收三五斗後”，他們的實際收入並沒有增加。糧食越來越多，國家的倉庫都堆滿了。經濟上到處吃緊，拿不出那麼多的資金來收購。大量的糧食換不來他們生活日用品和重要生產資料。
老一輩的人不再用古訓教育年輕一代了，的確他們再也不能從土地本身看到希望。土地裡不能刨出金子了。由於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很多人成了富余勞力。年輕一代正在變得游手好閒。老實一些的孩子，還在田裡幫助父母生產；稍聰明一些的則想辦法到城裡去打工；聰明而不夠本分的，就整天游蕩。
鄧一群在鎮上散步的時候，經常看到一些年輕人晃來晃去。在這個社會，他們是真正的行屍走肉，他們只知道今天，而不知道明天。或者說只有今天對他們才是有意義的，而明天對他們並沒有實際意義。這些年輕人一般都只讀到初中，有的甚至只是小學。農村的教育水平很有問題。鄧一群深有體會，像他這樣能夠考上大學，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一個佼佼者。有時，他有理由這樣自豪。那些年輕人一方面很羨慕城裡人的生活，一方面又沒有文化。在這個小鎮上，他們以時髦青年自居。他們穿牛仔褲，燙發，戴太陽鏡。他們經常整天泡在一個個體錄像廳裡，看香港產的武打片或帶點色情的言情片。要不，就是到理發店裡去泡妞。
那些理發店事實上跟過去劉正紅在他老家那個鄉裡開的理發店一樣，在理發的同時還偶爾出賣色情。這些游蕩著的青年農民（他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農民），每星期都要去一趟縣城，撈點什麼，維持現有的狀況。他們的行為令派出所大傷腦筋，因為就性質來說，相當一部分還不夠量刑。
也有出事的。
鄧一群在到了溝墩鄉的第二個月，縣公安局來這裡開過一個公判大會，三個青年人中的兩個被判死刑，一個無期。他們都很年輕，看上去都只有二十歲多一些。剃著光頭，站在台上，一臉的無懼。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給家屬帶來多麼大的悲痛。他們在看了錄像後，輪奸了一個十四歲的少女，然後跑到縣百貨公司倉庫盜竊財物，當被守衛發現時，他們用刀砍死了值班人。
據說，在殺了人後，他們還跑到一家飯店裡喝了一頓酒，這就是說，他們並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是在犯罪。
鄧一群覺得事情的可怕。
他希望自己的那些侄子能夠學好，但是，在那個環境裡，怎麼能夠得到保證呢？他不能不有所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