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環球中國學生會在上海送別留法學生合影。後排右一為毛澤東。
另外，可能還有楊開慧小姐的牽掛。毛澤東在拜訪楊教授的宅第時和在新聞學研究會上結識了楊小姐，楊是學習新聞的學生，她無意去法國的工廠做工。
從根本上說，毛澤東之所以待在國內是因為他心裡不想出國。除了所說的一切困難之外，還因為毛澤東並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決他個人以至整個中國前途問題的關鍵。他的心靈已被祖國的悠久歷史、壯美山水和近來所遭受的恥辱佔據。
我們可以通過毛澤東自己謙虛而矜持的解釋來說明他不去馬賽的理由：「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瞭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7〕這一決定是他已經形成的態度之結果，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以後的對外政策的傾向。
與此同期，在120英里以東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來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決定，他起航遠赴歐洲。在西北的重慶，另一名叫鄧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儉學的身份開始了法國之旅。
中國的革命始發於圖書館。當時需要一種理論來指導對舊制度的反抗，有一種理論早已存在。當毛澤東的祖父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由卡爾·馬克思在另一圖書館———大英圖書館裡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馬克思主義僅有隻言片語傳入中國，只是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才逐漸進入中國人的心靈。
馬克思主義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根據西方先進國家的實際總結出來的一種理論。列寧主義則與此不同。如果在落後的俄國能進行馬克思主義革命，如果帝國主義自身發展的邏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產生(列寧這樣認為)，那麼中國難道不應該進行同樣的革命嗎？或許馬克思的深奧難懂的論文需要更加仔細認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後，一些思想敏銳的中國人在毛澤東當時工作的圖書館開始涉獵馬克思的文章和小冊子。
毛澤東不必花錢就可以讀個夠———這對已捉襟見肘的他來說倒是實惠，在這裡他第一次讀到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書。
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澤東並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在他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無政府主義。他讀克魯泡特金多於讀馬克思，他對這位熱情的俄國人比對那位嚴謹的德國人瞭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毛澤東知道他反對什麼而不大知道為何反對。同時，他還沒有掌握反對軍閥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武器。從個人境遇說，無政府主義對那年冬天生活無著的毛澤東也頗為合適。
1919年春，北京爆發了學生示威———後被稱為五四運動———這一運動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澤東置身於外。他這時心情抑鬱，尚未認清奮鬥的方向。當北京的學生熱心於國家存亡時，他漠然處之，獨自離開了北京，去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地方。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學生反帝愛國運動。這是北京大學學生的示威遊行隊伍。
就在北京的學生砸爛孔家店時，他去山東拜謁了孔墓。
他回憶說：「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們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8〕他攀登了東嶽泰山，遊覽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後他又到了梁山，這是《水滸傳》中英雄聚義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進分子宣稱要拋棄中國一切古老的東西的時候，毛澤東卻沉溺於古老的泉源之中。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知識分子運動———改變傳統、抵制日本對中國的蠶食。而此刻毛澤東卻置身於中國的山川名勝。
在儒家聖地逗留之後，毛澤東乘火車來到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並借錢買了火車票)。在徐州，他流連於因《三國演義》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後，他環繞著古老的城牆漫步。他唯一的一雙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錢買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澤東說去上海是為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送行，他肯定去了上海碼頭。然而他從北京出發時並沒有和任何人結伴同行，他獨自置身於古跡名勝之間，覓古尋蹤，歷時數周。
不管怎樣，有一點很清楚，毛澤東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後就不願再待下去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200萬人)已成為西方的門戶，商業貿易是其血脈。毛澤東不喜歡待在上海，因為這裡沒有古跡、勝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去拜見通過《新青年》結識的他的第二個楷模陳獨秀教授，這位研究文學的學者在1917年迫於軍閥的壓力從北京搬到了上海。這次會面為日後的進一步接觸播下了種子，儘管這個第一次會面還沒有到火候。毛澤東在上海漫步街頭，閱讀報紙，拜訪湖南友人。
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長沙的事務上。有一樁好事來了，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撥給他一筆錢，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澤東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車船回到了長沙。
當時毛澤東的境況非常艱難。他在湖南大學為投考者而設的學生宿舍裡找到一張床位。不久，他在母校第一師範的附屬小學兼些歷史課的教學。毛澤東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確實沒法從事固定的工作。
毛澤東過著清貧的物質生活，儘管他的思想漫遊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裡。他一雙大腳上穿的是草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實用；吃的飯食主要是蠶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經常要依賴別人。
北國之行明顯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記。在北京時他沉默寡言，在長沙他有很多話要說。他的第一次冒險舉動是公開地講馬克思主義這一新奇思想，雖然對此他只知一點，也只這麼一點。
1919年下半年，毛澤東成為長沙地區新文化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先鋒———五四運動的兩個主題。當時的主要矛頭指向湖南軍閥統治者張敬堯，這位半封建式的親日派曾使五四學生付出了血的代價。
毛澤東領導了長沙的五四運動，使運動主旨的兩個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驕陽似火的6月，他在長沙組建了「湖南學生聯合會」。
學生運動的熱情空前高漲，這在全國首屈一指，即使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騷亂較之也略遜一籌。學校有半數時間停課(理想的「真理」壓倒了現實)。一紙宣言可以引起學生第二天更大規模的遊行。包裡裝著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著雨傘，學生們走出長沙與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聯繫。幾乎每個人與自己的家庭都發生衝突。印刷粗糙的小型雜誌不斷湧現，標題都帶著一股高昂的情緒：《覺悟》、《女界鍾》、《新文化》、《熱潮》、《向上》、《奮爭》、《新聲》。
以20世紀60年代的標準來衡量，這些學生絕不摩登。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身穿長袍馬褂的紳士，慣於對僕人指手畫腳。他們一隻腳站在傳統的門檻裡面，嘴上卻言辭激烈地反對傳統。與美國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樣，他們和周圍人一樣生活，但嘴上卻說是周圍的人污染了他們純潔的心靈。
有一個大學生剁掉自己的兩個手指以抗議督軍張敬堯的殘暴行徑。13歲的丁玲(她後來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帶領全班同學衝進湖南省議會的議事廳，要求婦女有財產繼承的權利。年齡越小，他們越無所顧忌。
毛澤東在一個「使用國貨，抵制日貨」的集會上發表演講，而沒有注意到中國產品還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這一事實。他組織一批女學生———從一開始他就把女學生吸收進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核心———在長沙街頭檢查店舖，警告老闆要銷毀日貨。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當時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事實的確如此，晚間政治活動之後一兩個小時的休息，不帶邪念的男女相依而臥不會發生情事。毛澤東和「三傑」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聰明美麗的妹妹蔡暢曾立下三人盟約：發誓永不結婚。〔9〕但是他們三人都違背了這一誓言，毛澤東則違背了三次。
這不表明他們的誓言是戲言，而是表明他們一度曾經具有的思想———像美國福音信徒———他們並不羞於生活在矛盾中。他們認為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但愛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為他們的事業增添光彩。
學生的社會處境使他們處於一系列矛盾之中，他們是蒙恥受辱的一代。古老傳統的粉碎使他們根基頓失，國家的風雨飄搖又使他們瀕臨絕望。
做舊中國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膽量來付諸行動。對外表堂皇、內部腐敗的舊中國的公然反叛，猶如揮戈猛刺一個外皮尚好、裡面爛如狗屎的西瓜，民眾會哄然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爛透的西瓜又始發青春。在1919年的中國喚起民眾的反抗並非難事。
在那個暴風驟雨的夏天，毛澤東為學生聯合會而奔走忙碌，他創辦了一份週刊，自任編輯和主筆，並依地名將該刊物命名為《湘江評論》。第一期《湘江評論》印了2000份，一天之內就銷售一空，以後每期印5000份(這在1919年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