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慣性既會產生防範麻木，也會產生防範失度。本文要講的案件已經過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權先生談歷年竊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於山東、河北交界處的一個軍事禁區裡發生了重大盜竊案，盜竊者潛入蘇聯軍事技術專家伊哈諾娃住的房間，不僅偷去了首飾和照相機，而且還撕走了絕密筆記本上的兩頁正在研製的重要軍事設備資料。案件引起了北京軍區和國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視，立即派出了陣容強大的偵查人員，而且規定必須每兩個小時向北京最高層報告一次偵查情況。因為顯而易見，這只能是潛伏在軍事禁區裡面的國際間諜所為。但是，緊鑼密鼓地查了幾天，沒有什麼進展。
焦慮的公安部長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魯奉節。魯奉節的祖上數代都擔任"捕快頭目"，自己到英國學過現代刑偵技術，在不同時代偵破過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時正陷入一個不小的政治麻煩之中，差一點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畢竟是名探，他以一個尷尬的身份來到案發地之後，花四個小時聽案情介紹，花三個小時看材料，然後又找那位失竊的蘇聯專家談了談，當天晚上十時就召集會議宣佈他的判斷：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盜案件，沒有任何軍事諜報性質。
大惑不解的人們當然要問他那兩頁絕密筆記失竊的原因，他說：筆記本還有三十頁與失竊的兩頁同等重要的資料，為什麼不把整個筆記本偷走？除非是筆記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機比筆記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兩頁只是出於一種臨時性的需要。究竟是什麼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種可能後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只能是小偷突然內急，充當了手紙。
會場上一片嗤笑。但魯奉節的邏輯十分細密，笑聲漸漸停止了。他沒有笑，只是宣佈，現在時間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別墅周圍找到與手紙有關的痕跡。果然，第二天一早，人們只花了半個多小時，就找到了充當手紙的那兩頁筆記。而最後捕獲的罪犯，也確實只是個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對軍事情報一竅不通，毫無興趣。
我們現在來讀這份案情材料只覺得有趣，但請設想一下，在那個時候，魯奉節先生在幾個小時內得出這個結論是多麼不容易！他面臨的情況，比福爾摩斯所面臨的還要複雜。政界、軍界和警界的高層早就動員起來了，他們層層聽匯報，天天作分析，每個人都已經作出過多種多樣的判斷，這些判斷綜合了國際形勢、軍事動向、內部情報，都十分雄辯，而且都關及這些高官的尊嚴。層層疊疊的尊嚴加在一起，下級實際上已經很難提出不同的意見了。於是，尚未偵破的案情出現了兩個走向：領導心中的走向和實際發生的走向。在多數情況下，前一種走向更強大，因此我們歷史上才會有那麼多的冤案、假案、錯案，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會有那麼多的申訴無門的委屈。
領導者即使並不霸道，他們的判斷也代表了當時當地一種共通的社會思維定勢，而任何定勢都是強大的，連偵查人員也很難不裹卷在裡邊。在這種情況下，要讓自己的耳朵、眼睛與周圍隔絕，只是一門心思地注視切實物證，實在很不容易。魯奉節先生做到了，他終於抬起頭來，平靜地說出那兩頁軍事資料的唯一去處，那種滑稽的情景裡有一種罕見的崇高。
所有的絕密電話全都響起來了，從軍事禁區到北京高層，無數個聲音在驚訝地重複："小偷做了手紙，小偷做了手紙，手紙、手紙、手紙……"到昨天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斷，全都煙消雲散。
很遺憾。遺憾得不願向下屬傳達，遺憾得不願向妻子複述。但更遺憾的是，這是真實。
在這個世界上，眾口喧騰的可能是虛假；萬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實。
長久期盼的，可能是虛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實。
疊床架屋的，可能是虛假；單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實。
由此我們也就看清了，什麼是名探。
其實，世間一切平庸和傑出的界限也在這裡。何謂平庸？做加法，層層疊加地人云亦云；何謂傑出？做減法，力求簡單地直奔真實。
真實老被嗤笑，因此傑出者的數量總是不大。
人們老想躲開遺憾，因此，更大的遺憾總是緊緊跟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