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刷新出來的名將，是明朝的俞大猷。
俞大猷是明代抗倭名將，軍事家，武術家，字志輔，福建晉江人。
他二十歲時，繼承父職任百戶，開始學習騎射，「劍術天下無敵」。後歷任千戶、武備、參將、總兵官等職。
1549年，朱紈巡視福建，將俞大猷薦為備倭都指揮。又參與交黎之役，以功進參將。他移師浙東，抗倭於王江涇，並圍殲徐海、陳東等匪類，以功加都督僉事。後來任參將。
又鎮守南贛，平定廣東張鋌叛亂。後任福建總兵官，破倭於福建興化，時稱俞家軍。
次年任廣東總兵官，獲海豐抗倭大捷。不久改任福建總兵。
為將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善用兵，與戚繼光齊名，並稱「俞龍戚虎」。
萬曆初奪職，一度復起，後任軍都督僉事，乞歸。卒於家，謚武襄。
俞大猷戎馬生涯47年中，抗擊倭寇入侵的時間，達十三年之久，著有《正氣堂集》、《劍經》。
據說，俞大猷出身於下級軍官家庭，祖籍安徽鳳陽府霍邱。
始祖俞敏跟從朱元璋打天下，以開國功臣襲泉州衛百戶官，至其父俞元贊已歷五代。
俞大猷自幼家貧，靠母親楊氏編發網和親友資助，寄居清源山水流坑村，勤學不輟。
五歲時即在家鄉濠市入塾讀書，拜幾位當地名士習文。十歲隨家遷居泉州城內北隅{其遺址即今泉州僑中}，與鄧城、湯克寬等讀書於清源山清源洞。
十五歲進文秀才，與李杜、薛南塘、史文齋、史禮齋等十餘人，繼續讀書於清源山紫澤書院，並習武於清源洞，人稱十才子。
清源山至今遺有其練膽石{為練膽量，常登巨石下跳}，現在泉州清源山虎乳泉畔下，旁邊有其自書「君恩山重」四個大字。
其時泉州社會的閩學氛圍熾盛，俞大猷先後拜王宣、林福、軍事家趙本學等人為師，學習《易經》與兵書，皆得三家之所長。
後又從師精通荊楚長劍的同安南少林高手李良欽學劍{棍}術和騎射，達到了「劍術天下第一」的境界，跨馬而騎，引弓飛矢，百發百中的境界。
王、林、趙三人，均為當時泉中名師，且是明代前期閩學著名代表人物蔡清之弟子，從蔡清學過《易經》。王宣以《易經》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跡，林福以《易經》明心性忠孝仁義之奧，趙本學以《易經》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著有《韜鈐內外篇》和《孫子註解》。
俞大猷對三師之意，均能默契神會，融會貫通，尤能闡其所未論。
而在師承關係上，俞大猷是名儒蔡清之二傳弟子。
正是由於年輕時奠定紮實的儒學理論基礎，使俞大猷日後成為明代獨樹一幟的名將，不僅有傑出軍事家的思考領域，而且有傑出政治家的思想遠見，故上司譚綸曾稱讚他有大將才。
俞大猷的兵法思想，是逐步發展的。
他在會試時，就上論策《安國全軍之道》，立功大同鎮時又有《兵略對》、《大同鎮兵車操法》、《廣西選鋒兵操法》等。在他的《正氣堂集》十六卷中，無卷不言兵，無篇不與兵事有關。
俞大猷曾提出軍隊現代化的建議，但面對個人力量不可抗拒的社會因素，且與古老的鬆散的社會組織不能相容，其計劃毫無實現的希望。
俞大猷之所以善於運籌帷幄，把握戰機，出奇制勝，可以說正是得力於青年時代對《易經》學有關奇正、虛實、矛盾、變化的辨證思想的深刻理解。
俞大猷認為，作為戰爭的指揮者，首先應該具備「忍」的策略思想。
他說，「忍」是一個人品德的基礎、行為的出發點和成就一生事業的基本條件。
它對於戰爭決策者而言，「能忍，則不為人所致，機操自我焉者也」；「不能忍，則常為人所動，機操自人焉者也」。所謂「機操」，意即把握戰機，掌握戰爭主動權。
能忍者，就能把握，掌握戰爭主動權；不能忍者，就會貽誤戰機，喪失戰爭主動權。
俞大猷以司馬懿和諸葛亮為例，告誡戰爭的決策者說，「能自安其國」，「自全其軍」，且能「危人之國」，「破敵之軍」，這都是「能以忍自守，不為人所動之大誡也」。
他平時想到戰時，戰時想到戰後，計定而後戰，戰則求全勝。
俞大猷生長在華夏國東南沿海泉州，自幼耳聞目睹倭寇在東南沿海的暴行。投筆從戎後，直接與倭寇作戰，從國家和民族的大計出發，提出加強海防的戰略思想。
俞大猷抗倭的海防戰略，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內河、御城鎮的多層次、有縱深的防禦戰略，加強海防，堅固江防，以長制短。
就是「大洋雖哨，而內港必防；內港雖防，而陸兵必練；水陸俱備，內外互援」的海防戰略。
在剿倭的實踐中，俞大猷總結出「倭奴長於陸戰，其水戰則我兵之所長」的論斷。
他說：「倭賊驕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陸路追戰，兵無素練之律，賊懷必死之心，勝負之形斯判矣。」
概括說明了在海上與陸上剿倭的兩種可供選擇的戰略中，肯定了海上剿倭是「上策」，主張以有效的戰船和火炮，殲滅倭寇於海上，根本不讓他們有登陸的機會。
他指出：「倭賊之來必由海，海舟防之於海，其首務也。」
因為倭寇之來必由海，必須修造海船，招募訓練水兵，加強海防力量，在海上倭寇必經的島嶼，以逸待勞，剿滅倭寇。
在沿海要害之處或倭寇可登岸之處，屯紮陸兵，扼敵於江河之口，使其不得由河港深入。
在內河修整河船，船上搭成柵，加遮板，多備弓弩火器，如果敵人進入內河，則在河中擊敵。
還要固守沿海的城鎮，以城為營，利則出戰，不利則守，牽制敵人，使其不敢深入內地。
俞大猷的海防戰略，是借助船，積極地以戰為主的戰略。其《正氣堂集》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
他認為，「防倭以兵船為急」，「攻倭兵技，當以福船破之」。
因為福船高大尖底，性能優越，是優秀的海船，為倭寇所畏懼。
他徵調福建樓船，或就地建造大海船，徵募精兵上船，進行嚴格訓練，組建一支馳騁東南沿海抗倭戰場上的威武之師——俞家軍。
他給總督的稟帖中，曾提出「竊意防倭，調陸兵已盡天下之選，卒未見有奇效。若用陸兵所費之半，而用於海防，則倭患可以漸息。」
縱使俞大猷的聲望和戰績都十分卓著，但這些有益的建議始終沒有被採納。因為俞大猷的海防戰略思想，所牽涉的問題和可能引起的後果，已經超出軍備問題，而及於政治。
如果他要求的關於親自率領「閩、廣大船數百艘，兵數萬」成為事實，有關各省的財政就要從原來小單位之間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與之相應，後勤機構的人員必須增加，而且必須一掃苟且拖沓的辦事作風，保證規格和數字的準確，才能取得預期的行政效率，以之與現代化的軍事技術相配合。跟他們往來的各個機構，也必須同樣注重實際。
然而，當時龐大的華夏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違法行為作掩飾，則被認為是忠厚識大體。
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繫，從來也沒有可資遵守的成文條例。在未來的好幾個世紀之內，上述情況在這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國家裡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按照俞大猷的計劃，自然是要求兵精械利，把原來兩個士兵的軍餉供應一個士兵，以部隊的質量來代替數量。
但是，戚繼光卻能看到問題的要害。
戚繼光認為，帝國的軍隊是一支全能的軍隊，也是一支長久性的軍隊。它經常性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鎮壓內地農民和邊區的少數民族。
地區間的人口過剩、災害頻仍、農民流離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動隨時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