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時候，人與人之間的爭論都是因為其理念的不同。
共和五年的國人，很少有人也很難有人會贊同司馬對工人的實行的福利政策，還有對工人的生活通過每月以發放食品券的方式進行補助的作為。
在司馬自己看來，只是想過過這些福利的發放，能夠挽留這些熟練的工人，讓這些工人最終從潛意識中認為公司是他們的家，必竟口外的環境不比關內。
至少從去年馬匪來襲時大多數工人的表現來看，司馬很慶幸自己的對工人的高福利，取得相當成功的回報，可以說這個福利待遇是整個西北公司的所有正在實行的管理之中，司馬個人最滿意、最自豪的一樣，而現在卻被這個穆藕初批的一無是處，這讓司馬的臉色怎麼可能好看起來，心裡怎麼可能沒有火。
「穆經理，公司現在之所以實行帶薪年假制度，是出於公司的現況考慮，現在我們西北公司六千多名工人，其中只有數十名來自本地的工人，其它工人都是從河北、山東、河南等地招工而來，每年放一次長假讓其回家探親，也是人知常情。」
司馬深呼吸兩下後，緩了緩心裡的怒火說到。
「至於公司為什麼實行高福利，那是因為口外的惡劣的生活環境不比關內大城市，公司只能通過高工資、高福利的方式挽留這些熟練的工人，最終因為公司對這些工人的關心，使得這些工人把公司當成自己的家，更何況事實已經證明，在公司遇到危機的時候，這些工人不但沒有背叛公司，反而和公司一起共渡難關，我想如果沒有公司從福利上著手對這些工人如家人般的關心，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司馬並沒有給穆藕初說話的機會，就連珠炮一樣把話一下說完，反正目的只有一個，公司現在執行的福利政策絕對不能動。
「不可否認，公司的福利政策的確是可以收挽人心，但是如果我們和那些工人簽定契約的話那些工人還會離開嗎？如果離開他們就需要賠償公司的損失，這些人是公司培訓出來的，賠償公司損失也無可厚非。我個人還見意公司應立即停止現行的八小時工作制，改為十二小時工作制，以更有效的利用工人，盡可能降底公司各下屬分廠的運營成本。」
穆藕初對司馬的反對並沒有當成什麼，穆藕初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福利政策肯定大都出自眼前的這個司馬少爺的手筆，也只有這種少爺出身的人才會做出如此的決定。
聽到穆藕初的說的話之後，司馬看著眼前的這個穆藕初，在後世時司馬曾經想過一個問題，為什麼後世的國內那些資本家為什麼不能主動的提高工人的待遇？其實其無非就是為了謀取利益的最大化罷了。
謀取資本利益的最大化，到也無可非意，必竟這些資本家經營的目的就是為了謀求利益，如果僅僅只是為了謀求利益，司馬會在這個時代辦廠嗎？顯然這和司馬的初衷有違。
司馬並不知道的是，在實際歷史上就因為用工方式，穆藕初還跟當時的思想界進行過一場轟動一時的論戰。
1920年，厚生紗廠赴長沙招聘女工，當地的《湖南日報》連續發表文章嚴厲批評厚生的招工行為，其炮火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勞動工時長達12小時，二是每月工薪為8元。
穆藕初發表文章反駁，認為「予深信欲救中國之貧弱，捨振興各種主要實業外，無他道」。還嘲諷說，「敢忠告一輩學者，自今以往，腳踏實地，不向空際捉摸，力從實處研究，寧以行勝，勿以言勝」。
他的駁文引來朱執信的猛烈抨擊，朱當過蓀中山的秘書，也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介紹到中國的理論家，他在《實業是不是這樣提倡？》一文中，認為穆論荒謬，實業家不能以救國為理由大賺其錢，只有根除分配不公，才能實現社會進步。
這場大辯論把大名鼎鼎的陳芏繡也捲了進來，他在《新青年》上刊登《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長篇調查，認為厚生紗廠的做法是搾取剩餘價值，穆藕初應該「由個人的工業主義進步到社會的工業主義」。
看著眼前的穆藕初，司馬想起實際上在後世的中國也曾經有過小範圍的反思，反思國內的中國「低工資模式」是否竭澤而漁，當時在機關工作的司馬也曾經參加上網上的論戰，實際上在司馬的博客中有大量的此類文章，正是因為那次和網友之間長達一年多的爭論，才會讓提高工人工資、提高福利政策成為司馬辦廠的工人待遇核心內容。
「你我只是理念上的不同罷了，現在讓我們兩先擱置你我之間理念上的不同，我給你說一個簡單的例子吧！」
想到後世全世界普通實行高福利待遇的時候，國內企業仍然盡可能的壓底工人工資和其它福利，以降底自身運營成本，以增強市場競爭力，更何況是這個時期的國人，不過難得的是這穆藕初會直接點出來，想到這裡司馬便平緩了自己剛才有些激動的心情說到。
「第一種情況：假設在一個地方發現了金礦，來了一個人投資建了一個礦場，雇一百個工人為他淘金，每年獲利1000萬，礦主把其中的50%做為工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每年收入5萬，他們拿一萬來租房子，剩下的四萬可以結婚，生孩子，成家立業，礦主手裡還有五百萬，可以做投資。
因為工人手裡有錢，要安家落戶，所以，房子出現需求。於是礦主用手裡的錢蓋房子，租給工人，或者賣給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開飯店，把工人手裡的錢再賺回來。開飯館又要雇別的工人，於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業機會，也有了收入。一個家庭的消費需求就更大了。
這樣，幾年之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100個家庭。孩子要讀書，有了教育的需求，於是有人來辦學校，工人要約會，要消費，要做別的東西，於是有了電影院，有了商店，這樣，50年過去以後，當這個地方的礦快被挖光了的時候，這裡已經成了一個10萬人左右的繁榮城市。
而第二種情況是這樣的：假設同樣發現了金礦，同樣有人來投資開採，同樣雇100工人，同樣每年獲利1000萬，但是礦主把其中10%作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一年1萬。這些錢只夠他們勉強填飽肚子，沒有錢租房子，沒有錢討老婆，只能住窩棚。
礦主一年賺了900萬，但是看一看滿眼都是窮人，在本地再投資什麼都不會有需求。於是，他把錢轉到國外，因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蓋幾個豪華別墅，雇幾個工人當保鏢，工人沒有前途，除了拚命工作餬口，根本沒有別的需求。
唯一可能有戲的就是想辦法騙一個老婆來，生一個漂亮女兒，或許還可以嫁給礦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後，這個地方除了豪華別墅，依然沒有別的產業。等到礦挖完了，礦主帶著巨款走了，工人要麼流亡，要麼男的為盜，女的為娼。」
司馬所說的這個例子對司馬影響很深，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其實就是拉美和美國不同的發展軌跡。
也許後世美國人應該說，感謝華盛頓，他為美國締造了最現代最科學的政治體制，感謝亨利．福特，他一手締造了美國的中產階級。
而拉美國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的大獨裁者創造了掠奪性的經濟體制，以一種豪強的姿態瘋狂瓜分著社會財富，而使整個經濟虛脫，再也無力發展。
但是中國有這麼幸運嗎？顯然沒有，後世通過不停的壓搾工人以降底生產成本運營的方式已經證明於國於民無利可言，可是無法進入高端市場的國內產品，只能以底成本來謀求市場，表面上看是爭取到了市場，但是實際上卻犧牲國家的未來。
同樣的錯誤司馬不願意犯第二次。相比之下司馬比起其它商人要幸運的多，至少在完成原始積累上面，不需要通過盡可能的壓搾工人來實現，而且工廠現行的商品大都是高利潤商品，讓司馬完全有能力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
也許在這個時候的中國，並沒有多少有會知道福特的啟示，但是如果沒有福物也許就沒有美國的中產階級，沒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會有後世的美國嗎？
雖然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了司馬不能和福特一樣做同樣的事，必竟國內的實際在那擺著，如果司馬像福特一樣冒然提高工資，那麼很有可能導致國內民族企業，因為勞動成本的提高以至於在市場上無法生存，這些顯然不是司馬所樂意看到的。
但是司馬卻可以通過福利補貼去做一些事情，司馬個人無法改變世界，但是至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一些事情。
如果連嘗試的勇氣都沒有，那麼也太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