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烏托邦的憤怒（1965—1969）
中國方面關於毛澤東與馬爾羅會談的報道與此不盡相同，一位讀過馬爾羅的《回憶錄》的讀者對作者說:「唯一的麻煩是，毛澤東的談話很像馬爾羅。」馬爾羅對此回答說:「難道你希望他像貝當古一樣談話嗎?』』
安得烈?馬爾羅見到了毛澤東。』這位法國文化部長是來訪問劉少奇的，他要把戴高樂的一封信交給這位中國政府首腦，但那天下午會見時的情形卻大出他所料。
馬爾羅被領進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大廳，牆上裝飾的並不是繪有高爐和拖拉機的宣傳畫，而是傳統的中國書畫。馬爾羅一眼就認出了劉少奇的「長臉」，並走上去握手致意。劉少奇的身邊簇擁著一群部長。
毛澤東獨自站在近處，就像一位雜技教練領著他的隊員們。
馬爾羅向劉少奇致意後把戴高樂的信遞了過去，劉少奇沒有作答。毛澤東則開始同馬爾羅及他的陪同者—法國駐華大使交談起來。「聽說你們去了延安，有什麼印象?」整個下午，劉少奇都沒有機會插一句話。
毛澤東低語道:「我要獨自和群眾站在一起—我在等著。」好像劉少奇和其他與會的人都不是毛澤東的同事，只是一群緘默的證人。
在1965年夏日的這個下午，毛澤東在談話中時斷時續，轉彎抹角，態度悲觀。同時，他又給人一種莫測的神秘感。
在馬爾羅眼中，毛澤東如一位青銅般的皇帝，堅毅，盛氣凌人，就像傳說中剛從古墓中走出的巨神。
當話題轉到法國脫離美國控制及中國離開蘇聯陣營時，馬爾羅無意中用了「聯盟」這個詞。此前毛澤東一直沒有說話，僅是那夾著香煙的右手在嘴邊和煙灰缸之間來回。此時，他突然將雙手舉向空中又猛然放下，用略帶譏諷的語調說:「我—們的同盟!」他面帶譏諷地說著這組中國字:「你—們的，我—們的。」
直到這位來自巴黎的自由主義者離開，毛澤東都沒有說一句任何稱讚中國形勢的話。「我們的工農業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他的評價是，「作家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馬爾羅會談的中文記錄和法文記錄稿表明，毛澤東對馬爾羅看法的矯正比馬爾羅記錄的有關部分甚至更尖銳。
法國大使試圖給毛澤東的診斷注人一些希望，他接過話頭說，中國的青年對您制定的路線是堅信不疑的。
「您來中國多長時間啦?」毛澤東反問。
這位自恃有據的使者用他最近的中國南方之行證實他對中國形勢的樂觀看法。
毛澤東又說:「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沒有注意到另一面。」
這位高盧紳士此時本想扮演伏爾泰的角色，而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不滿，遠遠超過他在20年代對中國傳統觀念所表現出的惱怒。
毛澤東回想起柯西金在蘇共二十三大上所講的話:「共產主義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澤東毫不掩飾他對這句話的憎惡:「游泳是為了穿上條游泳褲!」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看到權力終究會被剝奪嗎?
毛澤東最後對法國客人補充了一句:「我們的革命不能只是簡單地鞏固已有的勝利。」
有些奇怪的是，那天下午，劉少奇始終一言未發。
這就是1965年冬天到來之際毛澤東的思想主調。這個失意人身上的那種趾高氣昂精神又在復歸。
在離別38年後，他又偷閒重訪井岡山。毛澤東填了一首詞以抒情。詞的開頭道出了他前未實現的夙願。
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
在《重上井岡山》中也寄托了冒險的嚮往: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
毛澤東仍感受到凡事都取決於英雄的意志。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川
「現在幾盒香煙就能收買一個黨支部書記，」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會議上說，「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麼有什麼。儘管毛澤東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他並沒有把希望寄托於中國共產黨。
「我們黨內至少有兩派，」毛澤東挑明了這一點，「社會主義派和資本主義派。
直接的阻力來自劉少奇，他和他的會講英語的大資本家出身的妻子住在毗鄰毛宅的一處優雅院落。對中國人民來說，劉少奇當時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在黨內的地位也和毛澤東相差無幾。瘦高、銀髮，威嚴有餘的劉少奇，於1921年在安源遇見毛澤東之前就已是一個革命者，現在又似乎成了中國革命的首席執行官。劉少奇寫的小冊子《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僅在1962年至1966年間就售出1500萬冊，超出當時任何一種毛澤東著作的銷售量。60年代中期的社論都強調幹部要學習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著作。《劉少奇選集》的出版亦在計劃之中。
毛澤東本人就曾講過—甚至對外國人也講過—劉少奇將成為他的接班人。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始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這一運動是為了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為了與他在1962年提出的激進思想相一致，1963年5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十條》草案，階級鬥爭是它的主題。劉少奇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採取溫和的態度，他視其為在英明的中國共產黨的密切領導下進行的一場反腐敗、反官僚主義的運動。』
《十條》的第二和第三修改稿出來後，彭真、鄧小平和劉少奇都深深卷人其中。一些基層於部開始懷疑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毛澤東和自己的適度反對者之間踢的政治足球，毛澤東認為第二和第三稿是形左實右。1965年初，毛澤東又起草了新的社教文件，將原來的《十條》擴充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並將矛頭明顯地指向劉少奇:「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還補充說:「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11
劉少奇不接受《二十三條》，毛澤東決定搞掉劉少奇。他有了心儀的接班人。
林彪看起來更像一個童子軍的首領而不像統率世界上最龐大軍隊的元帥。他身材比毛澤東矮小，鼻子比一般中國人的大，說話細聲細氣，總是用一頂軍帽蓋住他的禿頭，軍裝穿在他身上就像掛在衣架上。他只有57歲，但體弱多病，在公共場合露面貌不驚人。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林彪是一位精悍的司令官—儘管毛澤東因軍事策略在長征路上曾責備過他:「你還是個娃娃，你懂什麼?」
1959年，林彪接替倒台的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
林彪不像彭德懷那樣反對與蘇聯決裂，林彪樂於把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置於其他工作的首位，彭德懷則不同意。林彪不敢與毛澤東平等相處，彭德懷因自己的言行而被罷官。
比彭德懷、林彪之間有別更為重要的是，1959年危機過後，毛澤東對黨作出了暗淡的結論。廬山上失掉的是黨的集體權威。
從那以後，黨成了一台受控的機器，不復是一個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滿戰鬥力的集體。
毛澤東逐步地把自己的威信與共產黨的威信分裂開來。
林彪領導下的解放軍有驚人的作用。60年代早期，當毛澤東被黨內的一些官僚視為「亡人」的時候，軍隊卻把毛澤東尊奉為主。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總結「大躍進」的錯誤上有明顯的分歧。
劉少奇說，「大躍進」的失敗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毛澤東指出劉少奇正好把百分比說顛倒了，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活著的愷撒。林彪成了中國的克倫威爾，他的解放軍，是1640年倫敦那種單純、心明眼亮的「新模範軍」的亞洲版。
林彪要求他的軍隊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軍官們也組織起來歌唱毛澤東思想，歌唱四個第一。181從1962年起，《解放軍報》就開始在頭版右上方用大號字體刊載毛澤東的語錄。
《毛主席語錄》首先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1965年後的所有版本都印有林彪寫的前言:「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在毛澤東的心裡，林彪似乎取代了劉少奇的位置。在林彪的心裡，毛澤東是他通向未來的道路，而劉少奇卻是難以超越的路障。表面是平靜的，但一場新的權力之爭正在暗中形成。
得知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鄧小平勸告毛澤東不要參加1965年1月召開的中央四清工作會議。毛澤東則堅持出席。他在講話中聲明，四清運動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不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劉少奇插話解釋四清運動的性質，毛澤東生氣了:「我這裡有兩本書，一本憲法，一本黨章。我是國家公民，是黨員，我有權說話。一個(指鄧)不讓我參加會議，一個(指劉)不讓講話。」
毛澤東發起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運動。中國究竟要從人民解放軍那裡學習什麼?起初的情形有些奇怪。林彪在上海對一夥人說:「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在政治上很強，在文藝上也是內行。」
多年來，江青的身體一直不太好，性情也反覆無常。她多數時間都待在家裡照看兩個女兒，毛澤東很少和她在一起。「一個不大講話的人。"這就是江青和毛澤東在一起時對他的感受。
但是她的本行—文藝—是毛澤東為正在準備的戰鬥選定的武器。因而在受到長時間的排擠之後，江青懷著極大的不滿沖人文藝界。不久，戰士們在她的指揮下唱歌、跳舞，她給中國文藝界戴上緊箍咒的可怕行動開始了。
不久，毛澤東的女兒李吶成了《解放軍報》的負責人，另一個女兒李敏則在國防科工委(負責研製核武器)掌權。
毛澤東於1965年秋離開北京到上海，江青與他隨行。兩人在這個港口城市原來的法國俱樂部一住就是數月。毛澤東還常去他在杭州西湖邊上的別墅小住。各省領導為毛澤東建別墅是為了讓他巡視他們的城市。其中的一些別墅如杭州的劉莊，有不少鏤花睡床，風格別具的琉璃樓閣，四布的池塘，白色的大理石橋，足可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藝品媲美。為討歡心，省委領導將鏤花睡床換成西式床墊，但毛澤東不喜歡這些東西。他代之以自己外出時帶上的特製木床。
毛澤東離開他感到窒息的北京足有10個月之久，中國人民有5個月不知他的行蹤。
離開北京是他的又一次退卻，是為了積蓄力量以備強有力的回擊。毛澤東到上海是要挑選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作為政治工具—作為同人民解放軍一起發揮作用的第二種力量去反對劉少奇。
一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份量很重的劇評，至少，上海幫的成員在11月10日工餘時間打開報紙時是這樣認為。事實上，這篇文章為一次令人震驚的戰鬥打響了第一槍，這是馬克思主義政府內部自相殘殺的開始。
毛澤東會見歷史學家吳晗。(1960年8月)第+七章烏托邦之怒(1965-1969)377「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政治舞台的壯舉和真正劇場的乾巴巴戲劇同時開演。
這篇劇評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位44歲的上海人，隨筆作家，有一張圓臉和一雙狡黯的眼睛。作為劇評，他的觀點不過是些陳詞濫調。在其中，他所批判的不是別的，正是北京市副市長1961年編寫的《海瑞罷官》。
吳晗用劇本大概借用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以反對毛澤東罷免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毛澤東在四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
現在，他感到可以反擊了。
只有毛澤東才會對吳晗的劇本大做文章，因為毛澤東是其影射目標。在對阿爾巴尼亞客人談及「文化大革命」始於《文匯報》的一篇文章時，毛澤東在實際上已承認自己在中國政治中的主心骨作用。
然而，毛澤東發動「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也有廣泛的、甚至是高尚的動機。他對馬爾羅說，農民生活貧困到吃樹皮，但他們是比上海油嘴滑舌的司機更強的戰鬥者。他擔心1949年以後出生的3億青年人稚弱，認為他們必須在戰鬥中錘煉自己。
毛澤東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勝於一切的信條。「我們把重點是放在人身上，還是放在物身上，或二者平行看待?fiz〕他在談到勞動改造時說。這是中國傳統中一直被關注的問題。毛澤東的回答帶有濃厚的儒家思想痕跡:「如果我們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都好辦了。」毛澤東試圖在中國革命浮動的沙土上脫離經濟基礎，重建一種高尚的社會關係。
毛澤東非常相信淨化和吐故納新。他在一次黨的會議憤然道:「有尿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同過去一樣，他借用自然生理現象進行類比，覺得這樣講很切合。
「農民不是一年要除幾次草嗎?草除掉後還可以做肥料。}iaJ這句話的含義聽起來令人毛骨驚然。此時毛澤東已成竹在胸。
毛澤東把第一槍打向《海瑞罷官》，不只是為了治癒被傷害了的虛榮心。像任何中國領導人一樣，他十分清楚文學對政權的鞏固、顛覆或合法化起著重要作用。
毛澤東自己是半個知識分子，他不怎麼信任知識分子，但又傾慕他們。他開始相信—正如1964年年中對一些搞經濟規劃的幹部說的—蘇聯新的特權階層首先產生於文學藝術界。
「北京要這麼多文藝團體十什麼?」他生氣地說道，「他們根本無事可做。」他還說，「節日期間，總是部隊的節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n(151
他受蘇聯的困擾，他的沙文主義，他的長生渴望，在那群經濟規劃者面前全都發洩出來。「你們的這個協會，那個組織，都是從蘇聯搬過來的，被一群洋人和死人統治著……」
如果毛澤東對北京的文化部門極為不滿，那麼他也是想釣大魚。
瞄準北京市副市長，他希望能把若於譴責的血水濺到市長身上。
彭真是一個閱歷豐富且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某些人眼裡他有可能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他有條不紊的治理使北京變成一座新型城市。但毛澤東發現北京毫無生氣，又妄自尊大，就像美國南方人看到的華盛頓特區一樣。
近幾年來，毛澤東從不看《人民日報》，卻偏愛軍隊的報紙《解放軍報》。
毛澤東諷刺北京的科學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境」。他厭惡地說，對於「文物工作者」認真研讀的那些雜誌，他覺得自己無法忍受。可是，北京市市長卻認為，科學院是最好的榜樣，其特殊的研究工作是中國未來發展所必需的。
彭真譏諷江青組織排練的兒台平庸的為政治服務的「樣板戲」就像「穿開檔褲的孩子一樣不成熟』，兩種觀點必將發生衝突。
毛澤東用蟹一樣的技巧給彭真及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施加壓力。他指派包括市長在內的一些人來指導他早已標定了的「文化大革命」。這絕不會有其他結果，除了戰爭之外。
這位市長竭力地想把姚文元的文章限制在學術爭論範圍內，而毛澤東已決意發動一場意義深遠的政治變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是衝擊那些置身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大廈本身並視其為最後成功的官員。這場戰爭只有毛澤東心中有數。1966年春天，毛澤東在_L海這個制高點上觀察這場戰爭的進度。彭真等人則只是準備面對毛澤東的影子，他們的冷淡，甚至天真的行動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