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德良說，這件事是真的很急啊。這樣吧，你先按照你們的計劃執行，省委這邊，暫時來不及和其他幾位同志通氣了。不過畢竟不是雙規，只是臨時措施，下午我找個時間，和幾個同志通一下氣。紀委方面，一定要注意政策和紀律，避免出現過分行為。
本來，紀委是單獨辦案，之所以向趙德良匯報，也就是走個程序。何況，對於劉成雨採取的措施，又不是雙規，程序走到了也就可以了。得到趙德良的明確答覆，梅尚玲立即撥打了一個電話，說，按照原定計劃行動。省公安廳那邊，我和泰豐書記協調過，你們再按照計劃，和具體執行的同志安排好方案。
梅尚玲打完這個電話，汽車也快到江南日報了。下車前，趙德良對梅尚玲說，有關劉成雨的舉報不少，相信你們那裡有檔案，要查就一起查。爭取把所有的事情都查清，真有問題，依法處理，沒有問題，也可以還他一個清白。
梅尚玲說，好，我們一定按趙書記的指示辦。
唐小舟原本準備下車的，江南日報的領導已經等在車門外，替趙德良打開了車門。唐小舟只好跟在後面，心中卻在想，陵丘這個土圍子終於鬆動了，恐怕即將到來的，是一場大地震吧。
陳運達想保住陵丘這最後一塊根據地，然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並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關鍵的是，陵丘的張順焱、劉成雨等人，在那裡干的時間太久了。張順焱在陵丘當了一任市長兩任書記，前後有十幾年時間。劉成雨本就是陵丘人，從陵峒縣委書記起來的，在陵丘的關係盤根錯節。在一個地方干久了，對於掌握權力，顯然是好事，但也更方便搞腐敗。陳運達如果早點將他們從陵丘調走，恐怕就是另一種結局了。
梅尚玲過來的時候，唐小舟正在向趙德良等主要領導匯報，主題是黨年建中各市關於黨建系統化方案的意見稿。
年初，省裡借雷江三正四以七星江南活動開幕的機會，召開了一個黨建年工作準備會，主要還是趙德良在那裡強調黨建工作的形勢和任務，闡述黨建工作的重要性。至於黨建年怎麼搞，會上定的調子是各市先自己搞起來，省裡同時也組織班子，吸取各地的經驗，確定一個黨建標準方案。既然省裡沒有方案，各市又不能不動，於是，八仙過海，每個市都開始拿自己的方案。這些方案，很快集中到了唐小舟手裡，趙德良於是安排了一下午時間，聽唐小舟系統匯報。
聽取匯報的還有另外三個人，省委副書記馬昭武，他是黨建年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實際負責人。省委組織部長吉戎菲.黨建工作.主要是各級黨支部的系統化建設，是組織工作的重要組成，所以，吉戎菲也是黨建年領導小組的副組長。
另一個人是江育奇，他是頂替余開鴻成為黨建年領導小組副組長的。
按理說，這個匯報應該由各市負責黨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完成，事情之所以落到了唐小舟頭上，有幾個方面原因，一是這些方案到底怎麼樣，省裡的主要領導還不知曉，不適宜直接送上常委會，二是黨建系統化方案，畢竟是一個新生事物，趙德良的要求是具體細緻可操作性。以前，只要制定這類方案，開頭必須是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等等，趙德良強調，這些旗幟是一定要高舉的，但高舉不是口號，要落實到具體的執行方案中。你連黨支部都名存實亡，連組織生活都不能保證，怎麼高舉旗幟?那不是空話?所以，這個方案，要具體到各個細節，包括組織結構形式，組織檔案管理，組織監察職能職責以及處罰，方方面面，每一個方面，都要求量化。
正因為方案是各個市提出來的，就難免有些各出奇謀的味道，甚至可能出現一些劍走偏鋒。省裡對此方案異常重視也異常慎重，決定先由幾位主要負責同志聽取方案內容，提出部分修改意見，第二步由省黨建系統化方案研導組對各地方案進行綜合研究，提出一個全省性的執行方案，再交常委會討論。
趙德良剛抓黨建年活動的時候，唐小舟有些不以為然，覺得這是搞花架子，造影響，華而不實。經過半年多的深入學習和思考，唐小舟才意識到，趙德良果然是高瞻遠矚，高人一等。
中國共產黨的黨建工作，是在殘酷的革命鬥爭年代成形的，當時的目標簡單而又明確，只是為了生存，生存是第一大目標。直到杭戰勝利之後，才有了一個新的目標，奪取全國勝利。或者也可以說，即使奪取全國勝利，同樣是為了生存。在生存這個大目標之下，所有的分攻，所有的利益維繫，都顯得不重要。因此，當時黨建工作的標準即使粗放一些，簡單一些，仍然可行，並且作用巨大。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改變了，生存已經不是第一需要，甚至可以說，生存已經不值得憂慮。再執行那一整套為了生存而制定的系統方案，顯然缺乏與時俱進。
一個極其殘酷而且有趣的事實是，歷史並沒有在此覺醒並且及時調整黨建系統方案，而是削足適履，為了適應這一因生存而締結的方案，不斷地人為地強化生存危機。早期有關國對中國的仇視以及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的威脅，看上去，生存確實存在一定隱患，但這顯然只是保衛和建設問題，而不是生存問題。只是怎樣活得更好的問題，而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問題。後來，人們也都知道蔣介石無力反攻了，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也只不過如此，似乎再沒有生存之憂了，歷史便製造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激烈鬥爭。這樣的鬥爭顯然是不存在的，只是為了適應生存系統而假想的敵人。
人的思維路徑極其有趣，既然生存已經不存在問題，所有的黨建目標，為什麼不能去生存化，著眼於建設和發展，重新制定一整套更加系統，更加細化的方案?歷史沒有選擇改革，而是選擇了固守。
行政建設其實存在同樣的問題，解放軍自從渡過長江，頓如風捲殘雲一般，迅速解放了整個江南地區。這時候最大的問題，是迅速建立政府，穩定全國鐵序。在這種大背景下，各級政府倉促上任，粗放行政的特點，在當時是客觀需要，並且卓有成效。由此可知，解放初期建立的行政體系，原本就是一個臨時性的粗放的體系，一個無法適應未來發展的體系。這個體系原本就該在後來政權穩定之後，加以系統化升級和精細化改造。然而，這一步始終未走，不僅未走，文革時期，將這個原本粗放的體系也砸爛了，文革後又開始對解放初的那套體系進行修復。在大建設的背景下，最初那套粗放型體系所出現的問題，可以預見。
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從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來了，但始終未曾邁步。未曾邁步的原因在哪裡?在於某些人認為，政治體系改革，必然觸及政體。
趙德良正在推動的黨建系統化建設，讓唐小舟終於想明白了一件事，其實，政治體制改革，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麼複雜那麼艱難，目前的權力結構形態並沒有問題，不僅沒有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是唯一可以和關國的三權分立制媲關的。中國差的只是由生存化向發展化跨越的認識基礎和系統化精細化操作體系。也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的著眼點，應該放在黨建和政建兩個方面，盡快完善這兩個體系的科學化系統化建設，適應穩定和發展的大局，使得每一個部門每一個環節，形成配套，相互依存。現在黨和政府之間，部門和部門之間，很容易出現矛盾甚至衝突，恰恰是系統不配套導致的無謂消耗。
以信訪制度為例，國家設立這個制度，原本是想借鑒古代的誹謗制，在衙門口立根謗木，讓民眾獲得申訴權。不過，古代的謗木顯然只是一種形式，缺乏必須的行政體系支撐，謗木便成為了一種極其單純的木頭柱子，或者一種象徵意義的標榜。現在不設立謗木，而是專門設立一個信訪機構，看上去，確實是改進了許多。
可是，信訪制度並沒有系統保障。信訪部門對信訪件的唯一處置權，就是批轉相關部門處理。對於這類批轉件，相關部門是愛理就理，不愛理就不理。原因何在?信訪部門對有處置權的相關部門，沒有任何約束力，既不能決定人家的陞遷，也不能決定人家的薪酬，甚至是說句話，都沒有人願意聽。僅從等下級別上看，信訪部門的管轄權，實際在比他們更高級的幹部。
其他部門，也或多或少存在類似問題。比如公安部門、檢察部門、法院等，名義上，這是一些條塊分管的機構，實際上，人事權和財權在地方，公檢法只聽地方黨委的，於是出現了某些案件，地方首長想讓公安怎麼查，公安就怎麼查，想讓法院怎麼判，法院就怎麼判的現象，所謂依法執行，成了一句口號。其他一些廳局也是如此，對上，有兩個指導，省裡可以領導，上面還有直管的部。對下，具有直管性質，可與廳平行的市又掌握著人事權和財權。
唐小舟一直在想，為什麼不把公檢法的人事權和財權收上去呢?把公檢法的權力向上收的同時，也可以將其他廳局的權力下放。往上收，機構肯定會擴大，但如果權力下放，機構就能大量精減。這件事，做起來其實並不難，而且，可以令整個中國的權力結構，為之一變。
再比如部門和部門之間，缺乏制度性約束，一個部門需要另一個部門協調配合，那個部門積極配合是人情，置之不理是天理。部門之間不配合，並沒有相應的制度制約他們，各個部門於是山頭化，碼頭化，變成了靠山吃山的獨立王國。山頭林立，碼頭並行的情況下，要辦事，就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情。因此，幹哪怕一件很小的事，也一定要拜碼頭，拉關係，否則就推進不了。對此，行政主官無可奈何，他們若想幹成一件事，只能搞運動，大會戰，將許多山頭的負責人捏在一起，現場辦公。可這樣的事，畢竟是大事，是階段性的工作，比如嚴打。階段性工作一旦完成，各個碼頭回歸本位，日常工作，又恢復常態。這種運動式兵團式的工作方法，後患無窮，最突出一條，是粗放型工作方法和執行程序，更加的粗放化，甚至走向去程序化。
趙德良推行黨建和政建的系統化精細化，恰恰要解決的，就是這類問題。當然，僅就目前來看，趙德良作為省委書記，大概並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對很多部門進行理順性的合併裁撤。假若他下決心的話，完全可以增加公安部門的職能，將信訪甚至工商等部門的執法行為，全部歸於公安。甚至可以借鑒關國的做法，建立地方警察局和國家公安局，將地方性的案件，劃歸地方警察局，而將一些重大影響的，關係國家穩定的案件，歸口到國家公安局。如此一來，目前多頭執法的混亂局面，便能夠得到遇阻。
當然，這樣的改革，屬於政建範疇，或者政改範疇。政改，確實需要大動干戈，牽一髮動全身，稍有不慎，便可能出現大問題。趙德良之所以抓黨建而暫時不抓政建，原因大概也就在這裡。與政府部門以及職能的亂相比，黨的系統架構，是明晰的，而且也是相對完善的，缺乏的只是標準化。因此，這項工作，相對還是要簡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