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最終的利益，吳偉良明智地選擇了合作，一九九二年二月份他在上海收回自己的資金之後，回到香港就開始在證監會活動。張廷也在第二年的五月回了香港，配合吳偉良的工作，趙啟明原打算把大家賺的錢分掉，但李胖子和張志誠打死也不願意抽回自己的資金，齊雅婷更是認定了奸商，根本沒打算把錢拿回來。
趙啟明只好繼續帶著大家掙錢，而他的最終目的是想替陳法林討回公道，這才打定主意去香港發展，不然在國內還有許多行業可以大撈特撈，何必跑到香港去冒險。上海的證券市場他是不方便再插手了，想掙大錢難免要傷到廣大股民，葛興邦那邊總是要給點面子的。更何況跟政府拉上了關係，掙錢的路子必然是條陽光大道，沒必要死盯著證券市場不放，那不是跟政府作對嘛。
出於這種想法，奸商錯過了一九九二年炒得最凶的股票認購證生意，那一年這行當成就了中國第一批百萬富翁，幾十塊錢的一張認購證居然被炒到了幾千塊，而趙啟明對這種投機生意已經不再當回事了。
他的原話是這樣的：「那都是大家玩剩下的東西，從郵票到股票，我們吃了虧也賺了錢，還是往正經生意上靠一靠比較好。」然後這傢伙把陳法林的那一套理論給搬了出來，真正往長遠打算，還是要以經濟實體為根本。投機生意雖然利潤大，畢竟風險性也很高，吳偉良就是個例子，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早晚一個不小心就得全搭進去。
這個小團體裡除了張廷和陳法林，全都是以趙啟明馬首是瞻，而且他所說的的確是實情，初期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他們早就過了，靠投機生意撈錢已經成為歷史。
學了幾年經濟管理的趙啟明，在這件事情上的的遠見卓識不僅於此，通過張廷和陳法林，他感覺到國內的的企業發展總是有自己的局限性。根本因素在於國內的改革開放剛起步，管理體制過於僵化，再加上計劃經濟的慣性思維，這導致商人眼界不夠寬，從管理模式和經營方法上距離國際水平有著很大的差距。
明遠集團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上馬的，趙啟明和陳法林、張廷三人經過詳細的安排，把公司在證券市場掙來的錢投了八百萬在懷聖堂藥業，加上陳法林原來的本金，一共引進了三條生產線，使藥廠的規模比建廠之初擴大了一倍，在淮南市輕工企業的排名僅次於安徽造紙廠和淮南紡織廠。
與此同時，張廷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拓展上海懷聖堂醫藥公司的業務上，不僅銷售本公司產品，還接了國內十七家製藥企業的藥品銷售代理權。這使得銷售額在一九九二年底突破了七千萬，純利潤兩千七百萬，第二年番了一倍，藥品行業的前景就此顯露出來。
另外的一千多萬經過仔細研究，大家最終決定按趙啟明的提議，投資在房地產生意上，這也是趙啟明在上海呆了一段時間之後的分析結果。當時海南的房地產正炒得如火如荼，以投機生意起家的趙啟明只是跑了一趟海口，立刻就看出這裡面存在的問題，都是毫無根基的炒作而已，從本質上講和炒郵票差不多，遲早要翻船。
隨後他們把投資的重點放在上海浦東開發區，趙啟明跟老前輩打交道很有一套，把葛興邦哄得眉開眼笑。再加上奸商在為人處事上悟性超凡，而通過葛興邦的關係，從銀行貸款到土地開發等很多關節上都是一路綠燈。
李胖子在這裡充當了老闆的角色，在明遠集團下旗下的明遠房地產公司掛名法人代表，外出談事情都是由他出面，有趙啟明和張廷在背後出謀劃策，李胖子只需要照著辦就行了。這年頭人的眼皮淺，就衝著李胖子一身肥膘肉，怎麼看也像是個有錢的大老闆，可外人誰也不知道他卻是跟著趙啟明混飯吃的。
不到一年時間，明遠房地產公司就為大家掙了三千多萬，這是包括趙啟明和張廷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事。通過近兩年的準備工作，明遠集團的總資產達到了一億一千萬人民幣，在吳偉良按原計劃在香港出資五百萬建了一家小家電生產廠之後，明遠在香港上市的計劃提前了。
經歷了香港證監會長達三個月的企業資產評估、投資項目評估、經營規模考核等等一系列繁瑣的審查之後，中國明遠集團公司於一九九四年初在香港恆生股市上市，股票上市發行價5.65元港幣，流通股九千七百六十萬股。
手裡掌握的資本一旦達到了一定的數額，接下來的錢就比較好掙了，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再通過上市的辦法圈錢，可以在短時間裡使資金擴充數倍。趙啟明對掙錢的興趣早已經淡了，做了這麼多的準備工作，最後的目的只有一個：整垮遠大公司，把背叛陳法林的兩個傢伙打入十八層地獄。
趙啟明一個人無聊地坐在候機大廳裡，回憶起這幾年裡發生的事情，他沒有了當初的那種興奮和激情。就像是一九九一年做郵票時掙錢的感覺一樣，當自己從張志誠手裡接過十三萬塊錢的時候，之前的一切已經顯得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