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歐洲 輯三 大陸印象 故鄉異鄉
    火車站

    四九年,兵荒馬亂中,母親終於不顧一切地隻身搭上火車,她要回衡山把一歲大的孩子帶出來。當初是為了避免讓幼兒受流離顛沛之苦而將他托給了鄉下的奶奶,現在,思兒心切,管不了那麼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見,孩子顯得大多了,可是已經不認得自己的母親。他瞪著眼前陌生的女人,像貓一樣緊纏著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麼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聲奶氣地喊著。

    踩著黃泥路,到了火車站,孩子開始呼天搶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車轟然進站的時候,傷了心的母親轉了念頭:"算了,不勉強吧!鄉下大概還是平靜點,反正很快就會回來……"

    她終於鬆了手,將啼哭抵抗的孩子交還給奶奶,回身上了火車。火車緩緩開動,她將臉貼著車窗,依依地看著那緊摟著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兩隻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著她。

    她當然不知道,火車一開動,就將她和孩子拉開了四十年。四十年後她已老態龍鍾,再度來到這荒野中的小火車站,黃泥路依舊,那個奶聲奶氣的孩子已是個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著腳走在田埂上,扁擔的兩頭悠悠晃著滿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歲;如果我早生四年,那個被留在湖南鄉下的就是我,那麼今天就沒有龍應台,而有龍應湘。

    四十年後的龍應湘該是個什麼人呢?

    父執輩

    既然叫龍應台,當然是個在台灣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為名字裡嵌了"台"這個字,誰都知道他肯定是個異鄉人。四九年之後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張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們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馬亂中渡海而來,剛剛踏上台灣的土地。祖傳數代的台灣孩子不會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會叫京生一樣。"台生",一方面告訴你這孩子和台灣有著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卻也洩露,他和台灣畢竟只是初識。

    我這個"台生"從小就發現自己和周圍的玩伴不一樣。他們講閩南語,我們說國語;他們住在祖傳的老宅裡,我們則從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們的媽媽穿著短衫長褲,我們的媽媽穿旗袍;他們的爸爸做生意、打魚、種地,我們的爸爸穿著某種制服辦某種的公;他們在清明節提著食籃上祖墳,我們在家門前焚燒紙錢,捻香對天空遙祭;他們的父執輩群聚在夜市裡喝酒划拳,捲起褲腳蹲在廟前廣場推牌九,得意時咬牙切齒地喊"幹你娘!";我們的父執輩穿著短袖襯衫、深色長褲,圍著方桌打麻將,時不時脫口而出"媽啦個B胡了!"洗牌時嘩啦嘩啦響得整條巷子都聽得見。

    所謂父執輩,就是那些口音腔調和你父母的相似,會和藹地摸摸你頭、給你兩塊錢差遣你在對面雜貨店買瓶五加皮然後讓你保留零錢的人。七九年,紐約電視上出現一個大陸的老農民,缺了門牙的老農咧嘴笑著,一臉憨厚,他一開口說話,我就呆了——怎麼口音如此親切竟像個"父執輩"呢?

    操鄉音的我的"父執輩"在台灣是那少數的異鄉人,缺牙的老農民使我發覺:海峽那邊,操南腔北調的"外省人"卻是多數,而且是那邊的本地人;我覺得驚奇。

    鄉音

    八五年,台灣人到大陸仍舊是違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個被落在火車站的長我四歲的孩子。

    清晨,還在半睡半醒中,賓館窗外流進此起彼落的人語聲,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裡去呀?""早啊!"人來人往。

    我蜷縮在被窩裡,耳朵卻像野狼一樣豎起來。這窗外的人,怎麼回事,竟然會說著我父親的話,那聲音、腔調,熟悉而親切,像條睡暖了的舊被,像廚房裡帶點油膩的老鐘。我衝動得想趴上窗子看看這些人的面貌——他們和父親長得可也相似。

    在台灣,父親的鄉音總惹人發笑,"聽莫啦!"人們搖搖頭。他得費好大的力氣才能讓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鋤頭、芋頭、還是豬頭。

    而在這扇窗外,每一個人——廚師、公安、服務員、書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說著父親的話,說得那麼流利順暢,說得那麼不假思索,那麼理直氣壯,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這麼一個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語言。

    窗外人聲不斷,我起床漱洗。滿嘴牙膏泡沫時,聽到一個稚嫩的聲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從小聽熟了。"埃及",父親當年也這樣喊他的母親吧?是哪兩個字呢?"娭己"?"愛姐"?"蜀人謂母曰姐",楚蜀不遠吧?

    "有一次,我從學校裡回來,跑了兩三里的路,下著雪嘍,進到屋裡來,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給我一碗飯,我接過來,想放桌子上去,沒有想到嘩啦一聲飯碗跌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為我嫌只有米飯沒有菜,把飯給甩了。她傷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飯省給我吃……"

    父親講這個他不知講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後歎息:"我對不起你奶奶。"然後要沉默很久。

    我們則各做各的事情,這個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馬光砸破石缸來得驚險,也不如華盛頓砍掉櫻桃樹來得偉大,實在不怎麼樣。倒是在我滿嘴牙膏泡沫傾聽窗外的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這許多年來父女一場,怎麼倒從來不曾問過父親是否想家。

    於是我讓哥哥就著錄音機坐下,"給爸媽說段話吧!"哥哥兩眼望著自己的腳,困難地思索著。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該說什麼呢?問父母這四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問老天那一列火車為什麼走得那麼不留餘地?

    回到台灣的家,行囊尚未解開,就趕忙將錄音帶從口袋中掏出——我從不可預測的歷史學得,有些東西必須貼身攜帶,譬如兵荒馬亂中秘書的孩子,譬如一張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無可複製的帶著鄉音的錄音帶。

    外面黑夜覆蓋著田野,我們聚在溫暖的燈下。

    母親捧著杯熱茶,父親盤腿坐在錄音機前,沒有人說話。

    極慎重地,我按下鍵盤。

    哥哥的聲音起先猶疑,一會兒之後速度開始加快。

    父親沉著臉,異常地嚴肅。我偷覷著——他會哭嗎?父親是個感情衝動的人。

    母親呢?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車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責,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嗎?

    我用眼角餘光窺看著兩個老人,有點兒等待又有點兒害怕那眼淚奪眶而出的一刻。

    "不對不對,"一言不發的父親突然伸手關了錄音機,轉臉問我,"你拿錯帶子了?"

    "沒有呀,"我覺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聲音。

    "一定拿錯了,"父親斬釘截鐵地,而且顯然覺得懊惱,"不然我怎麼會聽不懂?像俄國話嘛:"

    我張口結舌地看著他,只是看著他。

    他沒有淚下,他沒有大哭,他不曾崩潰,他他他——少小離家老大不回,四十年浪跡他鄉,他已經聽不懂自己兒子的鄉音。

    我看著父親霜白的兩鬢,覺得眼睛一陣熱——唉呀,流淚的竟然是我。

    老鄉

    白洋澱上為我們撐船的是個河北老鄉,赤足立在船尾和兩個孩子有一句沒一句地扯著。兩個洋娃娃模樣的孩子出口卻是中國話,老鄉覺得"真逗"。

    "你也會外國話嗎,安安?"老鄉說,邊把船撐進荷叢深處。

    "講兩句來聽聽,安安。"

    船上的人紛紛起身去採蓮蓬,我一路看荷花看得癡迷,此刻,坐在船舷,卻想對這河北老鄉多瞧兩眼。

    這又是塵封記憶裡的"父執輩"哪!那樣熟悉的臉型,連皺紋的密度和紋路都似曾相識;那樣親切的口音,好像隔牆聽熟了的"小毛回家"的呼喊。

    這不是邵伯伯嗎?

    邵伯伯來打麻將,總拎著瓶酒。進門見到四個五個流著鼻涕的小孩,從褲袋裡總掏得出一巴掌黏兮兮、皺巴巴的廉價糖果。他邊喝酒邊打牌,酒喝多了就趴在牌桌上哭,放聲地哭。

    邵伯伯的太大留在河北老家,沒出得來。母親趕雞似地驅逐一堆看熱鬧的孩子;邵伯伯還有個女兒,走的時候才剛生呢!

    有一天,邵伯伯把牌一推,頭栽在桌上,人家以為他又犯了,沒想到他死了。

    走過千山萬水,可還沒見過白洋澱這樣如唐詩境界的景致。低伏的是漣灩的水光,貼著水光的是墨色的蓮葉,參差出水的是鮮綠的荷葉,荷葉往往簇擁著搖曳生風的荷花,襯著荷花的嬌嫩是後面野氣橫生的蘆葦叢,蘆葦叢後就只有那空曠渺茫的天色。

    突然飄起細雨,水面蕩出一圈又一圈紋路細緻的漣漪。

    "安安,你台灣去過嗎?"船划出了荷叢。

    "去過呀!我在那裡生的。"

    我倒想知道。邵伯伯是否也來過白洋澱。

    命運

    活著的河北老鄉和死了的邵伯伯,上了火車的母親和沒上火車的哥哥,砸了碗的父親和他來不及一見的"對不起"的母親,存在的和不存在的龍應台與龍應湘,長在德國卻生在台灣的尚未長大的安安……你說異鄉和故鄉在哪裡開始交叉開始分歧?誰又有選擇的權利?

    所謂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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