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跟他離婚，否則你永遠都不能真正明白一個男人。
──莎莎·加布爾
女演員
愛情、婚姻、孩子，是非常寶貴的財產，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這些東西了。
如果走運，這些東西能持續一輩子。如果是這樣，那就應該倍加珍惜，格外對待。
如果不是那麼走運，對於這些親情的回憶也應該以仁善和同情的態度小心對待。
我是兩次婚姻的勝者，儘管最終都以離婚告終。
跟第一位妻子過了26年。那次婚姻基於高中時代一場電影故事一樣的浪漫事件。從少年到中年，那場婚姻一直都是溫情和令人稱奇的。之後，激情燃燒殆盡，最後完全熄滅。
然而，親情還在，還有很多彼此欣賞的時候。
跟第二任妻子過了8年。一種中年伴侶關係，建立在職業權威和個人激情的基礎之上。很快就上升到高峰，有時候產生爆發，然後大火更快熄滅。
但是，這裡面也有令人稱奇的美好回憶，彼此尊重、彼此問候的意思還在。
我覺得自己的兩次婚姻都算是成功的，離婚也是一樣。
我是否情願與兩者當中的隨便哪一個持續更長的時間，「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當然，但是，有了半輩子的婚姻生活，我已經很知足了。
其中有兩個可以讓我知足的理由，那就是我的兒子和女兒，我活到65歲，其中一大半是跟他們一起度過的，作為父親，我贏了雙賭。
在他們還是學齡前的兒童的時候，我就是他們眼中極其珍愛的人。到了10多歲的時候，他們有些討厭我。到了20歲時，我就是一個讓他們煩的人了。現在，他們都到了三十好幾，結果我們都成了好朋友。
這一切到底說明了什麼？我算是什麼樣的一個丈夫呢？我過去是什麼樣的一個父親？現在又是什麼樣呢？-
一個理想人物？一個模範？當然不是-
對他們要求太高，或者放任太久？有時候也許兩者都有-
在家庭生活中太像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也許吧。
我有什麼值得遺憾的事情嗎？當然有。
但更多的是親切的回憶。
然而，要評估自己作為一個丈夫或父親的表現，我是最沒有資格來做這個評估的人。別人可以十分客觀地評判我們，不像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評判。
我問過最瞭解我的一些人，我的兩位前妻和我的兩個孩子，我請他們給我發一張成績單。
在接下來的幾章裡，他們就會給我打分了，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並沒有設限，並沒有輔導，並沒有裁剪任何內容，也沒有我在背後對他們的反駁。
我請他們按照記得的樣子直說，按照他們自己現在看到和感覺到的樣子說。
他們敞開自己的心扉，毫無顧忌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聲，對此我深表感激。
我的希望是，這些相當私密的個人生活回顧也許對各位有一點用處，可以幫助大家理清與自己的配偶、前配偶或孩子們的相互關係。
如果這裡面的內容涉及你心中的某些情感，因此而流下一兩滴熱淚，那也沒有關係。
當我作為丈夫或父親看這些成績單的時候，的確是流下了眼淚的，是一些傷感和悲痛的眼淚，有些是歡樂和喜悅的眼淚。
所有這些情感都是家庭本來就會引起的。
當父親的必須盡一切力量把小舢板駕穩當，哪怕他知道船員極有可能都想把他扔下船。
──比爾·柯斯比
一、第一任妻子發的成績單
洛萊塔·赫爾吉蘭德和艾爾·紐哈斯於1946年6月16日結婚，1972年7月31日離婚。
她是一位藝術家，也是藝術倡導者，生活在羅切斯特、紐約和佛羅里達州的那不勒斯市。
她有邁阿密大學美術學士的學位，還在底特律的懷因大學和南達科他州麥迪遜市的彼德爾州立師範大學研習過。
他愛鬧
保持現狀是艾爾·紐哈斯完全不能忍受的事情。
事情要是保持原樣，他就會煩得要死，他總想不斷地改變。
在26年時間裡，我一直與他保持婚姻狀態，而那也就是我的全部生活範圍。
可是，艾爾與工作結婚的時間遠遠多於與我的結婚時間，而且工作差不多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我過去常常思考這些問題，悲痛多於憤怒。我想，我給他的婚戒本來應該用公司徽標代替的。
現在，他的左手第三根手指上戴著一枚巨大的鑲金指環，是《今日美國》的徽標，看上去金光閃閃的，總會讓人忍不住發笑。那東西看上去更適合他，比我1946年6月16日戴在他手指上的那枚結婚金戒合適得多。
我嫁給艾爾26年，每天都是一個挑戰。我愉快地接受了那樣的生活，但後來很勉強地放棄了。當他走開的時候，我首先是責怪自己，之後又想，我自己也沒有錯。
他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時間超過他與別的任何人或任何東西一起度過的時間。最終，我自己也成為現狀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就必須讓路了。
離婚17年以來，我自己也換了一個人，找到了新的自我。嫁給艾爾有時候感覺生活十分困難，但是，這次婚姻卻使我成為一個堅強的人，他把一種現實生活的感覺教給我了。
也許這有助於解決為什麼經過這麼多年以後，我仍然是他的鐵桿啦啦隊員之一，儘管大部分時候我都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啦啦隊員。
我們還只有16歲的時候，兩個人都在南達科他州，就是當啦啦隊員使我們兩個走到一起的。艾爾是我見到的第一個男生拉拉隊員，哪怕在那個時候，他也懂得如何出風頭。他嗓門大，愛動，差不多50年過去了，這種個性一點也沒有變。
他當時是為阿爾平納野貓隊當啦啦隊員，而這個野貓隊跟我家鄉的伍恩索凱特紅人隊是死敵，但是，在那次地區棒球隊比賽期間，我有兩天時間都能看到他。我的女朋友們和我自己都被他的神態和漂亮模樣所吸引。
談起艾爾我們都嘰嘰笑：「那是阿爾平納來的肉鋪幫工。」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我和3位朋友坐我們家的車兜風，往阿爾平納的方向開，「碰巧」看到了艾爾。我們家的那輛車是福特A型雙門敞篷轎車，裡面有折疊式敞篷座椅。因為阿爾平納通共才只有500號人，因此很容易發生這種碰巧的事情。
我們對他說，如果大家一起去野餐，那一定會很好玩。他去了肉鋪，拿了些熱狗，之後還拿了些別的東西，大家一起朝一片林地開去。我們生了火，大家一起野餐。姑娘們都很喜歡艾爾：有一個搶了他的圍巾，另一個搶了他的小帽子，還有一個搶了他的手套。但是，在回城的路上，艾爾請我跟他在折疊式敞篷座椅上坐在一起。
接下來的星期天，他到了伍恩索凱，我們開始了第一次約會。我的女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把她們從艾爾那裡搶到的東西還給我了。
雖然我們5年以後才結婚，但是，自從那次約會之後，我再也沒有跟別人正兒八經地約會了。他是個出眾的人，很聰明，也愛玩，他總在逗別人開心。我們是在塵暴與大蕭條期間長大成人的，差不多所有人都一臉嚴肅，有些人甚至十分悲傷。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也不操別的心。跟艾爾在一起，我感覺一切都是美好的，因為他總是十分肯定，一切都不會有問題的，他現在仍然是這個樣子。
二戰期間他參了軍，我每天都給他寫信。艾爾特別發明了一套字母和數字代碼，可以告訴我他跟第86步兵師在歐洲的什麼地方。儘管有危險，但他在信中從來都沒有抱怨過，我卻害怕得要死。
他離開我準備參戰的那天，我向上帝保證說，如果上帝在艾爾離開的日子裡保證他的安全，那我每天一定會多看幾章《聖經》。我一天都沒有少讀，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我已經把《新約》都背熟了！
戰爭結束期間，他被派遣到了太平洋，突然之間，他送來了一枚訂婚戒指，讓我大喜過望。一年之後，我們在伍恩索凱的衛理公會教堂裡完成了燭光婚禮。
值得爭吵的事情就要吵
我們有無數的夢想，但錢很少。結婚的時候，我買了一輛1937年產的福特V8車，是用我當小學老師的工資買的。他買了我們的第一個家：18英尺長的一輛二手拖車，是銀色和黑色的，裡面有很小的臥室，有煤油取暖器，還有沖水馬桶。艾爾在部隊裡打撲克牌贏了錢，他拿出700美元買了那輛車。
婚姻早年，我們不同的性格導致一些小小的爭吵，但是，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他生活很有秩序，是個講求成就的人，很聰明，喜歡控制局勢，也喜歡控制一些人。他辦事從不馬虎，我卻是個夢想者，很害羞，也很敏感。
結婚後不久的一天晚上，艾爾談起我們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別。他抱怨說，我太安靜了。我反唇相譏，讓我自己都吃了一驚：「我們兩個都不是完美的人，這可真是太糟糕了。」他聽了這話很是高興，大笑起來，並開始逗我開心。他喜歡看到人生氣的樣子，也樂於接受別人反駁。但是，我從來都不跟艾爾一樣那麼喜歡爭吵。
比爾·波特是他干《南達體育報》時候的合夥人，有一次，他們兩個人就上帝是清教徒還是天主教徒的問題爭吵到深夜。波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肯定上帝是天主教徒。艾爾並不太信宗教，但是，為了爭論的緣故，他成為一名自豪的清教徒。
艾爾被《邁阿密論壇報》僱用的時候，他是開車去佛羅里達州的，之後他又讓我坐飛機南下。當時我已經有6個月的身孕，肚子裡懷著簡，而丹又還只有1歲。我們在暴風雪中登機，因為大霧又在新奧爾良換機。我當時有身孕，帶著很小的一個孩子，又沒有多少錢，以前從來都沒有到過中西部以外的任何地方，結果就卡在新奧爾良動彈不得。走運的是，航空公司為我們找到了一個汽車旅館的房間。
第二天早晨，我們到達邁阿密，來到華氏85度的陽光底下。那天晚上是滿月，皓月當空，我再也不想離開了。
在邁阿密，我們是一個幸福的家庭。我們新生的小女兒使我們的生活不可能再完滿了。星期六的晚上，我們一家四口上雜貨店買東西。艾爾和丹拿著一半購物單，我和簡拿著另一半購物單。回家的路上，我們唱歌，比如「我一直在鐵路上幹活」。那可真是開心的事情，因為艾爾唱歌的聲音很大，而且總是跑調。我笑的時候多過唱歌的時候，他總是問我為什麼會發笑。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唱的每一個半音都錯了。
我們每週只有95美元的工資，支付了生活必需品之後，銀行賬戶上剩餘的錢通常不到1美元。我記得，有一次只剩下12美分了。有一次是79美分。但每逢特別的日子，我們總能想辦法找到足夠的錢。過母親節的時候，艾爾讓簡和我大吃一驚，給我們兩個每人買了一朵紅色的康乃馨。他很自豪地把花朵別在衣服上，之後去教堂，再去吃晚餐。
關於艾爾職業上的事情，我記得有一個轉折點，在《邁阿密論壇報》當記者的頭幾個月裡，他寫了很多頭版報道。有一天晚上，他宣佈：「我比《邁阿密論壇報》新聞采編室的任何人都更聰明，也更有潛力。我覺得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擋我。」
看起來那是他的一次啟示。我一向認為他比任何人都聰明，因此在我聽起來，那並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新鮮事。從那時起，他就有了足夠的信心，認為自己能夠一直升到頂層。
儘管艾爾信心十足，我和他基本上還是屬於天真的一派人，屬於鄉下佬。出席社交活動的時候，這一點尤其明顯。因為艾爾在《邁阿密論壇報》屬於升起的新星，後來在底特律也是一樣，我們就有機會出席很多有要人參加的晚會和宴會，這對我就是十分難受的事情了。
我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便宜貨，身上的飾品也是伍爾沃斯式的五分錢用品，這與穿著品牌時裝和戴著鑽石戒指的貴婦們比起來就讓人膽寒了。早年，我的角色主要限於一起坐一坐，笑一笑，並不需要說什麼。艾爾外向的性格掩蓋住了他的不穩定感，他事實上是否有過任何不穩定感，這一點我保持懷疑。
對妻子進行的考驗
在底特律，有一次很特別，那一刻會永遠留在我心裡。出席晚宴的時候，有耐特公司所有高級主管在場，大家在格羅斯波恩特大樓很漂亮的一個屋子裡，傑克·耐特把一片剪報遞給我，說：「你是最年輕的，因此你的眼力最好。可否請你給大家念一下？」我把文章裡面的一個字念錯了音，而且念錯了兩次，自己並不知道。並沒有任何人來告訴我，說我念錯了字。
晚餐期間，我注意到艾爾不斷投來冰冷的眼光。沒有一點溫情，就是那種穿透人的黑暗內心的冰冷的眼神。在加內特公司，很多人都已經熟悉了他那種冰冷的漠視，大家都覺得那種眼光讓人難受。
我自己在想：「我做錯了什麼？有什麼事情糟糕到了那種程度？」我們兩個人一聲不吭地開車回家，最後艾爾冷冷地說：「constituents這個詞你怎麼發音？」
他帶著嘲諷的口吻說，我念錯了兩次，我恨不得當時死掉才好。我相信，艾爾覺得，他的工作就繫於我對那個詞的發音是否準確。
羅切斯特的加內特公司想要網羅艾爾，結果，對公司負責人的妻子們進行的考驗也繼續進行。我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跟他一起參加會議。路易絲·米勒是加內特公司總裁的妻子，午餐期間，她介紹說，我是艾倫夫人。一個下雨的日子，她帶我到羅切斯特市參觀，途中我對她說，我喜歡下雨的日子。這是事實，但我有一種感覺，她會覺得那很奇怪。後來我們跟米勒先生和其他高級主管見面，謝天謝地，再沒有人請我念任何材料了！
後來我才得知，加內特公司，考驗妻子的時候跟考驗未來的可能高級主管時一樣細心。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妻子們的談話──甚至是她在餐桌上的儀態──都會與丈夫的職業能力一同考慮。這是完全憑主觀判斷的事情，而且極不公平。當我處在那樣一個位置，能夠就此做些什麼事情的時候，我會努力讓新來的妻子們處在安逸之中，我會努力結束對妻子們的考驗。
搬到羅切斯特去以後，我們兩個都沒有對於底特律的一絲懷念之情。我們把羅切斯特當做永久的家了。
家庭生活：一切都安排好了
曾幾何時，我們有一個美好如畫的家庭。他每天下班回家的時候，我們一家三口都在門口等著跟他問好。我把一杯加冰的馬爹利酒倒好，開胃的食品也準備好，壁爐也在熊熊燃燒。
因為艾爾每週要干6天的活，因此堅持星期天一定要好好過上家庭生活。當然，回家的時候，他也還是在幹活。孩子們不能去任何地方，他們也不能邀請朋友到我們家來。我們常常打網球、游泳或者玩壟斷家遊戲。到了冬季，我們就在雪地裡玩狐狸與母鵝遊戲，還打雪仗。
慢慢地，艾爾完全投入到自己操心的事情上去了，他擔心保爾·米勒永遠也不會把加內特公司的控制權交給他。甚至在他當上了總裁以後，艾爾仍然要聽命於保爾。有一次，在佛羅里達州博卡雷頓市召開南部報業出版人協會的大會，艾爾剛剛開了一系列晨間會議。他已經穿好了游泳衣，我和他準備外出曬太陽，突然電話響了。
「如果是米勒，說我不在這裡。」他告訴我。
結果是米勒，問艾爾在不在。我撒謊的水平太差，因此有些猶豫：「嗯，保爾啊，他剛剛出門。」
保爾說：「我有要事要找他。」
「我看看能否趕上他。」他說。我打開門，朝樓下看看，並喊叫著：「艾爾，艾爾！」我回來了，告訴保爾說，艾爾馬上就過來。
保爾大笑，說：「他在那裡幹什麼，在窗戶外上吊嗎？」
我猜保爾太瞭解我了，他知道艾爾一直都在那裡。艾爾接過電話，保爾要他開車到棕櫚灘，商量工作上的事情。我感覺十分失望，自己的一點自由時間又被佔用了。
1966年，佛羅里達的《今日報》啟動了，艾爾的旅行增多了。他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少。在羅切斯特的時候，他只是做些趕上當地別家報紙的事情。在家裡，他越來越沉悶了，心情焦躁，指東說西，總是不滿。我問他哪裡出了問題，他說是工作上的事情。
更大份，更冷的冰塊
我比以前花更大的心事處理好簡和丹的事情，把家裡整得乾乾淨淨，好讓他在家裡的時候過得更開心一些。我努力把家裡弄得十分安逸。哪怕我知道，從邁阿密的那些日子以來，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還是上街去購買時髦的東西，嘗試新式髮型，為的是要讓自己在艾爾眼裡更漂亮一些。我甚至都給他倒更大份、更多冰的馬爹利酒。
慢慢地，我開始感覺到，我們婚姻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已經悄悄溜走了。
我永遠無法理解艾爾為什麼那麼容易變化。他會因為某件事情大發雷霆，之後像一陣暴風雨過後又來天真地問：「出了什麼事？」因為此時他注意到，我已經沉悶起來，不太愛出聲。
在婚姻的最後一年，丹準備考大學，簡跟她自己的一幫高中朋友一起在自己的世界裡生活。我在一次插花比賽活動中得了藍絲帶獎，而且還接受了一位記者的採訪。那天晚上，我跟他們三個人念報紙專欄裡面關於我的一篇文章：「洛萊塔·紐哈斯愛家庭，愛園藝和藝術。」那個標題把一切都總結出來了，讓我感覺十分特別，但是，艾爾、丹和簡只是對我獲獎的事情說了一般性的讚揚話。
這個家庭的啦啦隊員發現很難吸引別人為自己當啦啦隊長了。
我知道，1972年1月在夏威夷開出版人大會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極糟糕的事情。我和艾爾原來計劃會後去夏威夷各島看看的。我覺得那是放鬆自己的機會，兩個人可以一起欣賞天堂之美。但是，各個島嶼當時都下雨，天色陰沉，結果，艾爾在我身旁更是出神，更沒有多少話說了。
我們回家的時候就跟陌生人一樣。兩個人之間的交流隔閡更大了。我經常會提出一個問題，得到一個簡短的回答，之後就是沉默。有一天晚上，我感覺絕望，最後終於爆發出來：「我不知道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你又不願意告訴我。兩個人這麼生活下去不是個辦法。也許只有離婚才能解決問題。」
他一下子抓住我，擁抱我，然後激動地問：「你是說真的吧？」他的反應讓我的心涼透了。
「還有別的辦法嗎？」我問，「我盡一切努力想讓你告訴我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你想離婚嗎？」
「想啊，我想得到自由。」他說，「我會永遠喜歡你，愛你，但是，我想自由，想開始自己的新生活。」
聽到他的這些話，我的心死了。我16歲的時候十分尊敬的一個男人現在想要下車了，他想走遠去。
文明的離婚
我們的離婚過程十分文明。艾爾拿出來的離婚方案十分公平，最後還十分慷慨。
我們是在佛羅里達提出離婚案的，因為我們的第二個家在那裡，也因為那裡有「無過錯」離婚法。
等待最後的離婚判決的那個晚上，我們在迪蘭德縣城見面。兩個人一起吃晚飯，作為丈夫和妻子最後住了一回飯店，最後十分敏感和熱情地做了一回愛。
第二天，兩個人都沒有流淚，至少在拿到最後文件並彼此說再見的時候沒有流淚。
26年以來，我第一次感覺自己沒有身份了，不知道自己是誰。傷害感、絕望感和對自己未來的焦慮感壓倒一切。離婚幾個月後，我還在自己上課的畫室裡擺放著自己的一幅自畫像。那幅自畫像是慘白和黑色的基調，到今天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離婚以後的幾年裡，一種嶄新的、更強烈的身份感慢慢出現了，假如我和艾爾仍然保持結婚狀態，那種感覺可能永遠也不會出現。
自從離婚以後，艾爾一直在幫忙，在支持我，還在業務方面幫助我。他在丹和簡的事情上很費心，跟他們保持密切關係，也很關照他們。我有時候會在加內特公司的社交活動中分享「紐哈斯之家」的榮譽。
今天，艾爾看起來像是個老朋友。我們經常通一通電話，商量在社交場所彼此見面的事情，我仍然喜歡他的幽默感和智慧。
有時候，我會感覺到一絲傷感，但大多數時候，我為彼此在一起的時光感到慶幸，為兩個人自從相識以來差不多50年裡得到的一切感到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