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翻看歷史，看到王世貞所著的《明史：奸臣傳》，心裡很有感觸，覺得嚴嵩簡直不是一個東西，其子嚴世藩更不是一個東西。看過之後，很是郁悶。覺得泱泱大國，堂堂的大明朝廷，竟然任這瘦冬瓜來折騰，無論哪個方面，都是政府的失敗。
國家權力淪落到這樣的人渣手裡，國家絕對要完蛋。但我仔細讀過之後，覺得大明朝廷並沒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鮮，宛如缺氧的魚掉進了水裡。這就更加郁悶，再讀之後，發現，嚴嵩一生，好像沒干過什麼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政府的事情。
嚴公僕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特別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時，嚴公僕為了皇帝的囑托，加班加點，不嫖不賭地努力工作，幾乎累得吐血。個人生活方面，愛情、家庭都不錯，夫妻相敬如賓。私生活也非常檢點，堅決不討二奶，更別說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
工作時間內，也沒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書，頂多配他自己的兒子，父子倆幾乎“義務”為皇帝獻身。縱觀嚴公僕，無論哪個方面，都是典型的，樸素的勞動人民的先進代表。由此可知，嚴公僕的健康成長與健康墮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養出來的。按照我們今天的標准，老嚴絕對是一個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好同志。即使是：吃喝嫖賭，也是一心為公；貪污受賄，必然迫不得已。為朝廷，赤膽忠心；為國家，鞠躬盡瘁。
就是這樣一個革命幾十年的老同志，居然成了大奸賊，大貪官，實在讓人費解。在我把《明史》仔細翻過之後，我才覺得，歷史是最不可靠的東西，宛如沒有信譽的小姐。
其實小姐也講信譽：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鈔，小姐也不會給你假的肉體，即使年齡稍長，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讓你感受到基本的彈性與起碼的滿足。
仔細想想，覺得老嚴真有些冤枉：那個時代，那種環境，任何為官的，都必須要遵守官場游戲規則。作為嚴公僕，當然不能例外。一個從農村成長起來的革命干部：知道生命的艱辛與苦難。在科舉考試的殘酷道路上，摔爬滾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頭。
熬出了頭的嚴公僕，當然明白，革命不是請客送禮，革命就是請客送禮。特別是官場游戲的潛規則。任何人打破這種游戲，等到的都是淒慘的命運：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這個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嚴公僕為此，小心翼翼，為皇帝努力工作。——歷來伴君如伴虎。為了伴好虎，嚴大人就不可能不說違心話。一說違心話，討好了皇帝，卻獲罪皇帝身邊，也想討好皇帝的其他人。實質上，這都是為了爭寵，進行的相互攻訐。朝廷之爭，權力之爭，歷來你死我活，沒有第二條道路。
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為了讓別人活不好，只有別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這是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這在我們今天，也是絕對真理。當然，還有一種情況：相互勾結，共同欺騙，達到雙贏互惠。但人是唯我動物，本質上是自私的。
皇帝只有一個，大臣卻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選擇，大臣無法選擇。宛如我們今天的企業：董事長只有一個，經理卻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傭關系，經理沒有選擇，只能好好干；董事長可以任意選擇：你不干就滾蛋。
為此，董事長吃定了下屬，下屬卻不能吃定董事長。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卻不能吃定皇帝：這就是權力，或者暴力。企業是董事長的，董事長說誰就誰。國家是皇帝的，皇帝說誰就誰。嘉靖皇帝與老嚴，實質上就是雇傭關系，前者擁有絕對權力，後者擁有被動抉擇。絕對權力主動，相對抉擇被動。
在此之下，老嚴開始了他的為官之路：審時度勢，挖空心思。審時度勢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術。二者結合：為了出人頭地，必須打倒同僚（能剝奪對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認清自己，又要認清皇帝。
老嚴在此後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討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猶如我們今天，討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實上的嚴公僕，真正做到了這點。這當然是智慧的較量。也是人性與獸性的搏斗。更是權力與欲望極度膨脹之果。作為自然人，都是有欲望的，作為社會人，更是如此。
一旦掌握了權力，人的基本心態就發生本質的變化：有時幾乎不是人，或者簡直不是人。特別是擁有一般權力之後，總是挖空心思，不計任何代價地想擁有更大權力。擁有更大權力的人，在欲望與利益的驅使下，當然更想擁有更更大的，擁有更更大的，還想擁有超級大的。
而擁有超級大的，不遺余力想擁有絕對大的。這就是權力的貪婪，也是人性的貪婪。為了實現這個終極目標，人的欲望必然空前膨脹。特別是擁有絕對權力的人，那種為所欲為，那種惟我獨尊：這也是中國的歷史。權力絕對化，導致集權者，自然心理與社會心理的極度畸形。甚至我們今天。
如前所述，老嚴在那個時代，難免不進入這種政治角色的追逐。在這種追逐當中，嘉靖皇帝是絕對讓人恐怖的一個人，也就是說，絕對權力遭遇絕對暴力之後，就看誰的定力怎樣了。
嘉靖皇帝在那個時代，努力繼承了祖先的強權意志：用暴力說話。擁有絕對權力下的絕對暴力。一個國家在此前提下，沒有誰不膽戰心驚。因為暴力不知什麼時候，就降臨到頭上。特別是大明政府，經歷了劉瑾、魏忠賢等先進公僕的太監們，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麗折騰之後，皇帝對權力的集中，控制，就更加強烈，統治的手段，也更加極端。
到了嘉靖帝之時，對權力的絕對擁有，是皇帝們的基本夢想。作為一般大臣，在皇帝絕對權力的感召之下，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權力，這樣，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權力網絡，誰不遵守網絡游戲，誰就率先淘汰。
我們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個隨心所欲的人，性情變化無常，幾乎沒有人能夠揣摩其心思。在這樣一個皇帝手下供職，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陳登原先生在《國史舊聞》（中華書局1980年版）笫三分冊“明世宗”條下有這樣的評說：“（世宗）剛愎自用，用法愈為深刻。”
世宗猜忌、多疑、嗜殺，冷漠。對自已的妻兒、侍婢、臣僚，一概無情無義。以至宮中一群弱女子要將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宮婢之變”。陳先生又說：“蓋以多疑之人，行隔絕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為愚，以察察為明之視為暗，則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韋，不得不熟諳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嚴嵩，此即可推知矣。”
由此可知，大臣們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再看一則資料：據《春明夢余錄》載，有因“大議禮”而受世宗器重的張璁，曾說：“臣歷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此言的意思是，當首輔的（嚴嵩入閣二十年，任首輔達十五年之久）要為皇帝的過失承擔後果責任，要甘於背黑鍋，勇當替罪羊。當徐階扳倒嚴嵩擢升為首輔時，其友王維楨曾對他說：“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聖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書，責應於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剛愎如此，臣下之難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沒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邊周旋，幾乎是不可能的。作為老嚴，經歷復雜，綜合素養也不錯，最起碼的，是一個標准的文人，或者知識分子。雖然，文人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
在那個時代，科舉考試的唯一目的，就是為政府培養官員。漫長的中國歷史，實際上就是文官制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員之間的相互傾軋，就成為一種必然。為了戰勝對手，就必須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設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為一國之君，起碼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閉目視聽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為大臣，伴虎的難度可想而知。
從嚴公僕的成長經歷中，我們可窺探到嚴公僕的自我與社會心理。老嚴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這點，我們可以用如下事例為證：《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世宗寵信嚴嵩，有如此記載：“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這段文字，我們可知，嚴公僕當時對皇帝的基本態度。正是如此，老嚴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氣平和下來，使朝政不致變得更壞。對此，世宗心中有數。以至後來，世宗對嚴嵩多有褒獎。賜嚴嵩“忠勤敏達”的銀印，賜其藏書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賜字幅曰“忠弼”等等。
哪怕是令老嚴致仕時，世宗還在諭旨裡說“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後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輔優渥，“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司歲給祿米百石資用”（《世廟識余錄》卷22）。此事說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對嚴公僕的確不錯。
我們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明白，嚴公僕之所以如此，與他一心一意忠於皇帝有關，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這在我們今天，仍然實用。就是這樣一個人，居然被說成是奸臣，實在有些勉強。
當然，我們不否認，嚴公僕這樣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動機，但看完老嚴的傳記，都沒有發現，老嚴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動機，或者任何言行。這樣的人在我們今天，肯定是全民學習的榜樣：一心一意跟黨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獻給了政府，最起碼也得評為一個感動中國的人物。但老嚴對名譽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在老嚴看來，只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只有對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價值。抱著這樣的理念，老嚴在政治腐敗不堪的時代，選擇這樣一條道路，實在是明智非常的。
這其中，我們不否認，當然有對權力的渴望。但縱觀老嚴的傳記，都沒有發現，嚴公僕有什麼過分之舉，甚至為其親家在皇帝老倌面前求一個基本官職，還被皇帝老倌痛斥。由此可見，老嚴的弄權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說殘害忠良。
國人的價值觀念，由於根深蒂固受到“價值二元論”的影響。面對復雜的現實和歷史，常常采取非善即惡、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爐，水火不同器的價值取向，因而往往扭曲事實。不自覺地顛倒是非曲直。由於這種價值觀，我們在看待基本事物時，也總是采取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態度。
嚴公僕在那個位置上，彈劾他的大臣很多。有御史王宗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巡按御史趙錦、錦衣衛經歷沈煉、給事中厲汝進、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紹、給事中童漢臣、伊敏生、喻時、刑部郎中徐詩學、巡按四川御史謝瑜、巡按山東御史葉經。等等。這些大臣中，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削職，其中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是楊繼盛、沈煉等人。而這些大臣，說實在的，也是為了相互爭寵而已。
據史料記載，沈煉，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本傳載“煉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傳記中並未記載沈煉有何才識。沈煉與他的上司錦衣帥陸炳頗善，與嚴世蕃過從甚密。沈煉嗜酒，“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煉心不平，輒為反之。”
區區小事，致生積怨，可見沈煉性格之偏狹。嘉靖二十九年北虜逼近京師，“致書乞貢。”世宗令廷臣議，沈煉附議，司業趙貞吉堅決反對。事後嚴公僕勸其子，不要與沈煉往來，說沈煉不是好人。此話傳到沈煉耳中，沈怕前途無著，於嘉靖三十年正月，上奏章彈劾嚴公僕。疏中歷數嚴公僕十大罪狀。
世宗閱後，“大怒，廷杖之，謫佃保安。”沈煉在保安並不安份，常常詈嚴公僕父子；當地不明就裡的民眾亦“爭詈嵩以快煉，煉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像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這種“游戲”怎麼看都不像君子所為。當時，沈與地方當局常鬧糾紛，被總督楊順借口殺之，時年三十六歲。反對嚴公僕的人，稱是嚴授意殺害沈的，實際上，這於史無據，而楊亦非嵩黨。
其實，沈之死完全是自己的狂傲、不安份、意氣用事。是性格缺陷所致，與嚴公僕無涉。後人多把這事算在老嚴頭上，實在冤枉。至於楊繼盛與夏言，也完全自己的行為所致。基本上與老嚴無關，本文不討論。
如上所述，老嚴獲“奸”之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實。多少都是背著黑鍋的。歷史在不明真相裡，反復煎煮，就越來越不明真相。再說，歷史本來就是統治者的基本工具，作為一般人，是沒有資格，也是不可能篡改歷史的。
說穿了，歷史是操縱在少數人手裡的玩物。作為一般百姓，是不可能顛倒的。因此，後人不明就裡，一狗吠影，百狗吠聲。再加之話本小說、傳奇戲曲大肆宣揚，比如寫嚴公僕陷害沈煉的《沈小霞初會出師表》（《今古奇觀》），歷數老嚴陷害忠良的戲曲《嗚鳳記》、《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師表》等。
這些東西，在民間反復播演，取得了根深蒂固的廣告效應，老百姓一提起老嚴，第一反應就是：這是一個惡人，更是一個奸人。使得老嚴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中，猶如黑暗中的鬼魅。其實，百姓對統治階級的內幕，是不可能知道的，猶如我們今天，社會下層，永遠不知道社會上層，除非是社會上層相互潑污水：洩密。
我們都知道，權力總是與欲望連在一起的，有了權力，就有了欲望，有了欲望，就有了貪婪，這幾乎是一條規律。在嚴公僕的傳記中，有一條關鍵的記載，是說嚴公僕先生的“貪”。而且這貪，使我們的公僕大人名聲狼藉。
到我們的嚴公僕沒籍時，其貪在史料中有記載。據《世宗實錄：四十四年三月》條月：“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逆犯嚴世蕃江西家產數：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余條，金廂玳瑁等帶一百二十余條，金廂珠玉帶絛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廂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八十余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余畝。……”陳弘謨《繼世余聞》記載說：“嚴嵩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產，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余。又直隸巡按御使孫丕揚所抄京中家產，亦不減此數。”
而實際上，當世宗令將嚴公僕籍沒財產的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時。根據資料，世宗當時僅要十萬兩入庫。嚴公僕卻怎麼也拿不出來。世宗問道：“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余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一所巨屋只估五百兩，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世宗實錄》卷519）
由此可知，我們嚴公僕的貪，實際上徒有虛名。據史料，當時主持籍沒事的是首輔徐階。而徐在史書中被稱為是“廉吏”，而且是有名的“廉吏”。據說，當年徐扳倒嚴公僕時，舉國歡慶。認為徐給國家立了一大功。
作為“廉吏”，徐卻有田產四十余萬畝，僅在他的家鄉蘇、松地區就多達二十四萬畝。這些田產多是以“投獻”為名巧取豪奪，強占周圍農民的。在華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達一萬三千石，斂銀九千八百兩；同時，他還擁有眾多織婦。
於慎行《谷山筆塵》卷四記載頗詳，稱徐“紡績求利”，“與市為賈”。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根本就無法統計，就連當時擔任應天巡撫的海瑞，也歎為觀止：“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卷13）海瑞接到許多農民，控告徐階奪田霸產的訴狀，海瑞當即勒令徐“退之過半”，否則不予結案。
其時徐階當時致仕家居，懾於海瑞威名，不得已，退還農民部分田產。但在暗中，卻又行賄於給事中戴鳳翔，指使戴彈劾海瑞“漁肉縉紳”，將海瑞罷官，才保住他的龐大田產。
由此可知，嚴公僕的“貪”，真正可憐可歎；而徐階的“廉”，卻實在讓人齒冷。歷史就是這樣，讓人琢磨不透。《獻征錄：大學士嚴公嵩傳》載，嚴嵩降生於小家子，“其父不過小吏”；同書“大學士徐公階傳”載：徐階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補邑椽吏。”說明兩人起步時，家業相當，嚴嵩擔任十五年首輔，才有如此財產。而徐階僅僅擔任六年首輔，田產卻是嚴公僕的十五倍。由此可知，對貪與廉的問題，討論已經毫無意義。
但歷史，卻把嚴公僕釘在恥辱柱上，不知為何。我們不否認，權力的力量。事過數十年，當黃景昉路過袁州時，還聽到當地人對嚴氏的好感和懷念之詞，尤其是他的政敵，在私下與相知所說的一席話，就很值得玩味了。
我們再看如下資料，《列朝詩集：胡瓚宗傳》：“家居數年，而有詩案之獄。戶部主事王聯，瓚宗在河南所笞貪令也，上書訐瓚宗‘聞大駕幸楚’詩，有‘穆天湘竹’之語，世廟大怒，下之獄。嚴分宜、陶恭誠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國楨《皇明大事記》卷三十二記載，因王聯的誣陷而羅織成大辟，株連一百一十余人。“是時，上意不測，大學士嚴嵩為之申釋，聖怒少解。”嚴公僕的這類事，居然在《明史：嚴嵩傳》中缺載。實在費解。我們聯系到嚴嵩曾頗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事實，說明嚴公僕並沒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比起徐階整死仇鸞、張經，羅織“嚴黨”瘐死胡宗憲，以“叛逆”罪構陷嚴世蕃死罪等等，的確高尚許多。
我們再看一則史料，《皇明大事記：嚴嵩》中，記載嚴公僕一些家事，如“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相敬如賓，旁無姬侍。比權勢愈盛，謂嵩曰：‘不記鈐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書生得此已過，過而不挹必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憚。”
沈德符《萬歷野獲篇：內閣：居官居鄉不同》條中亦有相似記載：“嚴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為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嚴公僕在故鄉的口碑，朱國楨《湧幢小品》中亦有記敘：“分宜之惡，譚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所評自有不同處。”由此可知，內助如此，公僕何惡。
讓人不明白的是，這樣一個公僕大人，竟然落入了“奸賊”的黑名單。仔細想起來，這要歸功於王世楨的個人欲望：洩私憤。
文人的洩私憤是非常可怕的。孔子說，天下唯女人與小人難以養也。其實，還應該再加一條：天下唯文人難以養也。文人顛倒黑白的手段，絕對不亞於統治者的暴力。文人的卑鄙讓統治者的刺刀也相形見絀。
王世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利益糾紛。關於這件事，史書上也有記載。王世貞的父親就是當年，被世宗處死的王舒。一個偶然機緣，王舒得到了價值連城的國寶《清明上河圖》。後來被嚴公僕父子得知，公僕父子向王索要。王迫於公僕父子的權勢，就讓一個畫師，臨摹了一張送給嚴公僕。後來此事敗露，嚴公僕對其銜恨。後王舒戍邊不力，被下獄，嚴公僕上奏章，王於是死罪。
因此積怨，王世貞在其所著的《嘉靖以來首輔傳：嚴嵩傳》，及其他史著中，都對嚴公僕大加詆毀。公僕聲名，一落千丈。而社會，在此誤導之下，紛紛嚷嚷，猩猩吠吠，滿城風雨之中，走到了今天。由此可知，歷史的可怕不是暴力，而是暴力背後的胸狹氣短。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基本走向，當然與皇帝有關。“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絕對權力的擁有者，一旦隨心所欲，作為下屬，就實在難為。集權下無忠臣，也許是對的；集權下顯忠臣，也許也是對的。嚴公僕作為一個故事，雖然遠去了，但是，歷史總是在反復中。今天，就是昨天的集合，正如明天，就是今天的集合。當我們翻開一本歷史，我們不得不思索：歷史的鮮血，或者黑暗，一旦蒙住我們的眼睛，我們還能看見遙遠的燈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