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義者的俱樂部，只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崗位上工作。男女的性別比例幾乎和軍隊一樣是18:1。根據毛澤東在長沙時的老朋友蔡暢的說法，整個延安沒有一名女性來自勞動階級家庭(不過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寫下那篇滿是怨氣的文章後，不久毛澤東找到了諷刺挖苦丁女士的機會。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合影時，毛澤東看見丁玲來了，就從他在前排中間的位置上急忙站起來，以極恭敬的姿態對這位固執的女權主義者說:「讓我們的女同志坐在中間嘛，我們可不想在下一個三八節再挨罵。」【『6]
在有關政治與藝術的關係問題上，毛澤東與來自上海亭子間的一批知識分子展開了鬥爭。
毛澤東排斥「為藝術而藝術」[17]，知識分子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服務於加快中國的解放這一明確目的。這種觀點使他不僅與丁玲而且與大多數左翼知識分子關係緊張。當他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他的強硬的列寧主義路線時，知識分子即進行了抵制。
毛澤東向延安的文藝界扔出了幾枚思想炸彈。他嘲笑「獨立呼籲」u8}，這既是理論之爭，又是政治策略之爭。「真」和「愛」脫離了時代具體的階級鬥爭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作家是黨的事業這一大型「機器」上的齒輪(毛澤東在這裡受到列寧的影響)。
毛澤東宣稱:「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y9」這一未經推敲的粗糙觀點是毛澤東的發明。學習是改造ra.}"世界的武器，他年輕時在長沙初露頭角，那時他已經感受到這一點。而在延安，他看到作家、藝術家僅為自己的愛好而工作，他們還不能像他那樣把思想作為推動時代進人新社會的車輪。
與盧梭一樣，他希望那些學究不要忘記更簡樸、更艱苦的生活方式。毛澤東認為，落後的但是可靠的陝西農民比來自東部的嘰嘰喳喳的知識分子對戰爭更為有用。他安撫農民，因而這幾年實行了溫和的土地政策。但是他覺得對文化界的那些男男女女沒有這種必要用類似的方法。
「不允許把看法變成結論」(}1，毛澤東對延安的文藝界宣佈。
換言之，你只有提出正確觀點的自由，不正確的觀點不允許公開提出來。
王實味這位上海的作家、《野百合花》的作者，揭露了延安的不平等及其他一些問題而成了文藝界整頓的主要目標。他試圖在延安這片天地中發揚五四運動的個人主義，但被毛澤東的新的精神集體主義所擊中。一天晚上，毛澤東打著燈籠到中央研究院看牆報以瞭解王實味發表在牆報上的材料。最後他說:「思想鬥爭有目標了，放箭有靶子了。」1947年，王實味被安全機關處死。
年輕時的毛澤東認為威嚇是捍衛真理的合適武器。他絕沒看到這易使人從尊重正確的東西轉而走向錯誤。在延安，這種本能開始在制定充滿強制色彩的政策方面發生作用。
毛澤東還要求知識分子在他們的藝術作品中只去描寫生活中的光明面，創作應來源於「現實生活」，又「高於現實生活」。
在40年代，人們不會毫無怨言地輕易接受這些觀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始了毛澤東與中國很多富有創造性的知識分子的對立，這種對立持續他的整個後半生。
在延安，在各個領域—不光在文化界—毛澤東創製了新理論學說。毛澤東主義已經誕生，很難說它是某一單純幼稚的概念思想或觀念的綜合，
1942年以前而應說它是為生存而作的艱苦鬥爭的副產品。
制定了滅絕人性的日本人的侵略是毛澤東首要關心的問題。東京「燒光、殺光、搶光」的政策—美國在越南也與此相似—以此對付中國共產黨。這給紅區帶來的損失極為慘重，因為這時國共統一戰線在趨於萎縮。
蔣介石不僅不再給毛澤東的邊區以援助，反而對它實行嚴厲的封鎖。「人民戰爭」是否還有足夠的空間和人力進行下去?
在中共內部，毛澤東在上層遇到的敵手與長征時期相比要少得多，但是他在基層遇到了更為棘手的問題。
張國煮不再是毛澤東的障礙，他於1937年灰溜溜地跑到延安。[21]他的軍隊在西康的荒山野嶺中差不多喪失殆盡，他本人也威信掃地。毛澤東靜靜地等待張國森自生自滅。這位洩了氣的對手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裡，在抗日軍政大學講一點課，像往常一樣，他把自己好好地保養起來了。
張國煮和毛澤東在最後一次見面時一場好戲上演了。[洲事情是因幹部子弟學校的學生演出歌舞節目所引起。張國煮的兒子是這所學校的學生(在延安平等主義的高原中，特殊化已開始露頭)，這孩子能歌善舞，自然在節目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但令張國煮勃然大怒的是，他兒子演的是一個叫張慕煮的反面人物，是一個叛徒。
毛澤東在現場觀看演出，與其他領導人一起欣賞孩子們的表演。根據張國熹的說法，毛澤東在看到叛徒受到責罵時笑了起來，「由張國熹的兒子來演張慕煮是再合適不過了。」
毛澤東的老對手馬上站起來，撕下他兒子臉上的面具，一邊拽著兒子走出大廳，一邊憤怒地吼道:「畜生!混蛋!豬狗不如!」
不久，張國煮脫離延安投人國民黨的事業，毛澤東再也沒有見到他(張國煮在加拿大居住了多年，直到1979年去世)。毛澤東沒有處死、傷害或趕走張國煮，張國煮一直待在領導機構中，直到離開延安。
毛澤東對他在30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對手態度也很冷淡。王明於1937年終於從莫斯科回國。他從「投降主義」的立場出發攻擊統一戰線，使毛澤東為之困擾達兩年之久。但是王明極力迎合斯大林—據說「西安事變」時斯大林發給毛澤東的電報就是由王明草擬的—其主要問題是忠誠於全民族抗日事業。
「你是中國人還是俄國人?」在召開統一戰線會議上的一次激烈爭論中，一位國民黨官員怒氣沖沖地問王明。後來，他又從極左轉而極力討好國民黨，支持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使他看上去像是「紅蘿蔔」(紅皮白心)。雖然是政治局委員，王明常以生病為由缺席會議，所以民主對他來說是陷於毛澤東的政治和思想觀念中。
1939年以後，他在中共權力機構中已無實權，雖然還有一些影響。
然而毛澤東並沒有懲罰或者報復這位28個布爾什維克的主要政策執行者。王明仍不斷聲明自己的觀點，在四五十年代，他都留在中央委員會中(博古也是如此，直到1946年他去世)。』毛澤東顯露出了他的歷史意識—他自己在其中的中心地位—當他準備同王明一幫人攤牌時。在秘書胡喬木的協助下，他仔細地清算了中國共產黨自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的政治和思想發展的狀況。這是一個思想任務，也是一個政治任務，它表明毛澤東的思想上的綜合和冷酷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接連的成功使共產黨的隊伍不斷壯大，但很多剛來延安的年輕人不像參加過長征的老戰士那樣意志堅定。在1937-1940年間，統一戰線的工作對共產黨來說是輝煌的，而這意味著毛澤東的政權有一種潛在的危機。愛國者大批地湧來，但魚龍混雜—到1942年，毛澤東已意識到他可能要再次對抗國民黨—他們會不會支持共產黨的這一目標?
更加困難的日子在1941年到來了，經濟困難使毛澤東不得不第一次開始向農民徵收賦稅。在1942年，他甚至還發行了獎金豐厚的彩票。難道說與群眾蜜月般的生活已成為過去?
因為紅色敵後根據地具有分散的特徵，共產黨起著政府的作用，這產生了官僚主義和對名利的追求，有些人認為邊區政權也至此為止了。
委員會增多，小愷撒突現。棉布服裝也開始分成三種不同的顏色，以表明人的等級身份。延安精神已失去振奮共產主義的精神本能。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把毛澤東主義的理論集中起來—這可以實現多個目的，也為毛澤東成功地壓倒共產黨內部的所有對手而居於高位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的學說為整頓黨的工作作風而開展的「整風運動」(毛澤東這樣稱)提供了簡明的教材。而整風運動給中國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論，這不是產生於莫斯科而是產生於中國。
毛澤東在整風開始時的一次千人大會上深感不安地說:「我們的理論還落後於革命實踐。」[23j在延安，這位歷次鬥爭中的勝利者開始回顧自己的鬥爭方法，他利用時間把這些寶貴的經驗昇華到哲學的高度。
長征途中，毛澤東沒有精力—甚至也沒有紙張—撰寫政治文章。40年代，毛澤東讀了很多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他們的名字閃耀在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所寫的文章中。
然而，毛澤東在引用這些西方大師們的話時有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讀他們的書越多，對他們的敬畏就越少。他之所以援引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主要是為了支持和美化自己的思想結構，這一思想結構既是中國的，也是歐洲的。
毛澤東在命名為《實踐論》的論文中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洲毛澤東主義意味著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
毛澤東把經驗—而不是問題—置於認識過程的核心地位。這種非同尋常的唯物主義可能會讓馬克思也大吃一驚。
28個布爾什維克批評毛澤東是「狹隘經驗論」，但是他仍執著地堅持自己喜愛的公式。他在整風運動中的一次講話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u}毛澤東主義意味著調查研究與發言權這兩者的很好結合。
這位農家子在湖南的經歷—加上他堅持己見的勇氣—使他把農民看作是中國革命的脊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