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一切開始於那個清冷的冬日早晨。
當時我還絲毫沒有意識到那一天所發生的事情將會給我的生活帶來何等的變化，從自行車上下來的時候我只是拚命地搓著冰冷的雙手，一邊在心裡暗自抱怨這見鬼的天氣，一邊深深地打了個哈欠。
上海是個典型的南方城市，夏天酷熱而冬天陰冷，趕上下雨的時候就分外的陰濕難耐。昨晚剛剛下了一夜的雨，直到現在天還陰著，沒有半點要出太陽的意思。這種灰暗陰沉的天氣格外能影響人的心情。走在低低的鉛灰色雲層下，腳下踩著咯吱作響的爛泥漿，我原本就相當惡劣的心情更是降到了谷底，尤其是一想到自己昨晚的經歷和今天將要進行的漫無頭緒的繁瑣工作。
向看門老頭出示證件的時候，他一直用一種混合著好奇與緊張的謹慎神情打量著我，目光中也許還含著一絲畏懼。我知道他畏懼的不是我這個人，而是我所代表的機構和它包含的權力，以及，它背後所隱藏的尋常人不願沾染的內容。這是一般人對我的職業的通常態度，我已經開始習慣了，雖然我工作的時間還不到一年。
「辦公室在二樓。」老頭指指身後的三屋樓房，簡短地回答。
「謝謝。」我離開傳達室，穿過空曠泥濘的小操場，沿著狹窄陡峭的樓梯走上二樓。
這間明星藝術學校的條件相當簡陋，只有一個很小的院子和一幢相當老舊的三層樓房。辦公室完全沒有裝修，還保留著七十年代那種單調的風格，跟它所宣傳的高雅藝術時尚風格顯得不大匹配。門開著，我站在門口敲了敲門，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從三屜桌後面抬起頭，有點不耐煩地問：「找誰？」
我再次出示證件，自我介紹。她顯然有些意外，但是臉上立刻堆起客氣得有些敷衍的笑容，一邊張羅著給我讓坐倒水，一邊在櫃子裡東翻西找地搜尋茶葉。為了不浪費時間我客氣地拒絕了她的招待，並簡明扼要地向她說明了我的來意。
事情其實很簡單。昨天夜裡幾個游手好閒的無業青年賭癮發作，想找個清靜安全的地方玩通宵。因為最近正整頓社會治安，對黃賭毒查得特別嚴，平時常去的幾個地方都關了門，他們就把腦筋動到了一個倒閉工廠的廢棄倉庫上面。那個倉庫已很久不用，平時根本沒有人管，也從來都沒有人去。誰知道撬開門進去一看，地上竟躺著一具女屍！
昨天的夜班恰好輪到我，一接到110中心的電話我立刻通知了帶隊的秦頭兒和李法醫，並馬上趕到了報案現場。
第一時間到達的110行動小組已經把現場保護起來了，可是作用顯然已經不大——現場被破壞得相當徹底，除了那幾個賭徒連泥帶水的腳印我們沒有提取到任何有價值的足跡。沒有找到凶器，也沒有什麼有用的線索，女屍身上的物品可能被兇手清理過，所有的衣袋都是空的，連戒指手錶項鏈之類的飾物都沒有留下。最後還是經驗老到的秦隊眼光仔細，發現屍體頭上的髮帶好像有字，解下來一看才發現是運動時紮在頭上的汗帶，上面的字樣是：明星藝術學校。
當然我並沒有對那位姓韓的辦公室主任說這麼多，只是請她辨認了一下那條汗帶，並在她確認之後要求查對學員資料，看看能否找出汗帶的主人。
聽了我的要求她的臉上露出一絲苦笑，向我解釋說這種汗帶是新生入學時跟練功服統一配發的，既沒有名字也沒有編號，有的人很快就弄丟了，有的人買了好幾根。這麼多屆學員，很難根據一條毫無特徵的小小汗帶找出我們要找的人來。
「你有照片嗎？」她說，「我從建校就呆在這裡，對大多數學員都有點印象，也許我能認得出她是誰。」
在把照片拿出來之前我猶豫了一下，但還是交給了她，儘管我對她能否認出死者的身份幾乎不抱希望。由於被發現的時候已死亡多日，屍體已經中度腐敗，再加上生前曾經被兇手殘暴地毆打和凌虐，死者幾乎是面目全非，就算是本人父母也很難從這張慘不忍睹的面孔上辨認出自己熟悉的特徵來。
果然，一看到照片她就緊緊皺起了眉，露出一種想要嘔吐的表情，並迅速把照片還給了我。「認不出，都變成這個樣子了，哪裡還能認得出啊。」
我考慮了一下：「可以把歷屆學員的花名冊提供給我們嗎，最好有每個學員的住址和電話。」這樣我們就可以查出學員中有無失蹤者，雖然工作量之浩大有如大海撈針，但目前這是我們唯一的線索，怎麼也不能輕易放手。
「行。」韓主任想了想，很痛快地答應了。「可是你得等一下。學員資料都保存在學生科，陳科長有事出去了，十點鐘才回來。」
我看了看表，才九點。韓主任的工作顯然很忙，在這裡等似乎不大合適，於是我跟她約定了十點鐘再來，離開了她的辦公室。
走出大樓我才發現自己其實無處可去。這兒離局裡不算太遠，可時間畢竟只有一小時，來回一趟也幹不了什麼。附近也沒什麼可消磨時間的地方，我索性在一樓找了間沒人的教室，趴在後排角落的桌子上打盹。
昨夜我幾乎一點兒都沒睡，又緊張地工作了半宿，現在已經非常疲倦，頭一趴到桌上眼睛就睜不開了。迷迷糊糊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的意識突然被一陣美妙的琴聲拉回了腦中。我對音樂的興趣平平，但這一曲琴聲卻令我聽得十分入神，柔和，低婉，極富感染力，流水一般自我耳邊輕輕地滑過，輕柔舒緩得彷彿一隻親切溫柔的手，一點一點地撫去人滿身的疲憊，滿心的煩惱，讓人自心底深處覺得舒暢而鬆弛，有一種淡淡的微妙的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幸福感覺。當我發現的時候我已經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跟著琴聲走到了門外。
隔壁就是琴房，門虛掩著，我呆呆地站在門口，不敢伸手敲門，怕自己打斷了這動人的琴聲，就算不會，在這樣的時候，敲門聲也是最不應出現的噪音。更何況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幹什麼。
過了一會兒，琴聲停了。一個低沉悅耳的聲音說：「你看，這一段應該這樣處理，比如這兩小節……」
後面的一連串音樂術語我不大聽得懂，但我卻一直站在門口捨不得離開。我的工作經常要接觸很多人，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麼動聽的聲音。他的聲音非常柔和，音質純淨得像水一樣清澈透明，雖然說話的聲音很輕，但是他所說的每一個字都好像能穿透任何阻隔，一直深深地沁到人心裡最深的地方。我無法想像他在朗誦詩句或是唱歌時會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僅僅這樣一段簡單的對話就已經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完美。這樣完美的聲音和剛剛那一陣完美的琴聲是如此的和諧匹配，以至於竟讓我覺得這二者如果不是出自一人的話，那就是一件天底下最不可思議的事情。
頃刻之間，一個十分迫切的念頭突然冒了出來，並且在我心中迅速地發展壯大：我想認識這個人。沒有任何理由，也不知道想要說什麼，做什麼，只是單純地想看看他，面對面地聽到他的聲音，跟他說幾句話。這時我突然理解了現在那些年輕女孩子原本在我看來是十分瘋狂幼稚的追星行為，這只是人的一種本能，一種對自己全心喜愛的人事物渴望接觸和親近的本能，每一個人都有，區別只在於年輕人更加強烈更加肆無忌憚而成年人則比較淡漠比較善於克制。我現在應該還屬於年輕人，所以我此時突然爆發的渴望和衝動也就格外的強烈，幾乎完全超出了一個警察所應有的清醒和理智。
就在我正想敲門進去的時候手機突然響了。是秦隊。他在電話那頭用有些沙啞的疲倦嗓音問我有沒有收穫並催我趕快回去，這時我才突然記起自已呆在這裡的目的。一看表已經快十點半了，我連忙一邊簡要匯報情況一邊向樓上跑。
那位陳科長已經回來了，並且很配合地提供了全部學員的花名冊和入學登記表，摞起來足有半人多高。一千七百名學員，我想這大概就是我今後幾天的主要工作了。
＊＊＊＊＊＊＊＊＊＊＊＊＊＊＊＊＊＊＊＊＊＊＊＊＊＊＊＊＊＊＊＊＊＊＊
像一個狂熱的考證學者般埋頭在那堆發黃的舊紙中幾天以後，我已經變成了一個雙眼發紅，精神恍忽的夢遊症患者，整天嘴裡念叨著人名地址電話在辦公室裡東遊西晃。這一陣的案子特別多，其中有一個經濟詐騙案因為牽涉方面太多成了市裡關注的焦點，相形之下這具無名女屍就顯得不是那麼受重視。那天回到局裡之後，秦隊對著我帶回來的東西皺了半天眉，接著就把初步的排查工作交給了蘇倩和我。蘇倩是個剛從警校畢業的小姑娘，工作熱情極高而經驗極少，才分到隊裡當內勤，還沒正經接觸過什麼案子，這次大概實在是人手緊張才把她也給派了出來。她倒是很興奮，連排查這種機械枯燥的工作也做得津津有味，整天抓著我跟她一起加班，累得我的頭都快變成兩個大了。我們兩人整整苦幹了三天，工作一無進展。
「能查的都查完了。」我在案情分析會上垂頭喪氣地匯報，「在警局有記錄的失蹤人口中，年輕女性一共七個，沒有一個條件跟死者相符。明星藝術學校的在校學員無人失蹤，畢業學員一千五百六十人，其中一千二百四十七個家在本地，也沒有什麼發現。剩下的外地學員現在只找到一多半，其餘的不是搬了家就是地址不對，找不到，下一步我和蘇倩就打算在這些人身上下功夫了。」
聽完我的匯報秦隊沒說什麼，可是緊皺的眉頭一直沒有鬆開，接著就把目光投向了法醫李波。
李波習慣地咳了一聲，翻翻手上的驗屍報告：「具體的檢驗結果報告上寫得很清楚，內容也很多，我就不重複了。主要的結論是：一、死者年齡大約二十二至二十五歲，血型AB，健康狀況一般，患有淋病，無生育史，長期靜脈注射麻醉品。二，死者十指指端呈淺勺形凹陷，皮膚角質層明顯增厚呈薄繭狀，可以推斷其生前長期從事鍵盤打擊類工作。從凹陷和角質層增厚的部位在指腹而非指尖的情形來看，估計不是因為打字，而是彈奏鍵盤樂器形成的。三，死亡時間。從屍體的腐敗程度推斷，大約是6-7天。但由於前些日子一直多雨，氣溫變化頻繁，這個時間還要縮短一點，死亡日期估計是在22-23日。四，死亡原因。死者身上有多處表層外傷和骨折，但都不足以致死，也沒有中毒和窒息的跡象。從傷口的繼發感染和骨頭斷面的生活反應看，死者從受傷到死亡中間隔了相當一段時間，大約有兩三天，據我的估計，」說到這裡他停頓了一下，臉色有些沉重，「兇手是故意不立刻致其死命的。死者的聲帶被割斷，無法出聲求救，但是在兇手離開後還生存了幾天。至於死亡原因，從現場和屍體推斷，死者是死於創傷、失血導致的休克，但飢餓和失水是重要的輔助死因。」
李波的發言結束後會議室裡出現了一陣短暫的沉默，大家的臉色都不大好看。法醫所使用的那些冷冰冰的專業術語不帶絲毫感情色彩，卻使一個凶殘而冷酷的血淋淋的謀殺場景真實地再現到了我們眼前。屍體和暴力是幹我們這一行司空見慣的東西，但是看到一個年輕女子被人如此殘忍暴虐地折磨致死仍然給大多數人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震撼。尤其是蘇倩，臉色變得異常蒼白，緊緊咬著嘴唇，好像生怕自己發出不該發出的聲音。她坐在我和李波中間，剛剛李波發言的時候她一直好奇地探頭去看驗屍報告，大概是看到了勘查和解剖的現場照片，才會使這個從沒見過任何現場的女孩露出混合了想要嘔吐和強烈不忍的痛苦神情。好奇心太大果然不是好事。想起自己第一次出現場時的遭遇我不禁對她大感同情，於是悄悄地伸手在她後背上輕輕拍了幾下以示安慰。她轉過頭看了我一眼，蒼白的臉上露出一絲感激的笑容，然後就緊緊地抓住我的左手不肯放開。她的手很涼，大概是給嚇壞了。
開會的結果是重新調整了人員分配。更多的人手被抽調到詐騙案那個小組以確保在領導規定的限期之內有所突破，還有幾個人去追查一個新冒頭的販毒團伙，這個無名女屍的案子就暫時交給了我。我有點緊張，但更多的是興奮，這是我工作以來第一次獨立接下一件案子，不再是跟著經驗豐富的老隊員學習實踐而是正式負責案件的偵破工作。雖然我也知道這只是臨時狀況，而且這類案子很可能一拖好幾個月都找不出一點頭緒來，但我還是覺得十分激動，因為這至少意味著在隊長心目中我已經不再是一個毛手毛腳的菜鳥，而是一個真正的警察了。
回到辦公室我立刻給明星藝術學校的韓主任打電話，想到她那裡再查一下那些我沒找到的畢業學員的資料，看看有沒有照片、體檢紀錄什麼的。韓主任大概是不在，電話響了好多聲都沒有人接，就在我打算放棄的時候對方的話筒突然被拿了起來，一個男人的聲音輕輕地「喂」了一聲。聽到這個聲音我頓時混身一震，絕對的意外和衝擊使我手裡的話筒掉了下來，在堆滿雜物和桌子上弄出一陣稀里嘩拉的噪聲，亂成一片。
那個聲音我只聽過一次，但我敢肯定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它所留給我的完美印象，並且絕對有信心能在哪怕是上千人的聲音中馬上辨認出來。在我手忙腳亂地從桌上抓起話筒的時候一直在心裡祈禱他不要掛上電話，也許上帝聽到了我的祈禱，他果然沒有掛斷。雖然聽筒裡沒有任何聲音，但是一種奇妙的直覺告訴我他就在電話的那一頭，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開口說話。
「請問……韓主任在嗎？」我有些結結巴巴地問。
「對不起，她不在。」他的聲音還是象上次一樣柔和，純淨，語聲不高，透出一種教養良好的謙和有禮，聽起來非常舒服悅耳。
「她……去了哪裡？什麼時候能回來？」為了讓通話持續下去，我不肯放手地繼續追問。
「抱歉，我只是路過，不太清楚。我幫你問一下。」話筒裡安靜了一會兒，讓我等得有些焦燥不安才又傳出他的聲音，「她去三樓辦事，一會兒就回來，你過十幾分鐘再打吧。」
「等等！等等！」察覺到他有掛上電話的意思，我連忙想也沒想地衝口問道，「你是誰？」
他沉默了一下。因為事出倉皇，我的語氣有些粗魯無禮，問題也顯得十分突兀，他大概覺得有點吃驚。但他還是回答了我的問題，並且很有涵養地沒有露出一絲好奇或是不快的態度：「我姓蕭，是這裡的音樂老師。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我有點語塞。我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找他，只是出於一種連我自己都不大明白的心理想跟他繼續說話，想聽到他的聲音。可是難道我能這樣告訴他嗎？他不把我當成神經病才怪。
「這個……我想問一下，那首曲子，那天你彈的那首，叫什麼名字？」我的大腦突然靈光一閃，想起了那首讓我沉醉的美妙樂曲。這倒不是純粹的沒話找話，我確實一直對那支曲子念念不忘，在這幾天翻閱資料的過程中，它經常在我腦海中反覆迴響，讓我極其渴望知道它的名字。
「哪天？你說的是哪一首呢？」他大概把我當成了一名好奇的旁聽者，聲音裡露出一絲釋然。
「就是前天，不，是大前天上午，你在琴房裡彈的那一首曲子。」我開始搜索枯腸地回憶當時的感受，並用我相當貧乏的詞彙努力向他描述出來。他很安靜地耐心傾聽了很久，不時地輕輕『嗯』一聲表示明白，但當我結束的時候他卻歎了口氣，用充滿歉意的聲音告訴我，人對於音樂的感受和領悟是非常私人也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同樣的一首樂曲對於不同經歷，不同性格，不同心情的人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感受，至少他就不能通過我剛才的描述回想起這是他彈過的哪一段曲子來。
我有點失望，但失望的感受並不強烈，反而混雜著一點隱約的竊喜，因為這樣我和他的話題就不能馬上結束，至少我還有理由繼續跟他談論那首樂曲。他的脾氣顯然很好，對於一個陌生人沒頭沒腦的糾纏不休居然沒有厭煩，而是極為容忍甚至有點諒解地聽我反覆講述當時的情緒和感覺，並認真地詢問我印象中那段音樂的旋律和風格，甚至還輕聲哼了幾小段樂曲讓我辨認。
這一段對話大約只持續了十分鐘，但在當時似乎有一個小時那麼久，甚至比那還要漫長。這是我幾天以來最美妙的一段時光，因為辛苦工作和徒勞無功而產生的煩燥心情頓時一掃而空，甚至一下子變得輕鬆愉快起來。這種愉悅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明顯地反映到了我的臉上，因為隔壁的朱建軍一直在桌子後面鬼頭鬼腦地盯著我，並且對我露出一種曖昧的會心微笑，還時不時地做個加油鼓勁的手勢。他一定是以為我在泡女朋友了，這小子！
可惜沒過多久韓主任就回來了，我只得戀戀不捨地結束與他的談話，開始一本正經地商量正事。朱建軍一下變得十分疑惑，不明白我怎麼能在一個電話裡完成追女朋友和查案兩件同樣重要卻風馬牛不相及的大事。我一放下電話他就餓虎撲羊般向我衝了過來，一手扼住我的脖子，凶巴巴地小聲逼問：「說，是不是有什麼新動向了？」
「沒，沒，」我一邊掙扎一邊笑著說，「你也聽到了，我是打給那家學校去查案的呀。」
「查案？」他嘿嘿地低笑著問我，「那韓主任是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怎麼了？」
「多大？」
「四十多吧？我沒敢問。這個歲數的女人一般不願意別人提起這種問題。」我笑咪咪地告訴他，有一點戳破他幻想的得意。
朱建軍哼了一聲，捏著嗓子用一種朗誦式的腔調說：「那段音樂的節奏非常舒緩，就像早春的第一縷東風般悄然而至……你會用這種措詞和語氣跟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說話？騙小孩啊你？要不叫大家幫你分析分析？」
儘管朱建軍那種誇張的腔調跟我的語氣一點兒都不像，我的臉還是一下子紅了。趁他得意的時候我猛然回肘把他捅到一邊，有點狼狽地抓起桌上的公事包就往外跑。
「哎，跑那麼快幹什麼呀？我又不能吃了你，要吃也得吃你那迷音樂的純情小姑娘才有勁吧？看把你嚇的……」大獲全勝的朱建軍乘勢追擊，他那一百分貝的大嗓門一直把我送到門外，下了一半樓梯還聽得到。
我在全樓同事的吃吃低笑聲中倉皇逃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