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場醫事改革我傾注了全部的心血，但是改革一旦開始我就沒有把握控制他的走向了。對此在去太醫院上任宣佈一切改革方案前的一夜我徹夜難眠。
歐洲的文藝復興是14世紀至16世紀歐洲文化和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是歐洲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運動，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百花齊放、碩果纍纍、群星爭艷、人才濟濟的光輝時代。文藝復興的指導思想是人文主義，其核心是《人乃萬物之本》，主張以個人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人文主義者重視人的價值，提倡個性與人權，主張個性自由，反對天主教的神權；主張享樂主義，反對禁慾主義；提倡科學文化，反對封建迷信。這次文藝復興誘發了宗教改革，開創了現代世俗國家的雛型；文化領域內以個人為本的內容及嚴謹典雅的形式都成為後世學習的典範；人文主義者傑出貢獻在於奠定了現代自然科學的基礎；文藝復興運動是歐洲歷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表達了資產階級破除封建思想體系的精神桎梏，解放生產力、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的要求。可以說文藝復興為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奠定了豐厚的思想人文基礎，中國也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歷史機遇，而是不止一次的出現。
縱觀中國歷史，歷代王朝更替循環在本質上是沒有對制度革命性的創新，只有對原制度細枝末節的修補，從現象上表現為王朝更替循環。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是有深刻的社會生產方式為基礎的。中國2000年的皇權專制制度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在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條件下，社會成員間的相互依賴性小，人們自覺結成社會契約來調節人們關係的願望小，顯得比較自私，需要有一個超然的絕對公共權力來調節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中國2000年的皇權專制制度就是先塑造一個超然的絕對公共權力（皇權），再由皇權通過嚴刑峻法來阻止人們之間的爭鬥。在這種制度下，通過給予皇帝整個社會所能給予最大的享樂、地位和權力來使皇權變得超然，比較公允，再通過對儒學的利用來使人們相信皇權是合理的，同時通過宣揚「滅人欲」的程朱理學來減輕人們對社會資源的佔有慾。中國這種極具特色的皇權專制制度在秦滅六國時得以確立，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得到鞏固。隨著南宋「滅人欲」的程朱理學提出及其在元代的完善，在明初通過對其的利用使專制制度達到歷史高峰，應該說它基本上能夠滿足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調節人們社會關係的要求。
那麼使這種專制制度發生革命性的變革需要什麼樣的社會條件呢？那就是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當主流的社會生產方式從農村自然經濟過渡到城市商品經濟時，就會對這種皇權專制制度提出變革的要求，使中國跳出王朝更替的怪圈。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社會生產分工水平提高，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提高，人們就會產生訂立社會契約來調節社會關係的願望。當社會分工到達一定的程度，參加社會分工的各個博弈方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會自發地訂立某種社會契約來保證社會分工得以有序進行。一旦城市商品經濟成為主流的社會生產方式，參加社會分工的社會成員就會有結成某種社會契約並主動遵守的願望，為調節社會關係而塑造的一個超然的公共權力（皇權）變得可有可無，相反不受制約的皇權為滿足自己的私慾反而會不斷地侵犯工商利益，建立一種對皇權實行限制的制度或是可完全代替它的公共權力成為歷史的必然。所以說，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必然使皇權專制制度不可避免的遭到挑戰，是使中國走出王朝更替循環怪圈的不二法門。除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會對皇權發出挑戰外，文人的思想解放也會通過反思甚至顛覆維護皇權的意識形態和道德體系使專制鬆動甚至對其發出挑戰，但這一般都必須要有一定的社會契機或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甚至是兩者互動）。隨著明朝中後期海禁的開放和近兩百年的和平發展，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由於經濟的發展使人民更加富裕，追求生活享受不再為最高統治者所專有。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使社會變得富有，更多的人民可以追求生活享受；另一方面，擴大社會消費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原來建立在短缺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主張滅人欲的偽道學已不適應變化了的經濟基礎，主張建立以承認一定程度上人的合理慾望為基礎的新道德開始成為明末一些官僚的共識。與商品經濟發展相關聯，傳統的以君主為中心的「以民為本」的治國思想也不適應經濟的變化，一些基於人本主義的個性解放思潮開始出現。由於偽道學越來越不為文人所接受，在傳統框架下的治學開始變得越來越空洞務虛，一些文人開始提倡實學致用的治學觀以改變治學風氣，東林書院的出現及主張正是符合了這種時代要求。由於社會道德觀開始變化，專制制度賴以存在的偽道學變得越來越空洞，官僚集團道德水平急劇下滑，專制制度又不能提供有效的監督機制，政治腐敗蔓延。對政治制度開始反思的思潮出現，有識之士提出，皇權是萬惡之源。社會思潮的撞擊反映在政治上表現為「黨爭」，明末的「黨爭」與以前的朝代不同，基本上還能只基於政見的不同，基本能遵守政治規則，似乎有了現代政黨政治的雛形。由於社會思潮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官僚集團，使皇帝總感覺正直的官員和他不一條心，所以明末閹患嚴重（即使是打倒魏忠賢得崇禎在執政以後不久也重用宦官），宦官成了皇帝逃避權力被官員限制的犧牲品，這使明末的政治更加腐敗。明末的政治腐敗和道德敗壞，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統治者的無能和荒淫所至，它是原有的建立在小農自然經濟上的專制制度和道德體系不適應變化了的經濟基礎，但新的政治制度和道德體系還不能迅速建立起來的緣故，表現為政治腐敗與經濟發展並存（甚至經濟發展本身就是腐敗的原因），社會道德水平急劇下降。這些都是中國傳統社會開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渡過程，2000年的專制制度和維護它的偽道學遇到了歷史性挑戰。明朝的滅亡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明朝統治者逆社會發展方向而動的結果，實際上明朝的專制比她以前的朝代都嚴重，因中國離西方較遠難以獲得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模式資源也是原因之一，如果沒有遊牧民族強大的軍事外壓明朝是否能成功轉型也只好留給社會和歷史學家去回答了。
因為商品經濟和皇權專制制度水火不容，所以中國歷史上的專制統治者很少有不「抑商」的，唯一不「抑商」的宋代同時也是專製程度最輕和相權最大的朝代。專制統治者除了在經濟政策上「抑商」以外，還不斷加強思想控制，漢武帝就是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鞏固了皇權專制制度，明初的統治者利用元代完善起來的程朱理學來作為壓制商品經濟發展的思想工具。但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只要經過足夠的和平發展時間，總會形成對皇權專制制度足夠的挑戰，而使專制制度逐步鬆動退化，直至實現對皇權的制度性制約的。但是這時薛要時間的，可北方的遊牧民族從來不給中原漢家王朝超過100年的和平，這使中原漢家王朝根本無法承受社會轉型期間的社會動盪，幾乎所有的漢家王朝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亡於遊牧民族入侵。其次，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首先取決於社會財富積累程度，只有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城市商品經濟才有可能成為主流的生產方式，通過誘發思想文化領域中的一系列蛻變對皇權專制制度發出歷史性挑戰。每次遊牧民族的入侵都必然發生大規模的搶劫殺人而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流失，使整個社會變得貧窮，自然經濟重新成為社會經濟的主流，傳統的皇權專制制度又變得適合生產方式了，結果是入侵的遊牧民族要麼漢化，要麼用漢族的制度統治漢人（美其名曰「被同化」），社會又重新出現「大治」的假象。這樣，在中華大地上就不斷地重演著辛苦300年被洗劫一空，再從頭再來的慘劇。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戰爭性的漢族內部王朝更替唐——宋，就使宋朝創造了中國封建史上商品經濟的一次頂峰，在北宋年間就出現了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代表——「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信用貨幣；北宋的汴京擁有100萬人口，市民社會已相當發達。可惜，宋王朝多災多難先被金奪走了經濟發達的北方，又被蒙元所滅，否則中國有可能在宋朝就開始了資本主義化的過程。
遊牧民族的每次入侵不但都會造成社會財富的大量流失，商品經濟的巨大倒退，同時還可能打斷中國的思想解放過程。但皇權專制制度卻不會因遊牧民族的入侵而有所鬆懈，它依然會以一個特有的速度變得更完善、堅固。以魏晉時期的「五胡亂華」為例，當時由於魏晉兩朝都是篡權王朝，這使其最高統治者對加強已有的意識形態興趣不大（因為這並不能提高他們執政的合法性），所以一度用於支撐專制制度的理論體系有些鬆動，一度出現了批判儒學（實際上是對利用儒學的批判）的思想，甚至出現了「私權」的概念。如果，這一趨勢得以延續，專制制度及其道德體系繼續鬆動，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中國有可能在那時就開始了近代化過程。然而「五胡亂華」將這一趨勢打斷，經濟發生巨大倒退，經過多年的戰亂中國開始了唐代所謂的「盛世」（實際上不過是周邊的遊牧民族漢化後使漢族失去軍事上有力競爭對手的假象）。經濟上倒退，思想解放過程被打斷，但政治上皇權專制制度卻加強了，因為「盛世」的假象使人們更加相信這種制度的合理性，思想解放的難度更大了。到了宋代，雖然商品經濟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皇權專制制度也已日臻完善，堅固了，皇權專制制度從統治階級發生鬆動已相當困難了。即使如此，如果沒有外敵入侵，當宋代的城市商品經濟發展到更高的水平時，依然有可能通過誘發思想文化領域裡的啟蒙，而迫使皇權專制制度逐步鬆動最後過渡到憲政制度。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專製程度最低的朝代，這可能是她創造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頂峰的制度因素。宋代有尊重文人的傳統，士大夫極少因言獲罪，更不可能像清朝那樣動輒就被抄家滅族了。士大夫們普遍講氣節，政治上也有了君權開始受到限制的趨勢，皇帝普遍權欲不重，海外貿易發達以開始為國內積累貨幣，市民社會高度發展，可惜這一近代化的過程又一次被金和蒙元的入侵所打斷。
而此時的中國或許也正處在這樣一個時刻，明末發生了一場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人本主義思想啟蒙，這場思想啟蒙與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相聯繫，其思想深度和社會影響都遠在中國其他時期的思想解放之上，如果沒有外在軍事威脅打斷，中國很可能在明末成功地完成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可惜這一次被滿清入關所打斷。
面對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到底能做些什麼呢，這是我長期以來一直思考的，遊牧民族的社會發展還十分原始，入關以後習慣以奴隸制的思維方式統治比它先進得多的漢族，這使得整個民族的奴性大大增加。這在滿清一朝表現得最為明顯，在明代東林黨人寧可被廷杖至死也要犯顏直諫，而在滿清卻鮮有有骨氣的大臣了。有滿清一代，奴性深入中國人的骨髓，至今仍在阻礙著中華民族的進步。對此我可以做的一是加速女真的社會發展進程，二是延緩女真入關的時間，前者還好說醫事改革只是一個開始，通過醫學的改革我可以將一種思想灌輸給人們，就是人是寶貴的資源，尤其對人的生命應該尊重，不管他是女真人還是漢人，這些工作需要潛移默化慢慢的進行，至於何時見效我不得而知。再有就是通過杏林書院發展現代醫學，連帶著帶動化學、物理等學科，通過這些學科為自然科學的發展奠定基礎，打破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的格局，好就好在女真人這時並不把儒家思想放在首位，這要直到他們入關後因為統治需要才會確立儒學的地位，儒學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有保存的必要，但是絕對不能讓他做大佔據統治地位，這將阻礙自然科學的發展。所以目前在女真統治範圍發展自然科學還是很有利的，不過這也是一把雙刃劍，自然科學的發展必定帶動軍事、醫學的發展，這將導致女真人的野心越來越龐大，對關內明王朝的威脅也越來越大，但是同時龐大的戰爭機器的開動就需要更加龐大的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從前包括女真人在內的遊牧民族為了維持戰爭機器的開動選擇的是劫掠，而此時或許我可以通過輸入先進的自然科學和商業概念來改變這一切，東北的資源十分豐富，他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王國，通過循序漸進的一系列改革讓女真人直接進入商品社會，可是這又會直接的導致女真軍力強大，當戰爭機器再次開動時恐怕就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女真人了。雖然對於明朝我並不喜歡，但是畢竟關內有我億萬的同胞，讓他們面臨異族的入侵和殺戮無論如何是我不願意見到的，然而將希望寄托在江南的那場思想啟蒙我心裡同樣沒底，這正是我的矛盾所在。
想到這裡我實在輾轉難眠，於是披衣起身，走到院子中，仰望星空，這時已經四月，天氣不是很冷了，但是我還是不禁打了一個寒顫，頭腦也清醒起來，既然不能阻止女真勢力的不斷膨脹，那麼就應該想辦法轉化和吸收這些膨脹的力量，我將目光投向了東南方向，心中湧起了一個惡毒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