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偷渡到香港的廣東青年後來回憶:「中央老是敦促我們帶上毛主席語錄，一有時間就學習。我們卻帶著撲克牌，一有時間就玩。
儘管紅衛兵們覺得對毛澤東思想掌握有限，但他們還是吃驚於農民片毛澤東思想的無知。
一個紅衛兵談起了他在福建山區與一個農婦的對話:『錢問她天上有什麼?她說，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時每刻地看著所有的人。他曉得哪個人不好好勞動，還懲處那些懶人。」這可能是源自毛澤東的「警惕階級敵人」的號召。
那個紅衛兵接著說:「我問她除中國之外世界上還有沒有別的國家，她搖了搖頭。
我問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圓的，她搖了搖頭。」這位毛澤東的新世紀的使者最後說:「最後，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搖頭。」
在中國農村建立新社會不是件容易的事。
毛澤東似乎忘記了學生們動機龐雜、多變的政治意識和管理7億人口的國家的政治領袖意識的區別.
筆和槍是毛澤東慣用的工具。他回到北京之前則要加強護衛的部隊調到該城，雖然他一到家就拿起了筆。
他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為「炮打司令部」。據說，「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須攻破中央。他把大字報拿到中央委員會辦公大樓並把它掛在裡面的門上。」
毛澤東的行為有巨大影響。大字報如雨後春筍般地在中國大地湧現。中國成了小道消息的天堂，且史無前例。各種閒言雜語、意見、報道、爭論等全都寫人大字報中。牆上貼滿大字報，樹上釘滿大字報，石獅子上掛滿大字報，甚至在無處可貼時連路上也鋪滿大字報。北京就像一個巨大的佈告欄。
大群大群的人圍攏在一起，閱讀著寫在白紙、黃紙和粉紅紙上的消息。這對普通人來說是太有趣了。毛澤東幾乎無時不被人讚頌，其內容都是奉承之語，言過其實。
最後，大字報的內容越來越粗俗不堪，多是些沒完沒了的無謂爭吵，它們已喪失了自身的意義。一些小孩為了掙幾分錢，把掉下來的大字報撿起賣給人家作燃料。側
毛澤東又寫了一張大字報。〔劃它一半是詩，一半是政治宣言，其中摻雜著浪漫主義和挑戰的色彩。原文不實。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是用鉛筆寫在一張日報的空白處，並未張貼。
也僅寫過這麼一段文字，不是作者在稍後說的「又寫了一張大字報。」—譯注
更多的高帽子在飛，更多的棍子在打人，陽光和鮮花則很難見到。這種現象持續了數月之久。1966年5月政治局會議上，出席者發現每張桌子上放有一份文件:「葉群是處女。林彪。」陸定一的妻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群眾遊行表示擁護。
子與葉群在延安時是同學，作為一種隱蔽的政治鬥爭，她有證有據地散佈林彪的妻子在延安(其時尚未嫁給林彪)經歷複雜，林彪則用這種不攻自破的手段來抵制這些謠言。
388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檢閱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
甚至在毛澤東未扭轉由江青挑起的對他的批判之前，周恩來也得卑躬屈膝。事情的起因是在1930年的《申報》登載了一篇有關伍豪脫離共產黨關係的文章，伍豪是周恩來做地下工作時的名字。一天，周恩來攜帶在圖書館複製的《申報》材料來到毛澤東的游泳池。周恩來給毛澤東的材料能夠證明，該文章見報時他已不在上海，且文章也沒有作者，所以是仿造的，周恩來說。毛澤東相信周恩來，並譴責了左派。
開始，紅衛兵寫大字報只是批判四舊。但在19「年底，毛澤東把更重要的任務交給了「紅小鬼」們。他要求他們去行動，甚至向半數左右的政治局委員奪權。為了鼓勵他們的行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先後八次檢閱了1100萬紅衛兵。
這些年輕人身著黃軍裝—那些飽經風霜的老戰士該怎樣看呢?—帶著上面寫有「紅衛兵」三個白色字體的紅袖標，每個人的手中都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語錄》在空中舞動時，廣場上紅光閃耀，就像是紅色蝴蝶構成的海洋。
毛澤東身穿軍裝，戴著紅五星軍帽，用以加重軍事色彩。一套寬鬆的綠色軍服遮住了他那已成「梨狀」的體形。在北戴河游泳時，毛澤東拍拍他的衛士肚皮說:「肚子變大了，可以和我的相比了。」
毛澤東從不在接見的集會上講話(總是林彪講)，他只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下舉手致意，江青站在他的身旁(也是身著軍裝)。然而，只因見到城樓上的毛澤東，成千上萬的人因狂喜而流淚，有的用嘴咬著袖口。人們就像潮水似的起伏湧動。
「文化大革命」帶來了所有種類的自我表現形式，毛澤東用一種不可思議的手段在他的垂暮之年復興了古老中國的儀式。這位曾撰寫過長篇著作的哲學家卻只寫了一張只有200字的大字報。
這位曾經能一連講上幾小時，說服他的追隨者贊同他的新政策的領導人，現在卻只是露露面、揮揮手，臉上掛著呆滯的笑容。
這位導師一貫喜歡學生自己思考，現在他似乎很樂於聽到學生們對他的敬仰和崇拜之詞。而他們的這些讚美之詞，無異於小學生機械地背誦不完全理解的課文。
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瘋狂的日子裡，藝術家們作畫不是簽上自己的名字，當然也不能簽其他人的名字，而是寫上這樣一句贊詞:「毛主席萬歲!」
為什麼毛澤東變了呢?因為他在晚年時再也不相信共產黨的集體威信了，他的自我形象也正在向一個傳統的中國統治者轉變。
毛澤東曾和斯諾談論過赫魯曉夫缺少個人崇拜。他認為，在落後的社會中，即使已推行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制度，個人崇拜也是十分必要的。林彪推動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這樣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毛澤東沒有制止林彪，他沒有制止的意願和毅力。
一天，毛澤東在中央委員會辦公大樓外面對一群人講:「你們應該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劉少奇和鄧小平試圖限制紅衛兵的活動範圍，就像彭真想把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劇評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一樣，但他們沒敢指責這場運動帶來的混亂。
毛澤東不分別歷史背景，把他的「壓制」學生的同事們與20年代的****軍閥等同起來。他用心理上的自誇把疑慮掩蓋起來。他對大多數高級同事都說過:「你們應該把『怕』字換成『敢』字。
毛澤東的許多同事的確誠惶誠恐，且為毛澤東要求他們「敢」做何事感到迷惑。
鄧小平不形於色地蔑視著「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則說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這可能是真心話。陳毅說:「我總是對和我相處較好的人講，如果讓我領導文化大革命，那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
同時，就在中國瀕於內戰的邊緣，中國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毛澤東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混亂，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於一身的他認為二者並不矛盾。』既然能同時取得二者，說明中國當時正在走毛澤東的路線。
毛澤東並不像周恩來那樣參加大型會議，發表演說，而是待在游泳池解決問題，通過在別人的報告上寫含義隱晦的批示。
他的活動總部不再在菊香書屋，成套設備已搬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著去見毛澤東。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澤東喜歡游泳。通過水能贖回生命中的某些東西，跳人水中意味著洗淨既已存在的東西以獲得身體的新生。當年老的毛澤東生活在游泳池時，他穿上游泳衣，這可能有助於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預防死的到來。這也部分使毛澤東回到鄉村文化養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軍事美德、反對知勝主義)。還是孩童時代，毛澤東就在父親的保護下在池塘中學會了游泳。作為老者，他用游泳來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願就是游泳，甚至危險、威脅，還有他的下屬的驚心，都不過是他政治解決手段的一個符號。
1967年初，到處是暴力、動盪和仇視的氣氛，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喪生。然而毛澤東曾在2月份對阿爾巴尼亞的客人宣稱，他比一年前更樂觀。
毛澤東是在給中國進行高級療法?還是在通過你死我活的戰鬥來爭奪對中國的控制?最大可能是前者。
然而，毛澤東發現自己被忽視已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極限。
他抱怨:鄧小平做事從不找我商量。他不想讓這位黨的總書記變得如此獨立。
自1962年開始，毛澤東提出了繼續發揚中國革命精神的新觀點。這些觀點是關於繼續堅持階級鬥爭，如何處理文化和經濟體制的關係及怎樣對待來自蘇聯的威脅。他的這些新思想受到過
「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至少也影響了中國一些核科學家的情緒。錢學森在『丈化大革命」期間很少與他的美國同事通信。他寄給加州技術學院一位系主任的一張聖誕賀卡，上面畫有一枝梅花的國畫。
錢學森在梅花旁邊用清秀的英語寫道:「逆晚中盛開的花」。
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的反對。
正像毛澤東對斯諾所說的那樣，他已決定讓劉少奇「下台」。
當然，他在向比劉少奇和鄧小平更大、更模糊的敵人開戰。
在他的社會主義存在著長期鬥爭的觀點指引下，他正在把社會主義現實當作日益滋生官僚主義的土壤來處置。
他無力面對他所創立的政權中出現的某些冷酷嚴峻的事實，於是就創造出許多奇談怪論來為工作中的失誤進行辯解。主要幻想就是對60年代中國的階級鬥爭作用的誇大。
毛澤東向兒位阿爾巴尼亞的軍界客人解釋了他對「走資派」的定義:他們在解放前曾投身於階級鬥爭，可是1949年後，生活環境變了，就忘記了鬥爭。毛澤東的解釋一針見血。
毛澤東對「走資派」的分析確實符合邏輯:「不妨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111391毫無疑問，毛澤東意在嘲諷。不過這句話的確道出了「走資派」這個新杜撰出來的名詞的實質。
「文化大革命」並不只是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學生是草根階層，像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幕後操縱者導演，彼此廝殺，而那些操縱者們之間的鬥爭亦非真刀真槍。
1966年仲夏，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萬人學生大會，以聽取在他外出期間劉少奇和他的朋友向學校派工作組的解散問題。
毛澤東本來未打算出席會議，但在最後一刻他還是出席了，站在離主席台不遠的幕後。劉少奇對群眾作了一個既定的檢查，說他自己和鄧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與他的同事坐在一起，毛澤東從鼻子裡哼出一聲，「老反革命還差不多!」由於一時衝動，毛澤東決定將主席台後面的幕布拉開。他走了出來接見萬名學生。當他環主席台一周時，「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隨同掌聲響起。他默無一語，也未看劉少奇、鄧小平一眼，像沒有看到他們在場一樣。他們兩人留在主席台上，嘴巴半張地盯著。
毛澤東並沒有立即罷免劉少奇和鄧小平或把他們關起來，也很少攻擊他們。過了好幾個月他才開始對他們施加壓力。而劉少奇和鄧小平對此作出的反應又不盡相同。鄧小平曾一度在某種程度上跟隨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劉少奇則固執己見不願放棄自尊，寧可被打倒，也不去擁戴他認為是錯誤的思想。
毛澤東並不打算把中國交給紅衛兵。他意在喚起並鍛煉中國青年，而不是與他們共掌大權。所以「奪權」僅僅是個幌子。要說這場運動是對一些右傾分子的清洗沒錯，如果說它是在造就新的政治體制則是無稽之談。
1967年初的一天，毛澤東問周恩來奪權運動進展得如何。周恩來回答說:「在一些單位，被一派奪了權後，另一派又去奪，就這樣奪來奪去。」剛周恩來巧妙地不直接點明這種全國性的荒唐的現象。確實，政權正在遭受頻繁的易主之苦。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真正的掌權者—坐在辦公室裡接收那些經常輪換的掌權者們的報告。這些人像是在進行一場足球賽。
毛澤東對江青攻擊陶鑄和其他領導人的照片事件感到氣憤，他當江青的面指斥道:「你的思想錯了，你無能為力，你眼高手低，你無所事事—去打倒陶鑄!」這時候，同江青一起工作的陳伯達也感到絕望，他對王力說，他因此事打算自殺。他曾經讀過一本書，書中說列寧說過一個共產黨人應被允許自殺。王力力勸他將這話告訴周恩來，陳伯達聽從了。數小時後，在釣魚台14號的會議土，總理勸導陳伯達不要自殺。毛澤東亦時時防護著他的妻子以及陳伯達這位親密的支持者。根據王力的提議，毛澤東對兩個主要的左派作了重新部署，把張春橋和宣傳工作者姚文元從上海調來北京，以便核查江青和陳伯達的工作。
一幅驚人的照片貼在人民日報社大樓的佈告欄中。這是三個人出席1966年國慶的照片。毛澤東在左邊，孫中山的遺婿在右邊，而中間是劉少奇!
一群人帶著負罪般的震驚觀看著這幅照片。照片在中國政治中極有威力，它似乎能使人上天堂人地獄。在這種場合公開出現的劉少奇的照片非同尋常。毛澤東應該站在中間啊!立刻，《人民日報》的總編就失去了職位。他是劉少奇的支持者，企圖用照片的力量來挽救位置不穩的國家主席。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工作了近45年。他們都是湖南人，彼此完全可以聽懂鄉音。在延安，正是劉少奇在1945年召開的
張國傑時劉少奇的評論很典型。他記起20年代的劉少奇是一個『禽材修長，清瘦，面色蒼白的青年」，還有人發現劉少奇是一個「沉默寡言並略欠青年人朝氣的人」。和張國傑一樣，劉少奇注重「行動和實踐」，而不是「思想和理論」。張國壽記起劉少奇有一次談到時毛澤東的看法時說:「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缺乏邏輯性，在選擇方法時顯得固執，不加區別，並缺乏自我修養〔，」見《劉少奇全集》，香港，羅德島大學.張國燕作了序言第七次黨代會上提出並把毛澤東確立為偉大的領袖和思想家。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劉少奇想把毛澤東從第一的位置上拉下來。的確，劉少奇把毛澤東視為黨的主席，而不是視為皇帝。
這兩個人的世界觀有分歧。劉少奇並不像毛澤東那樣看重農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他像一個天主教徒一樣虔誠地信仰黨的權威，而不像毛澤東那樣時常請群眾對黨提出批評。在經濟發展上，他喜歡按部就班，而不是像毛澤東那樣喜歡波浪式前進。『
劉少奇缺乏毛澤東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思想，他不像毛澤東那樣對中蘇關係惡化無所謂。一些在毛澤東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國際主義名詞，劉少奇會順口而出，例如:「中國共產黨是世界共產黨的一個優秀支部。」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任何東西都不應稱為一個「支部」。
劉少奇與毛澤東最大的不同是，他沒有絲毫的「猴氣」。他與毛澤東看問題的奇特角度大相逕庭。他也不像毛澤東那樣津津樂道於生活是永恆的變動之流。
在劉少奇看來，歷史是一架上升的電梯。在毛澤東看來，歷史是波濤洶湧的大海。對劉少奇來說，社會主義是一門科學，必須用理性的步伐去追求。毛澤東則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道德，並不歸屬於某一個最終的勝利。
然而，這些分歧並沒有影響他們倆的密切合作並取得巨大成功。毛澤東在講話中時常親切地稱劉為「少奇」，而在稱其他同事時他很少只用名而不用姓。毛澤東只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時才不能容忍劉少奇。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期間開始公開化。來自莫斯科的震盪過去以後，毛澤東終於作出了反應。他決心找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哪怕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劉少奇的教條與保守使得他無法領悟這位猴王的變化。
回想起自己當年之所以反對赫魯曉夫對斯大化的攻擊，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的所作所為「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受到損害的不僅僅是斯大林本人的名聲，而且是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威信。
劉少奇的所作所為也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並且他的名聲也很難與他曾積極從事的運動分開。
但毛澤東此時已失去了團體觀念。『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樣顧及這座威嚴的大廈了，而劉少奇是這座大廈的主要支柱。
在政治領域，某些特殊問題常常會加劇一般的分歧。在60年代初期，劉少奇不同意毛澤東無節制地援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鬥爭」0兩個人的徹底決裂則始於怎樣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過，如果不在這類問題上產生分歧，肯定會在其他方面產生分歧。
劉少奇顯得倔強。如果他能像周恩來那樣有柳條般的柔性，這場分裂或許能夠避免。1966年4月下旬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客人時，毛澤東大談他的新的冒險計劃，劉少奇則對「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詞，甚至連「毛」也沒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