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改造（1951—1953）
「毛主席給了我們土地。」剛分得土地的農戶說。土改，這個詞使有的人心驚膽戰，有的人則欣喜若狂。
中國是一個由鄉村組成的社會，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政府能像毛澤東的政府那樣滲透到每一個村落。這不是經濟的或技術的變化。中國的鄉村看上去—現在還是—與亞洲其他地區的鄉村十分相似。
在那些地方，人們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黃土背朝天，使用著鐮刀和與2000年前沒有兩樣的斧子勞作。地方風俗令人窒息，生老病死、婚喪方式循環往復地一成不變。在簡單的娛樂活動中，著裝演戲必不可少。
這變化—正如毛澤東30年前所參加發動的湖南農民運動一樣—是組織上的和心理上的。沉重的捐稅和地租負擔從農民肩上卸了下來。擁有土地不再意味著可以奴役別人。耕作不再是單家獨戶，而是逐步由生產隊統一進行。
毛主席開始像以往那樣被認作是新的「賢君」。
分地主的財物給貧農的「清查運動」神聖而嚴肅。中國農民的實利主義思想在這種時候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增益其精神的振奮。
一位新當權者就向富人復仇一事對一位美國作家說道:「你想要一個人坦白交代，只需把鐵棍放在爐火裡燒。」「可是女人很頑固，她們寧死也不願告訴你金子藏在哪裡，她們不怕燒。」
毛澤東從未親自參加這種手交手的階級報復。他年輕時在農村的經歷十分複雜，因而他對地主未產生任何直接的個人仇恨。
他從來沒有挨過餓或受過奴役。儘管他反對虐待，但他並不能阻止這種行為，因為憤怒的農民控制了土改。
農村的精神生活在改變。一向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權威，現在也受到責難。一直被視為天理的陳規舊俗也被雨點般降臨的新觀念所取代:階級、熱愛蘇聯、鬥爭、翻身。
農民們向兩位美國客人提出的也是些新問題:「為什麼杜魯門要支持老蔣?」「你們吃飯用筷子嗎?」「拖拉機是個什麼樣子?」「美國共產黨也一樣有自己的軍隊嗎?」
毛澤東青年時期關心的婦女解放終於有了結果。財產是問題的關鍵。毛澤東的政府給了中國婦女以自己的名義擁有土地和其他財產的權利。總之，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40%的耕地給60%的農村人口。
毛澤東現在住進了城市。城市所發生的變化不是暴風驟雨式的，而是一步一步進行的。
中國共產黨治理城市的技術遠不如它在農村的工作得心應手。它的幹部也不是城市型的;300萬國民黨的舊職員還要繼續用來為新的事業服務。
然而，城市問題比農村問題容易對付。資本家寥寥無幾，他們很少有道義上的權威，因為他們依賴剝削中國的外國人扶持，並且又是暴發戶，只不過是2000年來以土地為基礎的社會體制這塊草地上的晨露。
毛澤東用不著在北京、上海或廣州消滅這一階級，許多資本家猶如進人熱水中的龍蝦，在溫度升高時，便輕悄悄地、輕易地變紅了。
毛澤東的目的在於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大城市將不再是外國人的經商地，也不再是消費農產品的鄉紳們消閒、坐收房租的地方。每一個城區都新建一些小型工廠，作為其生活的核心。
對外貿易突然中斷，財產典當業也被取締。夜生活的繽紛燈光也熄滅了，這與其說是出於清教徒式的節儉，不如說是能源轉用於製作機床、自行車和塑料鞋。
因為朝鮮戰爭引起的緊張氣氛，城市整頓更加嚴厲。在毛澤東看來，「反革命分子」還有很多。朝鮮燃起的戰火使毛澤東感到，與蔣介石和美國的戰鬥還沒有取得徹底的勝利。
成千上萬的人不是被處決就是被投進勞改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從肉體上消滅(這是毛澤東自己用的詞)大批人的一場城市運動。
消滅「反革命分子」並不是每一步都按照毛澤東的路線辦。
與其他一些運動一樣，這一次警察成了執行者。其規模之大，毛澤東也無法控制。因而「治病救人」也就不再是其主旨。
另一方面，毛澤東十分謹慎地著手接管城市工業和商業，直到1955年後期，這些行業大部分還都控制在私人手裡。
改造知識分子的運動冠之以令人不寒而慄的「思想改造運動」。這場運動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而變得鋒芒畢露，它的確具有毛澤東的特徵。
梁漱溟是一位半儒家式的鄉村民粹主義者。他不是共產黨員，但毛澤東樂意同他爭論，他提供資金讓梁漱溟建立一所小型的研究機構。』
但是1953年秋，毛澤東向梁漱溟發起猛烈攻擊，使兩人關係破裂。它始於一次政府委員會的會議，梁漱溟是以黨外人士的身份出席的。梁漱溟在會上發表講話對共產黨的農業路線、朝鮮戰爭和階級理論持異議。
毛澤東怒氣沖沖地抓過麥克風。「你認為你美得很，」毛澤東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譏諷梁漱溟，「比得上楊貴妃。在我看來你臭不可聞。」
毛澤東氣憤已極，一會兒面對上千名情緒激昂的聽眾，一會兒轉身用手指著仍尷尬地站在台上的梁漱溟，「(國民黨)那樣高興你，」毛澤東憤怒地說，「罵我是『土匪』，稱你是先生。」人們不難看出其中的個人恩怨。但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似乎感到了這位想要成為中國的甘地的人對他的挑戰。
毛澤東對委員們說，梁漱溟竟認為自己對於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真是「班門弄斧」。
半知識分子的毛澤東嘲笑真正的知識分子梁漱溟的無用。
「你說他有沒有工商界那樣的供給產品、納所得稅的好處呢?沒有。」他挖苦梁漱溟，既然那麼熱心地想幫助農民，就不要去降低工人的工資，就要自願地降低他自己的高薪。
「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毛澤東高聲說，「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毛澤東在說到這兩種殺人手段時拖長了語調，彷彿是自己35年來兩種性質鬥爭的重演。他在談到「用筆桿子殺人」時轉而譏刺梁漱溟說:「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權力的威嚴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批評就等於殺人。
毛澤東的干涉使會場的矛頭轉而指責梁漱溟，坐席上響起一陣陣的喊聲。梁漱溟受到眾多人的潔難，不得不走下講台。
另一位非共產黨人士站起來勸阻大家安靜:「我們今天不該這麼激動。」
然而毛澤東卻激動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靜的前國民黨老人作自我批評。
毛澤東仍讓梁漱溟保留原來的職位。[4]他要梁漱溟反省(儘管它不會給中國帶來任何稅收或產品)，他需要這個封建主義遺老充當「活教材」。這種以教代罰的方式(或以罰當教)在毛澤東以前的共運史上還沒有先例。
梁漱溟仍留在全國政協委員會，毛澤東令人驚訝地宣稱，「除非他自己不願意借政協的講壇散佈他的反動思想了」〔5」。毛澤東的這一聲明讓人震驚。毛澤東之所以要與梁漱溟針鋒相對是因為他欲以戰勝梁漱溟的思想作為毛澤東主義控制中國思想界的見證。
毛澤東25年來的鬥爭，就是要把粗糙的現實變成太平的理想世界，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比周圍亂紛紛的現實世界更真實。
「我們會再次篤信宗教，」一個世紀以前，費爾巴哈就指出:「政治應當成為我們的宗教。」這位《基督教的本質》的作者早就預見到了這種世俗思想時代的到來，毛澤東則以中國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澤東以前的聖人早已開始尋求這種大同社會，毛澤東則採取了新的步驟:他把真理和權力融於一體。
20多年來，成立一個武裝政黨的全部主旨就是在於把這一自古以來的夢想變成現實。當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識分子成了主要的犧牲者。
半知識分子的毛澤東始終對高居於象牙之塔的人懷有不滿。
他討厭他們的患得患失，他們的不偏不倚，他們的缺乏熱情，他們懷疑的目光，以及他們勝過自己的滿腹經綸。
毛澤東融政教於一體，並不僅僅是出於權宜之計，而是因為他深深地感到這兩者應該融合在一起。這就更加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人們憂心忡忡，暗中算計帶來的精神折磨成了殘酷的現實。一位新聞工作者幾進幾出監獄，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後來也就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監獄的院子裡自言自語:「或許待在這裡更好些，在外面，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獄中，至少沒有這種擔心。"C6]
毛澤東時而像彌爾頓—「我不讚煩修道院裡的美德」，時而又像J"S。穆勒—「做別人討厭的蘇格拉底，也比做受寵的豬強得多-}(7〕然而毛澤東又不像穆勒，認為真理是一個五光十色的東西。他相信辯論不在於發現真理，而在於在每個人的心中建立一個先驗的真理。
毛澤東與彌爾頓一樣—不同於穆勒—有自己的上帝。他認為真理不是過程的最終產物，而是從一個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東西。在這方面，中年時期的毛澤東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50年代時，他相信社會思想是一門科學。毛澤東像穿著長袍的牧師一樣成了一位穿著白大褂的科學家，審視著試管中知識分子的變化。他確定自己的算式，不時向試管中添加「正確的思想」晶體，從容不迫地等待著所預計的合成物出現。
在這種背景之下，毛澤東的諄諄告誡「斗私」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毛澤東並不僅僅讓人們像《聖經》要求的那樣「不要有私心」。「私」這個詞意味著「隱私」和「自我」。毛澤東教導人們要與別人一致，不要獨出心裁。在新中國，沒有任何自然空間或心理空間留給個人，以讓個人去思考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