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打到吐血，再給人治好。這麼一來二去，後末，在這中土世界，修真修道修佛的人就很少再動不動就喊打喊殺的了。大家相處得還算是不錯。尤其是我手裡好玩的東西多啊，尋找那些靈藥，煉製各種丹藥的水平也不錯。後來，經常會發現兩個門派拉架，兩邊用的都是我做的藥物這種事情。」
「花了不少年在遊歷全國，看到了很多事情。當時，這個國家到底是怎麼了，心裡卻一直想不通透。抵禦外侮的英雄曾出不旁，賣國求榮的漢奸則更是一茬連著一茬，殺之不盡。或許，應該這麼說，在很多人心裡，已經有了主權國家的意識，但更多人的心裡，想著的卻還是自己，想著宗族……要說才能和見識，我在劍橋牛津耶魯，還在英國皇家海軍德國陸軍裡實習，並不弱於那些留學生。但正因為看得太多了，知道了當時的中國和外國的差距，知道這千年積弱並不是一個兩個人可以扭轉的，當時卻是有些消沉。遊歷了全國之後，在1907年的時候，我第一次來到了上海。」
「上海，差不多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逐漸成為一個輝煌的城市，成為一個浮華的城市。而我，除了中間曾短暫離開過一段時間之外，差不多是看著上海有了今天的雛形。從我初到上海，到最後離開上海，其中正好相隔了40年。」
「在上海，也算是有很多朋友吧。那些老上海的風雲人物，那些現在被寫在書裡的大亨，當時可都鮮活地在面前。因為覺得上海這個城市生機勃勃，而且消息靈通，不單單國內的消息能夠很快匯聚到上海，全世界各地的消息也能通過在上海的各國商人那裡獲得。本來我準備在上海玩一陣就走的，但這裡確實有吸引我的地方。後來，就索性在上海置業，長期留了下來。」
「因為各國語言基本上都會了，加上還有好多學位，基本上哪怕拿到現在都是很唬人的那種，在上海還真的是蠻吃得開的。老師也逐步把一些他手裡的資產過渡到我手裡，後來，就逐漸形成了一個總部在上海，在倫敦，香港，巴黎，波士頓，紐約都有辦事處的大型跨國產業鏈了。而且，德魯伊議會雖然隱秘，但經營了數百年，有那麼多志同道合的侍從，經營起來也很舒暢。尤其是兵荒馬亂的，我算是少數幾個能夠將緊俏物資，尤其是藥物搞定的人。當時，我在美國西海岸建立了一個製藥公司，就是現在交到你手裡的圖尼史丁化工企業的前身，專供中國市場，提供包括盤尼西林在內的各種藥物。開始的時候，是新軍，北洋軍，後來，則是各地軍閥，再後來，呵呵，你也想得到的。其實，因為我弄來的這些盤尼西林，救了不少在近代史，現代史上留下名號的人呢。」
「1916年的時候，老師死在了戰場上。雖然他是個偉大而胸襟開闊的德魯伊，但是，他也擋不住炮彈。他在作為戰場急救醫師的時候，幾乎是直接被炮彈砸在了身上。從那之後，德魯伊議會就按照慣例，向我移交了『獅子』這個職位，讓我領銜了行動處。我帶著李敘去歐洲玩的時候，也就是我正式開始組織行動的時候。當時，大家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隨著主權國家成為這個世界的主體，隨著這樣的國家之間的紛爭嚴酷到了需要靠戰爭來解決。有著不同國籍的德魯伊，應該如何自處？以前．也出現過這樣的事情。但從來沒有一次，像是一戰那樣像是把各種各樣的矛盾都暴露了出來，像是要把所有的仗都打完一樣。……當然，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一戰其實沒打完，遠遠沒有打完。」
「人類，到底算不算是這個偉大世界的生靈中的一種？德魯伊的確可以在自然界裡看著兩個族群爭鬥，奪占需要的生存空間而只是觀察著不出手幫助任何一方。對於我們自身也處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我們可以這樣嗎？我們是把自己置身於一個世界的觀察者和平衡者，置身於一個更接近神的位置，還是承認我們也處於其中，更接近於人的位置呢？在一直有著濃厚宗教傳統的西方，在基督教天主教的體系裡，或許有教皇有紅衣主教來隨著歷史的變遷給出不同的解釋，但是德魯伊議會是個那麼平等的機構，哪怕是議長，也並不真的就比一個普通會員地位高，這樣的想法，這樣的解釋，很難有一個權威的判斷。所以，絕大部分德魯伊都同意，我們盡量不直接捲入各種各樣的爭鬥，而是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
「在如此悠長的生命裡，我幾乎是看著許許多多的第一次，出現在人們面前。第一次有人提出環境保護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提出工業污染的概念第一次有人明確提出人口控制的概念等等。但自己開始從事很多經營之後，我發現，原來守望者們提出的那些概念，關於環境保護，關於工業污染，關於自然被逐漸侵蝕，關於越來越深重的人口壓力，居然一項一項都逐步變得明顯，變得壓力十足，變得各國政府不得不面對了。」
「德魯伊議會的行動處，當時最主要的工作並不是現在環境保護和相關的事情，而是用各種手段保護德魯伊議會仍然作為一個機密的組織的存在，並且以強大的力量威懾那些知道我們的存在並且想威脅我們的存在的組織。從我主持工作開始，當時因為通信手段還是比較落後，很多人甚至要每隔幾年才能聯絡上，但是，我還是組織了德魯伊議會行動處的核心部隊，『銀色果實』。並且給了所有的行動組成員足夠的財力和物力，還給德魯伊議會總部提供豐富的資金來進行研究。老師在世的時候，孟德爾的遺傳學說就被注意到了，當時就開始組織了一個很不錯的團隊研究遺傳學說的有效率地應用，一直到科學界又一次走在了神秘學界的前方，闡發基因學說發現DNA。我想，現在還有那麼多人懷念我，可能因為那是德魯伊議會第一次出現一個特別能戰鬥的組織，極大地維護了我們的理念。而且，因為我的治療技術，只要不死，能夠將受傷的人送到上海或者送到我能趕得及去的地方，一般都不會死。而且，我策劃的打擊狼人，打擊摩門教徒等等行動都很成功。後來銀色果實在蘇黎世甚至和宗教裁判所幹了一架，把教廷打得很慘。而一些非戰鬥任務，比如東南亞雨林研究，環澳大利亞生物圈研究，兩極研究，還有保護一些瀕危動物的行動，都算得上是水平很高的。當時的記錄，雖然因為科技發展水平和研究視點的不同，可能現在看起來有些古怪，但如果現在公佈了，還是能夠形成極大的影響的。不過，最震撼人心的，可能就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事件了，當時，我們是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我們手裡的力量，是這樣強，能夠在那一片哀鳴中挽救那麼多生命。」
「一直到二戰開始，事情才逐漸有了轉變。全世界彷彿都瘋狂了。在國內，我從30年代中後期就開始在想方設法認識各種人物，想要瞭解，並且影響事件的進程。當時，我是有些害怕的。我瞭解日本的工業實力，知道日本人的心態，更明白，對於那些西方的的科技和文化，日本有著遠比當時的中國精深的研究。國家，民族，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等詞彙，我們現在熟悉並且一直在使用的詞彙，都是從日本的翻譯方法裡引入的。很難想像，當中國和西方之間永遠隔著一個日本，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戰爭爆發後，我就作為醫生，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巡遊。上海雖然仍然是我的基地，但我去過北平，去過東北，去過西安，去過延安和重慶，甚至去過緬甸。我很痛苦，因為醫術能夠救人，德魯伊的能力也能夠做一些事情，但是，哪怕我燃燒了自己，也無法改變那麼多無辜的人被殘酷屠戮的事實。」
「戰爭終於結束之後，這樣的痛苦讓我做出了一個決定。當時，德魯伊議會議長提議，我們組織一個團隊，進入戰後的日本，去研究一下怎麼消除核輻射的影響。而我，拒絕了。每個德魯伊都有自己的國籍，但大家對於自然的愛護和信仰是一致的。說起來，核彈的確是破壞了自然結構的極為恐怖的武器，當時對這樣一個體系幾乎一無所知的我們，都想要得到一些資料，來瞭解這樣一種東西對於自然界的傷害到底到了個什麼程度。但是，不是日本。日本應該付出代價，哪怕到了今天我還是這樣想，也還是這樣說。我提議到美國試驗核武器的地點，到內華達州，到比基尼島等地去調查。但議長執意要組織隊伍去日本。因為我是行動處的負責人，而拒絕幫助日本是我的個人理由，當時我就開始隱居，迴避了此事。在與世隔絕的環境裡修行了幾年之後重新出來，我才得到一個消息：進入日本的9名德魯伊，下落不明。再也沒有回到議會。其中有我的朋友，很多朋友。」
「這讓我更痛苦了。於是，在無法確認自己內心狀態的情況下，我繼續隱居，一直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