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程崗鎮的氣息
我是三天以後回到了我的故鄉程崗鎮。狂情暴愛和革命就這樣暴風驟雨般地開始了。愛情與腐化，階級與親情，仇恨與斗爭，理學與程家，法律與革命，革命與生產，忠於與愚昧，男人和女人，雞巴與乳房，漂亮與丑陋，糧食與饑餓，父親與孩娃，孩娃與母親，男人與老婆，支書與書記，手銬與繩子，稻草和黃金，這些東西，說到底全是敵敵畏。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我真想把它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讓它們永世不得翻身，還要再在它們的頭上撒泡尿。你們要是讓我活著離開這地方，我回到程崗鎮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雞巴在那些東西的頭上撒泡尿，往程崗鎮的革命頭顱上拉泡屎。我得先說說歷史悠久、光芒四射的耙耬山脈和程崗鎮。耙耬山脈為伏牛山系的一條支脈，東起程家崗，西至白果山，蜿蜿蜒蜒八十裡，多為低山和丘陵。在這山脈間，山間和谷地相融，嶺梁與河溝相匯，海拔在250至400米之間，土地有陡坡地、梯田地、川台地、溝平地，總計3.4萬畝。其中的陸渾嶺，春秋時為陸渾戎地，漢置陸渾縣，屬於弘農君，縣志上寫得清清楚楚呢。當然，耙耬山脈最負盛名的還不是陸渾嶺，而是與嶺有一川之隔的程崗鎮。程崗鎮原來叫程村，然而可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村；現在叫了程崗鎮，也不是耙耬山脈間雞零狗碎的小集鎮。它是宋朝“程二夫子”程顥、程頤哥倆的故居。元朝仁宗那會兒，為了紀念先祖聖人，在程村曾修下一座祠廟，過了明景泰六年，這廟你修我補，誰都為封建階級增磚添瓦，那廟就成了三節大院：前節有欞星門、承敬門、春風亭、立雪閣；中節有道學堂大殿和“和風甘雨”、“烈日秋霜”二廂房；後節呢，有啟賢堂大殿，兩側對立著講堂四座。這三節大院，占地數十畝，雕梁畫棟，龍飛鳳舞，石碑如林，松柏參天，說到底是封建主義的活教材。明朝天順年間，詔封程村為“兩程故裡”，在村東一裡之外，修下石牌坊一座，上刻“聖旨”二字，下刻“二程故裡”四個字。因為是他媽的聖上親筆，當路直立，人出必由此，入必由此，文官過坊下轎，武官過坊下馬，因此這程村就名揚天下了，好像是豫西耙耬山脈間的天安門。程村背後的黃土崗，是耙耬山脈的東起端，因此那崗就近魚沾腥叫了程家崗，後來，程村人口繁衍擴戶，和崗上的人家相連相扯，村改鎮時，二村合並一村，也就成了程崗鎮。程崗鎮89%的人家都姓程，都是程顥、程頤的後代和子孫，像我們高姓的人在那兒單門獨戶，能活出我這樣的人物，打出一片天下，輝輝煌煌，熱熱烈烈這些年，在程崗鎮，在程家史中是絕無僅有，空前絕後。這一切都得感謝那場紅光滿面的大革命。受剝削和壓迫的人們只有革命才能有出路，不革命就只能活在黑暗中。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你們別打斷我的話，我不會把話題從東山扯到西山上。因為縣人武部的部長到軍分區開會不在家，讓我為了辦理復退手續在縣城待了整三天。那三天我目睹了縣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感受到了革命的巨浪正以千軍萬馬之力，排山倒海之勢，在全國各地洶湧澎湃，奔騰向前。我在縣城坐立不安了。程崗鎮的革命和愛情已經等我很久了。辦完復退手續我就立馬回到了程崗鎮。經歷了79裡的公共汽車從“兩程故裡”的牌坊下面穿過時，我熱血沸騰，手心出汗，內心的激動和三天前在城郊鐵路邊莫名其妙的情愛一模樣。我想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首先砸掉“兩程故裡”石牌坊。封建王朝立下的老牌坊，幾百年後程崗人民的婚喪與嫁娶，路過那兒還要人下車，息鼓樂，連長途客車從牌坊下面過去時，也要三鳴喇叭，以示對程夫子的尊重和敬仰。我沒想到革命已經席卷中國大地、五湖四海了。從九都來的客車司機還在牌坊下鳴他娘的禮儀喇叭哩。我沒有對司機說啥兒，那車上坐滿了雜七雜八者。我知道只消把那牌坊一砸就一切完結了，革命的大幕也就拉開了。在程崗鎮的車站下了車，走進我鼻下的第一道景觀是鎮上的臭味和土氣。社員們正挑著草糞往小麥地裡送追肥，他們拉成一隊，老的少的，臉上都有一些悠悠閒閒的紅黃色。等他們走過去，鎮街上就剩下一片閒情了，雞子在街上刨土覓食兒，旱鴨搖著肥敦敦的屁股從街的這邊走到那邊去。在我同學程慶東家的一堵山牆下的日光裡，有頭母豬懶睡著，還有只狗臥在豬邊上，頭就枕在母豬的一條後腿上。更為奇妙的是，還有一只麻雀在母豬的肚上翻著豬毛捉虱子，那景象使人想到這兒離革命的遙遠，至少是要從延安到了海南島。我有一點莫名的失落感，就像從盛夏一步踏進了冬日裡。當然，也有暖暖和和的親切感。鄉下的一切我都熟悉得如一個人熟悉他的衣服和手腳。我指望我能看到一點新鮮和陌生，比如說街上貼了幾張大字報，有人戴著袖章在街上慌慌張張走過去。然而這一切都沒有。啥兒都和原先一樣兒。流水不腐，腐水不動，這兒正是一潭死水呢。我就是踩著一潭死水回了程崗鎮。程崗鎮統共四條街，程家前街、程家中街、程家後街和程廟後的雜姓街。不消說，我家自然是在廟後的那條雜街上，雜街西那三間土瓦房，一隅土院落，單門向南開，那也就是普通平常的高家了。我將到門口時，鄰居家的一個孩娃見了我，朝我笑一笑，突然對著我家大門喚：“桂枝嬸———你男人回來啦———”然後卻朝程中街的那頭跑去了。桂枝沒有出門迎接我。我推開虛掩的大門時，我媳婦桂枝正在院裡淘麥子。孩娃紅生在她旁邊拿著一根柳枝趕著要圍啄麥籃的雞豬和家雀，歲半大的女娃紅花瞌睡樣趴在她娘的大腿上，這景象和我在街上看見的雞、鴨、豬、狗一模樣。死氣沉沉山區天，沉沉死氣鄉村地，革命氣象在哪裡？還須愛軍你開創根據地。我提著行李立在院落裡。桂枝和孩娃們聽到門響扭過了頭，她沒有站起來去我手裡接行李。她不知道她面前立的是一個未來的革命家和鄉村政治家。她微微怔了怔，朝我笑一笑，說：“回來了？不是說幾天前就要到家嗎？”我想起城裡的革命和城郊鐵道邊上的一幕戲，說：“在城裡耽擱了。”她說：“回屋吧，還立著干啥兒！”又說：“紅生，叫你爹———叫呀？叫爹。”已經五歲的紅生沒有叫。他和紅花都怯怯地望著我，像我不是這個家裡的人。這一瞬我對復員退伍猛地開始後悔了。我想起在部隊時領導常說的兩句話：革命還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把行李放回屋裡，順手我把屋中央的幾個凳子規正到界牆邊，撩開兩間屋裡溜一眼，出來說：“我娘呢？”桂枝沒扭頭，仍舊淘著麥子道：“她想圖清靜，又回到崗上去住了。”我心裡頓時轟一下，像有棵榴彈在胸膛裡邊炸開來。然我沒說話，只用腳在地上狠狠擰一擰，就出門立在屋簷下，朝著鎮後的崗上望，卻只看見高大的程廟後院的啟賢堂大殿和中節院裡道學堂大殿的一個角。殿堂四角翹簷下的風鈴，鐺啷啷、清泠泠地越過一道院牆響過來。看見那程家大廟時，我心裡緩緩朝下沉，決計有一天我不僅要砸掉“兩程故裡”的石牌坊，還要一把火燒了這寺廟，我從程家崗上搬下來就想燒想砸這寺廟，沒有緣由我就想燒砸這寺廟和那石牌坊。當兵四年回來我越發想燒了砸了這寺廟。這時候，孩娃紅生突然在我身下仰臉叫了一聲“爹”，我心裡暖融融地動一下，摸著他的頭。我說：“叫爸。娃，城裡的人都是叫爸哩。”紅生朝我搖了一下頭。我說：“那就還叫爹吧……去，屋裡那個黃包裡有糖吃。”有了糖，紅生和紅花就一連聲地叫爹了，像世界上只有爹才給兒女糖吃。那幾年，包糖的都是紅薄的亮油紙，紙上都印有斗私批修之類的話，當孩娃們把那糖紙扔到院裡的豬糞、雞糞邊上時，我忙不迭兒把那糖紙撿起來，說別亂扔，上了綱就是反動呢。他們聽不懂我的話，桂枝就扭過頭來說：“這兒是鄉下，可不是你們部隊上。”我想對她說，縣城裡的革命都鋪天蓋地了，我退伍回來就是為了革命呢，可我看見她回身看我時，臉上的不屑厚得和程廟的院牆樣，我只好又把話給咽下了。再說，她的臉是那種黑紅的塵土色，仿佛永遠沒有洗淨樣，這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城郊鐵路上的一場戲，冷丁兒使我把要說話的想念都給壓回了，忽然連看也不想看她了。我又把目光盯在高舉在半空的程廟的屋簷角。這當兒，剛剛朝胡同那頭跑去的孩娃又冷丁兒跑進我家喚：“愛軍叔———支書爺讓你快去呢。”桂枝把從水盆撈出的一罩兒小麥水淋淋地放在盆沿上，仿佛忘了一件天大的事，突然被進門的孩娃提醒了，她臉上泛濫著一層鮮活和生動，大高聲地對我說：“快去吧，俺爹讓你一回來就去看他的，我一淘麥就給忘了哩。”又問：“你給俺爹捎了啥？他愛吃城裡的糕點，罐頭呢。”還說：“紅生，紅花，和你爹一塊去看看你外爺，問他吃不吃雞蛋撈面條，吃了晌午我給端過去。”
2一段革命外的婚姻史
我沒給你們說過我的岳父也是程崗鎮的一個革命家，曾經在某一天替八路軍送過信，解放後他就當了村支書。程家崗的十幾戶人家原是獨立的一個生產隊，屬五裡外的趙莊大隊管。那時候程村只是一個集，是鄉公所的所在地。鄉長是程家的第二十幾代後裔程天民。可到了1964年，政府想把程村改成一個鎮，改為鎮就要劈哩啪啦將程村擴大些，於是鄉長程天民和我岳父程天青開了一個會，就決定把程家崗的十幾戶雜姓納進了程村裡，程村就符合上邊那條鄉改鎮的政策了。程家崗的人就都從崗上遷下了，在程廟後的野地蓋了一排房，多出一條雜姓街，便都成了程村人。成了程村人我就成了村支書家的女婿了。那一天，我娘和我在新蓋的瓦房屋裡收拾著，老支書慢悠悠地進來了。他沒有坐我給他搬的一個凳，也沒有喝我娘給他倒的一碗水。他把雙手背在身後邊，在那新屋子裡看看牆，看看地，看看檁和梁，又用手摸了院裡原來就有的兩棵碗粗的泡桐樹，說：“按理這樹該是公家的，現在就算是你們高家的吧。”我娘喜出望外地望著老支書：“這行嗎？娃他伯。”支書說：“我說行就行了。我是村支書，又是孩娃他爹的老熟人。兄弟不在了，你們母子我不照看誰照看？”娘就忙不迭兒把他沒喝的那碗水倒掉，進灶房又燒了一碗荷包蛋，還在蛋碗裡放了紅砂糖。支書吃完了荷包蛋，把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身看了一遍，說：“18歲了？在縣城讀高中？聽說還是班裡的高材生？”那時候我年幼無知，不知道支書想讓我做他的女婿呢，羞紅著臉答了他的話，沒料到夜裡就有一個媒人到了我家裡。媒人對我娘說：“大喜喲，老支書看上你家愛軍啦。”高中畢業我就結婚了。桂枝是支書家的三閨女，她在她姐妹幾個中，長得柳不綠，松不翠，滿坡黃土飛，比我小一歲，看上去比我大了三五歲。我不知道她為啥看上去竟會比我長五歲，是因為個子矮？因為皮膚黑？還是因為她爹是支書，所以她就胖，連頭發也可以朝朝暮暮都像沒梳的模樣兒，且還在臉上不稀不密地顯擺出許多小黑點。我和她第一次見面那一天，是被媒人牽驢一樣牽進了支書家的廂房裡。那是她的屋，牆上貼滿了舊報紙，花被子疊成長條兒，如一段大堤樣靠在牆下邊。看見她的模樣時，我喉嚨如塞了一團棉花想要吐出來，卻沒敢朝外吐一下。支書跟在他女兒身後進來了，說你們談談吧，我是黨員、是干部，婚姻自由這道理我開社員大會時不斷講。說愛軍你這娃，我是看你爹死得早，也算革命後代哩，在縣一高學習成績又不錯，才同意桂枝和你訂婚的，結了婚生個娃兒我就把你送到部隊上，在部隊上入個黨，回來我就把你培養成為村干部。她說：“你咋就不說話？”我抬頭看了她。她說：“嫌我長得丑？不同意了你直說，我可還嫌你家窮得叮當響呢。”我說：“你咋不上學讀書呢？”她說：“我看見書本上的黑字就像一片蚊子在我眼前飛，讀幾句腦子嗡嗡響。”我說：“你爹真的會培養我當干部嗎？”她說：“剛才說的你不是聽了嘛，結婚過一年，咱生個娃兒爹就把你送到部隊上。”我說：“為啥非生個娃兒才能當兵呢？”她說：“不生娃兒我能栓住你的心？”我說：“啥時結婚哩？”她說：“日子由我訂，就今年正月吧。”我說：“正月我家的豬還養不大，養不大就沒錢結婚哩。”她說：“嫁妝我家全都備好了，你家缺啥全都由我出，可得有一條，結了婚你得聽我的，你娘惹我生氣我敢把碗甩在你面前，你惹我生氣了我敢吊死在你面前。”那年正月，我就結婚了。
3初入程寺
我很快就領著孩娃從岳父家裡出來了。岳父坐在日光裡的一把搖椅上，抽著煙用腳在逗著他家的狗（舊社會地主是不是這樣呢），看了看我給他提的幾包點心、罐頭問：“是九都出的還是咱縣生產的？”我說：“是在九都百貨樓上買的哩，出產地是省會鄭州呢。”他從我手裡接過那東西，把糕點舉到鼻子前如狗一樣聞聞說：“不錯，味道就是香。”又說，“你把這東西提上去一趟寺廟裡，去看一下你天民伯，他從鎮長的位置上退下不干了，圖清靜守在廟裡天天看古書。”我從我岳父家裡出來了。他沒有提要培養我當村干部的事，沒有提村裡一潭死水的形勢和革命，甚至沒有讓我坐一坐，沒有讓他的外孫紅生吃些啥，更沒有問一問我在部隊的努力和表現，就讓我從他家裡出來了，就讓我和孩娃們到程家寺廟去。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請客送禮，不是拉拉扯扯，不是繪畫繡花。可我不能不去探望程天民，他是老鎮長，是程顥這一支人的頭和臉，祖上出過進士，爺那輩人是大清秀才，到了他，解放前就做了縣民校的校長了。解放那一年，他被政府作為黨外知名民主人士吸納進去做了第一任的縣教育局長。據說政府要他榮當縣長時，是他自己感到了革命的艱巨和復雜，反退回一步做了本鄉的鄉長呢。到今兒，從內蒙古的大草原，到海南島的小漁村；從大西北的戈壁灘，到魚米之鄉的渤海灣，革命都已風起雲湧，紅旗飄展，號角吹奏，然這時候他又主動從鎮長的位置上面退下了，是害怕革命的風浪呢？還是以退為進，狡兔三窟呢？先前（那時候我像螞蟻一樣小），我隨母親到程村趕集時，在街頭見了他，母親拉著我躲到路邊去，等他過去了，指著他的後背對我說：“娃兒，那就是鄉長呢，長大你要有人家一半學問能當個村干部，娘這輩子就算沒有白守寡。”怎麼就知道我當不了村干部？怎麼就見得我當不了村長、鎮長或者縣長、地區專員呢？在部隊的革命時事教育和傳統教育課上，指導員、教導員和團長不是不斷說林彪二十幾歲就當了師長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我們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那你們不就是落日也該是日過平南的斜陽嗎？程廟就在程後街中央的末端上。孩娃紅生提著那兩盒點心，我提著四瓶罐頭，從程中街的二道胡同穿進了程後街。路上見到的人們都是反反復復問著那句話：“愛軍，退伍了？”我對所有的人都裝模作樣笑一笑，點點頭，從口袋摳出一支“黃金葉”煙扔過去。再問：“去哪兒？”我就答：“老鎮長在廟裡等我哪，我去看一看。”又說：“愛軍，當村干部了可多關照關照你兄弟。”我說：“你看鎮上死氣沉沉的模樣兒，我能當上村干部？”這時候，只要遇上一個識字的心明眼亮人，他就准會對我說：“只要實行革命三結合，你就准是青年干部哩？”我就想，我執政了一定對這人好一些，只要他家政治上沒問題，澆地時可以讓他家先用水，買化肥時讓他家多買幾十斤。一定的。一定會這樣，也一定只能這樣兒。為啥呢？因為我高愛軍是一個富有良知的革命者。這是午飯前，男人們下地大多沒回來，女人們都還在家裡燒著飯。在程後街上走著時，能看見各家燒火的風箱聲像老鼠樣溜著門縫竄出來，一股股的炊煙把天上的碧藍罩成了雲白色，像是一張充滿憂愁的臉（誰的呢）。我扯著孩娃紅生的手，他不斷地低頭去看手裡的兩盒點心，點心上的油光紙如在胡同中游動的兩團火。我知道他渴念吃那點心哩，沒人時我就把那點心盒打開，每盒裡取出幾塊又給包上了。孩娃吃著點心時，臉上閃著幸福的光，黃燦燦一嚼一動，那光就掉在程後街的地面上。一街兩岸住房的院牆、後牆和山牆，把程後街擠得有些窄，使那街道如一條干渠樣。脫落的牆皮一層一層落在牆根下，聽著那不間斷的牆皮、泥土的落地聲，望著孩娃吃點心時那氣吞山河的模樣兒，我說：“紅生，好吃嗎？”
他說：“好吃，比肉好吃哩。”我說：“爹要革命哩，革命成功了，爹叫你天天吃點心。”孩娃就不解地抬頭望著我。我就如大人物樣拍拍他的頭。這時候，程家的夫子寺廟就赫然出現在眼前了。那古磚青瓦蓋起的高門樓，門樓下如籃一樣大的“程寺”兩個塗金字，和字下的紅漆大釘門，它們不知道它們日後將要毀在我手裡，還依舊毫無收斂地散發著涼氣沿街朝我打過來。這時候，我並不知道我的情愛正在那廟裡等著我，到廟前我連衣服、扣兒都沒整，剛才折點心包兒時，那油污都還沾在我手上。一切都是毫無准備的，都是命運像壘塔一樣把磚瓦在那擺好的。我從廟院的圍牆前面走過去，那如線一樣筆直的磚縫連綴著十幾斤重的方磚朝我身後移過去，然後那程寺的大門就到了，門口蹲臥的兩個石獅子就朝我迎來了。我把手上的油朝那獅子頭上擦了擦，孩娃就把我的手用力拉了拉，小心地朝身後望了望。我說：“紅生，擦吧，不怕，爹要革命哩。”孩娃搖搖頭，把手在褲子上擦淨了。我說：“怕啥？爹要革命哩。”我們父子就跨進了程寺的前節大院裡。前節大院腳地上是方方正正的八寸磚，從欞星門至承敬門的那段路面上，已經被世代的程家後人燒香磕頭時踩出了深深的腳痕兒，而那路兩邊上幾棵鑽天的古柏綠綠旺旺，樹陰把院落遮得沒了多少日頭地。樹根把方磚脹鼓得破破裂裂，在那樹陰下，方磚總是呈出潮濕的黑顏色，有苔蘚在磚上結出綠茸茸的一層兒，磚縫中又長出許多碎青草，使那地面看上去年邁體不弱，充滿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顏色和味道，叫人感到清寂、神秘的壓迫和剝削。我扯著我孩娃的手在那磚上走，他四處張望著，小手上有一絲一絲被寺廟驚嚇的涼。院子東西兩側春風亭和立雪閣的房梁和立柱上，那些褪色的畫龍和神魔，還有黃色粉底畫的老虎和獅子，這時候都正在張牙舞爪地朝著我們看。我說：“紅生，你怕嗎？”他朝我搖了一下頭，手卻把我的指頭捏得更緊了。我說：“別怕，有一天爹會把這些都砸了。”孩娃不信地望著我。我說：“不破不立。長大你就懂爹的話了呢。”孩娃更加迷惑地看著我。這時候———許多年過去以後，回想起來，我都覺得那個時候是我一生最為神秘的一會兒，最為動人、永恆的一會兒。日後，許多年，和她在一起驚天動地的愛，天塌地陷的恨，都沒那一刻使我感到奇妙和難忘，沒有那種神秘莫測、動人心弦的溫暖和美妙，如神水一樣在我心中滴滴嗒嗒流。我一輩子沒有見過偉大領袖毛主席，可我想我就是真的見了毛主席，就是毛主席親自給我倒了一杯水，江青同志親自給我燒了一碗荷包蛋，那種感覺也沒有那一刻來得深刻哩。毛主席倒的水喝了也是水，江青燒的荷包蛋吃了也是一個水煮蛋。可是那一刻，那神奇和美妙，有啥兒能比呢？天大地大沒有黨的恩情大，水深海深沒有那時候的印象深。我聽到了腳步響。腳步聲如苔蘚飄在寺院樣，濕潤潤、沉甸甸，卻還是在半空裡慢慢悠悠飄。因為那程寺的空曠和靜寂，因為那寺廟除了老鎮長所守的清靜外，其余再沒有別人了。不到過年過節，不到程顥、程頤的誕辰或周年，那寺廟極少有人跨進去，也極少有人被賦予權力隨便踏進去。聽那腳步聲似乎不是一個人，雜裡拉沓，好像最少有兩個。我抬起頭朝承敬門那兒望過去，看見那腳步聲深黑如漆，有一股霉腐的味兒夾在腳步的聲音裡，一高一低，還有如吟如唱說話聲。我抬起頭。我看見了她。她一只手裡扯著一個三歲的女孩娃，另一手裡提了一個鋁制的三層圓飯盒，衣服還是那件粉紅色的滌良衫，鞋也還是那雙金黃鋁扣兒的方口絨布鞋，褲也還是那條自己剪制的假軍褲。一切都和三天前在城郊鐵道上初遇時的一模樣，秀臉上有淡淡一層勞累和憂愁，使她那細膩的皮膚上顯出薄薄一層病黃色。承敬門沒有程寺大門那麼大，可那門圍三邊的每一塊磚上都有燒的蓮花紋，連在一塊兒，像一條蓮籐掛在承敬門的門框上。她就立在那門框下，嘴還半張半合著，一只腳在門裡，一只腳在門外。從門框下和她的頭上望過去，能看見中節院裡的葡萄架葉子還未成，都已經遮天蔽日得把院子罩嚴了，這使她在那門框裡，像鑲在暗淡背景中的一幅畫。她真的就像一幅畫。那些年誰說誰好、誰說誰秀都只能比喻她像一幅畫，沒有別的比喻能說出她那當兒的秀氣和漂亮。不消說，我看見她時她也看見了我。我倆的目光在前節院的半空匡匡當當撞上了，有團火花如電焊的弧光在那廟裡閃一下。然後，寺廟的空氣僵住了，從古柏縫中漏下的日光團兒也不再搖擺了。我看見她提的鋁飯盒碰在了左邊的門框上，把門框上一片陳漆碰掉了一片兒，有幾粒細灰嘩哩嘩啦從門框上落到了她的頭頂和腳下。她的臉變成了僵黃色，嘴唇繃成一條紅裡泛白的線。我的心猛地就死了不再跳動了，兩個手裡的汗汪汪洋洋能開船。接下來，我們就那麼相望著，頭頂老柏樹上的烏鴉在壘窩，蹬落的草枝和它的叫聲一道道像房梁一樣從空中跌下來。我抬起頭朝樹上瞟一眼，落下目光時她卻扯著她的女孩娃（她竟有了女娃，三天前她一點也不像有過孩娃的女人哩）從我了，他就畢業回到程崗鎮做中學老師了。我們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生從此分道揚鑣了。這些資料是我在我娘那兒知道的。我去程家崗上看了娘。那崗上原有的十幾戶人家搬到崗下後，有幾間草房欲倒未倒，還堅韌不拔的立在那，有幾個老人這樣那樣的原因都還依舊住在那。我到我家的老宅時，我那頭發花白的母親正在剝著玉蜀黍穗兒喂雞子，看見我她手裡的玉蜀黍穗兒掉在地上了，忙慌慌地朝我走幾步，扶著一棵樹打量我時她的眼上掛了淚。我說：“娘，我來接你回家的。”我娘朝我搖了一下頭。我說：“程桂枝要敢對你不好，我就休了她。”我娘厲眼盯著我。我說：“我是黨員，我要革命，以後他程天青這個支書也得聽我的。”我娘就驚恐不解地審視我，好像他的孩娃有了神經病。革命在沒有成功以前，自然都要遭到不解和非議，這是歷史已經證明過的經驗和教訓。我不再和我娘說啥兒。我娘也有落後和愚昧的一方面。和我娘坐在老宅的院門口，在落日中望著程崗鎮的全景和風貌。從十三裡河那邊開挖來的大渠筆直如筷，流水四季鳴響，從鎮後的崗下流過去，像一條永遠不彎的綢帶繃在山脈下。這當兒，我把目光在水面盯一陣，使眼如洗了一般，待到心明眼亮時，我再把目光送到程寺的前節大院裡，就看見了紅梅的那個鋁飯盒在門框碰掉的紅漆還在腳踏石上閃著光。我說：“她叫啥兒呀？”老人說：“她叫夏紅梅。”我說：“哪裡人？”老人說：“城裡人哩，娘家是城關那兒的。”我想了一會，像是問，又像是自語說：“咋會嫁到程崗呢？城裡人咋就會嫁到這偏僻的小鎮呢？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憑她的長相嫁到九都市裡才合適。”老人看看我。老人像看出我的心思樣，解謎開結地慢慢說，她還能咋樣呢，程崗也是鎮子呀，每月逢五是集日，從四鄉來趕集的也是人山人海哩，並不比她們城關那兒的集日人少哩。再一說，人家慶東是在地區念過大學哩，當先生，拿工資，爹又是鎮長。人家爹在城關鎮當鎮長時，她爹在哪兒？她爹在城關鎮裡掃院子、燒開水，是侍奉鎮長的人，她咋會不嫁到程崗鎮？她咋會不嫁給慶東那娃呢？革命就是這樣，沒有奉獻，就沒有基礎；沒有犧牲，就沒有成功。她嫁過來那年還不足二十歲，人細白水嫩，是這方圓百裡的一枝花。說話大方，做事利落，一天能織出一件城裡人穿的洋式毛衣來，要是村裡有一堆姑娘媳婦在街上圍著她，央求幾句，她就會給大伙兒唱城裡人才唱的歌曲兒，就會跳她在學校學的洋舞兒。就是這樣，簡單得如豆子遇水要發芽，枯木逢春要開花，她的欲望和旺盛的虛榮支配了她的人生和命運，也導致了她和我一生命運的輝煌和悲哀。其實是悲壯。娘說可惜她得了革命狂魔症。病犯了不僅不給老鎮長燒飯、洗衣裳，還把鎮長用過的碗筷到處扔。說老鎮長是被她氣到寺廟裡去住的。說前些天她丟下娃兒、男人就走了，回城裡娘家住了幾天，回來就說她沒回娘家，說她去北京見了毛主席，說毛主席還和她握了手。北京在哪兒？娘問我，卻又自己答了說，北京在北邊，千裡萬裡呢，她能走到嗎？再一說，毛主席是啥喲？那是皇上哩，她能見到嗎？能和她握手嗎？說她回到鎮上見誰都伸出手來讓人家看，說毛主席握的就是那只手。這樣她那只手就不拿筷子了，不沾水洗手了，說毛主席手上的熱氣都還在她的手上哩。你說她不是有了魔病嗎？娘問我說，她是不是成了瘋子呀？說鎮長讓程天青去請了老中醫，用三個小伙把她按在床鋪上，中醫在她頭上、手上扎了二十多根銀針，讓她哆哆嗦嗦抖了大半天，然後針一拔，她就不魔了，不再神經了，該做飯時做飯，該喂豬時喂豬，該去廟裡給她公爹送飯就去送飯了。也許我也患上魔症了。革命讓我著魔了。夏紅梅讓我著魔了。我患的是革命和愛情的雙魔症。自那天在程寺見了夏紅梅，我的腦子裡就總是不斷地出現她的聲音和影兒。只要鎮街上喇叭一廣播，不管是歌曲還是樣板戲，我的身子就會躁動不安，像鞋底、褲腿、褲襠和布衫，渾身上下都著了一把火。這當兒在城郊鐵道邊上的那一幕戲會清清白白重新回放在我的腦子裡，使我長夜難眠，精神萎靡，夜不成寢，食不甘味。革命斗志快刀亂麻般被砍倒伐淨了。有一夜，我想把身上的旺火熄滅掉，我用手去我的腿上掐，去我的身上掐，把我的陽物掐出了血，可仍然不能把紅梅從我腦子裡驅逐掉，不能把鐵路上那幕戲的大幕關起來。我病入膏肓了，無可醫治了。我知道世界上從來沒有救世主，沒有什麼神仙和皇帝，我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也只能自己救自己。白天時，我在村裡走東串西，到程前街夏紅梅家門口閒逛游蕩，期望能冷不丁兒見到她，見不到她我就有意遠離程崗鎮。有個月我一早到鄉下我的姑家姨家串親戚，天不黑不回程崗鎮。我還在我舅家干了兩天力氣活，他家蓋房子，我在那兒和匠人一樣壘了兩天坯。可回到鎮上時，仍然是長夜難明赤縣天，到夜半我就不得不去爬在我媳婦桂枝的身子上。爬在桂枝的身上是因為我把她當成了夏紅梅，摸她的頭，摸她的臉，摸她又粗又短的腳趾頭和有些臭味的腳趾甲。這時候她就把燈關上了，半睡半醒地看著我問：“高愛軍，你是不是又想讓我生了呢？”我說：“我想再要一個娃兒哩。”她說：“那你就來吧，別在我身上摸來摸去哩，摸能摸出娃兒嗎？”她不知道我說完那話我就後悔了，不知道我聽了她的話身上的火就呼地熄滅了。這已經是我回到程崗鎮的第二個月，對桂枝那一丁點的興味早已蕩然不在了。可那時候我是一頭豬，我是一條狗，我不是意志堅定的革命者，我不能不對她做事兒，不能不硬著頭皮爬到她的身上去。她把燈吹了，做事兒時候她總是把油燈吹滅掉。月光從窗戶透進來，涼意也從窗裡透進來。屋子裡有油燈滅後的黃色焦燎味，有春天暗香的綠色味，還有塵土和被子該曬未曬的潮霉味。孩娃紅生和女娃紅花睡在床那頭，紅花的胳膊搭在紅生的胸脯上。桂枝過去把他們重新蓋了蓋，滅了燈就一如往日樣坐在床沿上把她的褲衩脫下放在床頭上，撩開被子躺下了，說你來吧，你想再讓我生個男娃還是女娃哩？我說男娃女娃都可以。她說你來呀，還立在屋裡干啥呢？我說窗戶裡透了風，我把窗戶堵一堵。然後我就磨磨蹭蹭拿一件衣服掛在窗戶上，把那月光遮住了，把那破窗紙的地方擋住了。她說你來呀，你不是想要娃兒嗎？紅花滿地能跑了，我也想再生一個哩。我不得不慢慢地朝床邊移過去。我好像不能不朝床邊移過去，好像不移過去她的目光就會翻山越嶺，看到我的心裡去，看見城郊我和紅梅那驚心動魄的一幕戲。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可是那當兒，我的欲念急流勇退著，身上又冷又寒像一桶井水從頭上澆下來，物兒軟得如一截霜下的草。我想對她說算了吧，改日再來吧。想對她說我好像有病了，剛才還硬呢，這會兒冷丁兒風來了，樹倒了，鳥雀飛去了。我慶幸我的倒塌和垮下，慶幸我不需要爬在她身上想著夏紅梅，想著夏紅梅的白肉和身段，想著夏紅梅的聳乳和溝壑，想著夏紅梅的秀臉和剪發，還有她腳上紅柿子似的十個紅趾甲。樹倒後猴子回窩了，這一夜我可以安安穩穩睡覺了。然就這時候，就在我剛要睡去，不知哪兒的高音喇叭響將起來了。從喇叭裡傳來的音樂是《戰斗進行曲》。我不知道那音樂是從哪個方向傳來的，然卻能聽出播放那音樂的喇叭似乎筒上裂了一個口，或是它在樹上掛久了，風吹雨淋後那喇叭的筒上銹出了一個洞，使那樂曲變得有些啞起來，如同那音樂是從裂縫的竹筒裡倒出的響豆兒，刺耳歸刺耳，卻流暢得沒法說，節奏和音符明明朗朗，呈出五彩的雲花色，從我家的門縫擠進來，把柳木門推得嘰嘰嘎嘎響；從窗子的破洞擠進來，把擋在窗上的衣服掀得一起一落飄；從後牆的裂縫中吹進來，把床上的被子吹得瑟瑟抖；從房頂掀開的瓦和泥草縫裡灌進來，砸得我渾身的肌肉叮當叮當跳。我被那歌曲和音樂鼓蕩了，身上慢慢開始煩躁得如一群螞蟻在我的脈管裡爬，血被加了熱，手上、腳上、頭發、脖子和隱處的旮旮旯旯都有些粘絲絲的汗。我知道我又將瘋起來，感到有無數股力量從四肢開始朝著我的大腿中間跑步集合著，我的物兒又英姿勃發了，青春無限了，它像一根木桿樣又豎將起來了，到樂曲播放到“我撩倒一個，俘虜一個，繳獲它幾支美國槍”時，我看到兩條鐵軌從遙遠的地方伸過來，鐵軌旁有漫無邊際的莊稼地，紅梅赤裸著全身躺在那踩倒的一片莊稼苗上向我招著手。桂枝在床上翻了半個身，問：“你還弄不弄？不弄我可要睡著了。”我朝桂枝點了頭，向躺著的紅梅走過去。我看見紅梅在日光裡那渾身發亮的光色了，我聞到那股濃烈的麥苗和紅梅身上的香味相混的新鮮肌膚味。我到了床邊了。我把鞋子脫掉了。我把我的軍用皮帶解開了。我把褲子脫下了。可是，大喇叭中播放的樂曲呼的一聲停止了，和弦斷了樣無聲無息了。桂枝慢慢從床上坐起來，穿上褲衩點上燈：“高愛軍，你不中用你就不要叫醒我，我明兒天一早還要起床燒飯哩，人哪能天天這樣呢？做這事能當飯吃，還是能當衣裳穿？剛從部隊回來我讓你有幾次，你反倒沒完沒了啦，不中用還想著那事兒！已經回到鎮上一個來月啦，你該下地干些啥兒啦，不是軍屬啦，得不到照顧哩，再不掙工分一家人去喝西北風？”
5又一次響起革命的音樂聲
當然不會去喝西北風。種地有飯吃，革命也一樣有飯吃。就是因為沒飯吃才要革命呢。入伍前程天青說過我退伍回來要讓我當村干部，就是因為他說讓我當干部我才和他女兒桂枝結婚的。許我當干部是他欠我的陪嫁哩，可現在，我讓他桂枝生了兩個孩娃了，我已經退伍回鄉了，是該讓他還我陪嫁的時候了。不當村干部我如何在村裡呼風喚雨革命呢？不能呼風呼雨、領導社員我如何領導革命呢？我決定再去找一次我丈人。我要討賬呢。吃過早飯桂枝說你去哪？今兒隊上是去村前地裡修渠呢。我沒有搭理她。我連看都沒看她一眼兒。可我從家裡出來時，她卻追出來把一張鐵掀塞到了我手裡。“少去半天就是四分工。”我把鐵掀扔在了腳地上。我走了。桂枝惘然地立在那。村胡同中的日光像玻璃一樣亮，像革命者的心髒一樣亮。鄰人們已經吃過飯，拄著鐵掀和鋤頭立在門口等生產隊的鍾聲響起來。我從他們面前走過去，要革命的勇氣在我腳下頂著我的腳底把我推到了半空裡。村人問：“愛軍，吃過飯了嗎？”我說：“吃過了，去找一下村支書。”笑著說：“支書不是你的丈人嗎？”我說：“在家裡是丈人，在村裡是工作。”他們就在我身後哧出黃燦燦的笑。我想你們就笑吧，革命後會有一天我叫你們笑你們才能笑，不讓你們笑你們只能哭。他們的笑聲把我從程後街送到程中街。我從一條胡同拐進程中街時，有一道紅光突然閃現了。紅梅從另一條胡同出現了，她和桂枝的娘家嫂子愛菊並著肩，手裡依然提著那個鋁飯盒，不消說是又去程廟給她的公爹送飯了。這時候第二生產隊出工的鍾聲已經響起來，許多社員正扛著家什往村外走出來，她就夾在幾個年輕女社員的正中間。我的心開始轟然跳起來，我想起了昨夜兒喇叭裡突然響起的《戰斗進行曲》，想起來我的堅硬和軟弱，不知道該怎樣朝著她們迎上去，腿上就有了些微的慌，然腳步下的力量卻莫名的大起來。真得感謝那光天化日和說說笑笑的社員們，不是這些壓治了我心裡的旺火，誰都不知道我在紅梅面前要做出啥兒事。這是我回村後第二次見到她。她的衣裳全換了，上身是一件平紋洋布藍衫兒，褲子是那年月城裡流行著的勞動布，腳上是流行著的黑膠軍用解放鞋。而我還是那身光芒四射的綠軍裝。她們一群朝著我走過來，我把雙手插在褲子口袋裡，故意用拳頭把褲胯那兒往兩邊扯拽著（你們不明白，那些年我的那種作派是時髦，是洋派）。並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可以把雙手插在褲袋走路的，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手插進褲袋再用拳頭把口袋高高頂起來。那樣做證明我讀過書，當過兵，見過大世面，胸中有理想，身上有力量。這和紅梅穿的勞動布褲和黑膠解放鞋是一個道理兒，是一個階層兒。我就那樣占著道路中央迎著她們走過去，地跳響著。我朝前後看了看，滿街都是空曠和靜寂，一條街上只有我和她。日光明亮無比，溫暖中有了初夏熱辣辣的躁。我就和她僵在那熱辣辣的煩躁裡，一時不知該說啥兒好，是談革命還是談思念。這時候，從程後街傳來的喚人下地的吆喝聲，如一股渾水樣從我們頭頂漫過去。緊跟著，村裡的喇叭響起來，有干部在那喇叭裡喚：“到村頭會戰大渠的社員快些走，遲到的要扣工分啊！”那喚聲連叫三遍後，又從喇叭裡傳來了《東方紅》的樂曲聲。不消說，那樂曲家喻戶曉，人人會唱，誰都熟得如認識自己的爹和娘，可那泥黃色的樂曲朝我倆傾盆降下時，我的身子微微地抖起來，手上又出了一層汗。她的臉忽然也從粉紅僵黃轉成了黃白色。不知道為啥兒我們倆的景況會是這樣兒。《東方紅》那嘹亮的樂曲金光閃閃回蕩在程崗鎮，前呼後擁流蕩在村街上，仿佛如火車開在我們的血管裡。我看見那樂曲的音符像葡萄、柿子樣從空中落下來，在我們的腳下滾動著。我聞到了赤橙黃綠的音樂那誘人的香味在我倆四周流散著，看見從她那平紋布衫線縫中擠出的她肌膚的氣息，閃著薄亮的光澤朝我撲過來。我聞到了那氣息中她身上溫熱柔美的汗味如白絲絨樣夾在那肌膚氣息裡。從那厚密的布紋望進去，我又看見她狹長深美的乳溝山河分明地裸在胸脯間，汗就從那溝裡狂奔到她雪白的肚子上，又被布衫吸去了。洋布總是沒有粗布吸水好，她的布衫上已經有了許多星星點點的汗漬兒。汗漬在藍布上是一種深黑色，像墨水滴在了她的布衫上。看見她那樣，看見她和我一樣聽到喇叭的聲響就不安，我反而平靜了，像火光在前，勝利在望了；像革命的曙光已經從窗口照到了我的床鋪上。我把手上的汗在褲口袋裡擦擦說：“紅梅，我們一塊革命吧。”她盯著我看一會，有些哆嗦地問：
“這些天……你沒有在寺廟那兒等我吧？”我平平靜靜答：“是你說咱倆從前誰也沒有見過誰。”她說：“我可沒想到你能這樣提得起，放得下。”然後她失落地把頭扭到一邊去，待再扭回來時，村裡的廣播沒有聲息了。她臉上也變得平淡了，像猛然想起的事情被失落蓋住了。“你真的要成立革命組織嗎？”“名都想好了，叫‘紅旗飄飄戰斗隊’。”“你自個小心點，別叫支書領著人把銀針扎到你的頭上和手上。”我笑了。“我首先就要把他拉下馬。不把他拉下程崗鎮永遠就別想鬧革命。”這當兒，從胡同裡傳來了腳步聲。紅梅的臉色又往深處白一下，轉身就走了。我追上去叫了一聲紅梅，說讓我看看你的手。她有些莫名其妙地把手伸出來，我極快地摸了一遍她光滑的手指甲，說人來了，你走吧，三天後我就在程崗大隊革命成功了。她走了，手裡的鋁飯盒一搖一擺的。從那胡同走出來的竟是夾著書本到學校去教書的她的男人程慶東，幾年不見，他眼睛上架了一副黑眼鏡，文質彬彬，天然一副要被革命浪潮席卷的模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