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天，毛澤東提醒緊張不安的同事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他能夠從容不迫地給極左派重重一擊，同時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頗負盛名的右派對手。
「現在形而上學猖撅，」毛澤東在1974年2月說，「片面性。」針對高幹子弟上大學搞特殊化的問題，他又說:「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這位老者用顫抖的手確實指准了一個問題。
但他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他仍然太革命，以致不能同意周恩來憤世嫉俗的「解決辦法」。這個辦法僅僅是讓這場運動順其發展，變化為一團無害無益的抽像物。
毛澤東和極左派在軍隊問題上存在分歧。阻擊軍界那些隨林彪一起垮台的左派軍官，對坐在文藝事業的華麗沙發上的江青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事。在軍隊角落裡她沒什麼損失。
毛澤東作為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不能與軍隊疏遠，人民解放軍更接近於群眾而不是政黨，確實，在1973年冬至1974年，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調換了各軍區司令員，11位司令員中的9位都調動了工作。1297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對這些地方上的軍人來說，也可算是被徹底趕出了家門。他們不得不離職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這絕對說明了毛澤東是如何行使他的權力的。他的成功之舉除了引起一點抱怨外，並沒發生暴力反抗。
如果毛澤東在這個變動之前不給鄧小平復以高職，如果不讓鄧小平發出可以解除每一頭他管轄的軍隊獅子職位的指令，那麼人們會懷疑他是否能調整他那些咆哮著的獅子的位置。
然而，毛澤東再也不能做出類似的事情了。一年以後，快到1974年底時，他又把這些軍區司令召集到他在杭州的別墅。他們中有些人宣稱不來參加會議，直到毛澤東做出政策上的讓步，即在下個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正式透露的那樣，他們才同意與他們的統帥會面。
中國有句諺語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自「文化大革命」中期起，毛澤東一直是軍隊之「水」上的「舟」，但是，他必須謹慎從事，以免水位上升得過高將他淹沒。
1974年5月，巴基斯坦總理布托步人了毛澤東的書房。禮賓司的負責人把每一位顯要人物引到毛澤東的安樂椅旁。按照慣例，作為外賓的布托坐在毛澤東的左邊。但在毛澤東的右邊(中間隔著翻譯)「周恩來的座位上」卻坐著鄧小平。
1974年春，毛澤東會見了阿爾及利亞總統布邁丁、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坦桑尼亞的尼雷爾和柬埔寨的喬森潘，周恩來每次都坐在毛澤東的右邊。
見《人民日報》，1974-05-08(桑戈爾);1974-02-26(布邁T);1974-02-23(卡翁達);1974-03-26(尼雷爾);1974-04-03(喬森潘);1974-05-19(馬卡裡奧斯)。
**1974年底，毛澤東曾三次會晤外國首腦，即塞浦路斯總統馬卡裡奧斯、馬來西亞總統拉扎克，以及英國的希思，周恩來出席了會議，但坐在不太顯著的位3t上。
**中在8個月的時間裡，毛澤東和周恩來也許只見過一次面。
1974年12月27日，周恩來飛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即將召開的黨代會和人代會的準備工作。毛澤東的詩可能是在這次會見期間蠟予周恩來的。愛德華?弗裡德曼教授引導我注意到周恩來的長沙之行，他是在中國一次展覽的文字說明中發現這一點的。
會議，但坐在離布托較遠的地方。照片如同新聞報道一樣，紫禁城新排的座次無異於一次政府的內閣在變動。
在此四天前，毛澤東會見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時，周恩來還坐在緊靠毛澤東右邊「他的」座位上，比他職位低的領導人像往常一樣坐在外國客人的左邊。
這種情況出現了好多次。』在允許拍照的會議室，毛澤東與外國領導人會談時，周恩來一直是坐在他原來的位子上，而從不坐其他地方。但從此後，他再也沒坐過「他的」這一座位了。「
1974年年中，毛澤東去了南方。對毛澤東來說，夏季離開北京是不同尋常的，他離開首都多數是為了過冬而到氣候較暖和的杭州、長沙、廣州等地。更不同尋常的是—人們可以回溯到1965年作一對照—他離開北京在外待了g個月之久。
就在毛澤東要去南方之前，周恩來住進了北京一所部隊醫院。
周恩來說:「我老了，不行了。他仍斷斷續續做些工作。他離開醫院公開露過三次面:1974年的建軍節、國慶節及1975年1月召開的黨代會和人代會。每次活動毛澤東都沒有出席。~
這兩個人再也沒有一起在公開場合露過面了。
這可以歸結為病痛或機遇。但在這表象的背後，內在地隱藏著可怕的嚴峻事實，即他們的合作大體上到此為止。
然而，對中國的治理光靠年邁而執著的毛澤東擔當建築師還不夠，還需要周恩來這樣的建設者。沒有建設者，建築師無疑創造不出更多的東西。
當毛澤東遠在南方的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報》社的大樓內由於受指責而亂作一團。已出版的報紙被收回來銷毀。因為當天報紙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題為《孤憤》的文章。一位高級官員害怕它會有引起中國公眾巨大混亂的危險，決定不讓它與《光明日報》的讀者見面。五條地區性新聞組成的新版面取代了《孤憤》。
《孤憤》為2200年前法家人物韓非所作，《光明日報》加上一篇編者按與其同時發表。不過，該文影射毛澤東的意味再明顯不過了。韓非的確又孤又憤，他被「奸臣」所包圍。他怨憤那些逢迎餡媚者使他與真實的世界隔絕，使他不能接觸那些可信賴的官員，而這對一個執政者來說簡直是「罪大惡極」。這個持異見的論者還說，一個執政者容許此類危險的事情發生簡直是一個「大錯誤」。
《孤憤》勾畫出一個充滿謊言、派性和瀕臨崩潰的王國。
韓非的文章是用古文和白話文兩種文體刊登出來的。《光明日報》的頭版頭條提醒讀者不要簡單地把韓文看成一個典故，其編者按說，林彪及「他一類人」就像韓非周圍的奸臣一樣。
是誰決定發表《孤憤》，又是誰命令將其撤銷的?這裡存在兩種主要的可能，而每一種都可以證明毛澤東的政府的混亂。
可能是毛澤東想要發表這篇文章。與韓非一樣，毛澤東感到他已為「奸臣」們所困。他要敲響自我的警鐘，而不致把自己和韓非的悲慘一生等同起來。
如果毛澤東在臨去南方之前批准發表這篇文章，那麼不難想像一些(可能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想禁止其發表，因為如此公開地表示憎惡和悲觀的情緒，用美國人的話說，不利於國家的安定。
不過，《孤憤》的發表有可能是江青對周恩來的攻擊。1974年，以江青歪曲了的觀點來看，周恩來是林彪「一類」，她把周恩來(及其盟友)看成了毛澤東死後擋在她前進路上的主要障礙。
這個演員出身的女士，有權對報刊的編輯們發號施令。那年夏天她耀武揚威，所以乘毛澤東不在北京之機來攻擊周恩來。
假如果真如此，令人吃驚的是周恩來的朋友能夠將《光明日報》的這篇含沙射影的文章迅速撤回來。
毛澤東和江青的長期合作關係實際上是在私人領域，雖然不純是政治領域。這位閃爍著未來皇后目光的前演藝家已經搬出了中南海。大約從1973年起，江青若要與毛澤東談話，必須說明理由，在得到毛澤東的允許後才能進人其居所。在批林批孔期間，毛澤東至少拒見過她一次。
毛澤東寫信給她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次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
在1974年至1975年毛澤東長期離開北京的期間，江青沒和他在一起。貓一不在，老鼠就耍威風。
事後有證據表明這一點。毛澤東逝世後，北京聲稱毛澤東在7月份曾給他妻子寫過條子，其中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據說12月份他又寫信給上海極左派頭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見《七十年代》，1976(12)。
毛澤東最後一次在首都露面的時間是1974年6月。7月，江青開始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人民日報》宣稱她是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員」，這對她是稀有的榮譽，勝之於她昔日的所得。
她主持會見菲律賓馬科斯夫人及其他外國客人的會見，對她來說這是一新的角色。
在浙江省，可見到「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只有毛澤東或者第二號人物才能發「指示」，江青從1964年起的講話被新聞媒介以「10年特輯」的方式來頌揚。
對那些輕視毛夫人的人來說，一篇關於漢王朝開國皇帝的奇特的文章令他們無法忍受。在1974年間談論歷史上偉大女性的眾多文章中，這篇文章異乎尋常地強調漢高祖夫人的品質和作用。她堅毅果斷，在丈夫故去之後掌了權，並通過推行她丈夫的路線而流芳。
毛澤東對已和他分居的妻子在1974年間的政治活動感到厭倦。，「她四處插手，四處拋頭露面。」在江青飛黃騰達的時候，他這樣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是有。」
在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這樣說，毛澤東終於氣憤地否認江青有解釋他自己意見的權力。「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歲了，」他在1975年間給她的一封信中曾傷心地說，「你也不體諒」。這是一種淒哀的呼聲。這表明毛澤東對他夫人的摻雜著感情和政治的糾紛實際上已無能為力。
不過只要毛澤東發出指令，或者去世，這個野心勃勃的女人頃刻間就會垮台。
毛澤東離開北京長達8個月的最後幾周，他的夫人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飯店召集外交人員講話，並宣稱她的講話代表毛澤東。
江青以一種特殊的腔調說基辛格的「基本觀點受資產階級利益的局限」。不過，她注意到基辛格認為要「保持勢力均衡」以及他「承認」國際關係中存在「矛盾」的觀點。
在這妄自尊大的混亂講話中，江青披露了毛澤東對外政策的二重性。
但在70年代中期，在毛澤東的外交政策中這種思想觀念上的循辭幾乎不復存在。江青也許能從毛澤東那裡得知隻言片語，但她很難充分理解毛澤東本人的思想。
毛澤東對基辛格(江青在香山飯店發表長篇講話的那一年毛澤東會見了他兩次)講，北京主要戰略向美國人傾斜，緣起於中蘇之間的敵視。
毛澤東批評基辛格時不像江青那樣，把他說成是資產階級冒險家。毛澤東主要批評這位資產階級政治家沒能勇敢地站起來反對貪婪的、多少也算是資產階級的北極熊。
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與江青一樣擔心同西方進行文化交流有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他並不像極左派林彪那樣渴望回到對美蘇實行「等距離」外交政策中去。
江青有可能看到「杜勒斯的幽靈」正從太平洋彼岸飄來，而毛澤東卻堅信這個幽靈正在克里姆林宮中。
毛澤東對北京10位最高領導人中的兩位猶豫不決。江青激怒了他，雖然這位自負者比極左派還要糟，但因為某種感情的牽連，某種面子上的需要及某些躊躇的猜疑拖住了毛澤東的手腳，使她沒有被清除。
鄧小平是毛澤東的依賴所在，這位副總理在1974年底坐上周恩來的交椅，但毛澤東在與他相處的時候又特別留神。鄧小平無疑仍然「很聾」，如毛澤東在60年代指責過的那樣。現在，當這位主席發言時，他已能隨機應變，給人的印象是全神貫注，而不再敲著手指頭似乎在說會議議程應該進入下一個了。』
毛澤東讓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視察。(36l在這次到各省的巡視中，我們無法知曉這位「小個子」和「坐直升機上來的人」是如何相處的。他倆返回北京後，毛澤東召見他們讓他們匯報所見所聞。
「我死後中國將會怎樣?」『』毛澤東提出的問題令人不可思議，就如他派出的小組令人費解一樣(除非精明到極點，否則不會作出這種選擇)。
年輕的王洪文回答說:「全國人民一定會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團結一致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難道願意聽他的娃娃話？
申鄧小平再度參政是在『淞孔」剛開始後的幾個月，他能相對靈活地時待這場運動了。他私下對人說:"JL子已經死了，他的思想也不合乎時代，我們應該反對。我們也要死的，幾千年後我們的思想也要遭到反對，因為在那個時代它與人們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1976-04-30巾*幾年前，當毛澤東對蒙哥馬利勳爵說劉少奇將繼承他成為中國的領導人時，布萊頓順勢抓住這個問題。
「我問(毛)，劉少奇之後誰將接替他」。他不知道或是不關心這一點。他說他自己要見馬克思去了，在中國，他們自己會安排好的。
但是，也許他確實關心這一點。參見《七十年代》，1977(3)。說這些嗎?幾天以後，在中央委員會的小組會議上聽王洪文講話的人，也不會聽到什麼別的東西。
「一場內戰將會爆發，全國將一片混亂。」鄧小平尖銳地指出，根據香港的共產黨情報來源提供的消息，毛澤東欣賞鄧小平的答案。
儘管其報道大多數時候脫離實際，但毛澤東仍然堅持讀《人民日報》這份差強人意的報紙。這份6個版面的報紙像是一個大的宣傳委員會編寫的。新聞可是這壺裡的茶。((人民日報》不是報道而是告誡。它是(或者至少毛澤東在世時是)每日教義的闡釋，其新聞性質是把具體的道德說教牢牢植根於永恆不變的真理中。不管怎麼說，年邁的毛澤東還是從1974年的那鬧哄哄的版面中發現了一些真相。
凡是反映他過去熟悉的事情就是真理。如果他讀到杭州一家絲綢廠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那就是事實。他認為他是與兩條路線鬥爭聯繫在一起的，甚至從20年代開始攀登權力之峰時起就是這樣。他覺得他清楚路線的分歧所在。他甚至這樣勸慰自己，假若「工人階級路線」戰勝了「資產階級路線」，那麼，絲綢的產量就會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