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 輯一 上海 第5節 上海的一日
    我以為我與上海相識是近兩年的事;在此之前,我與這個城市沒有任何關聯。

    直到我去龍華看古寺,在一個秋天的午後。古寺旁據說是烈士公墓,我從偏門進去。庭園空蕩寂靜,新植的小樹在風裡簌簌作響。淡淡的晚午陽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著一層紅暈。

    驀然看見柔石和胡也頻幾個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腳步。龍華?我難道沒聽過「龍華」的名字嗎?

    1975年我留學美國。在圖書館裡偶然讀到一本美國學者關於龍華事件的著作;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不受國民黨控制的文字,但是也只需要那麼一次,國民黨在我身上所灌輸的整套政治神話系統全部崩潰。二十三歲的我,在台灣嚴格的思想管制中長大,對左翼文學和歷史還沒有任何理解,但是龍華事件對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國民黨對異議文人迫害之殘酷,一方面是國民黨對我這知識青年的有計劃的欺騙——我在台灣可不曾讀過這段血淋淋的歷史。那也是一個秋天的午後,我合起書本望向窗外,窗外白楊樹的葉子在風中千千萬片翻動,片片金黃耀眼,映著北美藍得深邃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後,我回台灣寫《野火集》。人們問我的政治「覺醒」始於何時何地,我想想,說,「在美國,1975。」但我真正想說的是,「在龍華,1931。」

    可是龍華在我腦中一直是一個歷史事件的名字,從來不曾想過那是一個具體的地方,在中國地圖上有一個角落。直到1997年的秋天,午後陽光暫時停格在一方冷然無聲的石壁上,漫步來看龍華古寺的我彷彿大夢初醒:啊,這個龍華,就是那個龍華。

    原來我的政治啟蒙,始自上海。

    那個安靜得只有風聲的墓園,那片夕陽斜照的石壁,其實一直在那兒,等著我逐漸走近,最後發現於一剎那。生命裡隱藏著脈絡,脈絡浮現了,你才知道,許多以為是偶然的東西,背後竟深埋著千絲萬縷的因緣。

    我不斷撞見那深埋的因緣脈絡,譬如認識了音樂學院的陳鋼。傍著一架鋼琴,我問他是否知道30年代一首老歌叫《永遠的微笑》:

    「我不能夠給誰奪走僅有的春光/我不能夠讓誰吹熄心中的太陽/心上的人兒/你不要悲傷/願你的微笑/永遠那樣」

    那是我母親愛唱的歌。當我只有兩個醬油瓶那麼高,拉著她裙角跟她上菜場時,她唱這支歌;到現在她白髮蒼蒼我得牽著她的手帶她過馬路了,她仍舊唱這支歌,唱的時候眼睛閃著我所熟悉的年輕的光芒。這樣的一支歌,隨時隨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淚來,它使我想起母親的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梔子花香少年時。

    陳鋼兩手搭上琴鍵,音樂像雨點打進池塘一樣淌開。他說:「當然知道,這是當年我父親寫給我母親的曲子。」

    他低著頭彈琴。我難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動,但是鋼琴聲使我暈眩,如立深淵邊緣:一支歌,像一條河,也有它的流域。乘著歌聲的翅膀,飛越海峽,穿過半個世紀的冉冉光陰、穿過深不可測的歷史漩渦,我竟然來到這支歌湧動的源頭,在上海一架鋼琴邊。

    於是我知道,我會認識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像我走向龍華的腳步,廿年前就已開始。每個城市有它的履歷。這個城市,處在古老的泥土上卻面對著大江大海,永遠有豁出去的氣魄;這個城市,挾著西洋的骨架卻又緊緊繫著中國的胸懷;這個城市,時時趕著現代的步伐但怎麼邁出也總帶著傳統的負重。我愛上這個城市,難道不是因為我們的履歷如此相像?

    而上海會接納我這域外遊子,又何嘗只是偶然?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中,這個城市一直是個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無數出類拔萃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無數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區哪個裡弄裡租下一個「亭子間」開始過起日子來,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上海的美好,就在它氣度的開闊,開闊中蘊藏著無限的可能、瘋狂的夢想的可能。

    所以我對上海有著憧憬。30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徵文中,文化人曾經有過種種夢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說是某一年的2月26日吧!這一天的上海晴間多雲但無雨。梧桐已紛紛抽出新葉,空氣裡有春天的氣息。人行道上賣花攤子不少,攤子邊有賣樂的藝人,也許拉著二胡,也許是小提琴。行人走過,聽一陣,丟下幾塊錢。

    這一天,有上千個外國學者在大學裡講課,有更多的外國研究生在這裡求學。外國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談,外國畫家在畫廊裡看畫,外國音樂家在演奏廳裡表演,也有外國人在這裡開各種各樣的餐館小吃。街上走著各色人種,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們也自覺是這個城市的一分子。

    這一天,有好幾場新書發佈會,來自各地的作家與讀者見面。這一天,上海有兩百場演講在進行,從繡花到烹飪,從莊子的和諧觀到韋伯的基督教倫理,從同性戀文學到死亡學的探討,不同的題目吸引不同的觀眾。同時,幾十家劇場在演戲:地方戲曲、現代話劇、實驗新劇、日本能劇、希臘悲劇……

    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龍裡擠滿了人;文藝青年在朗誦他半生不熟但絕對前衛的詩,半裸的觀念藝術家在宣傳他警世駭俗的構想,即將成名的哲學家在高談闊論尼采「一切價值的重估」。這一天,好幾個創新的雜誌正在排版,兩個對抗的先鋒藝術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將震驚文壇的詩集正在簽約,一篇科學論文馬上要改變世界。

    這一天,一場公開舉行的政治辯論使教育會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這一天,某個報紙的社論抨擊時事尖銳兇猛,編輯室電話響到半夜。

    這一天,有幾個作家得了獎,他們的《得獎感言》刊在報紙上。他們很高興,雖然知道那頁報紙馬上會被拿去包油條或鞋子。

    這一天,我從裡弄出來,在巷口「永和豆漿」買了個粢飯團——包了肉鬆搾菜的,邊走邊吃。晃到福州路,走進一家七層樓的書店,那書店門楣上有個木牌,上面刻著漂亮的草書:「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等著。

    (原載1998年2月26日《文匯報·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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