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入侵再次給中國罩上了陰影。就像烏雲遮住了太陽一樣，它使國共兩黨之間的內戰置於一種奇特的光線之下。他們究竟是為何而戰呢?難道它比抵禦外敵入侵，保衛國家領土完整更重要嗎?
「滿洲事件」是一個漂亮的借口，東京藉機第一次踏上了它巨大的鄰邦俯伏著的軀體。它的最初後果是分散了蔣消滅紅軍的注意力，而它的長期影響十分深遠。
毛的民族主義思想絲毫沒有減退，在共產黨的領導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個向農民宣傳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他提醒農民說，國民黨干的最壞的事，是他們與洋人勾結企圖從外面打開統治中國的大門。
當時人們對此感到好笑，蘇區以外很少有人聽到過這種說法。但十年之後，這∼說法就顯示出其英明之處。毛和朱於1932年4月對日宣戰，但是他們已有好幾年沒見到一個日本人，他們所控制的中國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九百萬人口中生效)。
毛確有遠見。
他的目標不是抽像的社會主義藍圖，也不是重複蘇聯的革命，而好像是江西的山溝裡發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
他從未對世界革命浮想聯翩。中國是基礎。如果中國出現危難，再也沒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沒有中國，任何革命的說教都只能是脫離實際的知識分子的空談。
毛開始傾向於建立一個抗日統一戰線，但他當時所擁有的權力只能是謀劃此事。中央還沒有發表任何抗日宣言。實際上28個布爾什維克從未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他們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看成是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的開始。
1933年12月，福建省發生了一場悲劇。一支傑出的國民黨軍隊、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轉而反對蔣介石。蔡想和日本人打仗而不是圍剿共產黨，他向共產黨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卻舉棋不定，他們對待十九路軍反叛的態度是漠不關心並兼懷敵意。王明在莫斯科譴責蔡說：「在同他握手時應朝他臉上啐唾沫。」在中國共產黨決定幫助蔡之前，蔣已用計剷除了英勇的十九路軍。
毛肯定同情蔡。他希望建立一個抗日統一戰線，它包括共產黨以外的所有愛國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動派。1936年，毛回憶說，中國共產黨沒有團結蔡是錯誤的。
然而，毛並沒有為了蔡而使自己陷於窘境。實際上，他曾尖銳地批評蔡企圖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派之間尋求「不存在的第三條路線」。而更主要的是，要反對對蔡戰而勝之的情緒潮流，毛缺乏必要的影響力。再說，沒有勝利把握他是從不出擊的。因而他只好隨波逐流，這是一段使毛回憶起來會感到不安的插曲。
1934年1月，毛來到瑞金參加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是蘇維埃政府的主席，儘管已有名無實，他還得來主持會議的開幕式。會堂裡擠滿了一千名代表，裝飾著紅紅綠綠的旗幟。他看到一幅標語：「只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一聲禮炮和一連串的鞭炮聲拉開了大會的序幕。
毛作了一個簡短的、毫不說明問題的講話。大會的所有決議都已在提前召開的中央會議上確定了。而在中央會議期間，毛要麼缺席，要麼難起什麼作用。
此時第五次「圍剿」已經開始，但是毛只能做一名旁觀者。這次「圍剿」的方案是由德國人制定的。蔣介石急於徹底消滅共產黨，求助於希特勒，兩位德國將軍馮·西格特和馮·福爾肯豪森成了蔣的軍事顧問。28個布爾什維克控制之下的中國共產黨也同樣急切地求助於外國人，這次反「圍剿」由一名德國共產黨員奧托·布勞恩直接指揮，他是共產國際贈送中國革命的最後禮物。
這次代表大會被王明的盲目樂觀主義思想所籠罩，因為當時布勞恩指揮的幾次戰鬥還不算太壞。毛只好保留自己對陣地戰的懷疑。他主持大會時就像∼只落了毛的鳳凰，誰也不會為大會解除他的主席職務而驚訝。但是，他竟沒有被選入他已負責了三年的政府(人民委員會)，這對他太殘酷了點。
蔣開始實現困擾了他三年的「圍剿」目的。一旦敵人進入大門，那麼，「禦敵於國門之外」很容易就會變成一場惡夢。因之布勞恩把領地看得比軍隊重要，而結果必定雞飛蛋打。事情偏偏這樣發生，它暴露出「陣地戰」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並沒有給瑞金帶來歡樂。
馮·西格特將軍構築碉堡，並用公路將它們連接起來。這一戰術奏效了，因為中共也選擇了把自己的軍隊固守在防守陣地上的戰法。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裝備低劣的共產黨的軍隊失去尋找敵之薄弱環節、靈活機動地對之各個擊破的機會，而國民黨軍隊卻能對被困的、給養不足的紅軍有效地實行經濟封鎖。
到8月，中共原來控制的七十個縣只剩下六個了，甚至連長汀也落入國民黨之手，許多紅軍將領戰死沙場。
毛對此無能為力，終日悶悶不語。他處於如西方人們說的那種被「軟禁」狀態。
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於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裡。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軍官來和毛閒談。他帶來了酒和雞。在那艱苦的歲月，這是再美不過的佳餚了。他們受用了一頓。
毛和他坐在院子裡的籐椅上，啜飲著酒。當話題觸及到令人留戀的往事時，毛對這位老部下歎道：「唉，現在不再是井岡山同志們的天下了。」
毛試著回到書本中去，他雜亂地記著筆記，他賦寫忘情於山水的詩詞，他還教他的警衛員識字。然而，聽到山外發生的事情，他無法安寧下來。他又一次在交厄運的時候病倒了。
他高燒達華氏105度，這一次的瘧疾發作幾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樣嚴重(儘管博古把毛的病稱之為「外交病」)。從8月一直到9月底，他一直臥床不起。當瘧疾加重時，又出現了急性腸痙攣，他當時肯定想到過自己是否還能恢復過來。
厄運與整個夏天同在。
傅醫生帶著藥箱來到於都。一天，傅為毛燉了一隻雞。毛拒絕吃——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總是說，他有一個護士就可以了，不需要醫生陪著，他拒絕吃雞。一種職業的習慣使他樂於接受那位軍官送來的雞，而不願要傅醫生為他準備的雞。他讓傅醫生把雞吃了。
毛從醫生的病床上硬挺過來了。當他於9月底離開於都時，他發現外面世界亂得無法收拾。然而，這種混亂也給他提供了機會。
蔣介石輕而易舉地贏得了第五次「圍剿」的勝利，他似乎覺得自己使中國擺脫了「共產主義災難」。共產黨決定放棄江西。
毛覺得這樣做是「驚慌失措」之舉，但這是博古和布勞恩決定的。紅軍餘部開始向西北行進，希望與賀龍在湖南領導的蘇區會合。
28個布爾什維克為這次慘重的失敗而感到窘迫不安，所以毛又悄然回到為指揮撤退而組建起來的軍事委員會裡。這是一個小小的轉機。至少，毛應比幾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責。
紅軍就像波濤洶湧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十萬人(還有幾百名婦女)的隊伍毫無目的地走著，一定有很多人都意識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卻在伺機開小差。
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兩個星期以後，莫斯科用無線電傳來指示，告訴中共撤離江西。
毛帶了每人都備有的三天的乾糧，還帶了一匹馬，——這是與國民黨作戰的戰利品，外加一把雨傘和一捆書。
在同事們看來，帶公文包是毛的標誌，小包裡通常裝有文件和地圖，但這次他卻沒帶。這一點很奇怪。周圍的人認為，這說明毛仍很悲觀。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會掌握大權的話，可能會把那個包帶在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