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關羽關老爺手中的那種極為華麗鋒利無比的大刀——這是她給我留下的難以磨滅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結婚申請時，我們已經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間經過無數的考驗，最無恥最肆無忌憚的挑撥者也放棄了離間我們關系的企圖。可以說這種關系是牢不可破和堅如磐石的，就像沒有及時換藥的傷口紗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樣，任何揭開它的小心翼翼的行為都將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杜梅是在一個最銷魂、最柔情蜜意時刻之後提出這一申請的，這就使她的申請具有一種順理成章的邏輯性並充滿發自內心的真誠。溫情脈脈的摩娑和歎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並不以為這是一個要挾。
但我還是出了一身冷汗，像個在警察局接受盤問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導致皆大歡喜。
然後她提到了愛，這個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什麼回事。接著她沉默了，意思很明顯，倒要看看我說的是不是實話。當時我還很年輕，不想太卑鄙，於是答應了她。其實我蠻可以給她講一番道理的，一個人在餐館裡誇贊一道菜可口並不是說他想留下來當廚師。
新婚之夜，杜梅反復糾纏問我一個問題；她是不是心目中從小就想要的那個人？“
“你以為呢？”我狡猾地反問。
“不知道呵。”她欠身用胳膊支著頭說，“所以才問。”
“我呢？”我說，“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個人？”
“當然是？否則我也不會和你結婚。”她斬釘截地回答。
“你也是。”“是什麼？”她不容許我含糊其詞。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著我？”
“是的，守身如玉。”她俯身對著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顯而易見相信了。她躺下放心地睡覺。快入睡時仍閉著眼睛小聲問：“你覺得咱們這是愛情麼？”“應該算吧？我覺得算。”說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當了這一生中唯一的愛人，你要騙了我，我只有一死。”“怎麼會呢？
我是那種人麼？“我把一只手伸給她。
她用兩只手抱著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似得心滿意足地睡了。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責任重大。
她是麼？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吳林棟帶來的那姑娘，她像蒸餾水一樣清潔，那身果綠的短褲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涼爽充滿朝氣。我沒有和她過多搭訕，甚至沒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們談笑，和兩個粗俗女人調情，說些瘋話。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著她。
幾天後的一個夜裡，我都睡了，吳林棟打來電話，說他熱得睡不著，邀我一起去游泳。
我穿上衣服下了樓，看到她和吳林棟站在馬路牙子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動人。我們附近有一座公園，公園裡有一帶跳台的標准游泳池。很小的時候，我們便在夏天的夜裡跳牆進去游泳跳水。
我們三人在月聲下翻牆進了公園，穿過颯颯作響的竹林，沿著甬道來到鎖了柵欄門的游泳池。
翻越鐵柵欄時我發現杜梅十分敏捷，縱身一跳時，落地無聲無息，站定便四處觀望，神態從容，像是一頭習慣奔騰避險的牡鹿。她褪去衣褲，穿著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閃爍，人像鍍了鉻似的富有光澤。
動作迅速的吳林棟這時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風展翅，作種種豪邁矯健狀。我緊隨其後沿梯攀援。誰也沒說話，我們都迫不及待地想體會那高速濺落瞬間由悶熱化為徹骨冰涼由頭至腳的莫大快感。
高處的風像鞭子一樣刷地一下將我的皮膚抽得緊繃繃的，干燥光滑。吳林棟從我眼前象巨大的黑色蝙蝠張翅掠過。接著我登上十米平台，風像決了堤的洪水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
與此同時，我聽到黑黢黢深淵般的池底傳來一聲沉悶的鈍響，那是肉體拍摔在堅硬水泥地面的響聲。
這一響過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著活潑的濺水聲，甚至在幻覺中也極為逼真地聽到豁喇喇的潑濺聲，然而側耳諦聽時，這一切又都消逝了。連杜梅也仿佛驀地消失在黑夜中，再沒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吳林棟，沒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樣得不到回答。我感覺就像他們倆共同策劃一場惡作劇，把我孤零零地拋在高台上，而他們卻手攜手地在夜色掩護下溜走了。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見他們。第一縷陽光射進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滿了整個凹陷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磚池壁跳躍，劃出一道道強烈、生動的流漾的線條。
吳林棟臉朝下伸開四肢一動不動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塗滿了紫藥水，在陽光下仿佛是一個皮膚油亮的男人的酣睡。
渾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髒也像一個汽球炸開了。每一個關節、每一塊骨頭都摔得粉碎，以至後來人們把他撈上來時不得不用一塊塑料布兜著像兜起一攤鼻涕。
杜梅坐在游泳池邊，迷惘地看著我，好象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麼也想不通我為什麼要這麼干。
我抖得像個桑巴舞女演員，牙齒為周身韻律打著節拍。我從跳台的梯子上是蹲著屁股朝後爬下來的，腳軟得像耳朵一樣撐不住任何東西，直到踩著了地面仍感到隨時都會僕地而死。
我的腳能走路時我就自己走了。
差不多在整個夏天已經過去的時候，我才再次見到杜梅，那時我已經能繪聲繪色不訪其詳地對別人講述吳林棟的死亡之夜。潘佑軍來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懷了孕。這是他第一次讓人受孕，不免有些驚慌，央我陪他一起處理善後，兩個男人同時出面總可以減輕一些當事人的羞愧。
那天早晨，我陪著他和他那個薄有姿色的女孩去一家軍隊醫院找人。我們來到病房大樓後面的單身宿捨，一直上了三樓。這幢有上百個房間和很寬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樓房，一字排開的數扇大玻璃門上鑲有沉重粗大布滿銹蝕的銅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駐軍司令部。三樓住的都是女兵，這從每個房門上掛著的不同花色的門簾可以看出。大多數房間的門都敞開的，有風從朝北的那排窗房吹進來，我們從走廊穿過時，南面一側的房間門簾紛紛飄舞，如同一排紛飛的旌旗。
潘佑軍在一扇關著的門前敲門，敲了半天才聽到裡邊有女子庸懶的聲音問：“誰呀？”
“我。”潘佑軍說。片刻，聽到裡邊問：“幾個人呀？”
“就我。”潘佑軍看我一眼，又說：“還有個朋友。”
“進來吧。”裡邊道。潘佑軍和他的女友推門進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裡。一頭發蓬亂的姑娘穿著睡裙迷迷糊糊從廁所出來，看我一眼，進了隔壁房間用力把門摔上。
潘佑軍探頭出來，叫我也進去。
我往屋裡走，一陣風吹來、門簾呼地兜頭包住我的臉，使我看上去像個蒙面大盜。我一把扯開貼在臉上的門簾，看到杜梅坐在被窩裡正望著我。
“我把她叫來，讓她領你們去產科。”她輕臉對潘佑軍說。
然後眼睛盯著門口，坐在床上一聲一聲沉靜地叫：“賈玲，賈玲！”叫了幾聲，沒有回音，她便摸起瘦削的拳頭“咚咚”砸牆，又拿起床頭的一把梳子敲暖氣管子。
隔牆傳來一個女孩子的大叫：“賈玲不在，出去了。”
“內科門診今天誰值班？”杜梅看著牆上的美女年歷斜著眼珠仿佛失神地問隔壁。“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邊梳頭一邊對我們說：“我領你們去吧。”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襯衫，扎了把頭發，穿著拖鞋引我們出了門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轉著鑰匙環，一邊不住地打呵欠，偶爾用手遮口，低著頭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陽便仰臉瞇起眼。門診大樓裡病人不少，到處是拿著病歷候診的萎靡不振的軍官和士兵，還有很多家屬和地方病人，時而人們閃開一條路，讓一個身著便衣由年輕戰士攙扶的退休將軍顫巍巍地通過。
杜梅領我們到掛號室門前，自己進去替我們掛了個號，拿了一份空白病歷出來問女的姓名，潘佑軍胡亂編了個名字，她隨手寫上，又隨便填其它欄目，領著我們去婦產科。
她進了婦科診室，把病歷放到一個正在寫診斷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煩，她全然視若無睹，和顏悅聲地和女大夫講，女大夫顯然拒絕了她的要求，掉頭自顧自地繼續給一個孕婦看病。
杜梅拿著病歷站在一邊，耐心地等到對桌一個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湊過去和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說什麼，一會兒出來叫潘佑軍的女朋友進去。
那個男大夫站起把潘佑軍的女朋友引到裡邊診床上去。
“今天能做麼？”潘佑軍問杜梅。
“做不了，還得再約。”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蟈蟈”中間向走廊兩頭東張西望。一個護士領一對青年男女走過來，她站起來和那小護士很意見地交談。小護士拿著病歷進了診室，她讓那個顯然也是來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邊，可樣子好象沒我這個人似的。
她不時對遠遠近近走過的認識的醫護人員堆出一臉笑容，指指她身邊的潘佑軍和我，以示來此的目的。
潘佑軍的女朋友從診室出來，那個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進去，很嚴肅地和她說什麼。
“怎麼啦？”她走回來，潘佑軍忙問。
“她這個手術一時還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對我們說，“醫生說她有婦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臉一下紅了。“她是你們倆誰的？”她又問。
潘佑軍只得連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檢查一下，她的病傳染性很強的。”
這時我在一邊笑了。潘佑軍狼狽不堪。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復了嚴肅。
潘佑軍一定要請杜梅吃午飯。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說，“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還要上班。”潘佑軍再三堅持，這就像一個人當街摔了大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來，不顧傷痛，佯作無事地泰然走開。
“那就在附近隨便找個地方吧，簡單點。”杜梅說她要回宿捨換件衣服。我們說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軍帶著他那個女友先去占座，我在醫院側門口等杜梅。
十分鍾後她來了，仍穿著拖鞋，只是把睡裙換了，又穿上她那條果綠色的短褲，長長的襯衣下擺很肥大，給人感覺她好像光著兩條腿。醫院院牆外是一條很窄的街，來來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醫院的干部、醫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時站下和人聊上幾句，路上她只和我說了一句話。一個穿軍褲的老頭在街對面遠遠用手指點她。
她對我說：“我們政委。”
然後把襯衣下擺在腹前松松地挽了個結，這樣看上去不那麼色情。我們到了街拐角處的那個大飯莊，進去樓上樓下找了一圈，沒發現潘佑軍和他的女伴。
“怎麼回事？地方說錯了？”她站在一廳大吃大喝的人們中間問。“不會吧？是說的這兒沒錯，這附近還有別的飯莊麼？”
“那就算了。”她掉頭往外走。
“別別，都來了，我請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離席時我們便在杯盤狼藉的桌旁坐下。我們坐下又伸著脖子在大廳找了一遍潘佑軍，杜梅在椅子上扭來扭去地像個玩具竹節蛇，確實沒有潘佑軍，我們才規規矩矩坐好。“你好象不太愛說話？”杜梅說。
我正在專心致志看菜譜，對前來收拾桌子的服務員點了幾樣菜，把菜譜遞給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譜，“我隨便，吃什麼都行。”
我把菜譜還給服務員，說：“就這樣兒吧，不夠再添，轉臉對杜梅說：”其實我挺愛說話的？只不過在生人面前話少——性格內向。“她”噢“了一聲，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輛越野吉普車在馬路上猛地剎住，稍頃，一個長發男子從車頂槓下飛出，一骨碌面對面坐在車前馬路上，兩手抱著右膝神態痛苦地向一側倒下。
我剛喝了一大口冰鎮啤酒，哇地一下從口鼻中噴出來，一臉酒沫兒，放下酒杯連連咳嗽著忙用餐巾紙擦揩鼻子。
“嗆著了。”我用餐巾紙用力擤著鼻涕說。
“慢點喝。”她關照了我一句，全神貫注地看窗外。半個餐廳的人都伸著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飯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一個端著魚盤上菜的女服務員也歪著脖子看傻了，手裡的魚盤傾斜，湯汁一滴滴落在脅下正埋頭吃喝的顧客頭發上。
那個神氣十足長了一頭好皮毛的漢子驀地警覺。
“像你這樣的一個月能掙多少錢？”
“肯定送我們醫院去了。”
車禍現場已圍起一圈人，警察也從路口的崗亭上下來；幾個小伙子指著受傷者沿街飛奔；肇事司機愁眉苦臉地一邊掏駕駛執照一邊向警察解釋。
滿餐廳的人都在互相捅著胳膊肘問：“死沒死？”
杜梅收回視線，瞅著我：“嘿你剛才說什麼？”
這一問倒也把我問楞了：“沒說什麼。”
“以後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蠻有把握地對我說。
“什麼事？”“嗯……”她用手比劃半天，也沒比劃出個形狀。“沒事就算了。”我能有什麼事？“我說，”我能跟誰有事？“
“你這麼大歲數還沒女朋友？”她似乎有些為我惋惜。
“我哪麼大歲數了？”我頗為不快，“我還覺我含苞欲放呢。”“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來了興致：“我們宿捨有一女孩不錯，今天不五講四美，她不在。我覺得她跟你挺合適的。哪天我介紹你跟她認識認識呀？”
她說著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來：“接班的時間到了，我得走了，謝謝你請我吃飯呵。”
她轉身匆匆走了。我結了帳，出門時又見她一頭汗匆匆走回來。
“落什麼東西了？”我問她。
“忘了留你一個電話了，到時候怎麼找你呀？”她張著手掌對我說：“就寫我手上吧。”
“筆呢？”“噢，沒筆。”她轉身攔住一個過路人問：“同志，有筆麼？”
那人站住，渾身上下烈火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帶筆沒有，半天回答：“沒帶”。
又過來一個背書包的小學生，她又攔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語地借筆。小學生從書包裡翻出鉛筆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圓珠筆交給我。我便把我的電話號碼寫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醫院走的路上，不時張開手掌歪著腦袋看。
“為什麼呀？你為什麼看不上她？我覺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錯，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為特好的朋友。”
“我覺得你這樣特別不好，以貌取人。”“不不，我覺得我挺高尚的。要幫助一個同志吧，就要幫助最困難的同志。”我說著走過去把她床上拽起來，摟在懷裡。
她一邊熟練地和我擁抱，一邊繼續喋喋不休地說：“你是這麼說的。可不是這麼干的。
再考慮考慮，別匆忙下結論，多跟她接觸幾次你就知道她其實有多溫柔，另外她也挺有錢的……“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閉著眼向後仰著頭似在寂寞時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煙。外面天色尚亮，她們宿捨的光線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樓下打羽毛球，可以聽到網拍擊球的”彭彭“聲和一陣陣驟然而起的清脆笑聲。”我是不會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說：”除非你是我丈夫。“”這個容易，那就是吧。“我說著還是丟了手。
“你別勉強。”她坐回床邊，蹺著二郎腿繼續磕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驗你，你別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麼是怕。”我大聲干笑。
“哎”她一本正經地對我說，“你要覺得掃興，可以不理我，現在就走。”“沒有，我不是，噢，你以為我就是專門來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邊並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遞給我，我抓了一把。
“你別著急，現在我還沒感覺呢。得等我什麼時候有了感覺，我就去找你。”“行行，不急。”“現在咱們就好好坐著說會兒話吧。你知道我們宿捨見過你的女孩怎麼說你麼？說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我們站在街上，潘佑軍眼角瞟著站在不遠處高店屋簷下的杜梅小聲對我說。“她站在陰處時臉上的線條很柔和，一旦太陽照到她臉——有沒有一種刀出鞘的感覺？”
我和杜梅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我有什麼活動，譬如吃飯、很熱鬧的聚會或是當時很著名卻又難得一見的電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麼一個人辦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東西也叫上我。有時她值夜班就給我打電話，我們就在電話裡聊上幾個鍾頭，海闊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麼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個醫生對她有意了，我又認識了一個什麼款式的姑娘。話題偶爾接觸到性，我們也能用科學的態度熱烈地不關痛癢地討論一番。她在電話裡很認真地對我說過：“真遺憾，我覺得跟你認識時間越長，咱們越不可能成為那種朋友。”
“真遺撼。”我也說。“不過也無所謂，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我們從來不談吳林棟，就像這個人不曾存在過一樣。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著時，我卻更多地想吳林棟。我想像不出他是怎麼和杜梅相處。據我所知，吳林棟是一個毫無羞恥，甚至有時對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許對這樣一個人來說：事情倒簡單。可別人不也認為我是個無恥的人麼？很多場合找也確實是那樣。但和杜梅沒怎麼費事我就變成了一個演說家一個政客一個知識分子，簡言之，一個君子。
人人都認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從第一接吻後連手都沒碰過她。我為自己道德上的進化感到高興。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來電話，讓我馬上到她那兒去一趟，帶著哭腔說有事。我問她什麼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說只是堅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釋我走不開，能不能等下班之後。她說不行。可我確實走不開我再三跟她解釋。她似乎很失望，沒再說什麼，把電話掛了。
其實我沒什麼需要的事，她打電話來時我正看《人民日報》上一篇艱澀的理論文章。我只是不想結我的上司一個自我滿足的機會。我剛接電話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邊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莊嚴一些，只待我去請假，為難半天，斟吟半天，最後作體貼開明狀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寧肯混到下班！下班後我隨著人流出了公司大樓，才覺無聊。這時我看到杜梅在街對面的公共汽車站下車，穿過馬路向掛著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門口走來。她背著沉甸甸的書包在車水馬龍的馬路上走走停停，東張西望，像是一只鶴小心翼翼地涉水過河。
她一看見我就笑了。當時天涼了，我穿著一身扣子指到脖頸的深色中山裝，挾著個皮包，活像一個道貌岸然的國民黨市黨都委員。“本來就是小職員麼。”我笑說，“辦公室我還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沒想到你還有這麼一副嘴臉。”
我真被她這種率真、大方的態度，毫無一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計較。“請不動你，我就自己跑來了。”
“什麼事呵？”我問她。
“沒事，就是想你了，一個人在宿捨呆著忽然覺得空虛了。”她說完笑望著我：“沒事就不能來找你麼？”
我不說話，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視著我的眼睛說，“她們都回家了，宿捨裡就我一個人，我們那樓裡還有老鼠。”
小冷飲店裡已經沒幾個顧客了，我們要的飲料也都喝光了，從下午5點起，我們吃了一頓好飯，看了一場好電影，又在這個冷飲店裡坐了幾個小時，吃遍了這家所有品種的冰激凌，花光了我們倆身上的所有錢，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
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氣好酒一樣讓人周身舒坦。
“去你家。”她要求說。
在燈火通明的地鐵車箱裡，她靠著我的肩頭睡著了。車箱裡都是歡度完周末一起回家的戀人，一對一對依偎著喃喃私語。在我家黑黢黢的樓前，她像夜行的貓一樣雙目炯炯發光，上身挺得筆直，步履矯健。
我輕輕地開鎖，悄悄地進屋，連燈也沒開，直接把她帶進我房間，但還是被我那個做過情報監聽工作的爹發現了，很快把我媽派過來了。我媽媽敲門把我叫出去，說有事跟我說。
我怕她說出什麼難聽話，直接批評她：“你們干嘛總把人往壞處想呢？為什麼到死也不相信人間有真誠？好啦好啦，知道知道，你家沒出流氓，放心回去睡吧——我到別的房間去睡。”杜梅正坐在我的桌前開著台燈看書，我覺得這個姿態也大可不必。“我帶她到衛生間洗臉刷牙，指給她我的毛巾和牙具。她自己帶著全套盥洗用品，關了門洗了一遍，容光煥發地回到房間，她甚至換上了自己帶的睡衣。
她在我指定的床上眼安靜地躺下休息。我坐在床頭和她又聊了一會兒。我一邊看著她說話同時非常想低頭再次吻她，不知為什麼總鼓不起勇氣，那貫穿了今天一晚上一路的親密無間的氣氛忽然消失了、稀薄了、變味兒了。
她側身躺著望著我，一接觸到我的目光便垂下眼簾。
我客氣地關門熄燈離去。
這一夜我睡得很安穩，什麼也設想，夢也沒做一個。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捅醒，一睜眼看見杜梅睡眼惺松站在我床前用手背使勁揉眼睛。
看到我睜開眼，她一句話沒說爬上床鑽進我被中，頭拱到我懷裡，枕著我的胳膊，閉眼又睡。
我摟著她，摸著她背上薄薄翹起的肩胛骨，心裡感動萬分。
我們就那麼互相擁抱著又睡了。
中間我醒過一次，看到她已醒了，舉著衣袖褪落的一只胳膊在窗外射進來的陽光中來回轉著五指伸開的手安靜地自己玩呢，腕關節的骨頭發出輕輕的“卡卡”響。
我最終醒來已是中午，我父母在房外走路，低聲說話，窗外傳來不知是誰家收錄機放的老流行歌曲。
她已經起床，穿戴整齊地坐在桌前眺望窗外的景色，一邊吃著不知從哪兒翻出來的肉脯。聽到我在身後發出響動，她牙齒咬著一片肉脯轉過臉來，把手裡的一片赭紅色的肉脯塞到我嘴裡。我並不是出於感動才導致後來和她結婚。畢竟感動來是一瞬間的情緒波動，而大部分時間在理智地權衡。
那之後不久，我去外地為政府辦點事。在長江邊一個旅館的小房間裡，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她。那夢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懷裡，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懷裡還心甘情願，看見我出現在床邊上也無動於衷。在夢裡我就很心酸，醒來仍在流淚。我想我還是對她發生了感情。算不算愛情我不敢說，起碼可以說她使我珍惜，如同我對自己的尊嚴、權利或者健康一樣。我回來時她去車站接了我。我立刻發現了她的變化，嘴起了一大溜燎泡，塗著紫藥水。一見我她就拉住我手用指甲掐我。
那疼痛真是鑽心。領結婚證那天我們就吵了一架。
本來是喜洋洋地去登記，事情辦得也非常順利，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簡直是毫不負責地扯了證蓋了章，連我們帶去的各種手續都沒仔細看一眼。當時我還想：騙個婚很容易嘛。
從辦事處出來，杜梅無端地就有些情緒低落，低著頭走路不吭聲。其實我心緒也有些浩渺，沒什麼獲得感，卻好象被剝奪了什麼。但我就不使性子，還和她開玩笑，既然已經拴在了一起。“從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她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說：“你是不是覺得沒意思了？”
“沒有，我就是覺得自個忽然大了。”
“沒人管了是不是覺得不舒服？”得做賊似地才過癮？你要是覺得後悔，現在改正還來得及。“說著她便站住。
“走呵。”我拉她，“你瞧你這人，還開不得玩笑了。”
“本來就是嘛，我不想留下話把兒，好象我逼著你結婚似的。”“誰說你逼我結婚了？”
“我聽你那話就是這意思，莫大遺憾似的。”
“開玩笑。”“我覺得不是開玩笑，你心裡就那麼想的。”
“你這人怎麼那麼小心眼呵？”
“你才發現呵？對，我就是小心眼兒，我毛病多了，瞧不上我早打主意。”“真他媽煩人！”“覺得我煩了是不是？現在就覺得我煩了，那將來我看咱們也沒什麼好結果。”“不知你什麼意思？是不是你後悔跟我結婚了？你要後悔那我成全你，咱們回去離婚。”
一句話說完，她流下眼淚：“我什麼時候說過後悔？自己後侮，又不好意思說，往別人頭上栽髒。”
“杜梅杜梅，”見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撫，“你瞧這本來是喜事，無緣無故地弄得挺傷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這樣行麼？”她狷身低頭用手帕擦淚，光鮮紅艷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給她喂好話，解除她的各種顧慮。
“你說我要不是真心對你好，我能跟你結婚麼？我這麼自私的人能決定跟你結婚——我完全可以不這樣，反正也那麼回不——那就說我……動了情，你說我後悔麼？”
“那麼多好女孩兒……”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我以為她會笑，但沒有，她只是仰起臉瞅我：“我能相信你的話麼？”我們在一個餐館訂了兩桌飯，請請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給了他二百塊錢，對他說：
“多一個兒沒有，還得吃好。”
“沒問題。”老板忙道，“酒水歸我，我就不單送禮了。”到了開飯時間，杜梅自己樸素大方地來了。
“你的姐們兒呢？”我忙迎上去問，“我們這兒一幫糙老爺們兒等著和她們認識認識呢。”
“她們都有事來不了，我們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們干白酒，對他們的粗魯玩笑報以哈哈大笑，一個人把氣氛挑得極為熱烈。
老板看到這場面把我找到一旁誇獎她：“你媳婦——行！”
回家她對我說“我沒通知她們，明天給她們帶點糖就行了。”“是不是沒朋友呵？”
“對。”她翻箱倒櫃找出我們家存了好幾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綠綠裝了一大塑料袋，對我說：“從今後我就只有你一個朋友了。”她為再見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媽媽”愁了好幾天，最後實在躲不過去，脹紅了臉，別別扭扭，聲音還沒蚊子大地叫了一聲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難為情。叫了一次後再沒勇氣叫第二聲。我親眼看見她為了和我媽說件事，耐心地在一邊等了半天，直到我媽轉過身看見她，她才張口說那件事。
我不必受此折磨，因為她是孤兒。
結婚後我和她去過一次她姨家，給人家帶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長大的，但成人之後和她姨的關系似乎就變得冷淡，很少再去。我們去拜望時，她姨雖然備了一份不薄的賀禮，但並不抱怨她結婚沒打招呼，也未過多盤問我，似乎並不關心我是不是個壞人。很客氣很周到地留我們吃了一頓很拘謹的飯。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說有笑的，跟我貧了幾句，留了個我們新家的地址，說哪天去參觀一下。
她對我說她父母是鍾山大地震給砸死了。
我問她有沒有遺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麼鳥變的。
她說沒有，地震使過去那個家蕩然無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確實沒有。她告訴我，她長得像她媽媽。
她姨媽送她出門時眼淚汪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