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於開會討論諸如和平、防務、國家爭端之類紙上談兵的做法不大相信。他是熱衷於勢力均衡術的中國頭號人物，而不是容易接受協作方案的國際主義者。
至於「富國」和「窮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毛澤東強烈地感到:第三世界國家的觀點具有道德正義感，不過他涉及複雜的經濟問題方面的知識不全面，或者說落後於時代。
毛澤東更感興趣的似乎是全球性反對超級大國的行動，而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敵人在聯合國的聲音。這是自然的。毛澤東為中國進人超級大國的大同盟躍躍欲試，而不滿足在「新興國家」的小夥伴中作頭領的地位。
1973年早春，當來自蒙古的風沙裹住了北京城的時候，毛澤東與基辛格第三次坐到談判桌前。中美兩國關係跨出了一大步，終於達成協議:在雙方的首都建立聯絡處(其實是大使館)。
中美聯合成為國際事務中的既定事實。可是，仍有人對毛澤東與尼克松在中國的握手表示懷疑。在昆明召開的一次秘密軍事會議上，一位發言人言辭激烈地說:「有的同志說，過去我們把蘇聯與美國的談判說成是美蘇勾結，但是現在我們也在與美國談判。人們確實可以這樣說。
有位發言人(他的發言稿被台灣特務弄到手)極力反駁了對毛澤東親美政策的抨擊。他對解放軍一些低級或高級軍官說:「尼克松只是一個過渡性人物，」而中國的真正目的是「要與美國人民接觸」。
怎樣理解毛澤東脫離曾親如兄弟般的蘇聯陣營呢?這份發言稿婉轉地指出:「當前，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減少只是表面現象。」
像尼克松一樣，毛澤東也無法告訴他的人民，其政策沒有改變。只有解放軍軍官才知道中國的對美政策已經改變，正像美國人能發現尼克松對中國的政策已經改變一樣。
政治局出現了新的緊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澤東自己造成的。1973年9月，江青凌厲地批評了周恩來，甚至過火地說他已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接下來的月份，毛澤東迎合了他妻子對周恩來的批評，儘管他拒不同意把同周恩來的爭論與黨的歷史上的十次路線鬥爭相提並論。
善於適時應變的毛澤東除了對原則性問題運用他的說服力毛澤東和鄧小平1974年在Ar京。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提議，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隨後，又委任他擔負黨政軍的重要領導職務，在周恩來病重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外，在政治局的各派中，他總是喜歡處在中間地位。這樣，他就能根據辯證法的漩渦或自己的興致決定向左還是向右。
1973年，毛澤東發現反林聯盟把他推向右邊太遠，便感到有向左轉的衝動。他搜尋思想觀念的寶庫尋找彈藥，以便向那些他認為太保守的同事開火。
「自然」在中國政治局的最高層新的危機形成過程中扮演了罪惡角色。1972年，醫生發現周恩來的膀朧、結腸、肺部有癌症症狀。nsl這一情況無疑破壞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合作關係，正像疾病損害了周恩來的身體一樣。
毛澤東本人很快失去了左右政治局的力量。他自己的健康狀況也一直起伏不定，每況愈下。一連幾天的緊張工作之後，帕金森氏綜合症就會使他一星期臥床不起。除了簽署文件和就重大事件作些商議外，他從不露面。
對毛澤東的接近，在北京的權力競爭中變得極為重要。誰能從這位老者那裡得到一個讚許的點頭或簽字呢?此時此刻，政治局的人都知道，周恩來是毛澤東與這個國家之間的橋樑。現在他們也知道，這一作用至多還能維持兩年。
當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招待西哈努克親王時，赴宴的客人們都感到震驚:鄧小平竟出來了!
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在一起，鄧小平有點不自在地移動著小步，6年的流放生活看起來使他沒有什麼變化。他是一個直率、矮壯的權力人物。
鄧小平微笑著。他曾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中國共產黨強硬的前任總書記。他習慣於坐在離毛澤東的座位很遠的地方，以盡可能不聽這位主席的最新指示。毛澤東在談及鄧時說:「他是個決定性人物，三七開。」
毛澤東的親戚王海容，這位學生出身的外交事務助理拉著鄧小平的手，把他再次介紹給一群還瞪著眼睛表示懷疑的外國記者。鄧小平優雅地鞠了個躬，並說他很高興又回來了。他拘謹地解釋說，他一直待在江西的干校，就像一位男孩在解釋自己為何缺課。
王女士用甜甜的嗓音解釋道，現在他是副總理。幾周後，毛澤東讓外界知道，自1966年以來鄧小平受到了「過於苛刻」的公開指責和政治剝奪。」
大會堂似乎出現了和諧音調，鄧小平的復出說明毛澤東正在下沉的權位已經受到震盪。病中的周恩來要求鄧小平回到領導職位。毛澤東則由於那場轟轟烈烈的批判林彪及其餘黨的鬥爭，其必然結果是導致他接受鄧小平。
鄧小平一聽到林彪倒台的消息，精明地馬上從於校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l』別他表示對林彪的出逃萬分憤慨，並問能否參加批林運動。
鄧小平的復出是毛澤東對幫助他擊敗林彪的那些人的一種報答。毛澤東曾依靠過地方軍區的指揮官，這幫頑強的老將多數是鄧小平的夥伴。毛澤東已發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級官員返程的通行證，鄧小平(在劉少奇之後)成了這些人中的當然的英雄。
然而，使鄧小平上台的形勢並不單單是一個「左」與「右」的問題。毛澤東的不佳的健康狀況，及分散權力的根本主張，對真理堂吉訶德式的追求，都使他精心安排的每個計劃滑向不穩定的一邊。
毛澤東已力不從心，難於制定一項持久的政治策略。但他可以發出最高指示，握有予奪之權，也可以行使否決權。
醫生和護士都以中南海為中心舞台。與之相反，早些年毛澤東的職員中幾乎沒有醫護人員，只有許多衛士。現在情形倒過來了，衛士少了，醫護人員多了。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似乎與國家的狀況緊繫在一起。
他扮演的是最高立法者的角色。在任何形式的意見衝突中，他只要呢喃地吐出一句話或匆匆寫出一條格言就能穩操勝券。但是他不能堅持到底(如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那樣)，也不能讓現實適應他的格言。
林彪曾詭稱他的上司為「B-52"，現在毛澤東真的像一架重型轟炸機，能經常產生巨大影響，不過對底下的事情影響甚微。
人們知道這架特殊的「B-52」燃料快要耗盡，航程將到盡頭，再也扔不出幾個襲人的炸彈，所以用不著害怕(除那些容易被擊中者外)，抑或有人希望它仍有襲擊的威力(那些希望從殘骸中漁利者)。
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肯定毛澤東、周恩來領導全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政變陰謀的歷史功績，並使一批眾望所歸的老幹部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但又肯定中共「九大」的錯誤指導方針，並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得到加強。
1973年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日報》報道說，當毛澤東出現在主席台上時，「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毛主席「向代表們親切地招手致意」。毛澤東在會上未致一辭。
會議只開了5天，而上一屆即1969年那一次會議是24天。
「九大」的召開已足夠保密，「十大」則直到會議安然結束才對外宣佈，至於會議地址，則從未透露。
在會議文件中，不見任何智慧的活力，只有一篇新的黨章，兩篇老生常談的講話和翻來覆去地提的幾個口號。如此而已。
枯燥乏味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毛澤東控制權力但不管理，其越越不進似乎抑制了周圍人的創造性。其二，在1973年這種時候提出新的方針政策，就像要在上帝面前提出修改(十誡)一樣。
大權在握的周恩來和那些認為他能執政的人，與江青及她那些不可靠的、急躁的朋黨之間關係異常緊張。江青及其朋黨從年老的毛澤東反傳統的基調中，嗅出了爬上中國政治頂層的最後機會的氣息。
新黨章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換言之:我們最終要實現目標。但只有上帝知道現在該怎麼辦。
周恩來是「十大」升起的星。他的外交政策的跟隨者有一些得到提升。某些反毛澤東主義的官員們也是這樣，他們中的大多數與周恩來有聯繫，並由於反林彪而受到過獎賞。與「九大」相比，極左派的軍官們損失慘重。
然而，這並不是1973年這次大會的全部。極左派趕上前來了，不借毛澤東的風他們的帆船是駛不動的。來自上海的前紡織工人—年輕、英俊、好鬥的王洪文，與周恩來均分了大會僅有的兩個報告。「敢於反潮流」是王洪文的主題詞。
大會著重討論了林彪事件。對其處理採取了中國慣用的方式，林彪被「永遠」開除出黨。
毛澤東拒不選擇第二號人物。林彪原來的職務—黨的副主席，由五個人來分擔。毛澤東似乎希望所有的競爭者都失去平衡，這要麼是他對自己的權力鬆動不滿，要麼是他的將臨深淵之感產生出一種遺憾。
毛澤東79歲，周恩來75歲，周恩來以下的四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平均年齡接近70歲。39歲的王洪文在他們中間就像和五位老伯在一起的小男孩。
令人不安的事情是，這些早在20年代創造了中國共產黨的老兵們，現在仍主持著黨的會議。而王洪文和他的戰友們(包括江青)又不具備做新兵的氣質或威望。
毛澤東並沒有真正和諧地均衡各方面的力量。也許是由於他年老體衰，也許是由於剛惶自用，他正在深宮發出一些難以解釋清楚的指令，使事態陷人混亂。
毛澤東的衰老在周恩來的意料之中，而江青則受周恩來的患病所鼓舞，她看到皇冠正滑向皇后的手中。
毛澤東的地位已明顯不如「九大」了，他一度被直呼為「毛澤東同志」。在60年代後期根本聽不到這樣的稱呼，毛澤東被譽為「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最低也被稱為「毛主席」。周恩來一般盡可能地使用列寧的語錄，而在60年代後期更多的是引用毛澤東的語錄。
與1969年相比，中央委員會不再像是毛澤東手中的工具。
它更加龐大。上一屆有279名成員，現在則是319名，這表明代表著各種不同的利益。與以前的中央委員會相比，來自毛澤東故鄉的成員少了一些。
林彪自取滅亡，毛澤東心力交瘁。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亞總理與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就孟加拉的問題交換意見。一位外交部官員遞給周恩來一張紙條。周恩來馬上對惠特拉姆總理說:「我們能不能私下談句話?」
當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亞人起身隨周恩來向側廳走去時，他未拉上拉鏈的夾克衫卻掛住了會議桌綠色檯布的纓穗，就像剝香蕉皮一樣，整塊檯布掀離了桌面，便箋、鉛筆、茶杯就像受引力作用一般，隨著惠特拉姆的方向捲去。
「可能是見毛澤東。」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在便箋上寫下這幾個字，然後把便箋推給坐在他旁邊的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他的確猜對了。這種戲劇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會見毛澤東。
惠特拉姆問他年輕而聰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傑拉爾德:「那張寫有問題的紙條呢?」可是誰也找不到。碰巧，毛澤東自己有幾個問題。
下午四點半，兩輛黑色的中國小轎車由長安街一扇紅色大門疾駛進中南海。每位來訪者下車時，都有一位中國助手把手放在車門頂部，以免客人出門時磕著頭。
接下來的100分鐘裡，當毛澤東品著一個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無血色的手撫摸他臉上粗糙的膚斑時，他的生活和政治觀(這時他已快到80歲了)便暴露無遺。
步履跳珊的他向澳大利亞人埋怨說，他的腿不方便。他的聽覺似乎也不好，房間中的其他人，包括周恩來和三個月前在「十大」上一躍坐上了黨內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與毛澤東講話時的速度要比平時慢得多。
毛澤東不用攙扶自己起坐。他揮動著的雙手似乎要表明，他還很年輕、強健，他絕不會使客人因為他的老態龍鍾而感到侷促不安。
會談的前半段，毛澤東靜候著，默不作聲。而急於展示自己知識的惠特拉姆總理卻滔滔不絕。毛澤東則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問題推給他的兩位下屬。周恩來講得與毛澤東一樣少，王洪文也只講了一兩句話。
惠特拉姆向毛澤東問了幾個關於新的中央委員會人員構成的問題:年齡結構怎樣?婦女是否占較重要的地位?主席對「十大」新當選的領導群體是否滿意等。
毛澤東沒有說太多，他不是對話題感到厭倦，就是太累了。
周恩來和王洪文一起給澳大利亞客人列舉了一些事實和數據。毛澤東只是談到中央委員會的軍隊代表問題，他說，軍隊來的人較多，大約占30%0
毛澤東精力不濟，不能貫注整個會談。比如談到台灣的前途問題時，他在作出漠不關心的表示之後，會把雙手穩穩地搭在安樂椅的扶手上忽然說道:「現在該讓我提幾個問題了。」好像是給他配吃的藥這時發生了效力。
毛澤東向惠特拉姆詢問澳大利亞工黨和共產黨哲學觀點的差別。惠特拉姆答道，他認為社會主義是進化的產物，而共產黨人則堅信只有革命才會有社會主義。『劃
「噢，你的觀點是達爾文派的哆?」毛澤東接著問。很快，他又轉到地理上來:「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是以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的名字命名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