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沒能放下酒杯站起來，他已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抓得並不粗暴，但卻很緊，很有力。他的動作十分迅速，裡面有一種明顯的不顧一切的意味，讓我一下子感到一股涼意。
"這一點也不好玩兒。"他說。儘管他用力抑制著聲 音，但我仍能感覺到隱隱的狂暴情緒。但接下來，他又用一種幾乎有些喜劇性的咒語般的腔調說："博比.韋德，博比.韋德！你認為博比.韋德也是個只值得被幽默的人嗎？"
"那個棉花地裡的人與我無關。"我反駁道，而且心想，博比.韋德！呸！他又扯到博比o韋德了，我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吧。
這時候，蘇菲好像感覺到內森情緒變化裡的不祥徵兆，趕緊走到他身邊，小心翼翼地把顫抖的手輕輕放在他肩上。"內森，"她說，"不要再說博比.韋德了。求你了，內森！我們現在很開心，不要讓他擾亂你的情緒。"她痛苦地朝我看了一眼，"整個星期他都在說這個博比.韋德，我沒法阻止他。"她又央求著內森，"求求你，親愛的，我們現在正玩得開心！"
但內森並不理會。"博比o韋德的事，你怎麼看？"他用命令的口吻質問我。 "噢，什麼怎麼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叫起來，起身想掙脫他。我用眼睛瞥視著門和可能妨礙我的傢俱，開始策劃緊急出逃的最佳路線。"謝謝你的啤酒。"我咕噥著說。
"我來告訴你博比.韋德的事。"內森固執地說著。他不打算讓我溜之大吉，又往杯子裡倒上啤酒塞到我手中。他的語氣很平靜，但能感覺到他內心的激動。他搖晃著那毛絨絨的愛教訓人的食指，幾乎把它摁在了我的臉上。"我來告訴你博比.韋德的事，斯汀戈，我的朋友。說到獸行，你們南方人有很多答案。你不承認？那你聽著！我代表一個遭遇集中營死亡劫難的民族來說這些話，以深愛著每一個從那裡倖存下來的人的身份來說這些話。"他用一隻手握住蘇菲的手腕，另一隻手的食指仍在我臉上盲目地比劃著。"但最主要的，我是以內森.蘭道，一個普通公民，一個生物學研究人員，一個人，一個殘酷暴行的見證人，以這樣的身份來說話。我認為，博比.韋德在南方白人手中的命運，與阿道夫o希特勒統治時期的猶太人沒什麼兩樣！你同意我的話嗎？"
我咬住嘴唇，努力想保持鎮靜："博比.韋德身上發生的事，內森，"我說，"的確非常可怕，令人髮指！但我認為，一種罪惡不能拿來與另一種相比較，或是用愚蠢的價值觀進行衡量。這沒什麼意義。它們都那麼可怕！你能不能把你的手從我臉上拿開？"我覺得我的額頭開始潮濕，發熱。"而且我討厭你像撒一張大網似的去罩住你所說的你們這些南方人。上帝詛咒你，我決不吃你這一套！我就是南方人，我為此感到驕傲，但我不是豬，不是對博比.韋德犯下罪行的野蠻人中的一員。我出生在弗吉尼亞的潮汐鎮，如果你原諒我的措辭的話，我還想說我是個紳士！還有，恕我直言，你那些胡言亂語，你身上顯露出來的那種高人一等的蔑視，都讓我覺得噁心！"我聽見我的聲音不再被壓抑，開始上升並顫抖起來。我擔心我又要開始劇烈咳嗽了。這時我看見內森平靜地站起來，與我面對面地對峙著。儘管他站立的姿式表現出一種令人害怕的要打架的神情；而且不管從體格和塊頭上，他都大我一號，但我還是有種衝動，急切地想狠擊他的下顎。"內森，讓我來告訴你，你現在就像紐約自由黨人中最低劣的那類人，那些狗屁的偽君子！誰給你權力來審判成千上萬的人，而且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寧死也不會傷害一個黑鬼！"
"哈！"他說道，"瞧瞧，你也這樣說，黑鬼！我認為它很刺耳！"
"我們那裡都這麼叫來著。這並不代表侮辱。好吧，我不這樣說了。"我繼續耐心地說，"誰給你這權利來審判？我覺得那才真讓我噁心。"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認為是痛苦與磨難給了我這個權利。"他停了一下，直盯著我。我第一次從他的眼神中看到鄙視與嫌惡。"而說到紐約自由黨，狗屁的偽君子這個字眼，只是對那些誠實描述的一個可笑無力的回擊。你還不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嗎？你還不能認清這該死的外表裡掩藏的事實真相嗎？你拒絕承認對博比.韋德的死負有責任，就如同德國人拒絕承認納粹黨的暴行一樣，即使他們看見那些惡棍肆意踐踏猶太人居住區也不會抗議，而是那麼無動於衷！你看清你自己了嗎？看清南方人了嗎？殘害博比.韋德的畢竟不是紐約人。"
他說的這些話，尤其是關於"我的責任"，明顯的偏頗、缺乏理性、自以為是，是完完全全的錯誤論斷，然而讓我懊惱的是，我居然無言以對。我一下有些垂頭喪氣，喉嚨深處只能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我雙腿發軟，蹣跚著走到窗戶邊，怒火中燒卻又虛弱無力，半天找不到一個詞。我又灌了一大口酒，沮喪地迷迷濛朦地看著弗蘭特布西那片陽光照媚的草地。梧桐樹和楓樹在沙沙作響，平靜整潔的街道的寧靜已被週日晨練的聲音打破，穿著便裝的人在拍球，自行車輪轉動的沙沙聲，人行道上身上灑滿斑點陽光的散步的人們。新剪過的草坪非常整齊，甚至能聞到它散發出的香甜味。這讓我想起家鄉那一望無際的茂盛田野，還有那鄉間小路。我想，這與博比.韋德曾踏過的土地差不多吧。內森已把他注入了我的大腦。想到這裡，我被一種痛苦絕望所壓倒。這可惡的內森，他怎麼能在這樣一個令人陶醉的日子談博比.韋德！
內森的聲音再次在我身後響起。現在他把聲音提得很高，像在大聲叱責什麼。這讓我想起那個矮矮胖胖、近乎歇斯底里的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頭兒。在聯合廣場，他把嘴張得像個撕破的口袋，發表著我生平從未聽到過的最空洞乏味的演講。"現在的南方已沒有權利和人類有任何關係了，"內森對著我滔滔不絕地說著，"每個白人都與博比.韋德的死有關，沒有一個南方人能逃脫罪責！"
我的全身不可抑制地顫抖起來，手猛地抖了一下，杯中的啤酒濺了不少。1947年，1-9-4-7年！那年的夏天，差不多就是在紐沃克城被燒的二十年前，底特律的排水溝裡流的都是黑人的血。任何一個生長在南部的敏感開明的人，如果瞭解那段恐怖殘忍的歷史的話，都會對這樣的責難感到痛苦，即使他知道這其中蘊含著與新廢奴主義不同的公正道德標準。那些冒險來到北方的南方人，都得為他們家鄉的行為而忍受所有令人難堪的冷嘲熱諷。直到1963年八月的一天，一切才宣告結束。那天早晨，在馬薩諸塞州埃德加城的北水大街上，一個了不起的投資銀行家、遊艇俱樂部會長的十分年輕的妻子，手裡揮舞著詹姆斯o鮑德溫的文章《到山上去吶喊》，用一種淒涼的聲音對朋友說："天哪，我們都要遭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