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她在我的目的地前幾站下了車，於是我終生記住了一個叫“五原”的地方。列車每到一站車廂裡照例是一片慌張忙亂，有人提行李下車有人提行李上車擠來擠去大呼小叫，而那膽怯的男子卻鎮定若素，在昏暗的車燈下始終不放松對我的監視，見我沒有和她一同下車似乎還有點詫異。她一手拎個拉鏈包一手提個網線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到通道時她還回過頭匆忙地與我的目光對接了一下，但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僅僅一閃爍便被後面擠來的人撲滅。從此她隨著人流湧人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樣的眼睛。
雖然在列車上她將男人的活力賦予了我，激發起我想與女人過“夫妻生活”的沖動或說是“發情”，但與真正的女人過了半次“夫妻生活”卻是在幾年以後。
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政治口號下幾年以後形勢確實有了很大變化，農場的群專隊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又上了台，那時叫做“恢復工作”。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這種勿須通過投票選舉的輪流執政據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想起來當年要在月經紙上去“找突破口”真毫無必要且非常可笑。“走資派”又當了場長，他也沒有借口私自用“國家財產”代替草紙而報復醫務室的小李小王。“走資派”沒有“斗倒斗臭”卻被斗怯斗怕了，經過“鍛煉全體干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鍛煉，他決不會再堅持原則主動工作，所以我也原諒他沒有專門成立個“勞改釋放犯”的小隊叫我當隊長。有時他回到原先群專隊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勞動的生產隊來視察，見了我不過點點頭而已，不再誇獎我已經改造好了。當然我還不至於假到去問他為什麼失信，人一當官馬上就忘了他過去說的話。
不過憑良心說我的處境畢竟有很大改善。因為革命群眾失勢後再也不熱衷革命，才發現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對他們來說大大超過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時的社會主義怎麼也“為人民服務”不好這“開門七件事”，勞動婦女仍然用印滿“為人民服務”的硬邦邦的報紙墊月經帶，反正那種政治宣傳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於是革命群眾開始大發牢騷，上工不干活，干活不出力，在田裡拄著鍬三五成群地“講怪話”。那些＊怪話”的反動性大大超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論，我這個右派分子也就被他們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眾親見地稱我為“老右”。
本來我是可以申請到一間上房的，然而母親還沒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當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獨地去世。這一段請讓我略去，我有權和那些有意回避“文革”的人士一樣極力回避會使自己崩潰的歷史。他們以為叫大家少談“文革”“文革”就會在民族的記憶中僅僅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學生已經不太了解“大躍進” 及“文革”真正的歷史面貌，大學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遞減，以至於毫無所知，一個後人無法超越的一貫偉大正確的神話，就在患有失憶症的民族中樹立了起來。那麼，是不是我盡量不談母親母親也會在我的記憶裡逐漸消失？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試一試。
在農場，沒有家庭的單身農工過日子比較簡單：“兩個飽一個倒，家裡連個油瓶子都沒有，扯床被把一家子都蓋上了，炕上又沒個女人等他ｘ，這樣的人不叫他干活他還閒得慌。”所以生產隊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好像單身漢一定要比拉家帶口的工人干得多。凡是遇上加班加點的工作或繁重勞動，隊長組長總是叫單身漢去。革命群眾雖然在政治上已把我當作普通人，但一致認為我是個特殊的勞動力，過日子又簡單勞動又好又沒女人等我Ｘ並且遵守紀律，叫干什麼干什麼，使用起來得心應手，這樣我就幾乎成了大家的工具。和我過了半次“夫妻生活”並給了我很大啟發的女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遇到的。
我的生產組長是個復員軍人，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和別人一樣扛著鐵鍬走路，總是把鐵鍬抱在地上來回跑，讓鐵鍬拍打著地面，他走到哪兒哪兒就叮叮哆哆響成一片。春夏秋冬他都不系上衣鈕扣，個子又矮又注，過大過肥的衣服老是敞著兩襟一扇一扇地像他長出了一對翅膀，於是他就獲得了“麻雀”的外號。“麻雀” 既玩世不恭，喜歡用政治語言開玩笑，又對人從不曲裡拐彎耍心眼，說話直來直去。一天他對我說他要想法把他老婆從別的組調到他管的這組來跟我一起干活，我問他為什麼，他毫不隱諱地說為了好讓我多於他老婆少干。我說你他媽的真會占便宜，他說有便宜不占自不占，“當官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我這個小官也要趁有權的時候使喚使喚你這個好勞力。”
不久，“麻雀”真的鼓搗隊長把他老婆調到我們這組來了。第一天上工他就當著全組工人宜布他老婆和我結成“一幫一的對子”。“一幫—一對紅”、 “開展談心活動好”、“要斗私批修”等等都是那時的流行語言，順便他還說了句：“這樣也便於監督這個‘老右’嘛！”說完又連忙向我打恭作揖，“玩笑玩笑！你老右別放在心上。”
“麻雀”老婆坐在田埂上納鞋底，一面笑著罵“麻雀”“婊子養的”一面瞟了我一眼。“麻雀”老婆不超過三十歲，模樣長得很端正眼睛也很大，她源我的一問好像給我猛地一擊，使我想起列車上遇到的她。後來我才知道她也是“五原”一帶的人，出生在烏拉特前旗一個叫“白彥花”的地方。她還給我說過那個地方出美女，“臉盤鼓鼓的，眉毛彎彎的，腰桿細細的，肚子平平的，奶於極極的，屁股翹涵的”。她介紹到哪個部位便用手揉搓她身上的哪個部位，帶動她全身都扭動起來因而使她的介紹非常生動具體。她自己就完全符合她的介紹，所以她的介紹實際上是一種炫耀。她介紹時我暗自想列車上的她大約與她的身材相當，遺槽的是列車上的燈光太暗。若干年後“三圍”成了女人身材的時尚標准，但那固定的機械的數字怎能體現出女人珠圓玉潤的靈動的美麗？從此她的身材便成了我看女人的特殊規格，後來我在巴黎用這種眼光看所有的模特與她相比都黯然失色。
可是剛開始的時候她確實是我干活的累贅，譬如小組集體挖溝開渠，每人按二十公尺分一段，“一對紅”是四十公尺，這四十公尺全靠我一人吭咦吭味地挖，她只是鏟鏟浮土修修渠邊而已，多半時間無精打采地拄著鍬站著東張酉望，沒干兩下就急不可耐地問現在啥時候了為啥還不吹哨收工。中間休息時，卻好像剛剛蘇醒過來開始活躍了。她愛唱一種叫“二人台”的地方戲，確切地說應該是“哼”而不是“唱”，因我從沒聽她唱過一首完整的曲子，她大概也不記得一首完整的戲詞，所以至今我回憶起她只聽見那悠揚婉轉的哼哼卻不知道她究竟哼了些什麼。她的序的音調純樸自然，節奏富有彈性，有很強的跳躍感，帶有黃土高原的開闊意境，給人極為悠遠而又歡快的感覺，聽膩了革命歌曲聽她哼哼倒也新鮮而動聽。
有一次我說你哼得挺好聽，不過到底唱的是什麼詞你能不能給我說一說，她說啥意思都沒有就為了給自己解“心焦”（心煩），唱詞是現編的，想到啥就唱啥。我說我在替你干活你在旁邊看著你還“心焦”，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她說你要是“心焦”我就給你唱一個吧。說著她笑嘻嘻地唱道：
哥哥你好好干
妹妹在旁邊看
哥哥要心焦
妹妹給你干
快把鍬撂下
咱倆玩一玩
一身白內肉
隨你上下看。
她隨唱隨笑，我也跟著笑。我說真把你沒辦法，你就“旁邊看”好了。她笑得彎下腰，又唱：
不干白不干
不玩干瞪眼
不玩你就得干
哥哥你喲好可憐！
如果是兩人干“零活”，我就干得更多了。“零活”包括很多農作項目：灌溉、起肥、打畜草、揚場及其他只需一兩人干的零散雜工。我倆一“打零活”，她從不按時到工地，我幾乎干了定額的一半，她才扛著鐵鍬或拿著鐮刀慢騰騰地走來，到我視線以內就小跑幾步，在我跟前就裝出氣喘吁吁的樣子總能說出一套理由，不是要給“麻雀”做飯就是孩子病了要去醫務室。後來經我證實多半也是真的，她大大小小有三個孩子，難怪“麻雀”要設法減輕她在生產隊的勞動，好讓她騰出手干家務活。我也看出來她走到我視線以內開始小跑其實是對我表示尊重和因來晚了而內心不安，如果她像一般群眾那樣擺出高我一等的“革命”派頭，來晚了就來晚了，根本勿須在我面前裝模作樣，我又能把她怎麼樣？
有一次她來晚了的理由非常特別，那是在馬自起糞，大清早我已經將馬圇的糞起了一半，太陽也升到房頂上，她才扛著鐵鍬疲憊地拖拖拉拉到工地。我埋怨說，你倒好，活還沒干一鍬人倒乏了，一早晨你干什麼去了？她笑了笑歎道：
“你哪知道！‘麻雀’每天早晨要ｘ個起床Ｘ，不ｘ不起床。唉……”
這個ｘ分別代表兩個詞，前面一個是動詞後面一個是名詞，是勞動人民包括犯人常用的語言，絕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也笑了，學她的口氣說他要ｘ你你不會不讓他ｘ，是干活重要還是干那件事情重要？她臉上一副無可奈何而又心甘情願的表情，又歎了口氣說：
“唉！有啥辦法？給男人當女人男人啥時候想ｘ就得給男人支上讓男人ｘ。”
這使我突然理解了“二桿子”的老婆，“二桿子”介紹“她是農村的”實有深意，怪不得“二桿子”要當著一個陌生人的面和她過“夫妻生活”她也只好順從，乖乖地就往麻袋上一躺，給她男人“支上”。
漢語的語境經過“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粗鄙化。所有傳統觀念中“非禮”的動詞名詞口語俗話方言及“國罵”都登堂人室，甚至大大方方地成為文學語言與官方語言，如“政局”“狗屎堆”等等，所以怎能怪一般老百性的口語越來越直言不諱，越來越不堪人耳。我想，姓大概就是孔夫子說的“禮崩樂壞”的局面吧。我與她在馬圈的對話還算是“文明”的，並沒有公開詳細深入探討Ｘ的全過程。那時在農村農場工廠，干活的時候，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性也是勞動人民主要的話題，拉家帶口的農工聊起來無不繪聲繪色，常常還伴有動作表演，讓如我這樣的單身漢垂涎欲滴想人非非。
平時她來晚了還可原諒，孩子病了當然應該去找醫生，一家五口人吃早飯也夠她忙的，可是今天我一個人大清早在馬國埋頭苦干是因為“麻雀”睡在炕上要練他的早操，不由得我有一肚子牢騷，於是就罵“麻雀”混蛋王八蛋，說他跟馬圇裡掛的牲口差不了多少。她拄著鍬靠在馬自的柱子上，張開輪廓秀媚的嘴唇打了個大大的哈欠，一面探眼睛一面就像說日常的柴米油鹽一樣平淡地為“麻雀”辯解：
“也不能完全賴‘麻雀’要ｘ我嘛，我一大早也騷得想要‘麻雀’Ｘ，有時候還是我鼓著他來義呀！”
我聽了笑得差點倒在馬糞堆上。我說“我服了你了！”她放下揉眼睛的手詫異地問：“你服我啥？”我說我服了你驚人的坦率。她把“坦率”當作大批判中常用的“坦白”，笑著說：
“‘坦白從寬’嘛，抗拒才‘從嚴’哩。我跟你坦白為啥來晚了你也應該‘從寬’了嘛。再說，你多於點也不吃虧，你閒著也是閒著，要不你干啥去？要不你也找個女人來ｘ？”
我與她的對話全部是諸如此類的對話。她善於把什麼事都與性事聯想到一起，譬如我們干的活兒需要我爬高的時候，她在下面仰著頭會這樣警告我：“小心掉下來把你的球摔斷。”“球”指的是男性生殖器，或是：“小心你屁股摔成八瓣！”好像我受傷的部位總會是身體的下半部分。如果鐵鍬把或鐮刀把沒有修刨光滑，用起來不順手，她會埋怨說：“還不如捏著一個球舒服片或是：一細得跟個球一樣！”我倆放水澆灌小麥，泥沙淤積在渠口裡致使水流不暢，她會說渠口“小得跟ｘ洞一樣”“水流得跟尿尿一樣”。今天我寫到這裡，眼前又出現了她在田埂上飛跑的身影。一次我和她兩人灌麥田水，一截田埂被水沖了個缺口，我一人牆不住，不得不著急地扯開嗓子連聲喊她來幫忙。她在遠處向我跑來，胸前兩個如她所說的“瓶瓶的”乳房在破爛的紗線背心中顫動得如同兩大蛇圓圓的果凍，我一時竟忘了堵缺口，手拿鐵鍬站在激流中呆呆地望著她甩動的前胸。到了近處她發現了我傻瓜般的神態，便故意連跑帶跳讓乳房顫動得更強烈更歡暢，還隨乳房的顫動有節奏地笑著大聲喊叫：“嘻嘻雕！喀嘎嘎卜…··”好像乳房的顫動會發出聲響，又像給飛旋的乳房伴奏的節拍。我倆堵缺口時我向她胸部瞥了一眼，發現她乳房間的壕比“二桿子”老婆的壕還深，乳房隨著她鐵鍬的揮動不住地抖動，彈性十足。突然間，她既讓我心慌意亂，又使我產生一股想用一根或兩根手指順著那道壕向下插進去的強烈沖動。我倆好不容易堵住了缺口，她還偏過頭笑著問我：
“有意思吸？”
“有意思俄？”是她說“騷話”（這是她常用的方言）或表演她的肢體動作後總要向我補充的發問。當然我會連聲回答“有意思有意思！真有意思！”我的確逐漸覺得和她在一起干活“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即使跟她一起干活會加重我的負擔，加大我體力的支出我也心甘情願了。這樣便無形中調動起我勞動更加積極，每次都能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任務，於是我倆經常受到組長“麻雀”與生產隊長的表揚。“麻雀”一次還裝模作樣地在“小組毛澤東思想講用會”上說我倆 “一幫—一對紅”真正使兩人都有了進步，兩個人都“紅”了，這是組長即他自己“落實了偉大領袖最新指示的結果”。
倘若遇到難得的休假日，我一天見不到她反而感到寂寞難耐，有時還躺在炕上猜想她現在在家正干些什麼。第二天上工，她一定會詳細地告訴我前一天她所做的家務事：洗衣燒飯合煤餅帶孩子縫縫補補等等。她與別的女人不同，從不抱怨生活的艱難和供應的短缺，卻會盡可能地尋找生活資料的替代品。一次，她利用休假日將日本進口的尿素口袋拆開來當布料，縫制成小汗衫及裙子般的半長褲穿來上工，滿身散發著尿似的騷味，我笑著諷刺她說你說你“騷”，今天當真“騷” 了，就跟剛從廁所裡跑出來的一樣。她咯咯地笑了起來，兩手拎著半長褲的兩邊在我面前得意地旋轉，而且極為自然地蹺起腳尖。那時中國還沒有Ｔ形台更沒有時裝模特，她可能就是中國時裝模特的先驅了。
幾年以後我在一份雜志上看到有文章介紹說，那種專用作包裝材料的化纖紡織品對皮膚極為有害，會使人患上皮癌。但她穿著薄薄的尿素袋縫的衣褲卻更加飄逸，更加突顯了她的身材，至少在我倆分開時她絲毫沒有患皮癌的症狀。那時我還不知道怎樣形容她的身材，進人八十年代我才知道應該用“肉感”和“性感” 之類的詞。與此同時，那種裙子般的半長女褲竟被稱為“裙褲”，開始在西歐成為時裝並立即流行到中國，讓我處處都能看到她因而常令我心酸。
不過，那時她穿著日本化肥袋做的半長褲在我眼中卻非常滑稽，“日本”兩個字正好縫在她屁股蛋上，一邊是“日”，一邊是“本”，但她連“舊本”兩個字都不認識，顯然不是有意的。她做時裝表演的時候我發現了“日本”而大笑她卻以為我笑的是她屁股，便停下來彎下腰把屁股朝我面前一撅，笑道：
“你看你看你看！讓你把女人的屁股蛋看個夠！”
於是“日本”在我眼前更大大地膨脹起來。
平時，聊完了家務事，她決不會忘記敘述她怎樣和“麻雀”過“夫妻生活”。當然她不會像農業大學畢業的“二桿子”那樣用文明的詞匯，而是直截了當地用一個動詞加一個名詞來表達。她說她有時也覺得“心焦”，“‘麻雀’瘦得跟鐵鍬一樣，格得我骨頭疼。“如麻雀”又愛喝酒，喝那種用白薯干釀成的劣質強度酒，她皺著眉頭形容：“嘴巴臭得跟大糞坑一樣！”我覺得這似乎就是她最大的“心焦”了，除此之外她永遠快樂。譬如我倆割育草或者割麥子的時候，蚊子牛虹馬虹滿天飛，朝人們劈頭蓋臉地撲來，連耳朵裡眼睛裡鼻孔裡嘴巴裡都會鑽進蚊子螃蟲還有一種叫“小咬”的飛蟲，叮得人滿臉是包，全身紅腫，這是我最害怕最“心焦”的事了，恨不得旁邊有條水渠讓我跳進去把全身淹沒在水裡。而她卻好像毫不在乎，一面像撲蝴蝶一般撲打一面還笑嘻嘻地喊：
“蚊子喜歡我，蒼蠅喜歡我，老鼠喜歡我，麻雀也喜歡我！……”
在她眼裡世界上好像沒有不喜歡她的人與動物，似乎她也喜歡世界上所有的人與動物，她是我所見過的唯一活得滯灑的人。又譬如，她剛剛敘述了“夫妻生活”，還沒把喜歡她的“麻雀”罵夠，便會立即歡快地扭起秧歌。一瞬間她能變化出七十二種表情。
她不止愛哼“二人台”並且愛扭秧歌，每次要扭得上氣不接下氣癱倒在地才肯罷休。我想，“盡情”這個詞大概就是專為她而創造出來的。她的舞台是田埂、渠壩、割了麥子的麥田、割了牧草的荒地甚至在馬圈、羊圇、豬隊廁所旁邊。總之，只要是我倆“打零工”的時候她一高興便會擔起來。我汗流俠背地干著活，她在一旁扭秧歌，秧歌扭倒在地上還要喘得哈際哈味地笑著問我：
“有意思歧！”
她扭的秧歌我從來沒有在別處見過，盡管我不是內行但也看出她的舞姿絕對不符合規范，像一具全身各處的關節都是用線連接起來的木偶被耍木偶的人舉著搖晃一般，如果換另一個人來扭肯定是丑態百出，而她扭起來卻顯得活潑可愛，天真爛漫，臉上還帶著調皮的笑容，同時嘴裡發出“陪不侖旺嗆！勝不合旺嗆！喀不合旺嗆！噎不侖嘻哈哈哈……”的樂器伴奏。她曾洋洋得意地說她不需要別人來用樂器為她伴奏，自稱“我自己就自帶狗皮弦子”。我至今也不知道是真有一種民間樂器叫“狗皮弦子”，還是她自貶的一句玩笑。她其實非常增長表演，一會兒揀根樹枝當旱煙桿楊在嘴上裝扮成老頭扭，一會兒提起嘴唇駝起背裝成老太婆扭，一會兒挺起“瓶瓶”的胸脯變成雄赳赳氣昂昂的小伙子扭，變化多端，花樣百出，她的“自帶狗皮弦子”始終不停地“陪不合喀嗆”！
雖然我覺得“有意思”，但也常常笑罵她有扭秧歌的力氣還不如多干些活。當然她決不會聽從我的，仍舊照扭不誤。
十年後我去著名的巴黎歌劇院觀看轟動巴黎的後現代派芭蕾舞《天鵝湖》，才發現原來她就是西方後現代派舞蹈的鼻祖：全部動作都是反舞蹈傳統的，在舞台上不應該怎麼跳便怎麼跳，舉手投足完全隨演員此時此刻瞬間的興之所致，肢體動作純粹出於天然，這種舞蹈的審美價值大約只有真正後現代人或真正原始人才能體會得到。
看完後現代派的《天鵝湖》，我沒有招出租車也不去乘地鐵，一直徒步走到蒙瑪特高地，這裡是巴黎公社社員戰斗的最後地點。我在著名的“白教堂”前面的台階上坐下，整個蒙瑪特已空寂無人，連咖啡店也打烊了。白天藝術家們聚集在此作畫，夜晚紛紛融人沉沉的黑暗。我突然感到無邊的寂寞。“有意思俄？” “是的，真有意思！”仰望巴黎的星空，淡淡的絲絲縷縷的雲正向東方飄浮。“意思”在哪裡呢？一切的一切忽然變得絲毫沒有“意思”。巴黎躺在我腳下平淡如水，惟有月光中的她浮出水面……
“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意思！”她也是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完全不屬於這個權欲橫流物欲橫流的世界。她絲毫沒有受到“社會化”“革命化”的污染，從不說流行的政治語言，相反，她用她自然純樸粗礦原始的風貌使所有“革命化”的意識形態及所謂的文明頃刻間土崩瓦解。她像是直接從半坡村或更早的山頂洞中跑下來的人的始祖，讓現代人認識到“人”的原型。她會使人感受到什麼是真誠，什麼是人的天性。一次，她帶了一些炒熟的黃豆到田間來我倆一齊吃，雖然她從不刷牙牙齒卻潔白堅實，那口利牙把黃豆嚼得咯咧咯潮亂響，濃郁的黃豆香味從她嘴裡不斷向田野擴散。她見我嚼得艱難便自告奮勇說我替你嚼。但嚼好了怎樣遞到我嘴裡倒成了個難題。她伸出她的舌頭“嗚嗚”地要我去接，舌尖上有她用舌頭裹成的一團黃豆泥。我笑著不知所措，而她卻一把便將她舌尖上的黃豆泥持在手掌上往我嘴巴裡塞，我也只好卻之不恭地咽到肚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