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美國一遇戰爭，便出現紛紛的歷史百川匯於一的局面，這時全國各階層無不將這個斗爭看做一大整體，因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與其役，盡管也許是間接的。但事過境遷，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了。曾記否，當年有過這麼一個星期：國務院同外國簽訂了一份互惠貿易協定，華爾街有幾家企業合並，紐約大街上舉行火災水漬貨大甩賣，派恩布拉夫市競選美女，某青年主婦記得她這時鋪上了一塊名貴的東方地毯，世界棒球聯賽吸引著全美五千萬球迷。
對於研究美國總統動態的人來說，從戰勝日本到爆發朝鮮戰爭這四年十個月零十日，實在是多事之秋。這段時間，華盛頓總是在鬧著點什麼事兒，而又總是脫不了哈裡?杜魯門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訪墨西哥，墨西哥總統陪他去參觀活火山，哈裡便說：“比起咱美國國內的，這算得了什麼!”當然，除此以外，其間也還有許多重大的事。杜魯門看問題的角度的確不同凡響。他是總統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誰不是只顧操心國家前途的呢!
這兩次戰爭中的間隙，無疑是翻天覆地的時代。不錯，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響，轟炸機不飛，軍艦下錨停泊，海軍陸戰隊閒得在做俯臥撐運動。對那些出生於蕭條時期、成長於烽火年代的人，這是一個過渡，一個喘息機會。這段安寧的日子裡，一代醉心搖滾舞音樂的大學畢業生(此輩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躍而為美國各界的領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婦的懷抱中了。“你知道你們是怎麼回事?”1961年豬灣危機時的一天早上，埃爾斯佩思?羅斯托跟她丈夫說，“你們二次大戰的小軍官，現在可輪到你們當權了!”
後來約翰遜時代，華盛頓流行一句打趣的話，把首都說成是“住滿了有權有勢的男人和他們年少無知時娶下的婆娘”。這話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說戰後姻緣無非是此輩得意征途中一時的歧路失足，這也並不確切。對於那些青年復員軍人和新嫁娘來說，40年代後期，何嘗不是他們燕爾歡愉、山盟海誓的好歲月，心靈的寶鼎中正燃著香氣裊繞的希望之煙呢!年輕，又不曾殘廢，已經是萬幸了；結婚，就是把自己獻給對方，就是互贈定情物，不勝繾綣之樂；它像是為青春熱情所串連起來的絢麗多彩、萬花繚亂的電影鏡頭，流行樂曲若斷若續，聲、色、香、味變化無窮；又像是廁身第五大街的雙層公共汽車中，從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領後一瞥而過的窗外的廣告畫；它無非是買回塑料袋裡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裡的黃丸使之變為奶黃色；無非是自家調制塗牆的色粉，諸如此類的身邊瑣事；還有，兩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煙，又是何等樂趣；而再過十年，這種樂趣就要大為失色了。
結婚這事，還意味著讓同別的新夫婦玩猜謎游戲；意味著像《好心與寶冠》劇中的阿歷克?基內斯一對那樣輕篙泛舟；意味著等上六個月買戰後第一批福特牌、雪佛蘭牌汽車，選購好洗快干、挺刮漂亮的新式襯衣；意味著因她至今還把私房錢縫在大花裙裡而笑謔一番；意味著她到醫生那裡檢查後，你把她接出來在小飯館吃中飯時她說真的有喜了，於是兩人開懷慶祝起來；意味著觸及她初孕的乳房而產生的神妙感；還有，周末躺在床上，你為她朗誦劇本《一個推銷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誦小說《1984年》而悚然；在電影裡看瑪麗?馬丁洗頭發，議論奎格船長這個討厭人物，或者聽伊迪絲?皮亞夫和保羅?羅伯遜唱歌，用的是那個老式落地收音電唱機，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塊褪色的牆遮著；星期日下午，拿著1948年的新產品、隨拍隨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機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產品33.3轉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紋唱片；然後下一年1月份又放勝利唱片公司新產品的45轉密紋唱片，然後又突然渴望聽聽老式的78轉唱片；婚後生活也意味著在“鄉村”夜總會消磨幾小時之後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兩家廝混，或是沿著闃無人影的第52大街溜達(皮特裡洛淘汰搖滾舞音樂，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萊斯皮的尖聲“進步的”爵士樂“博撲”開了道、奠定基礎，就是在這裡)。燈火闌珊時，你在傑米?賴安夜總會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這時，社會上逐漸崇尚個性，講究趣味起來。素不相識的男人在襪子上繡上花樣；把錢叫做“木拉”，向過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滾球，清晨3點鍾給朋友打個歌唱電報，讓那個送報人唱給他聽，在新婚夫婦的彈簧褥上縛些小銅鈴，然後在門外偷聽，模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腔調說：“我絕不要打仗，埃莉諾也絕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羅伯㙉特?𤥂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機天線扎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車的望後鏡上吊著一雙嬰兒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車洗得干干淨淨，彼此見面打招呼時說“Longtimenosee”(“好久不見”)這樣的中國式英語，結了婚的少婦頭戴著卷發夾就去上市場，口裡老是嚼著口香糖；她們會把全家帶去看《吉普車上四女郎》和《硫黃島戰役》之類的電影，但絕對不看《維爾杜先生》，因為《行列》雜志揭露主角卻利?卓別林是個赤黨。
小家伙們現在已是十幾歲了(teenage這個詞最初出現在《紐約時報雜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裡)，越來越露頭角。有些家庭不歡喜孩子們在外亂闖，還可以使他們循規蹈矩留在家裡。瑪格麗特?杜魯門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憶錄《紀念品》一書中寫道，人們還管她叫“‘那個杜魯門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幾歲的青少年一樣，對這種稱謂很討厭。”然而在白宮外面，這種“青年的力量”正在改變整個社會風氣，往往不是吵鬧過頭，就是趣味低級，使老一代的美國人嘟嘟囔囔。至於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條板加上溜冰鞋的輪子制成踏板車，踏在上面溜著玩，樂此不倦。
這時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國自動選唱機已有50萬部，給它的主人們每年賺2.5億美元，不過都是鎳幣。這些歌曲本身沒有什麼價值，歌詞也容易忘掉，但自動選唱機這種玩意卻很受歡迎。青年人簡直是崇拜這種機器。位於哈得孫河谷的一所名為斯卡巴勒的中學，有一班1947年的畢業班，就把一部自動選唱機作為禮物送給學校，家長和教師帶笑在一旁看著。
正是在杜魯門執政那些年，美國開始不可挽回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成員。1941年聖誕節，氣候陰冷，丘吉爾到白宮做客，某日夜半，羅斯福靈機一動，想出了“聯合國”這個名稱。《時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裡說，“聯合國這個新詞”已悄悄竄入世界詞匯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財富》雜志的調查，美國選民只有63%贊成美國加入國際組織。到1944年3月，贊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學生中進行一次全面調查，贊成美國派出代表團常駐聯合國的，比例為50︰1。薩姆納?韋爾斯也贊成這樣做，他寫了一本頗有說服力的書，名為《抉擇的時刻》，主張要組織一個世界政府。每月一書協會把它推薦出來，作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銷售了近50萬冊。阿肯色州眾議員富布賴特建議，支持“創立一個適當的國際機構，使之擁有適當權力，以確保和維持各國間的公正與持久和平……而美利堅合眾國亦應參與這種機構”。這個議案以360︰20在眾院通過。到了參院，這個議案亦得到兩黨一致支持。
費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舊金山市和南達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紐約市競爭，要把聯合國設在自己市內，並免稅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洶洶然投了反對票，不歡迎這個新的世界組織到那裡去，但有人認為這是由於當地人反對威爾基，反對他寫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發洩一下怨氣。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在他的華德曼公園現在叫謝拉頓公園。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轉彎的街角。現仍是一些著名議員的住宅區。寓所認真思考了幾個月，終於改變看法，認為只有通過國際相互依存，這個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對他來說，這是個歷史性的轉變。戰時他有一次在倫敦的地下室躲空襲，德國飛彈騰空而來，震撼大地，他對他的陪同人員說：“人類有了這樣的武器，怎麼還談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黨內孤立派的頑抗，他對鴉雀無聲的參院發言說：“我一向公開表示，認為要依靠自己力量來保護美國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無其他國家的合作，我們永遠也不能再讓我們國防力量下降到無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後有哪個國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認為美國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國合作……我認為國際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嚴和權限。我認為我們切身利益要求這樣做。”
兩黨參議員全體起立，熱烈向范登堡鼓掌。報章贊揚他的演說，認為“毫無疑問是篇偉大的演說”，是“參院八十年來最重要的演說”，是“用武力對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證不再出現慕尼黑的諾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興高采烈聲中，世界的另一頭打響的一炮，華盛頓卻聽而不聞。原來胡志明抑制著滿腔怒火從巴黎回國，宣布越南獨立，自己當總統，上山打游擊。但國務院遠東司對駐在當地的外交官員並無發出特別指示。叛亂者畢竟只是當地人，算不了什麼，必要時幾個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就可以把它擊潰。但估計亦無此必要，因為越南是法國殖民地；有法國外籍軍團在，要是真有麻煩的話，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出動鎮壓的。
這裡有個詞義問題，不易弄明確。但要理解戰後世界政局，對這詞義就必須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謂“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聯合國”，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那篇著名的演說，提出那個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計劃時，從他的演說措辭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謂“世界”，還是局限於北美、西歐及其盟國和屬國。那時還未有“第三世界”，或諸如此類的概念。你可能會感到驚異，但是1942年用“聯合國”名義發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個國家簽署：那就是美國、聯合王國、蘇聯和國民黨中國；五個英國自治領；八個當時還受納粹德國奴役的國家和九個南美共和國。總之，一個所謂參加聯合的國家就是保證要打敗希特勒的國家。1945年，非洲只有四個獨立國：即英國勢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國的奇怪傀儡利比亞、剛從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來的埃塞俄比亞和過去到現在都是在白人寡頭政治統治下的南非。到了戰勝日本時，聯合國的成員國增加到51個，那是多了一些剛解放的歐洲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還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國。但是聯合國還是像個上等人的俱樂部，你在那裡可以拍拍手叫聲“僕歐”，侍役便會應聲而來，聽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權利，說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種人，又已年滿21歲”也不會得罪其他會員，包括皮膚是黑色的會員。換句話說，周圍的鄰居還沒有開始因為黑人增多而遷走。
在紐約市那個五光十色的曼哈頓島，有不少繁華異常的區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華的東區第七十幾條街。戰後在這裡舉行宴會，通常是以雞尾酒開始。當時最流行的是“海風”，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邊要酒，一邊表明：第一，你從來不看電視的；第二，你認為克裡斯琴?迪奧爾一定是發瘋了。談到第一點，你可能說的是真話，也可能是假話。但第二點，你是完全錯了。克裡斯琴?迪奧爾的神經至少和你一樣正常。戰爭結束時他不過是個默默無聞、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裝設計師，但他很精明，估計到美國女人對巴黎時裝還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華盛頓那個令人討厭的政府關於戰時服裝的第L-85號條例的規定，即她們的衣服折邊不得超過二英寸，襯衫只能釘一個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邊，腰帶寬度不能超過二英寸，外套不得縫上兜帽或圍巾，裙部不得寬於72英寸。自從巴黎陷落以後，這五年來許許多多美國姑娘已經穿慣了沒有口袋和沒有打褶的襯衫，簡樸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過最後一點使男人們可以一飽眼福。但迪奧爾認為這樣下去不行。1945年底，這個出色的服裝設計師設計出離地不到12英寸的寬闊的大裙，肩部不貼墊，乳罩則加墊(一般人稱為“假奶”)，鞋和帽的設計，也使男人們倒抽一口涼氣。如果女人們流行他的服式，她們就得花一筆錢，把所有衣服重新購置。舉手之間，他就把每年營業額達30億元的服裝行業和那些專供婦女閱讀的雜志爭取過來，贊成他的設計。《哈潑斯市場》、《時髦》和《漂亮》等雜志簡直是著了狂一樣。有個作家歡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圓圓的，你的腰部細細的，裙子這樣寬大，意味著你有一雙嬌嫩的美腿。你這樣才像是你呢!”它們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對過去那些貧乏、簡樸、單調的式樣，提倡迪奧爾那種豐滿、奢侈、多彩(當然也就是昂貴的)的“新式樣”。
“新式樣”，這已成了1946年時裝界的戰斗口號。對美國的丈夫們說來，除了再也看不見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來還有一個前景，就是要為老婆的新衣服付賬：一件塔夫綢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買巴黎制的原裝貨，要450元。對太太們來說，所牽涉的問題更加復雜。大多數人也覺得價錢太貴。許多人還認為，這樣V形衣領、窄腰身，垂下來的肩膀、半長不短的裙，從緊扣著的裙腰上突然散開來的輕薄的蟬翼紗罩衫，實在是難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銷口號簡直就把她們當做笨蛋。這些時裝雜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時髦》傻笑著說：“在這一期裡，穩重的人的優點丟了。”簡直不成句子。如果她們買這種荒唐的新裝，就無異於承認自己是個傻瓜，是弱者，是神經質的小笨蛋。這種人管家也靠不住，讓她出門那就更危險了。
其實，婦女們又有她們的困難，她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因為社會還是受各種禁忌所束縛，當然你也可以說是受自制所束縛。她們的媽媽從小就教她們處世接物總要謙謹溫和，因此她們一氣之下，也做了在當時時代條件的局限下能夠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個職業婦女簽名發表了一個反對新式樣的宣言，特別攻擊裙的長度，因為女孩子歡喜把腿部多露出來，不管縫紉機神通如何廣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長。於是“剛過膝”俱樂部就在幾個城市應運而生；達拉斯市有1砼300名“剛過膝”會員穿著剛過膝蓋的短裙，在商業區游行，高舉標語牌，反對跟著法國屁股後面走。迪奧爾在巴黎大聲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麼錯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機於1946∼1947年出現。有幾百萬碼印花雪紡紗和花邊堆積在曼哈頓區服裝工業的倉庫，等待著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圖市的人們做出選擇。顧客們也受到很大壓力。姑娘們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個姑娘時，彼此都拼命考慮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從。有些人采取戰後第三世界那種態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樣”的新式樣，暫時把問題回避一下。比如說，英國還得處處緊縮，還在實行物資配給制。鞋跟不得高過二英寸，而貝露港路的聰明女服飾商卻造出價廉美觀的鞋面結實的平底高跟鞋。1946年間，美國的服裝設計師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裝，還新設計一種無直帶的橫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復活節時——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雙方的斗爭還是勝負未分。不久，女人們似乎一下子就軟化了。你可以說她們是軟骨頭，是笨蛋，但是這些中產階級的婦女，凡是有現款或可以掛賬的，誰都不願在復活節那個星期天裡穿著古老的服裝，怪裡怪氣。當她們魚貫走進教堂通道時，她們也就向全國——也就是說向她們叫苦連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謂“上流社會”(hautmonde)的風尚這問題上，她們仍是惟外國之命是從。而“上流社會”這個詞來源於法國，絕不是偶然的。
這場斗爭過去後，女人們不但掛白旗投降了，還好像是沒有斗爭過似的。她們甚至穿著帆布鞋、木底鞋、軟靴、尖跟“涼鞋”，戴上有面紗、羽毛、甚至鳥籠子裝飾的土耳其式帽，到處走來走去。鞋匠搞這樣光怪離奇的產品，倒還有道理，因為婦女們穿上那種長裙，腿部裸露有限，這樣，小腿修長的婦女，就想用古裡古怪的鞋、五顏六色的尼龍襪和各種各樣的鞋帶來吸引人們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卻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實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狀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說這樣搞有什麼社會意義的話，那只能說是表現了女性的直覺，表現了女人有做不對的事、無聊的事、變換花樣的事的權利。
在曼哈頓區的晚宴席上，客人們在淺斟細酌海風或馬提尼雞尾酒的時候就可能談及下列話題：拉裡?麥克費爾用300萬元收買了揚基棒球隊；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默裡?巴特勒退休了；羅馬教皇新封了四個美國人當紅衣主教；丹佛大學全國輿論研究中心的報告說，有36%的美國人預料25年內美國又會再打仗，另外有23%則預料50年內會再打仗，但只有20%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最後一場世界大戰，這時談興就低沉了一些。這次民意測驗是在1945年末進行的，那時美國公眾還不知道美國和斯大林的關系已經不穩到怎樣程度。
在那些年頭裡，在東區第七十幾街一帶舉行的宴會都是正規的，穿什麼衣服也不能隨便。男的要打黑領帶，女的要穿晚禮服。客人們在鋪著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賓坐在男主人右邊，男女交錯著坐，旁邊那個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規矩，你和左右兩邊的客人講話應酬，都要一視同仁。最後喝完了酒，蠟燭將盡，男女才起座分開。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蘭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們則到樓上去，做她們在這種場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們總會有些時間談談有特殊興趣的流行話題。比如說，耶魯大學的兒科專家阿諾德?格塞爾那本《生命的頭五年》，當時還很暢銷，在化妝室裡通常會引起議論。(還有兩本書《長袍》和《心情的平靜》更是暢銷，但在這些女客面前談及這兩本書，那等於在社交上自殺。)那時女人們都愛把手袋、帽子和服裝配套，還愛把黑綢制的美人斑貼在臉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對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農莊裡的女人一樣非常感激。合成纖維的出現，使她們生活改變了，無論在曼哈頓或在艾奧瓦州都是如此。僕人幾乎已經絕跡，雇傭僕人的需要也同樣消失了。戰勝日本後不到一年，電器商店已出現了電力干衣機。而且在40年代後期，主婦們每年買進22.5萬部自動洗碟機和75萬部垃圾處理機。1947年，冰凍鮮橙汁也上市了。當然，有些新玩意兒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輕的工業設計師讓?奧蒂斯?賴內克領了一種電氣吉他的專利權，這種吉他可以把音調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們議論說：畢竟，我們是個自由國家呀，我們知道，它有各種各樣的人，可是確有些人真沒治。
廣告行業將進入黃金時代。一個海軍退伍軍人根據真人真事寫的暢銷小說(弗雷德裡克?韋克曼1946年出版的《廣告商》)使麥迪遜大道的大名，變成家喻戶曉。可是，本來使廣告業發達起來的那些銷路很大的雜志，後來在各種宣傳行業中，卻競爭不過，慘遭敗北。在戰時，雜志的出版人和汽車制造廠的工頭一樣，忙個沒停。從珍珠港事件到戰爭勝利這個期間，平均每種雜志都增加了25萬個訂戶。戰前，它們在國外頂多不過銷幾千本；現在美國被公認為西方頭頭，看這些雜志的歐洲人就有好幾十萬。在兩年之內，它們的廣告收入增加了1億美元。但即使在這全盛時期，也出現了一些不祥之兆。約翰?費希爾在《哈潑斯》雜志中報道說：按照廣告商的調查，有文化的美國人越來越轉向那些面向某種特殊讀者的雜志，比如《游艇》、《假日》、《紐約人》等等。至於一般讀者，都按捺不下心來。他們已不滿足於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著迷的、神魂顛倒的、引人入勝的讀物。一旦公眾發現了電視，這些一度在報攤上暢銷一時的雜志，好時光就指日可數了。
杜魯門執政的頭幾年，電視成了人們熱烈議論的話題，但只是話題而已，此外沒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賺錢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電視機太小，價錢又貴，為數也不多，而且也沒有什麼東西好看。但是從兩次體育節目的實況轉播，就可以看出電視的巨大潛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對康恩的拳擊賽，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聯賽。在家裡看電視的人，比花50元買一張拳擊賽的前座票或一張揚基體育場的主看台票還看得更清楚。但是廣告商人還是猶豫不決，認為有電視機的家庭還為數太少，花大筆廣告費還劃不來，因為到1948年1月1日，全國才只有17.2萬架電視機，電視廣播台也不超過20個。因此，無線電廣播行業還可以沾沾自喜。至於好萊塢就不是這樣了。電影業的巨頭們只好向麥迪遜大道的廣告巨商乞援，而這些公司的營業部主任就馬上在全國的廣告牌、地鐵和無軌電車廣告上大事宣傳：“為什麼今晚不去看場電影呢?”並且向大家保證：“電影比以前更好了!”但這並非事實，這套宣傳也沒有效果。而且有消息傳開來說平均每月有25萬戶在買電視機，這套宣傳就更行不通了。但看來這並沒有關系。戰後做廣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傳員是對難兄難弟，他們點金有術，魔法無邊，在戰時搞了五花八門的廣告，吹噓商品牌子，使新的織品、電器用具、新產的罐頭啤酒、雙層玻璃紙包裝的香煙都銷路暢通。這些人無論在曼哈頓的宴會上，在底特律的新車展覽廳裡，或者在石油商和議會說客們當中，只要開口發言，全場就會鴉雀無聲。這些人善於塑造形象，以觀察敏銳著稱，當然要洗耳恭聽了。大家知道，民意測驗與操縱宣傳工具的技術還屬試驗階段，就像牛頓剛看見蘋果跌向地面、弗萊明在實驗室裡發現青霉素霉菌那樣，只要再過一些時間，再過一些時間。它們是有無限前途的。有些善於想像的人，根據厄普頓?辛克萊1934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失敗的教訓，認為有朝一日，這些技術完備以後，還可以在競選總統時加以利用呢。
這些廣告宣傳行業在促進戰後繁榮方面究竟具體地起了什麼作用，是無法確定的。但在戰爭期中，影響卻是明顯擴大，而且並不限於在市場方面。各種廣告和雜志文章，都把人們內在心理塑造出來，或者反復宣傳人們應該這般那樣。他們再而三地向士兵宣傳，他們就是為了他們愛吃的甜餡餅而去打仗。而他們鄰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發港口那些活動拖卡房子裡的新婚少婦，則在朝思暮想，究竟喬伊變了多少，現在該是什麼樣子。當然她收到他一些來信，但信件顯然經過檢查，而且多數士兵會把真正重要的問題避而不談。於是她只好從報攤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報刊文章看，而這些作者們倒是熱心非常，將她那位遠在天涯海角，而又歸期已近的親人的情況向她介紹。
他們對她說這些士兵有個“重新適應”的問題，她最好有個思想准備。《婦女家庭雜志》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時見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麼?”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和作家們都不厭其詳地分析，說這個喬伊不可能和過去一樣了。《家政》雜志勸導人們要耐心。“過了兩三個星期，他就不再會講個不停了，壓在心頭的往事也該過去了。如果他還是講完又講，還是情緒激動，那你最好找個精神分析專家看看。”至於《美麗之家》雜志則認為解決之法很簡單明確。它登了一幅客廳圖片，那是給一位患過炮彈休克症的將軍設計的，並吹噓說：“家庭是最重要的復員中心，對所有士兵都是如此。”還有一些入門的小冊子，教那些環境急劇變化的陸軍婦女服務隊和海軍婦女志願緊急服務隊的隊員們，怎樣治好精神郁郁。它們勸父母們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們覺得意想不到的新鮮，並說“女兵們穿上了新的打褶襯衫，精神上就適應過來”。有些不負責任的報紙大談其什麼精神錯亂的復員軍人到處亂闖的危險。有一條標題竟然說：“發瘋的復員軍人到處胡作非為。”
這些胡說八道，通過比爾?莫爾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畫家，傳到國外部隊那裡。他們聽到這些加油添醋的報道或純屬捏造的謊言，都很生氣。1944年，就曾有人到處傳說，羅斯福夫人建議在巴拿馬設個收容站，讓回國部隊先在那裡隔離一個時期，學習在文明社會中怎樣過生活，然後讓他們回家，即使復員以後，還要戴上顯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規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們跟前這個人，可能就是強奸犯。前線的士兵憤慨地說，他們完全不是這樣的人。說他們一心想的就是發洩性欲，是不符事實的。
但事實上他們確是如此。
阿拉曼戰役結束，據說路透社有個記者問第八集團軍一個英國兵：“戰爭結束以後，你第一件事是干什麼?”
“操我的老婆。”那個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說。
“第二呢?”
“把這雙他娘的平頭釘靴扔掉。”
凡是軍隊差不多都是這樣。而且有史以來，戰士復員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牆上的蓓蒂?格拉布爾的半裸照片給扯了下來，他們在睡房裡或公園裡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後，什麼“重新適應”的議論就不再存在了。“所謂復員軍人問題，”威廉?奧尼爾說，“從未成為一個問題。戰後年代有種種意想不到的事，但這樣不費氣力就把這麼一大批人員安排妥當，也許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裡，美國式愛情有三個顯著特點。第一是在戰時結婚快；第二是戰火平息後離婚也頻繁；第三是托兒所人滿為患。在廣島市給原子彈摧毀以前，突擊結婚很流行。各種各樣的宣傳，都鼓勵他們這樣做。在一部稱為《時鍾》的著名電影中，羅伯特?沃克在賓夕法尼亞車站認識一位女郎，盡管雙方出身不同，家庭情況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認識才24小時，兩個人就站在教堂祭壇前，結為夫婦。有些軍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別蓋些小教堂，鼓勵人們結婚。報章對社會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愛娃?加德納；烏娜?奧尼爾和卻利?卓別林；朱迪?加蘭在和戴維?羅斯離婚後，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結婚；21歲的格洛裡亞?范德比爾特和58歲的利奧波德?安東尼?斯托科夫斯基；還有羅伊?羅傑斯和戴爾?埃文斯，雖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卻連一個接吻鏡頭都沒有，也宣布結婚了。接著，戰士們從前線回來，羅曼史就開始破滅。原因很多，有一部名為《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電影把一個主要原因刻畫出來。那是一個中產階級人物戰後歸來的故事。達納?安德魯扮演一個青年飛行員，他在快將出發之前一時沖動下結了婚。新娘是個淺薄的金發姑娘，在他出發以後，她想像他還是過去那個樣子：戴著銀色空軍領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飛行員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後，就迫不及待地脫下戎裝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樣子，就下決心要立即坐火車去雷諾了。1946年，這個市批准了1.1萬宗離婚案。直至現在，這還是個最高紀錄。
在那些歲月裡，洛杉磯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樣，有好幾千個咖啡話會。參加這些話會的復員軍人的年輕太太們，對這些話題都很感興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尋味的離婚案，理由是雙方缺乏感情。這些太太們都是混得不錯的人。除了在大蕭條期間曾經長期營養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難年頭並沒有在她們外表上留下什麼痕跡。(但如果她們張嘴微笑，情況就可能不同。在她們年輕時期，畸齒矯形術和整齒器還索價較高。有些人到了30歲，就要鑲上假牙。)根據紐約市美國歷史博物館1945年對1.5萬名女子的調查，那時美國少婦們的腿，比之她們1890年的老祖母要長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蘭尼愛神阿芙羅狄蒂的形象，臀部卻略小些，也沒有那麼妖嬈。到了舉行婚禮之日，她們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亞則略高些)，胸圍33.9英寸，腰圍26.4英寸，臀圍37.4英寸。到了她們夠條件參加洛杉磯那些早上咖啡話會時，她們已是年輕的母親，身體某些部位已經逐步粗肥些了。但她們還是又苗條又抖擻，當時歐洲的記者對她們很欣賞贊美，說她們對於什麼事情都是愛取笑，有時對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會說：“我們在這裡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說：“就像一個叫聲不停的母雞場。”她們有褐色的頭發，碧藍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慣說“親愛的”來表示親暱，現在已由“寶貝”所代替。在她們當中，除了那些大學畢業生或者“婦女選民同盟”的會員而外，對國家大事，都完全不感興趣。她們屬於“不表態的一代”，並對此引以為榮。她和丈夫連報紙也很少瀏覽。她對他只有一個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職業。他本人也是在大蕭條中度過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過如此。總之，對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亞熱帶花園以外，這樣的少婦全國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亞州這樣的少婦多，是因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發展更快，對准備安家落戶的復員軍人特別有吸引力，已成了戰後美國生活方式的誕生地。在這些年頭裡，超級市場增加了兩倍，就快要過兩萬大關，但是始作俑者舊金山的水晶宮市場，早在1922年就已經開門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亞就已開風氣之先，開設了一些汽車電影院、汽車餐室、汽車銀行和汽車教堂，還設計了可以把車子洗淨打蠟，而無需駕駛者下車的機器。戰爭爆發以後，什麼後院烤豬窯、腎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發展起來。最初設計出有八條車道的超級公路、梅花型立體交叉和自動找零錢的公路收費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亞工程師。第一個穿著短袖敞領襯衣參加正式宴會是一個加利福尼亞人，穿上鐵青色小禮服的也是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的海灘上，女人們帶頭穿半裸、後來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長褲上街，在樹叢中裝上彩燈、建造錯層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場所吸煙等等，都是從加利福尼亞傳到全國的。用一個詞概括的話，那就是他們有創造性；另外一個詞，那就是不拘禮節。至於咖啡，那不用說，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話會的話題，往往是談論孩子們的事情。人口劇增出乎意料，就是這批滿臉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無意中起了促進作用。“過去在大學未畢業、事業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幾個女朋友出去玩玩，”貝蒂?弗裡登說，現在復員軍人“靠著士兵權利法案，馬上就可結婚。”當然，人口學家不會認為：新婚夫婦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擁抱而已。但他們原來以為他們會像30年代他們的老一輩那樣，在生育問題上會有所克制。但是現在這些當上了父母的人，情緒顯然不同。“這些復員軍人夫婦們總想把稱心如意的東西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沒有似的。”卡羅琳?伯德說：“什麼房子、車子、洗衣機、孩子……他想馬上樣樣都有。……他們要了孩子再說，而不考慮將來給孩子整齒和送他們上大學要花多少錢。”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納大學的艾爾弗雷德?金賽博士在1944年發表的數字和40年代後期人口統計的數字比對一下，並進行簡單的計算，我們就發現美國男人結了婚的有55砼311砼617人，每周性交次數高達136砼666砼060次，或者說，每千分之四點八秒全國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歲月裡，美國每七秒鍾就有一個婦女懷孕，說起來美國人口統計局也會臉紅呢!
對這個局來說，這簡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計都完全沒有用了。戰爭的年代並不停止生育，那幾年裡一直有“戰時小寶寶”在生下來。出生數每年多達300萬。到1946年，也就是運輸艦開始把部隊運回國那一年，出生數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萬。這還不是最高紀錄，甚至連接近最高紀錄也不是。第二年又從1946年這個已經是破紀錄的數字再增加40萬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遠景規劃的人發現美國多了二三千萬人，而人口增長最多的就是十幾歲那一代，而這一代學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別多的。即使在約翰遜和戈德華特競選總統的1964年，戰時小寶寶還未成年，大蕭條時期的成年人在選民中還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間的某些對立，是在約翰遜第二任總統的期間才開始出現的。因為杜魯門時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們進入中年以後，就會對社會產生明顯的影響。而他們對這些變化，倒不一定是太感興趣的。
正是在這些年代裡，斯波克醫生的育嬰手冊成了1895年出現暢銷書目以來的一本最最暢銷書了。斯波克書中有一節專講他所謂的“聽之任之”。他寫道：“父母總是按照自己的成長方式來教養孩子的，這是人類的天性。”但是，他們應當謹記：“過去醫生們總是再三要父母們不要縱容孩子，現在則勸告他們不但要照顧孩子們的飲食，而且還要考慮他們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時代”於是開始。
從很多方面說，這個時代開始時是極其美妙的。比爾?莫爾丁在他的連載漫畫《在前線》之後，又發表了漫畫《歸來》，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個當上爸爸的一邊抱著蔬菜，一邊推著孩子坐的小車，旁邊一個穿著軍服的中士問他：“威利，做個自由人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復員軍人覺得好極了。有些婦女雜志開始發現一個新現象：這些新當上爸爸的自告奮勇去調奶粉，半夜兩點負責喂奶，連尿布也親自動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還要過15年才有)。但隨著新的家庭電器設備陸續上市，這些家務就較易處理了(切肉還未有電刀，但磨刀有了電磨，切肉就不費勁了；安在牆上的吸塵器也還未出現，但真空吸塵器已經較輕便，較好使用了)。如果年輕夫婦要到餐館去進膳，或者看一場電影，鄰居的大女孩會很樂意過來照顧嬰孩，給她一點錢便可以(每小時給兩角五分，便算頗為大方)。總之，這些新家庭既不單調乏味，又無繁重勞動。惟一的問題是房子難找而已。
戰後出現的房荒問題，是直接由於嬰孩出生多和“我們要回家”運動所帶來的迅速復員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陸軍一個月復員近100萬人，海軍又有25萬人，復員軍人如此之多，簡直是無法容納。美國最低限度要有500萬戶房子，而且要馬上解決。很顯然要求建築業解決是不可能的。戰時管制剛取消，勞動力和物資就立即用到工業建設上去了。從戰勝日本到聖誕節這段期間，破土動工的房子只有3.7萬幢。杜魯門總統要求國會通過法令，規定房屋最高限價和授權他將全國建築物資的半數用在營建廉價房子上去(每幢1萬元或不到1萬元)。建築業派出得力的說客到國會游說，使法案無法通過。但參議院同意將7.5萬所戰時臨時建築物，轉給復員軍人們使用。政府也將一些集體宿捨改裝修建，安置了1.1萬戶新婚士兵，到了冬風日益凜冽，又有1.4萬戶擠進了騰出來的陸軍營房。但這只是杯水車薪而已。還有百萬多戶是和別人擠住在一起。在寒風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對夫婦帶著他們戰時出生的嬰孩，在汽車裡過了七個晚上。亞特蘭大市有一個公寓登了個出租廣告，要租的竟達2砼000人。這個市的頭面人物為此不安，出錢給復員軍人買了100部活動住房拖車。不論大小城市，都可以見到這些拖車密集成群，校園裡面尤其如此。密蘇裡州大學在校園內挨家挨戶去進行調查，把一切能騰出來的地方，都留給密蘇裡的學生住，並去函別州對申請入學的學生說：盡管他們具備入學條件，但沒有房子容納他們。北達科他州的復員軍人則把糧倉改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樂隊為克利夫蘭市義務演出，請聽眾們把房間讓出來出租。盡管這樣，房子還是遠遠不夠。大家都說房東們冷漠無情，莫爾丁對此至為憤慨——他的憤懣繼續是他的一代的情緒的指標。他在一幅漫畫中發洩他的感情，畫了一對復員軍人夫婦帶著一個女兒和一個肥胖的聲勢洶洶的女房東爭論。門口有一塊牌子上面寫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個女房東說：“看來你們這些當兵的就是不了解我們的困難。”
房荒鬧得最厲害時，任何一對無家可歸的復員軍人夫婦都有很多難堪的遭遇。他們的代言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個牧童歌手出身的參議員格倫?泰勒。他是靠彈得一手好班卓琴，被愛達荷州人民選進參議院的。他帶著他的妻兒和孩子，站在國會山上的石階前，如泣如訴地唱道：
噢，讓我有個家靠近國會大廳，
讓孩子們在院子裡可以玩耍!
一兩個房間、哪怕舊點也罷，
唉，我們總找不到地方安家!
美國迫切需要來個十年規劃，每年要建造150萬戶的居住面積，在此以前看來只好暫時靠帳篷解決了。盡管建築工業游說國會的力量強大，可以阻撓政府的龐大計劃的通過，但他們用那套一塊一塊磚的砌法來蓋房子，價錢太貴，進度太慢，單靠他們是完成不了的。總得找個辦法解決。到了1949年初，有些人就創造了在工廠預制構件的方法來解決這問題了。戰時有人創造生產奇跡，而他們則是在和平時期創造生產奇跡。這個建築行業的亨利?J?凱澤，就是新創建的萊維特父子公司。威廉?萊維特在長島的納索縣裡買了一塊1砼500英畝馬鈴薯地。從對戰後生活的影響來說，這件事和杜蒙公司創制的七英寸電視機，和霍華德?艾肯在哈佛大學創制的第一部電子計算機，可說有同樣重要意義。今天我們所謂郊區的概念，追溯起來，就是從這塊土地開始的。有些人瞧不起這第一座萊維特鎮。但他們無法理解當時搬進去的人是怎樣感激滿意的。萊維特不用出布告，也不花錢去搞廣告，人們奔走相告，就已經夠了。1949年3月7日，他那並不華麗的營業部在寒風蕭瑟的早上開門營業時，就有一千多對夫婦在那裡排隊。有些人已經等了四天四夜，喝點咖啡吃些炸油餅當飯。營業部的門一開，就像俄克拉何馬州1889年搶購土地時的情景一樣。那些現在稱為“青年夫婦”的都你擠我擁，想爭先在第一批以6砼990元的代價，買到一座有四個房間的房子。如果包括手續費、綠化和廚房電器設備在內，還不到1萬元。
萊維特蓋房子，就像凱澤造船一樣，是用生產線的流水作業進行的。第一批一下子就是1.75萬家，每家都是同一個式樣。一聲號令，一排接一排的推土機就向前推進，紅旗一揮，它們就拐彎。後面接踵而來的就負責鋪上混凝土地面，跟著電工就來豎街燈柱，工人就來掛上路牌。接著，就把每個屋子地段劃分好。一隊隊的汽車就在已經凝固的混凝土路面上滾滾而來。上午8時卸下預制的牆板，9時半卸下抽水馬桶，10時卸下水池子和浴盆，10時3刻卸下灰泥板，11時卸下地板。就是這樣流水作業。整個鎮都沒有一個手鋸，萊維特公司的木工用的都是電動用具。他們用噴漆槍噴牆，最初一批房子的所謂“顏色設計”，不過是兩種深淺不同的顏色。按照他的計算，認為建一座可供兩千戶用的游泳池，占用的面積和一座網球場一樣。於是他就下令建八個游泳池，取消所有網球場。一切都只能是一個模樣。星期一規定為洗衣日，那天在1.75萬個後院內，都掛滿了洗好的衣服。但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在星期天掛曬衣服。哪一家都不能搞木柵欄。草坪要定期修剪齊整。這一切都在合同上寫清楚。甚至那些剛剛上市的新型的機械工具，也似乎配合著萊維特這個規劃。每株樹的距離都是28英尺(每家門前有兩棵半樹)，誤差可以英寸計。行人道的石塊略呈曲形，但角度也是劃一的。哪些戶要搞一些什麼特點的話，那就只能在室內裝飾和門鈴的調子上想主意(雖然那時已有按鈴或拉鈴，但用的還是門鈴)。建築設計師們和社會學家們反感很大。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企業家是一個獨裁者。但是買到萊維特式房子的人卻沒計較這點。過慣嚴格軍事生活的復員軍人，住過用波狀鐵皮搭成的活動房子或活動拖卡的妻子們，還記憶猶新，對他們說來，按照統一規格建造的房子，同樣還是溫暖的家。
比爾?萊維特一下子就成為神話般的人物，不管暴跳如雷的審美學家怎樣指責，他還是個使人們有個住宅的保羅?布尼安。全國到處出現模仿他的人，他又帶著他的人馬，越過賓夕法尼亞州的州界，准備在特拉華河一塊一直種著菠菜的八平方英裡的地上動工。他的設計人員設計的市鎮，具有1砼100條街，內有學校、教堂、棒球場、市政廳、工廠鐵路支線、停車場、醫生和牙醫的診所、蓄水池、商業中心區、火車站、報社、花園俱樂部，總之，具有一個擁有7萬人的密度很高的城市所需要的一切，成為賓夕法尼亞州的第十個大城市。萊維特稱這個第二萊維特鎮是“美國規劃得最完善的市鎮”。當他談及它時，聲音也啞了。“當然能夠用一種產品來滿足無人能夠解決的需要，是使我心情激動的，”他說，“但我不只是營造和出賣房子而已。坦白地說，我也想獲得點聲譽，這是人的天性。我想建一個我能以此為榮的市鎮。”停了一會，他又說：“當然，要這樣你得要大膽，你得要從大處去想。”
說來奇怪，他自己的房子和萊維特鎮的相比卻有天淵之別。那是坐落在巴克斯縣的一個可愛的農莊，厚厚的石砌的牆，用人工削制的椽，粗大的桁條，寬敞的房間，遠望去是一片幽深的森林，闃無人煙。他認為這樣的房子好，但很快又說：“大多數美國人，特別是婦女，是不會喜歡的。”他對來訪的人說：“你要大家買一幢他們並不想要、而價格又超乎他們能力以外的房子，那是沒理由的。”他指著那幢房子的裝飾線條和容易積土堆塵的地方說：“您想一想，要現在的主婦在這樣的房子搞清潔衛生，把你的妻子放在這樣的鄉村裡，你說行麼?人總歡喜有人做伴的啊。”他的口氣似乎在說，他們還是不變的好。誠然，他們並沒有太多選擇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