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座城市都有一些帶斜面屋頂的樓房或者平房，站在城市的高處看這些屋頂，我常常感覺到心裡很不舒服。後來我才發現因為這些屋頂像滑梯，好比一架架無限放大了的滑梯矗立在城市的空中，隨時提醒我的注意，讓我無法真正忘記1958年那個午睡醒來的下午。有一種洗滌劑名叫“白貓”的，瓶上印著兩行小字“檸檬清香怡人，洗後不留異味”。每次我洗碗、洗菜時都下意識地把這兩行小字在心中默念一遍，每次我都把檸檬清香怡人，洗後不留異味念成檸檬清香怡人，“死”後不留異味。為什麼我一定要把洗後念成死後呢？是我要死，還是我盼望一個與我有關的人死後真的沒有留下什麼異味兒？若有，那異味兒便是我了，異味兒能喚起人的警覺和追憶。我還對公共汽車售票員的某些廣播語言分外敏感，有時我身在車上，當車通過一些十字路口時售票員便會用擴音器向路人呼喊：“九路車通過請注意安全，九路車通過請注意安全……”聲音枯燥而又尖利，在我聽來那就是一種讓乘客防范我的暗示，和我在一起的人是須格外注意安全的，不是麼？我竭力掩飾著我的不安，偷眼觀察我前後左右的乘客，我和誰也不認識，也並沒有人做出防范我的架勢。我為什麼要怕？證據在哪兒？我母親已經說過了：沒有證據。與我同班的那些孩子都已成人，大約很多都已不在這個城市，我為什麼要怕？我母親勸我結婚，我想，我真是該結婚了。
前邊我說過，我丈夫是個做房地產生意的，這幾年發了點財。但我認識他時他還沒做生意，那會兒他剛從部隊復員回來，可能正准備干點什麼。我呢，沒考上大學，在一個區辦罐頭廠當臨時工。我們是經人介紹認識的，他的身高大約是1.60米，我的身高是1.72米。他比我大兩三歲，屬於老三屆吧。不知為什麼，當我們初次見面時，我首先對我丈夫的身高十分滿意。我本能地害怕比我高大的人，從前經人介紹我也認識過一兩個籃球運動員，他們總使我覺得自己處在危險之中，他們的力量和身高似乎隨時可以置我於死地。這想法與一般女孩子的擇偶標准完全相反，可我本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啊，我心中終有我的鬼祟。我滿意我丈夫的身高和他仰臉看我的樣子；我想我丈夫也滿意我的身高，以他的身高能娶到我這種身高的人他無疑應該是一個勝利者。不過，促使我和他結婚的，除了身高還另有緣由，那便是他向我袒露了他的秘密。我們認識之後，他為了取悅於我，常送給我一些在我看來十分奇特的東西，比如有一天他一下子送給我兩塊男式歐米茄金表。我問他為什麼要送給我兩塊表，他說一塊是給你母親的；我問他為什麼不買女表，他神秘地笑笑說，這表根本不是他買的，是“文化大革命”他當紅衛兵時抄家抄來的，像這類手表他還藏著五六塊呢。過了些天他又把一枚白金鑽戒——就是現在我手上這只（韓桂心舉起她那只戴著鑽戒的手給筆者看）——戴在我手上，我知道這也是抄家抄的。我丈夫對我說，當初他不認識白金和鑽石，他只認金子，還差點把這玩藝兒扔了呢。他說後來他請人給它估過價，現在這鑽戒少說也值12萬人民幣。就在那一天，我的手指套上了抄家抄來的鑽戒那一天，我答應了和我丈夫結婚。他一高興，領我到他家參觀了他的百寶匣：一只貌不驚人的小箱子，像醫生出診的藥箱那麼大吧，白茬柳木的。他打開箱子，裡邊裝著很多珠寶首飾，在箱底上，還碼著一層形狀不一的金條。我被驚呆了，心中所有的欲望都被喚起，我想起了1958年陳非死之前所有的日子。若在那時我就有這麼一箱子珍寶，區區一個陳非又怎麼能引起我的嫉妒呢，他便也不會死在我手中。啊，“檸檬清香恰人，死後（洗後）不留異味”。
我丈夫對我說從今以後這箱子就是咱倆的。他還說誰也不知道這件事，包括他的親媽。他告訴我這是他父親立下的規矩：有些事是終生不能讓家裡老娘兒們知道的；有些東西是終生不能傳給家裡老娘兒們的。“但是我願意把什麼都告訴你，”他補充說，“因為我有一種預感，你是一個什麼也不會說出去的人。”他仰臉看著我，像一個孩子在看一個可信的大人。那一刻我真有點感動，我多想把我5歲的秘密告訴他，把這重負卸在他身上啊，可我沒有。我丈夫告訴我，箱底的金條有一部分是他抄家抄來的，有幾塊金條和一包金牙是他父親臨終前秘密傳給他的。但是據我所知我那未曾謀面的公公是一個老紅軍呀，解放後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是這省裡的廳級官員。一個老紅軍，一個黨的高級干部他怎麼會有金條和一包金牙呢，這太讓人不可思議了。我丈夫對我說，他父親參加紅軍（大概是紅四方面軍）之前當過綠林豪傑，經過商，充其量也就是一家雜貨店。後來雜貨店倒閉他走投無路才投了紅軍。我丈夫猜測金條金牙可能是他父親經商時弄到手的。至於這個綠林豪傑出身的老紅軍怎樣在幾十年風風雨雨中保存下了金條和金牙。我這位公公至死也沒告訴他的兒子。金牙使我惡心，後來我丈夫聽從我的建議，在一次去溫州的時候，找了個南方首飾匠用那包金牙打了個金鎖。我丈夫用這金鎖賄賂了一名當時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官員，從此我丈夫的事業起步了。他的起步就是由賄賂開始的，而他的賄賂又是那麼不同凡響，他在80年代初期就敢以白金鑽戒或翡翠鐲子贈人。忘了告訴你，我後來清點我們的“百寶箱”時，發現除了我手上的鑽戒，裡邊還有兩枚白金鑽戒，鑽石均小於我這枚，十幾年前的抄家物資為我丈夫的生意開路，他十分懂得怎樣從銀行貸出國家的錢來干自己的事。他以便宜得驚人的價錢買了城郊的一些土地，他在土地上建各種各樣的房子又想方設法把它們出手。他不斷遇到麻煩，但奮斗10年他已在這座城市織成了一張堅實的網。得意之時他跟我笑談他的經歷，他說：現在講什麼三陪、四陪小姐，我他媽10年前就是三陪。我望著我丈夫那張誇誇其談的小瘦臉，忽然想起我讀過的一本小說中的一句話：“這人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趁的不過就是一點兒小聰明和一個大錢包。”我丈夫還不斷跟我說起那包金牙，他說，他真正沾著光的還是他父親的那包金牙，我丈夫事業起步的助跑器吧。他說就為這，他也得活出個人樣兒來叫九泉之下的他父親自豪。他一邊感歎他父親死得太早沒趕上被他孝敬，每當我們因為生意而出入北京的“昆侖”、“長城”、“凱賓斯基”的時候，每當我們因為無聊而游蕩新加坡、香港、泰國等等地方的時候，我丈夫便作這樣的感歎。他一邊又慶幸他父親死在了“文革”之前。他說他父親要是不死，“文革”開始他當過綠林那點兒老賬一定會抖出來，紅衛兵不把他弄個半死也得抄我們的家。那麼金條呢？金牙呢？一切便不復存在了。我丈夫說，“他死得好啊，正好輪到我去抄別人的家了……”他肆無忌憚地評價著他那死去的父親，也從不為“百寶箱”裡他昧來的那些東西而感到內疚。有一回我對他說，說穿了我們不過是發了橫財的竊賊罷了，只有竊賊才會發橫財。我丈夫說誰又能保證別人不是竊賊呢？在這個世界上凡是沒被發現的都不能叫錯誤——話又說回來，真正被發現的錯誤又有幾樁呢？我丈夫的話立刻使我閉了嘴，我恐怕我的丈夫會有所指，雖然我明知他根本無從了解我在5歲時的那件往事。若說竊賊，難道我不也是麼？我在5歲時就敢竊取一個男生的命，以安撫自己的虛榮。後來，我丈夫為了強調他這一觀點的精辟，還領我到他母親家的一間地下室轉了一圈。那是他父母住了幾十年的一幢獨院，有四間西式平房並設有一間20平米的地下室。我隨我丈夫走進地下室，見地上竟堆著一大片捆綁整齊的草綠色軍便服，“六○式”斜紋卡其布的。我丈夫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武斗最厲害那幾年，他和幾個同學初中畢業閒著沒事到處閒逛，有一天晚上他們逛到一家被服廠，砸開窗戶跳進一個大房間，打開手電照照，才知道他們是跳進了一間軍服倉庫，不知為什麼這倉庫竟沒人看守。我丈夫他們心血來潮便開始偷軍裝，幾個人往返十幾趟，折騰了大半夜，扛著大包袱出出進進居然沒被發現。我丈夫說現在他就盼著哪家電影廠拍“文革”當中軍隊的大場面，他們家地下室裡這點兒老式軍裝足夠裝備兩個營的吧。我對他說你真敢把軍裝交給電影廠？我丈夫說當然不敢了，沒告訴你發現了就是錯誤了麼。他說其實偷軍裝的時候他們誰也沒想到拿它干什麼，偷就是好玩，好玩就要偷。誰知道現在成了負擔：又不能當禮品贈人，自己又不能穿，一把火燒了又怕目標太大。這些老軍裝存放在地下室，它惟一的意義似乎就是能告訴你“文化大革命”是真的，這一摞摞永不見天日的軍裝就是證明。
我丈夫滔滔不絕地對我說著，我望著他那雖然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想綠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漢一臉連鬢胡子，綠林也有如我丈夫這般小巧玲瓏之人。他身上流著綠林的血，這或許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發達的重要根基，我望著他那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中還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因為我發現這世界上不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僅我丈夫的一只百寶箱和他們家地下室那幾摞永遠拿不出手的軍裝，就包含了多少隱秘啊。這些陳年的隱秘似乎沖淡了我在5歲的那個犯罪事實，和他們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個下午的失手（我開始有意把我向陳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當真那麼沉重那麼真實麼我當真向一個同班男生的後背伸出過手麼？
我想念我的丈夫，為了他向我暴露的這一切。從前我們做愛時我總是莫名其妙地緊張，現如今我慢慢學會了放松自己。我欣賞我的放松，放松能使我身心愉悅；我欣賞我的放松，我只有放松著才顧得上欣賞我的丈夫。我承受著他那並不沉重的軀體，我像一株樹那樣聽憑他在上邊攀來爬去。在他的身子下邊我感覺不到風險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壞不到哪兒去。我想為他生個孩子，好好過我們的讓許多人眼熱的生活。我知道我丈夫頻繁地在我身上勞動也是急著想要孩子，我們倆一有時間就做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說過我用不著出去工作，我應該呆在家裡生孩子，養孩子，享福。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沒有孩子，我們去醫院做過檢查，我和我丈夫都沒問題。究竟是為什麼呢我幾乎不願想下去，因為我覺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個不可言說的下午：一個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蒼便不屑再賜孩子於我了吧？我偷著想，我偷著思量這久遠的懲罰終於來臨了：他們不讓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兩年開始疏遠我，我自嘲地想他這是爬厭了我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樹，一棵不能開花結果的禿樹。這時我才發現我不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實是愛上他了。結婚十幾年來，不是沒有男人想對我好，但他們顧忌我丈夫的錢和勢力，不敢對我怎麼樣——假如我想對他們怎麼樣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我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他卻不再注意我，他在外邊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斷送給我比較貴重的東西，以此來安撫他的良心。每當他送我重禮時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禮物的件數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數。我感覺到他也許會同我離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懷上他的孩子。我怎樣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樣才能讓他重新正視我的存在？像我這麼一個連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前些天我發現了一個機遇，這機遇恰恰又不可逃脫地聯系著1958年那個死在我手中的陳非。
陳非的父親，當年那個印尼華僑，“文革”中他曾被當成美國特務抓了起來。“文革”結束後，這“特務”的伯父在美國去世，他便去了美國繼承了一點兒遺產，成了一個比較有錢的美籍華人陳先生。陳先生近期抵達這個城市，有點故地重游的意思：懷舊，傷感，炫耀，多種情緒兼而有之吧。他打算在北京路幼兒園附近買下一塊地，興建一座大型水上公園。話說到這兒我不得不再次提及你的奶奶（不客氣地對筆者），當年就因為一個孩子死於滑梯，你奶奶便下令拆除全市所有滑梯，就剝奪了全市兒童打滑梯的樂趣。與其說這是為了安全，不如說這是一種歷史的退步，是你奶奶他們那一代人的共有思維。陳先生懂得讓歷史進步，他不僅要在水上公園建造滑梯，水中滑梯、空中滑梯，蝸牛形的、波浪形的，他還知道在設計時充分考慮它們的安全性能，這就是進步，你說對不對（筆者不置可否）？也許你不便於表態，那麼我接著說。陳先生此次的合作伙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水上公園的那塊地，現在屬於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道他為什麼要在北京路幼兒園旁邊建一座水上公園，那是他對愛子陳非的一種紀念形式吧。我終於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脫的出口：我應該面對死者的父親陳先生，告訴他1958年那個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訴他讓他難受讓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來我才能真正解脫，我解脫了或許也才有可能懷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訴他，我決心要告訴他。
春日的傍晚，烈士陵園比別處黑得要早；這裡大樹遮天，剛過6點鍾，光線便一層一層地暗下來。我已覺出陣陣涼意，韓桂心卻絲毫不顯倦怠，她顯然在為自己那個“告訴他、告訴他”而激動不安。作為局外人，我似乎沒有必要鼓勵她“告訴他”或者阻攔她“告訴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個假設：假如我是韓桂心，我會選擇“不告訴他”。既然法律並不能懲罰30多年前一個孩子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根本無以拿出對這孩子判罪的憑證，韓桂心如今的向死者親屬披露真相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為什麼她要勾起一個男人（美籍華人陳先生）平復了30多年的哀傷，有必要讓這位陳先生打碎從前的結論，對愛子之死開始一個全新的讓人心驚肉跳的猜想嗎？對於陳先生這太沉重了，對於韓桂心這太輕佻了——我無意中用了“輕佻”一詞，我很想叫韓桂心知道，正是她後來的敘述使我想到了這個詞。我把錄音帶倒回去，我們重又聽了一遍韓桂心准備告訴陳先生事實的理由：“……我應該面對死者的父親陳先生，告訴他1958年那個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訴他讓他難受讓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來我才能真正解脫，我解脫了或許也才有可能懷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訴他，我決心要告訴他。”
我對韓桂心說，你聽清你這段話的主題了吧，刪除所有枝蔓直奔主題這主題只有一個：說出往事以換取你的懷孕。韓桂心沖我怔了一怔，接著她說：“你在研究我。”我說是啊，你不是正希望這樣麼？韓桂心說她不反對我研究她，但是我總結的主題未免太尖刻太冷酷，無論如何這裡還有懺悔的成分。是懺悔就需要勇氣，時間是次要的，無論事隔30年，40年，100年，1000年，敢於懺悔本身就是勇氣。我對韓桂心說你指望我贊頌你的勇氣麼你錯了。我們再假設一下，假設你婚後順利懷了孕生了孩子，你的丈夫也沒有對你失掉興趣，你還會有這種懺悔的欲望麼？無論如何你的全部錄音給我一種這樣的印象：40年前陳非的死撫平了你的嫉妒心；40年後陳非的父親卻得承擔你的不懷孕。韓桂心馬上以一種跋扈的，一種暴發戶慣有的比較粗蠻的口氣對我說，你盡可以隨便研究我質問我，我不在乎。我還可以替你補充：除了懷孕，我還要引人注目，特別是引我丈夫注目，就像我從小、從上幼兒園就有的那種願望。弄死一個人和承認弄死這個人都是為了引人注目，你能把我怎麼樣呢？你難道不覺得這件事有其獨到的新聞價值麼，你難道不願告之你那些報界的朋友，叫他們在各自的版面搶發一條這樣的新聞麼，我連題目都替他們想好了——當然，在你面前這有點班門弄斧的嫌疑，不過我還是想說出來，這條新聞的標題就叫：
“40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墜死有新說，40年後大款之妻墓園深處道隱情。”
韓桂心虛擬的小報新聞標題趣味不高，但正合那麼一種檔次，使我一下子游離了事件本身，想著這女人若是朝這類新聞記者的方向努努力，倒說不定是有發展的呢。標題中“本市男童”、“大款之妻”和“滑梯墜死”、“墓園深處”這類的詞很有可能對市民讀者產生招引的吊胃口的效果。
啊，這真是一個沒有罪惡感的時代，連懺悔都可以隨時變成噱頭。
韓桂心見我不置可否，就說我肯定是在心裡嘲笑她。我說沒有，我說我可以答應她，介紹本市那張名叫《暮鼓》的晚報記者采訪她。我說著，心裡已經想要躲開韓桂心這個人和她的事了，有那麼一會兒我覺得我自己挺無聊。韓桂心說：“那麼我們約好，明天下午3點鍾還在這裡怎麼樣？明天中午陳先生和我丈夫有一個工作午餐，我丈夫邀請了我出席。我會在這個工作午餐上向陳先生宣布陳非之死的真相，然後我趕到陵園會見《暮鼓》的記者。”我說這又何必呢，邀請記者一起吃飯不就得了。他可以旁聽，你也可以少跑路。韓桂心馬上反對說：“商人都有自己的商業秘密，記者怎麼可以旁聽。”我說那你可以在午餐之後約記者去找你。韓桂心說她就選定了烈士陵園。她說：“你忘了我擬定的那個標題了麼：40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墜死有新說，40年後大款之妻墓園深處道隱情。敘述這件事我追求一種氛圍，墓園深處就是我最理想的氛圍。你不是也喜歡這兒的氛圍麼，你不喜歡你為什麼總到這兒來？”我對韓桂心說我的確喜歡這兒，我喜歡這兒的大樹；我喜歡這兒沉實平靜的墳墓；我喜歡這兒永遠沒有人來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歡這兒的空氣：又透明又苦。我還喜歡這兒正在發育的一切，丁香們抽新芽了你沒看見麼，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嬰兒的小奶頭，對，嬰兒的小奶頭……韓桂心打斷我說：“我更喜歡坐在墓園裡的你——我要請你和記者一塊兒來，你做見證人。你一出場，這事的新聞價值就變得更加不言而喻了。”我告訴韓桂心我已經沒有再同她見面的必要，韓桂心說她要想找我就能找得到，她還知道我家裡的電話。
天黑得更厲害了，我和韓桂心已經看不清彼此的臉。黑天和我眼前她那張不清不楚的臉使她剛才那番話更有了幾分威脅的含意。我試著憐憫她，試著在心裡承認這一切並不純粹是無聊。我還想起了她的母親，那位陷進棉被不能自拔的張美方女士……分手時我答應韓桂心，明天下午3點鍾和《暮鼓》的記者一起在烈士陵園和她會面。
第二天下午3點鍾，我如約來到烈士陵園，但是沒有約什麼記者。昨晚回家之後，我又把計劃稍作了修改。也許我的世故使我本能地不願意讓別人借我的名義把他們自己的事炒得沸沸揚揚，我不想為此付出什麼，也沒有義務一定要付出什麼。或者緣由還不止於此，我有一種預感，我預感到韓桂心的“告訴他”後面大約還有麻煩。她怎麼能預測和把握陳先生和她丈夫聞聽此事後的反應呢？她又怎麼能保證事情會有板有眼地沿著她設計的軌道發展下去呢：懷上她丈夫的孩子並成為新聞人物。
遠遠地，韓桂心向我走過來。今天她穿了一身純黑絲麻西服套裝，裙子很短，鞋跟很高，這使她的行走顯得有點搖搖晃晃。她的步履不再像我們初次見面時那種T形台上的風范，她有點像趕路，又有點像逃跑。她又戴上了那副灰藍鏡片的“十級方程式”太陽鏡，讓我看不清她的眼，但我卻看清了她的嘴：她那奪目的口紅已經很不均勻地溢出唇線，顯然是飯後沒有及時補妝，這使她看上去好似剛剛嘔吐過帶血的物質。她奔到我跟前，連坐都來不及就問我記者呢，記者來不來？我不置可否地說來又怎麼樣，不來又怎麼樣。韓桂心說記者最好別來了，事情有些麻煩。我對韓桂心說記者不會來的，因為我根本沒約記者。韓桂心這時已經坐下，她點上一支“駱駝”問我：“你是不是什麼都知道了？”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韓桂心加重語氣說：“本來你就什麼都不知道。”
我忽然意識到我的預感應驗了：韓桂心的“告訴他”並沒有收到令她滿意的效果。我於是連自己都沒有准備地說出了帶有挑釁意味的話：“可是我知道了一部分。”“那是我瞎編的，”韓桂心馬上說，“就像編小說一樣。”“是麼？”我說，我想我的口氣是冷冰冰的，接著便是一陣不長不短的冷場。
韓桂心抽完一支煙，長歎了一口氣，首先打破了冷場，就像決心說出一切似的請求我把所有的錄音帶都還給她。她說：“你知道，剛才，吃午飯的時候我告訴他了，他們，陳先生和我丈夫。結果，陳先生一句話也不說。我丈夫，他走到我跟前扶我起來，他對陳先生道歉，他對他說我精神不太好，剛從醫院出來，可能還要回到醫院去。他說著，用他的雙手攥住我一只胳膊，用他手上的力量令我站起來離開餐桌。他強迫我走出房間走進他的汽車，他讓他的司機開車強迫我回家。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我已經患有精神病了，我的話因此是不可信的，終生不可相信，這意味著他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離開我，有更充足的理由讓別的女人替他生孩子你明白麼？為什麼我就沒有料到結果是這樣的呢！所以請你把錄音帶還給我。”我說我可以把錄音帶還給你，不過我只想弄清一點：你的錄音真是瞎編的，還是你丈夫說你有精神病才使你認為你的錄音是瞎編的？韓桂心沉吟了片刻（筆者感覺是權衡了片刻）說：“我想我的錄音本來就是瞎編的，即使我在5歲的時候有過消滅陳非的念頭，我也不可能有消滅陳非的力量，他是男生……他……總之我不會。我可能做過夢，夢是什麼？有個名人說過夢想是這個世界上惟一不用花錢的享受。我5歲的時候我們家錢少，我們家錢少的時候我的夢就多。也許我享受過夢裡殺人，是夢裡而不是事實，所以我沒殺過人。請你把錄音帶還給我你聽見沒有……啊？”
韓桂心語無倫次絮絮叨叨，但後來我漸漸不再聽見她的絮叨，我只想著那個倒霉的陳先生，想著一個女人一次狂妄的心血來潮，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摧毀了他已平復了半生的一個結論，然後這女人又能如此隨便地否定她這殘酷的摧毀。我還想盡快離開這個韓桂心，我站起來朝著墓園深處走，我不知不覺走到了劉愛珍烈士的墓前。午後的陽光透過巨大的梧桐葉，把柔和的沉甸甸的光芒斑斑駁駁灑向墓體。太陽和墳墓是這般真實，墓中的劉愛珍烈士是這般生機盎然。她赤裸著自己從墓中升起，我看見了她的大眼睛雙眼皮，也看見了她那被日本人挖去了雙乳的胸膛依然蓬勃響亮。那胸膛淌著血，一股熱乎乎的甜腥氣，有形有狀，蓋過了這陵園，這人間的一切氣味，讓人驚懼。我相信墓中這個女人她不會有太多的夢，她就是為了一個簡潔單純的理想而死，就為這，她使我們這些活下來的復雜多變的人們永遠羞慚。
韓桂心追上我重復著剛才的話，要我把錄音帶還給她。我一邊返身往回走，一邊想起我其實早已把那些錄音帶帶了來，就像我早有准備她會突然向我討要。但我忘在椅子上了，那只巴洛克風格的綠椅子，錄音帶連同裝它們的一只小帆布包。我對韓桂心說，我當然樂意還給你，不過我的包丟在椅子上了，你如果願意可以自己回去拿。韓桂心說：“你這是什麼意思，想支開我然後自己脫身？實話跟你說你就是不給我錄音帶，你就是掌握著那些錄音帶也沒什麼意義，說到底一切是沒有證據的，說到底你不能把我怎麼樣，誰也不能把我怎麼樣。”我停住腳告訴韓桂心，請她不要把自己估計得過高，的確沒有人能把她怎麼樣，也許從來就沒有人想把她怎麼樣。我還說我對她的錄音帶根本沒有興趣，眼下我的注意力正在別處。韓桂心問我在哪兒，我伸手指向一個地方說：“在那兒。”
在那兒，在距劉愛珍烈士墓不遠的一處灌木叢裡，在低垂的一掛柏樹枝下，有一個屁股，有一個赤裸裸的正在排洩糞便的屁股。灌木叢和柏樹枝遮住了那屁股的主人，但誰也不能否認那沒被遮住的的確是人的而不是別的什麼的屁股，它就暴露在距我和韓桂心三四米遠的地方。這個屁股在這世上存活的歷史少說也有70年了，它灰黃，陳舊，蔫皺的皮膚起著干皺的褶子，像春夏之交那些久存的老蘋果。在那兩瓣“蔫蘋果”中間有一綹青褐色條狀物體正斷斷續續地垂直向地面下墜並且堆積，他或者她正在拉屎，就在潔淨的墓穴旁邊。我想起了那個身材臃腫、與她的“客人”討價還價的女郎，想起了那個將領帶扭到脖子後頭的髒頭發男人，想起了我的沉默寡言我的無法沖上去。現在這個骯髒的屁股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如此沒皮沒臉如此膽大妄為。我應該走上去呵斥這個屁股制止這個屁股，我能夠走上去呵斥這個屁股制止這個屁股。我像驗證我自己似的向那個屁股走過去，我走了過去，我低了頭，壓低視線對著它說：“請你站起來！”
我眼前的屁股在聽到呵斥之後似乎驚悸了一下，然後它消失了。接著灌木叢一陣窸窸窣窣，從柏樹枝下鑽出一個身材瘦小、頭發蓬亂、面目混沌的男性老者。他雙手提著褲腰，一條黑色抿襠褲的白色褲腰；肩上斜背著一只流行於70年代的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書包。那書包已經十分破舊，幾道拉鏈四處開裂，用“皮開肉綻”形容它是不過分的。奇怪的是在這只皮開肉綻的書包上，在書包上的那些永遠合不攏的壞拉鏈上卻鎖著一些各式小鎖，那些小鎖煞有介事地垂掛在這破書包上顯得悲壯而又無奈。或許破書包的主要目的是想以這些鎖來表現書包本身的嚴密性和重要性的，可它們到底還能鎖住什麼呢？
我斷定這老者是個鄉下來的流浪漢，或者遭了兒女的遺棄，或者受了什麼冤屈，或者什麼也不是，他就是個好吃懶做的閒人。總之不管他是什麼，我看見他在烈士陵園拉了屎，他的拉屎勾起了我所有的不快所有的憤怒所有的煩躁，我簡直想跟他大打出手。現在他提著褲腰站在我跟前，他還一臉無辜地問我怎麼了。我對他說你不應該在這兒拉屎。他說什麼叫不應該呀他在這兒拉過好幾回也沒見有人說不應該，他一高興晚上還睡在這兒呢，像在自個兒家似的有什麼不應該。我說陵園裡有廁所你為什麼不去廁所。他說廁所是收費的去一回兩毛錢，他沒錢——有錢他也不會把兩毛錢往廁所裡扔。我要他跟我走，我逼迫他跟我走，我說今天你不跟我走你終生也別想出這陵園的大門。他竟乖乖地跟著我走起來。也許他以為我是陵園的工作人員吧，大凡人在別人的地盤上犯了事，總會有幾分不那麼理直氣壯。他在前，我在後，我把他領到陵園管理處，我向管理處的值班員介紹了押他前來的理由。值班員也很氣憤，同時也驚奇，我想他驚奇的是我這樣一個女性，何以能夠對一個老流浪漢的拉屎如此認真。值班員立刻要罰老者的款：20元。老者說他沒錢。為了證實他的沒錢，他讓值班員搜他的衣服，那身散發著酸霉氣味的衣服。然後他又掏出一串小鑰匙逐一打開他那個破書包的小鎖們，打開他那原本用不著打開的一目了然的破書包讓值班員看。我看著他在破書包上開鎖，就好比看見一個人把我領到一幢已然倒塌的空屋架跟前，這空屋架打哪兒都能進去，可這人偏要告訴我：“門在這兒。”老者的破書包裡塞著兩只癟易拉罐；一條髒污的毛巾；幾張報紙；三個素餡包子，其中一個已被咬了一口；還有一只塑料殼手電筒。沒錢。值班員將一把掃帚和一只鐵皮簸箕交給老者，要他清掃剛才他拉過屎的那條墓道。這也是懲罰形式的一種，我想。
老者收拾起他的破書包，又依次把那些勉強依附於書包的小鎖們鎖好，拿起掃帚簸箕出了門。值班員轉向我問道：“您是誰？”
我不想告訴值班員我是誰。我離開陵園管理處，一路走著一路想著，假若剛才我看的屁股不是那麼灰黃那麼陳舊那麼干癟，假若我看見的是一個健壯的咄咄逼人的屁股，我敢走上去叫它“站起來”麼？也許我不敢，即使再憤怒我也不敢。如此說，我呵斥這流浪的老者“押解”這流浪的老者，也不過是完成了一次沒有危險的發洩而已。
我不知不覺走向我和韓桂心坐過的那只綠椅子，椅子上赫然地放著我那只裝有錄音帶的帆布小包。我隔著帆布包摸摸，錄音帶還在。韓桂心呢？她為什麼不把它拿走？當我押送拉屎的老頭的時候我把她給忘了。
那天我也沒有拿走丟在椅子上的那些錄音帶——連同那只帆布包。這仿佛使我和韓桂心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同伙：面對那些錄音我們有種共同的逃離感，或者因為它太虛假，或者因為它太真實。
我久久記住的只是墓中的王青烈士、劉愛珍烈士那永遠年輕、永遠純淨的軀體，還有我對這座墓園的不可改變的感受：我喜歡這兒的大樹；我喜歡這兒沉實平靜的墳墓；我喜歡這兒永遠沒人來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歡這兒的空氣：又透明又苦；我還喜歡這兒正在發育的一切：丁香們抽芽了，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嬰兒的小奶頭……而我們，這些人間的路人，面對著所有這一切有時的確會感到一陣陣力不從心。
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韓桂心這個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