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桌前，吃力地把那台德國造的笨重玩意兒放到地板上，換上那台波蘭文的打字機。這台機器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很輕，式樣也更新穎；她的手指感覺很舒服，打起字來速度更快。她開始打字，一邊把前一天下午速記下來的霍斯口授的回信翻譯成波蘭語。這封信涉及到一個不大但卻惱人的問題，牽涉到集中營與當地居民的關係，同時還奇怪地帶有《悲慘世界》的某些痕跡……她清楚地記得……噢，記憶猶新。霍斯收到附近村子一個牧師的來信，雖說是附近，實際上已在集中營的防線之外。村民清一色是波蘭人。牧師在信中抱怨說，一群喝得醉熏熏的集中營士兵一天晚上闖進村子，從聖壇上拿走了一對十七世紀鑄的精美的銀製燭台，這可是一件價值連城的手工藝品。蘇菲將牧師這封用生澀難懂支離破碎的波蘭語寫成的信件翻譯成德語念給霍斯聽。在念信時，她感受到了這封信的大膽和冒失；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或者只是出於愚蠢，才促使這樣一位低微的教區牧師給奧斯威辛司令官寫來了這封信。然而信裡卻有著某種狡詐：語氣諂媚乃至奴顏媚骨(「冒昧佔用尊敬的司令官閣下寶貴的時間」)，又坦白地說明了經過和要求(「我們可以理解酒精過量造成的這次越軌行為，無疑它不是出自惡意」)。顯然，那位可憐的牧師抑制著極度的惱怒寫下了這封信，好像他和他的教民們最崇敬的寶貝被劫掠了，而事實也的確如此。蘇菲把這封信大聲念給霍斯聽，有意強調了那種諂媚的語氣，強調了牧師的極度絕望。等她讀完後，她聽見霍斯發出一聲很不滿意的咕噥聲。
「燭台！」他說，「我為什麼必須要有什麼燭台的問題？」
她抬起頭來，看見他嘴角浮起一絲自嘲的笑容，意識到——在許多個小時裡，他有如機器一樣冷漠，除了讓她速記和翻譯之外別無其他——他那略帶玩笑意味的滑稽問題至少有一部分是針對她說的。她一下子驚惶失措，鉛筆從手中落下。她感到自己張開了嘴卻說不出一個字，也無法回應他的笑容。
「教會，」他對她說，「我們必須尊重本地的教會——即使是一個鄉村教會。這是個好政策。」
她默默地彎腰拾起筆。
然後，他直截了當地衝著她說：「當然，你是個羅馬天主教徒，對嗎？」
她無法覺察這其中有什麼嘲諷意味，卻半天回答不出。等能開口說話時，她本能地加上了一句：「你呢？」她因此好一陣窘迫，血一下子湧上她的臉。她覺得她的話簡直蠢透了。
但令她驚訝的是，他仍然面無表情，聲音也完全是就事論事的腔調。這讓她鬆了一口氣。「我過去是天主教徒，但現在我是一名信神者[1]。我相信有神靈——在某個地方。以前我曾信仰基督教，」他說，「但現在已與它決裂了。」
這就是全部談話。他說這些話時，與評論一件穿過的衣服沒什麼不同。當他命令她給黨衛軍警衛部隊指揮官弗利茲-哈契斯坦寫一份備忘錄時，又變得公事公辦起來，沒再對她說過另外的話。他要求在駐兵營房中搜查燭台，盡全力捉拿肇事者，並以紀律不嚴的罪名關押在營地憲兵司令部。備忘錄一式五份，分別交給黨衛隊中隊長科特-尼特爾，第四分營總管以及駐軍警衛部隊的政治教導監督員，以及黨衛隊大隊長科納德-莫根，負責集中營軍紀的黨衛隊特別委員會主任。然後給那氣惱的牧師回信。他用德語口授了一封信，讓蘇菲翻成牧師用的那種語言。第二天，這封信在打字機上完成了。蘇菲為自己能把霍斯平鋪直敘的德文變成美妙絕倫的波蘭語而感到滿意：「尊敬的塞賓斯基神父，我們為貴教堂遭到的野蠻行徑感到十分震驚與不安。沒有什麼比褻瀆聖物更讓我們如此痛心疾首。我們將盡力採取措施，確保那珍貴的燭台完璧歸趙。雖然本地的駐軍部隊士兵擁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這是黨衛隊對每位成員——對每一位在這片領土上服役的德國人的嚴格要求，仍不能杜絕這類不軌行為的發生。我們只能真誠地希望您能諒解……」蘇菲敲打著鍵盤，卡噠卡噠的聲音迴響在那間小屋裡，而霍斯則對著一張骯髒的地圖沉思著。蒼蠅嗡嗡亂飛，遠處罐車仍不停發出有如夏天響雷一樣的隆隆聲。
她很快便打完了(按慣例打上「嗨，希特勒！」)。她的心又一次一陣狂跳，因為他說了一句什麼。她抬頭看見他正盯著她看。雖然打字機的聲音把他的話吞掉了一些，但她幾乎可以肯定他說的是「很漂亮的頭巾」。她的手抖動著，不由自主地抬起來，不無賣弄地摸了摸頭頂。那張綠色格子花頭巾是用很廉價的監獄特用的平紋細布做成的，遮住了她的頭皮和那些可笑的發卷。六個月前，她的頭髮被剃得精光，現在剛冒出來，長成一圈圈滑稽可笑的發卷。這塊頭巾也是一項難得的優待，只有有幸在霍斯家工作的犯人才被允許將禿頭遮起來；而在電網裡面那個被封閉的天地裡，無論男女都必須光著他們的頭。儘管頭巾所賦予的尊嚴微乎其微，蘇非卻為此心存不很強烈卻非常真誠的感激。
「謝謝，司令官閣下！」[1]她聽見自己結結巴巴地說，聲音顫抖。無論是作為臨時書記員還是在其他任何一種情況下，與霍斯說話的念頭一直困擾著她，幾乎使她有點神經質了。與霍斯說話成為她夢寐以求的一件事，這使得她的神經越來越緊張，胃也因為恐懼而咕咕直響。她並不是怕司令官本人，而是擔心自己因為緊張而喪失隨機應變的能力，敏感的舉止，表演才能，以及最起碼的說服力。她渴望擁有這些，以便設法打動他，使他相信她，並盡力滿足她的一點點微薄要求。「非常感謝！」[2]她用笨拙的不可原諒的大嗓門高聲說道，心想：你這傻瓜，保持鎮靜，他可能會認為你是個討厭的小笨蛋。她用輕柔的聲音表明謝意，眼睛忽閃了幾下，拘謹地垂了下來。「洛蒂給我的，」她解釋道，「霍斯太太賞給她兩張頭巾，於是她把其中的一張給了我。它可以遮住我的頭。」她的心情平靜下來。她想，別說得太多，千萬別在現在說太多的話。
他正在審閱給牧師的信，儘管他曾承認對波蘭文一字不識。蘇菲看著他。他聲音平談，困惑地咧著嘴，似乎想讀出這種「不可能的語言」中某些發音艱難的詞語，但很快便放棄了。「好，」他說，「我希望我們能讓這位不幸的牧師得到一些安慰。」他拿著信大步走到門口，打開門，很快便從蘇菲的視線中消失了。他朝樓下正在聽候差譴的副官斯契夫勒大聲命令著，那聲音隔牆傳來有些發嗡。他叫斯契夫勒立即將這封信送出，斯契夫勒恭恭敬敬的應答聲從下面隱約傳來，好像說：「我馬上就上來，長官！」「不，我下來拿給你！」她聽見霍斯不耐煩地說。
這位司令官大概需要校正什麼問題。他一邊往樓下走，一邊嘟嘟囔囔地自語著，大馬靴的硬底很響地敲著樓梯。他下樓去和他的助手——一位剛從烏爾姆來的一臉正經的年輕上尉交換意見。他們的聲音不斷從樓下傳上來，單調，平談，不很清晰。接著，有那麼一瞬間，在他們的話語後面，蘇菲聽見了什麼聲音——本身毫無意義而且很簡短——後來，這成為她在此時此地所獲得的無數零碎記憶中最難以忘懷的印象之一。她立即明白過來，它是從那台笨重的電唱機裡發出的音樂聲。那機器放在四樓下面那間凌亂不堪、牆上掛著裝飾地毯的玫瑰紅會客室裡，在她到來後的一個半星期裡的每個白天都響個不停——至少在她的聽覺範圍內。無論她曲蜷在陰冷潮濕的地下室的草墊小床上，還是在這兒——這間屋頂閣樓裡，那音樂通過間或開關的房門不斷傳進她的耳朵。
蘇菲幾乎沒留意這音樂——大部分時候沒有，因為它不是別的，只是鬧哄哄的花哨而傷感的德國作品：泰羅林謔趣曲，真假聲反覆詠歎調，手風琴鐘琴合奏曲，無不充滿蜜糖般的特魯爾情調，以及從柏林咖啡館和音樂廳湧出的令人淚流滿面的傷感旋律，尤其是像發自心底哭號的那首「不為愛哭泣」(由希特勒最喜愛的「歌鳥」查拉-林達用柔和的顫聲演唱)，被莊園的女主人——霍斯那打扮得俗不可耐、珠光寶氣的妻子黑德維希——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蘇菲一直對那台留聲機羨慕不已，以至後來發展為一種心病，每當經過那裡到屋頂小室時，總忍不住偷偷看上幾眼。那是一間她曾在波蘭版的《老古玩店》中見過的那種會客室，充斥著各個時代各種風格的法國、意大利、俄國和波蘭的古玩，看起來像某位發狂的收藏愛好者的傑作。光潔透亮的鏡木地板上到處堆滿長沙發，椅子，桌子，寫字檯，雙人座椅，躺椅和墊腳凳。要擺放好這些傢俱，起碼需要十幾個房間。但就在這一堆大雜燴中，那台櫻桃木造的仿古式樣的留聲機卻凸顯在外。蘇菲從沒見過用電力擴音的留聲機——她只看見小型的手動裝置的機器。她感到絕望，因為這樣一台神奇的機器只應該被用來播放德沃夏克。她在近處看見了上面的斯特朗伯格-卡爾森商標。她以為是瑞士貨，直到布羅尼克——一個看似頭腦簡單實際卻很精明的波蘭囚犯，司令官家的勤雜工，所有小道消息的提供者——告訴她說，這是一台美國貨，是從某位富豪的公司或某個外國使館掠奪而來，然後成為從歐洲各地瘋狂掠奪而來的堆積如山的戰利品之一。唱機四周有一大堆唱片，全裝在一個玻璃盒子裡。唱機面上還放著一個粉紅色賽璐珞的胖乎乎的洋娃娃，臉頰緋紅，吹著一支鍍金的薩克斯管。蘇菲曾想，歐特彼[1]，美妙的音樂繆司……
蒼穹訴說著上帝的榮光，他的福音，籠罩在整個天空！埃利森合唱團的聲音壓過了霍斯和助手在下面的談話聲，像什麼東西似的直刺她的心扉。她一下子從打字機前的椅子上彈了起來，彷彿要向誰表達她的忠心似的。她渾身微微顫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哪個傻瓜或怪物把那張唱片放在了唱機上？是霍斯太太突然發瘋了？蘇菲不知道。不過這沒關係。(後來她才想到一定是霍斯的二女兒愛米，一個十一歲的金髮碧眼圓臉的女孩，喜歡在飯余小睡後無聊地瞎搞。)那令人欣喜若狂的和音像一雙天神之手從她的皮膚上摩挲而過，猶如冰凌般冰涼清爽，使她全身一陣陣顫慄；有很久一陣兒，她像夢遊者似的在濃霧與黑夜中跌跌撞撞地走著，好像已蒸發在燦爛的陽光裡。她走到窗前，透過窗玻璃上淡淡的映像凝視著自己露在方格頭巾下的蒼白的臉。她直直地盯著那張精緻的面容，淚水湧上眼睛。她哭了。這時她又瞟見那匹神奇的馬，還有草地，遠處的羊群，一切幽靜得好像是地球盡頭。天邊，秋季的灰色灌木叢正漸漸變黃，一片業已凋謝仍很壯觀的樹葉猶如絨毛一樣捲成一團往上飄升，奇妙無比，美麗異常。「我的上帝……」她用德語說，沉醉在那首讚歌裡。她閉上眼睛，聽著那天使般的三重對著這旋轉的地球唱著神秘的讚美詞： 他日 傾聽今日的訴說。
在明晚之後，她消失在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