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狂：對自己的成就和潛能過分的欣賞。
──理查德·斯彼爾斯
《俚語及委婉語》
回首往事，我也許應該承認，20世紀80年代中期，自己可能真有輕微的自大狂症狀。
沒有一些批評我的人所說的那麼嚴重，但也許比我當時意識到的情況更糟糕。
我當時自命不凡，而且，我覺得還很有理由-
加內特公司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報業公司-
《今日美國》成為全國閱讀最廣泛的報紙-
我已經承諾在65歲的時候退下公司董事會主席一職。接下來的一代領導
人也已經安排就緒。
我當然想在把桂冠掛到壁爐上之前再往上面增加幾粒珍珠。這就是我的自我意識超出常軌的原因。
自我意識對於大交易是重要的。它經常會使人們聚攏，或者讓人們四分五裂。
在業務交易中，很多人的自我意識都會發生作用，公司擁有者、管理人、算計者、銀行家、律師。
有節制的自我意識能夠達成交易。自我意識失控就會使交易砸鍋。
我的職業生涯處在模稜兩可的界線內，達成交易和使交易砸鍋這兩種事情我都幹過。
每個人都得做好吃一回大虧的準備。
──重量級冠軍喬·路易斯
一、再見，CBS
紐哈斯的特立獨行使得一些循規蹈矩的英國媒體大王看上去像一朵快要凋謝的百合。
──《倫敦時報》
1987年10月7日
1985年年初，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處在敵人的圍攻之中，該公司老闆湯姆·惠曼明顯抵擋乏力。我覺得，我可以作為一個友好的追求者獲得該公司。
惠曼接任這份吸引人但又十分費力的工作才剛剛5年時間，就在兩條戰線上遇到大麻煩：-
在公司外面：亞特蘭大的媒體大王泰德·特納已經向該公司發出邀約，從而使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收購事務提上日程。很多人低估泰德的能力，然而他自己卻並不服氣。北卡羅萊納州的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也在想辦法召集保守黨人，讓他們去購買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大宗股份，由此而「成為丹·拉塞的老闆」-
在公司內部：營業收入大幅下降。由於員工及預算的大幅削減，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最重要的新聞部門差不多都要造反了。
要麼得放棄什麼東西，要麼得放棄什麼人。這對任何一個擁有較大媒體基礎，也有大筆錢可以花的人來說，都是一個誘人的目標。
現在到了我們採取措施，收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時機了。
我們考慮此事已經有些年頭了。跟特納不一樣，我們不會採取敵對的措施，只會做友好的交易。
在任何媒體公司兼併案中，雙方聯姻最好是雙方情願。敵意收購可能會把最好的一部分主要資產嚇跑，而恰恰就是有創造力的一些人。
我在惠曼身上實施的「救世主」戰略進展極快，就連我本人也吃了一驚。8個星期內，我們看來就快要站在幾小時內宣佈一項共達90億美元的兼併案的消息的邊緣了，假如成功，那會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媒體兼併案。但更快的是，這筆交易流產了。
我把最大的交易弄砸了。我的自我意識讓我犯了滔天大錯。惠曼的軟弱又一次戰勝了他自己。
帕雷更換總裁的狂熱
湯姆·惠曼個子高，人長得也帥氣。在紐約社交界，在高爾夫球場和舞廳裡，他都是一副完美的形象。在以黑巖山著稱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辦公大樓裡，他卻是一個忙亂不堪失去了分寸的人。
惠曼如何成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得知這件事情就能讓你明白很多關於他和威廉·帕雷這位傳奇式創始人的事情。
惠曼是1980年年初在一次社交場合引起帕雷注意的。幾個星期之後，帕雷給在明尼阿波利斯州的皮爾斯伯裡總部的惠曼打電話，請他去長島漢普頓過週末，那是帕雷的隱居所。
「帕雷打電話來，我以為是邀請我週末去那裡打高爾夫球。」惠曼後來告訴我說，「我們在他的書房坐下來，他開始認真地談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業務上的事情，我以為他準備請我去當他們公司的董事，誰知話沒出口，他就請我去當首席執行官了。」
帕雷在這方面並不是新手。他長期以來的助手弗蘭克·史丹頓博士作為總裁於1971年退休之後，帕雷在9年時間裡換了3位總裁。
儘管帕雷有僱用總裁然後又炒掉總裁的不良紀錄，儘管惠曼對媒體業務毫無知識可言，但是，聽到帕雷的邀請後，惠曼還是很高興。
「我甚至都沒有請他給我一份合同，」惠曼告訴我說，「我以為他只是在製造一個借口，好讓我離開明尼阿波利斯那個地方，然後在紐約找一個好工作。我為什麼不嘗試一下呢？」
惠曼接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工作5個月後我就認識他了。我和他以及另外10多名客人參加過揚&魯比堪姆公司主席艾德·雷舉辦的一次聚會，11月25日在「21」俱樂部共進晚餐，當晚，次重量級拳擊手蘇加·雷·裡奧納德和羅伯特·杜蘭為這個級別的名號進行第二場比賽。
晚餐後我們步行到無線電城音樂廳，通過閉路電視看那場比賽。打到第8場，杜蘭坐在凳子上不起身，我們就回到「21」俱樂部，慶祝蘇加·雷獲勝。
睡前喝飲料的時候，我和凱伊·格雷漢姆跟惠曼坐在一起。我試著談起媒體業務上的事情。他很逗人喜歡，也容易接近。他一點不懂得他管理的那家公司，也不懂我們很感興趣的業務。
惠曼臨時在聯合國廣場弄了一套公寓，凱伊去紐約的時候也在那邊住一陣子。他們兩個人都需要搭車回家，因為幾個小時前就已經讓各自的司機回去了。有些首席執行官經常幹這一類的傻事，這樣他們以後就可以吹噓，說自己如何在為公司省錢。
只要有助於把工作更輕鬆有效地做完，我從來都不會因為多用了轎車或其他的什麼事情而感到內疚。這個政策在那個晚上又起作用了。我主動提議送惠曼和凱伊回家，這樣我們就有機會再私下裡談一談業務上的事情。這也有助於讓惠曼記住我。
第二天，我在一次報界會議上看到凱伊，她大談惠曼如何迷人，如何有趣。她根本沒有提到她所注意到的惠曼迷人的一面在於社交活動，而不是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業務上，也不是在媒體業務方面。
第二天我跟惠曼打了例行的招呼，並建議我們保持聯繫。
惠曼很客氣地作答。在接下來的4年半里，我們兩個時不時見面，有時候是社交場所，有時候是媒體界的會議。
我一直忙著讓《今日美國》起飛的事情，他也在忙著清除公司內外敵手的事情。但是，我十分關注他的活動，遠遠超過他對我的活動的關注程度。
泰德·特納：一個難纏的傢伙
1985年4月，泰德主動向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提出收購邀約。機會終於來了。加內特公司的年度股東大會也正好在那段時間召開，在那次股東大會上，我們批准了修改次要法規的提案，作為防止收購行為的防範措施。
儘管第二大股東強烈反對我們這麼做，但我們還是做了，因此，我們就登了整版廣告，對自己大肆讚揚一通，同時也讓收購高手和偷竊公司的人別起歪心思。
我給惠曼寄了一封信，把整版廣告也附在裡面。「裡面的一些內容也許有助於擊敗特納，」我寫道，「而且，如果我們能夠在別的任何方面幫上什麼忙，捎個口信給我，或者給我打電話。」
3天之後，回信寄到。惠曼對我表示衷心感謝：「下次到紐約來，請通知我一聲，並且過來一下。我很想跟您好好談些事情。」
大門打開了，我1分鐘也不想浪費。我給他打電話，說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一和星期二我會在紐約。我們約好星期一上午找個時間一起喝咖啡。
我們在黑巖山35層他的辦公室裡談了1個半小時。惠曼的挫折感十分明顯，但他談得很隨意，很坦誠。
「特納真是個難纏的人。他一天到晚纏住我，浪費了我幾乎所有的時間。每天花時間對付這些鯊魚，要把自己的後背蓋好，根本就沒有時間管理公司業務。」惠曼很是煩惱。
他一門心事想著如何趕跑特納，我卻想在這次談話中涉及盡量多的話題，因此我最終把話題轉到了加內特公司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上面。
「你還在忙些別的什麼事情嗎？是不是在購買或者銷售什麼東西？」我問。
「目前還沒有。但是，有很多種方法可以打消這些人的收購企圖。」惠曼說，「一個辦法是資本調整，大筆借錢回購公司股票。我考慮的另一個辦法是跟另一家大公司進行合併。時報公司的迪克·曼羅（首席執行官）跟我是好朋友。我們談過，看看能否把兩家公司弄到一起。但是，時報公司的有線電視業務跟通信委員會的條款形成衝突，因此，我們談來談去還是沒有一個結果。」
「時報公司想甩掉有線電視業務呢？那樣一來，你們兩家公司不是就可以好好合成一團了嗎？」我一副極想幫一把的樣子。
惠曼大笑。「我提過這樣的建議。我也覺得這個點子不錯。這會使他們成為較小的公司。這樣一來，明顯地就會由我們來主管兼併公司。但是，迪克和他的手下不願意這樣。」他說。
惠曼發出了兩個信號：-
與另外一家大型媒體公司合併對他有吸引力，因為這是抗擊特納收購威脅的好辦法-
在這樣一種兼併中，他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都希望成為控制性的公司。
對於前者，我感到十分激動和興奮；對於後者，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談一談，那就能夠解決問題。
因為是第一次面談，我不想顯出很急迫的樣子。但是，由於他談到時報公司的事情時十分坦誠，這就給了我一個機會，可以按照計劃進一步談下去。
「你知道吧，湯姆，你想把兩家大型媒體公司聯合起來的想法有很多好處。我知道，現在開始認真地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加內特公司的合作事宜為時過早，但是，其中的概念還是一樣的。我覺得我們之間可能不會存在衝突或重疊的問題，至少不會像你們與時報公司的問題那麼大。」
「是啊，這我知道，」惠曼說，「我也考慮過此事。」
我又一次小聲地問：
「那我們是否可以讓我的辦公室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星期裡詳細瞭解一些貴公司的運作及我公司的運作項目，看看我們能否解決通信委員會或司法部的那些問題？我們來弄一張覆蓋圖，看看整體的情景。之後我可以把一個大致的框架湊起來，看看你們能夠做什麼，我們能夠做什麼。這有助於我們決定是否需要嚴肅認真地商談下去。」
「那我們看看吧，」惠曼說，「我不想排除任何一種可能性。」
這是一次熱情和友好的會見。我對他說，我會在一兩個星期內打電話來。
回到華盛頓後，我打電話給約翰·克雷，當時他是加內特公司的總裁和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道格·麥柯金戴爾也到場。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準備銷售了。如果我們足夠聰明，可以把這家公司弄過來。」
我們著手工作。麥柯金戴爾的辦公人員把資料整理出來，看看加內特公司的哪些報紙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哪些電視台或無線電台必須要甩掉才能滿足政府要求。我和克雷把精力集中在這項有可能成功的交易中的心理與運作層面上。
一場公開的小便比賽
由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與特納之間的鬥爭事實上已經白熱化，我們只好加快了速度。
特納現在已經宣佈公開的出價為每股150美元，但只有40美元的現金，110美元是垃圾債券。當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紐約股市上的買賣價格是115美元左右。
華爾街開始認真對待特納的投標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雖然在公司內部十分擔心，但在公開場所仍然保持不理會特納的樣子。
但是，特納繼續發動攻擊。「美國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這麼傲慢的。」他說。
我覺得，這可真是鍋說壺難看，烏鴉笑豬黑啊。
惠曼回罵，他說特納缺乏管理大型電視網絡所需要的「良知」。
公開對罵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理由，可以在與惠曼見面才10天後就給他打電話了。我對他表示同情，說特納的確做得過分了，之後我告訴他說，我們的研究已經做好了。
「我想到你那邊去，讓你看看是怎麼一回事。我們雙方都不會失去什麼的。」我說。
「我不能肯定我們應該做什麼，也不知道我們這樣會導致什麼結果。但是，再談一次也無妨。」他說。
我們說好我第二天早晨到他那裡。他問我是否可以一直留到午飯時間。這是不錯的一個信號。
我們到了他的辦公室，他說得直截了當：
「我們得做些什麼事情了。我覺得特納不可能拿我們怎麼樣，但是，我不想把此事拿到股東那邊去說，因為到那個時候，很難說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他表明自己的煩惱：「我整天都在想辦法甩掉這個王八蛋。有時候，我覺得還真不如原來賣青豆的好。」他這麼說的時候沒有笑。
很明顯，惠曼的工作已經幹得很煩了。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沒有根基，他對綠色大王和皮爾斯伯裡的回憶對他意味著更多，比愛德華·莫羅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對他的吸引力大得多。
對他來說，管理一家受人尊敬的網絡公司只是換了一家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工作沒變。他不喜歡這裡的壓力，儘管能夠享受的快樂讓他開心。
「湯姆，你得想出一個終局辦法來，要跳出目前的困境。」我說，「我們為何不認真談一談，看看如何在我們兩家公司的頭上都撐起一把大雨傘？這樣一來，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和我們兩家公司都會有好處。」
他的反應比我想像的更快，而且更積極主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事情的確讓他受不了。
我建議，我們應該把關鍵人員弄到一個小組裡，看看這裡面的機制是什麼樣子的。之後，如果事情有眉目，我們就可以進一步進行交易商談了。
我們同意，接下來的那個晚上，我們到沃道夫大廈38-H的加內特套間進行1小時的特別會面。那是很大的一個豪華套間，處在極有名望的一個地段上，我們定期使用那個地方，讓業界同仁在那裡得到娛樂，並給他們留下印象。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方參加了湯姆和我之間的特別會面的人員包括：-
簡·詹考斯基，廣播集團的總裁-
弗萊德·梅耶，負責財務的資深副總裁。
加內特公司一方的參加人員有：-
總裁克雷-
負責財務的資深副總裁麥柯金戴爾。
在封閉的陽台上，套間內的服務人員端來了第一輪飲料。之後，我讓這個侍者離開了。我親自給大家倒酒，確保我們談話的私密性。因為以前有很多商業交易就是被侍者或清掃房間的服務人員洩露或偷聽走的。
我們一行6人在套間裡走來走去，看著樓下曼哈頓的燈火。我們在閃閃發光的鍍金檯球邊上走動，在加內特公司接手這個套間以前，巴倫·希爾頓和弗蘭克·辛那特拉經常在這裡玩8個球袋的檯球。這給惠曼和他的副手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們見面約有1個小時，大部分都是些閒談。會面結束的時候，我和惠曼達成一致，接下來的那天我們將在他的辦公樓共進午餐。我們對其他人說，如果此後大家還保持接觸，財務人員、法律人員和運營人員都會參與進來。
101兼併案
我越來越有信心了，覺得此事有可能辦成。但是，我掩飾住內心的情緒，我不想顯出性急的樣子。我以前打撲克牌時鍛煉出來的性情現在開始產生效應了。
比較而言，惠曼急得多。他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每天在公開場所都要承受特納和赫爾姆斯參議員的騷擾。
第二天，我去了惠曼的辦公樓，建議我們集中精力處理任何兼併案都必須要處理的三項基本問題：-
誰來管理它？-
公司叫什麼名字？-
誰為此把錢交給誰？
「湯姆，我們兩個都明白，很多像這一類的交易最後都在誰來管理它的問題上卡住了。就我本人所知，無論以什麼名分，你和我都將作為夥伴來這家公司。除非我們兩個人都有很大的發言權，否則，我們兩家公司可能都無法通過。」
「當然，必須得有人出任首席執行官。我希望我們可以弄出一個好的結構來，這樣，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主席、總裁和首席運營官就能夠協力運作。」說完我停頓了一下子。
他撿起話頭來：「我也一直在考慮此事。當然，我很想當首席執行官。我假定你也想當首席執行官吧？」
我笑著說：「我一直在當首席執行官，感覺不錯。但更重要的是，加內特公司一直以來成績不錯。我懷疑，如果我不當首席執行官，董事會可能不會通過任何一項交易。」
之後，惠曼讓我大吃一驚。
「嗯，事實是，根據經驗和年齡，你也應該出任首席執行官。我希望我能夠有機會證明，等你退休的時候，我應該能夠成為你的繼任者。」我當時61歲，他55歲。
「湯姆，如果你不接任我的首席執行官一職，我會相當失望。」我說。我對湯姆所說的話，意思是指：他不適合擔當此任，那是讓人失望的。而且我會盡一切力量阻止他接任此職。
之後我又補充說：「這比我想像的容易多了。」言罷兩個人都大笑起來。
實際上，惠曼以前經歷過此事。在綠色大王公司，他曾擔任首席執行官，但是，兼併案之後，他成為皮爾斯伯裡公司的副董事長。
這兩個頂層職位談妥之後，我們就轉到了其他關鍵事宜：
「坦率地說，你們公司的財務負責人梅耶給我的印象不深，沒有我對我的財務官麥柯金戴爾的印象好。」我說。
「啊，我的天，這不存在問題。你的那個財務人員給我也留下了很深印象。」惠曼答道。
我們達成一致：-
麥柯金戴爾將出任合併公司的首席財務官-
克雷將負責合併後的出版部門的負責人，包括所有報紙和雜誌-
詹考斯基將負責合併後的廣播部門，包括所有電視台和無線電台。
惠曼在詹考斯基的事情上有所猶豫。他說：「當然，實際上我將直接負責廣播部門」。很明顯，惠曼對詹考斯基缺乏信心。
我們同意，這個集團將由5個人組成首席執行官辦公室。加內特公司的代表將控制這個辦公室，3:2。
克隆凱特不能忍受惠曼的縮減計劃
之後我們談到董事會的構成問題。
惠曼把我們談話的內容對關鍵的董事會成員說了。他說，他向他們說明我們已經開始商談了，他也許會召集一次特別的董事會議商量這筆交易。
我在常規的董事會議上向全體董事談到了我們討論的內容。所有人都強烈建議達成交易，但是，他們提出的告誡是，加內特公司必須佔據控制地位。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加內特公司董事會都顯示，他們在秘密商談期間彼此信任，並沒有消息走漏出去。
我和惠曼現在開始集中在董事會的構成問題上面。我們兩方都有相當有地位的董事會陣容，但是，很明顯，某些人無法躲過更大公司的董事名額縮減。
我們同意組成由15名成員構成的董事會，加內特公司派7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也派7名。為了打破投票僵局，第15位董事由大家聯合指定，雙方的首席執行官各自決定保留當前的哪些董事。
「你可別指望我會把那個可惡的克隆凱特留在未來的董事會裡。」惠曼說，「他作為節目主持人退休的時候，我請他保留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董事會裡，但那是我做過的最差勁的一件事情。」
很明顯，惠曼認為，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很多麻煩都是這個人惹起來的，尤其是新聞部門的很多事情。這一次再次證明他缺乏敏銳的觀察能力。惠曼不明白克隆凱特作為「美國最受人信任的人」所具備的價值。
我微笑，但沒有做出評論。克隆凱特作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主持人退休的時候，我曾請他來加內特公司當董事，因為我認為他是美國最傑出的廣播和印刷媒體從業人員之一。我的那次邀請，加上其他公司的邀請，也許有助於克隆凱特獲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董事職位和一筆豐厚的返聘合同。但是，惠曼很不喜歡此人。
我繼續推進此事。
「我們已經談過誰來管理公司的事情了。現在我們來談談這個公司叫個什麼名字吧。」
惠曼想出風頭：「這裡的人都因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而感到自豪。我覺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比加內特公司的名字好些。」
我回擊：「長期以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名字是比加內特公司的名字更知名。但是，加內特公司在華爾街上的名字現在也很響亮。也許應該有個新名字了。」
惠曼說他還沒有考慮過此事。我向他保證：「不管我們把新公司叫個什麼名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網絡還是會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加內特的報紙還會繼續叫加內特報紙。但是，我們也許可以改一個更大、更具全球意義的名字。」
因為這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話題，我就放下了。我們同意，大家再仔細考慮一下，稍後再來談這個問題。
誰因為什麼而付錢給誰的問題比較容易。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加內特公司都可以喊出天價，但是，市場已經有個參數擺在那裡了。
1984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年收入是49億美元，而加內特公司的年收入才只有20億美元。但是，加內特公司的利潤率更高，為2.239億美元，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利潤才只有2.124億美元。
華爾街對我們公司已發行股票目前市值的估價更高，加內特公司當前的交易價為61.625美元，市值49.4億美元。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已發行股票數量較少，交易價為119.75美元，市值為35.5億美元。
因此，加內特公司明顯佔有優勢，哪怕華爾街以外的人認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可能是更大的公司。
惠曼說，他覺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也許可以在當前市值以外另得10%的貼水。我告訴他，我覺得至少應該有15%的貼水。我給他的公司定了更高的值！但是，我當時是想鎖定一項交易，出價太低會鼓勵其他追求者。
我們達成一致，兩家公司在價格上都處在同一水平，可以讓財務人員去弄清細節。
惠曼說，他覺得現在已經到了去見一見比爾·帕雷的時候。我知道這一點的重要性。帕雷是創始人，也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退休主席，他仍然是公司最大的股東。
「跟我講講帕雷的事情。」
「嗯，他也被這個特納攪得心神不定。他無法想像哥倫比亞公司被像泰德·特納這樣的人收購。」
「他對我們之間的合併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可以告訴你的是，當我們談及與時報公司的兼併案的時候，他覺得那可能是兩家好公司的合適搭配。」
「那他想從這次交易中得到什麼？」我問。
「他是本公司執行委員會的主席，而且還留在董事會裡。這對你有什麼問題嗎？」惠曼問。
「當然沒有問題。」
儘管帕雷已經83歲了，但是，他繼續每天到辦公室來。他早晨9點左右到公司，午餐時間或者午餐之後離開。惠曼與帕雷的秘書聯繫，安排我們見面的事情。
「帕雷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嗎？我想讓他見見紐哈斯先生。他應該知道這個名字的。」
他們明顯商談過與加內特公司的交易事項。
帕雷從不扎自己的領帶
威廉·帕雷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說話算數的人。但是，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帕雷並沒有得到惠曼應該對他保持的尊敬。
向我介紹帕雷的時候，惠曼說了不敬的話，而且還大笑著說：「帕雷最喜歡對我吹噓的事情之一是，從11歲起，他就沒有自己扎過領帶了。」
在惠曼的催促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董事會迫使帕雷於1983年退休，不再擔任公司董事長。帕雷可以說是反覆無常，作為董事會主席，他曾任命過4位總裁。他總是放不下手。但是，惠曼忘了，帕雷是創始人。在任何一家公司，主席和總裁總是來來去去的，但創始人只有一個。
我們早晨見面，帕雷向我介紹他掛在辦公室的關於廣播生涯裡的種種榮譽。之後，他把話題轉到報紙上面。
帕雷很是自豪，因為他在《國際先驅論壇報》擁有三分之一的所有權。「但是，你們《今日美國》已經開始讓我們《國際先驅論壇報》的人緊張了。」他笑著說。
我不能錯過這樣的機會：
「這兩家報紙仍然都有擴大成國際化報業的機會，尤其是如果我們達成某種所有權關係的話。如果我們兩家公司合在一起，您會有什麼樣的看法？」我問。
「我們會有某種公司，某些朋友。」帕雷回答。
「那您會幫助我們管理這家公司嗎？」我問，「您願意繼續幹下去嗎？您對自己現在幹的工作有什麼想法？」
「在這邊，人們對我很好。」他說得輕描淡寫，一邊看著惠曼，「他們讓我保留這間辦公室，還時不時讓我使用公司的飛機。」
無法想像。惠曼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高級主管每天都應該感謝帕雷，因為他為他們營造了這家公司。現在反過來了，是帕雷在感謝他們。一位退休的董事會主席，而且還是公司的創始人，以他的業績來看，他值得受到更大尊重，我想。
我繼續說：「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兩家公司弄到一起，我肯定希望您願意擔任更大公司的執行委員會主席一職。」
「那我會感到受寵若驚。」他說。
閒談了一陣子媒體的事情後，我和惠曼起身離開。我們知道，帕雷午餐的時候有個約會。「我希望能夠很快再次見到你。」他說。
帕雷巴不得完成兼併。惠曼後來承認：「事情不可能再好到哪裡去了。我知道那傢伙，他很高興自己能夠聽到那樣的話。」
在我看來，我們已經就要達成交易了。惠曼準備好了，帕雷也很開心。我已經準備好加大推進力度了，也許準備得太好了。
銀行家和律師拖時間
我和惠曼回到我們公司的辦公樓，等待來自律師和財務人員的結果。他們當天下午已經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投資銀行家摩根斯坦利公司的辦公室裡開始了會議。
就我而言，我和惠曼已經處理完了實質性的事情。律師們只不過是在填表格而已。
他們第一天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但是，那也不是不曾預料到的事情。在這一類的事情上，律師和銀行家們總是盡可能拖時間，不斷增高或者證實他們索要的費用。但是，我希望在勢頭朝有利於我們的方向進展時趕緊達成交易。
因此，我向麥柯金戴爾發話，說想在午餐休息期間與他和克雷見面。他們的報告比我想像的差得多。
「財務方面我們有了一些進展，但是，公司結構方面卻毫無進展。他們的律師沒有得到你給我們的消息，不知道將來誰會管理公司，因此也不知道公司將來的結構是什麼樣子的。他們一點也不清楚誰會來當首席執行官。」麥柯金戴爾報告說。
我很驚訝。
「我和湯姆今天早晨甚至都沒有覺得有談及此事的必要，但是，昨天就已經把事情說清楚了，我會把這事告訴你們，他會把事情告訴他們的。」
我立即給惠曼打電話。他的秘書把我的電話接到了他的私人餐廳。
「湯姆啊，我今天早晨接到道格的報告，說他們還沒有接到公司結構的消息，也不知道人員安排上面的事情等等。我昨天晚上把你我決定的事情告訴我們這邊的人了。」
「我現在正準備跟他們談這件事情。」惠曼說。
「那好。」
我轉身，朝麥柯金戴爾和克雷一笑：「今天下午這些就全部搞定。」
到下午，麥柯金戴爾一臉沮喪地回到加內特公司。
「他們還沒有得到消息，很明顯，惠曼還沒有說清楚。他在磨時間，或者是他們在磨時間。」麥柯金戴爾說。
「嗯，我們可以解決此事。」我答道，「我再來跟湯姆說，他會照料此事的。」
麥柯金戴爾卻不十分肯定。
「我覺得，你和湯姆今晚或者明天上午應該親自去參加這個會議，幫助我們把管理人員和董事會成員的事情擺平。這顯然是拖延時間的關鍵問題。」
對照而言，交易上的財務問題很快就搞好了。由於我在他們公司的市值上另外貼水15%，這筆交易看樣子飛不了。
我再次給惠曼打電話。
「我知道那批人在很多方面進展很快，但是，在另外一些問題上速度卻太慢了。也許我們應該明天早晨跟他們見個面，催促他們一下，讓他們快些完成此事？」
他同意，我們第二天早晨10點去摩根斯坦利公司。
就在會議開始前，我把惠曼拉到一邊去，說：「湯姆啊，我們需要把事情對律師說清楚，讓他們清楚地明白公司的管理結構。我假定這對你沒有問題吧？」
「那當然沒有問題。」他說。
達成交易的時刻
十多名銀行家、律師和高級主管都坐在長長的辦公桌後面。
摩根斯坦利是他們那一方的理財公司，西爾森·勒哈曼公司是我們這一方的理財公司。他們的法律事務公司是斯卡登阿普斯公司，我們這邊的是尼克森哈格雷夫公司。
我和湯姆一起坐在桌子一端。
我和湯姆已經達成了一致，但這幫人花了3天時間竟然沒有辦成，或者不願意完成細節，我真是有些惱火。
加內特公司的同仁看出了我的情緒。他們過去見到過太多次數了，因而預測到了我的態度。
在加內特公司，如果事情沒有進展，我會對他們不留情面。
「湯姆和我覺得，如果兩位首席執行官親自來看看這邊的事情，並向各位解釋清楚如何把這筆交易完成，那可能會有幫助。這事情看上去他媽的很是簡單嘛。」
我的聲音裡面有種不快的意思，儘管如此，比平時的高腔還是低得多，有所控制，沒有那麼惱火的樣子。我直截了當地觸及正題。
「湯姆和我已經就公司的管理結構達成一致意見。雙方各有7名董事，另外再加1名董事。我將出任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湯姆擔任總裁和首席運營官。我們將組成由5名成員構成的執行委員會：從加內特公司另派兩名成員，除湯姆以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再派一名成員。」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人都大吃一驚，困惑不解。我們這邊的人都點頭，並微笑。
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來回耗時間的必要，因此，我又用更堅決的口氣強調了剛剛說過的話：「你們不必要在這件事情上爭執，也沒有必要談論或思考此事。這件事情早已經解決好了。你們只需要把這件事情落實到法律結構上面去，再加上一些財務上面的細節，之後我們就可以離開，慶祝一番，各自回家。」
我想一次完成所有事情。
我轉頭朝惠曼那邊看一眼，說：「湯姆，您想補充什麼嗎？」
惠曼看上去很不自在。他從座椅上直接站起身來。「是啊，我們已經就此達成一致了。」他有些猶豫地說，「5人委員會也許會發生變化，我們不能肯定我們這邊的人會在委員會或董事會裡擔任什麼職務，也不知道你們那邊的人會擔任什麼職務。但是，大體上說，你們大家可以商量此事。」
我立即看出，我已經把事情弄砸了。我說得太直接了，也太不留情面。惠曼的人第一次從我這裡，而不是從惠曼那裡得知消息。
消息不是錯誤所在，是送信的人出了毛病。
當惠曼聽到別人對他的手下說他將處在第二位的時候，他的感受跟我們在他的私人餐廳裡說起同樣一件事情時的感受很不一樣。
我應該讓惠曼來解釋這些事情的。這樣他就可以把這件事情說得更婉轉一些。我滿足了自己的自大，卻犧牲了他的自我意識。
但是，儘管會議的氣氛不太對勁，不是我想像的那個樣子，但是，我覺得把關鍵事務擺在桌面上談易於打破僵局。惠曼本來是支持我的，哪怕他有一絲勉強。路上可能還有些磕磕碰碰的事情，但至少我們可以打破這筆交易的僵局。
商談當天繼續進行下去。他們就財務細節達成了總體的一致。惠曼的代表在相對不太重要的管理事務上仍然保持法律用語。
但是，我們已經走了很遠的路，我覺得我們可以在24小時或48小時內完成交易。
紙上的明白話
在加內特公司，關於重要事務的新聞稿都是我親自寫或重寫的。這有助於把一些事情存留在腦海裡──在我的腦海裡。也有助於讓所有人都用英語，而不是法律用語來理解所發生的事情。一旦在紙上把話說明白了，差不多所有人就都能明白你的意思。
接下來的那個早晨，我給惠曼打電話，告訴他，我想把新聞稿的草稿拿給他看一下，看看他有什麼意見。「我們以前一直在談公司的名字，」我說，「我想聽聽你有什麼好主意沒有。」
惠曼跟以前一樣歡迎我去，我感覺他已經很快恢復了自己的狀態。我把新聞草稿交給他看，一些關鍵的數據空下來了，等確切數據弄完以後再填進去。
紐約消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加內特公司今日宣佈，雙方董事會一致同意以免稅股票交換的方式合併兩家公司。
這兩家媒體公司當前的股票市值合併起來約為85億美元。兩家公司合併起來的年收入約為70億美元，去年的稅後利潤約為4.69億美元。
該項合併案要求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加內特公司合併成一家新公司，計劃將名字改為環球媒體公司。每股 公司的股票將兌換 股 公司的股票。全部 股股票將兌換成環球媒體公司的股票。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紐約股票市場上星期三的收盤價為117美元，加內特公司收盤價為61.75美元。以當前股價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股票在環球媒體公司內的價值約為每股稅後價值 美元。
經過股票交換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當前股東將擁有環球媒體公司約45%的股份，加內特公司股東將擁有約55%股份。
我注意到，惠曼看稿子的時候直接去看談到他和我的那一部分。「現年61歲的紐哈斯將在新公司內擔任主席和首席執行官，55歲的惠曼將出任總裁和首席運營官。」
惠曼的情緒只有極小的變化，他好像對新聞稿不是太高興。但是，他並沒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我給他留了一個副本。
我解釋說，我覺得環球媒體公司是個不錯的名字，但現在也沒有確定下來。我之所以把它放在新聞稿裡面，是因為希望他能夠思考這個名字，或者再提出新名字來。
第三天，商談組的人工作的時間短一些，但是，我猜那是因為前兩天他們日夜商談，工作時間太長的緣故。我的目標是，第二天把所有松線紮緊。
我和惠曼商談過，準備在接下來的7月4日那個週末在紐約召開由兩家公司的董事參加的特別會議。我們覺得可以搞一個極熱鬧的慶祝大會，大家似乎都為此做好了準備。
但是，談到第4天，麥柯金戴爾和克雷中午的報告說，氣氛完全變了。
「事情完全進展不下去了。」麥柯金戴爾說，「梅耶真是他媽一個婊子養的。」
「你們覺得我和湯姆有必要再去一次嗎？」我問。
「我不知道。」麥柯金戴爾說，「但是，你可能得和湯姆再談一談，因為事情無法進展。」
黑巖山突然發怒
我們三個談話的時候，電話響了。
惠曼找我。
「你好，湯姆。」
「艾爾，我打電話告訴你，交易流產了。」
我目瞪口呆。
「你說什麼？」
「交易流產了，」他重複說，「因此再沒有必要進行下去了。」
「嗯，我以為我們已經達成一致意見，如果中途遇到什麼問題，你我能夠坐下來慢慢商量的。我們在很短時間內走了很長的路。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交易流產了。我不能夠與你談下去，我再也無法談這件事情了。」
「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有幾件事情。」他說，「首先是這個改名字的瘋狂念頭。我們為什麼不稱它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我們有歷史很長的優秀傳統，而且我們有全國最好的名字之一。」
在我看來相當清楚的是，他這是為了一同坐在黑巖山的那些人的利益在說話。回顧起來，他明顯的在利用公司的名稱改變作為一個借口，使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主管人比爾·帕雷反對這筆交易。
惠曼的口氣突然變得難聽了。
「另外，你也對我撒了謊。」
我按住了自己的心頭怒火，我希望這筆交易能夠成功。無論惠曼有多蠢，我都想嘗試一下，看看能不能避免因為自己大發雷霆而使交易流產。
我故意用平靜和鎮定的口氣回答：「我沒有撒謊，湯姆。你說的是什麼事情？」
「你說過不對別的任何人提及交易的事情的。」
「我對你說過我們不會與別的任何人商談此事，我明白。你知道我在與你的朋友、時報公司的迪克·曼羅談事。但是，那都只是一些討論，而不是商談。」
事實上，我一直在與曼羅進行討論，因為在我看來很明顯的是，時報公司不可能永遠獨立下去。但是，在我看來，這些談話從來都不是認真的，因為曼羅堅持要當共同首席執行官。我和他在兼併的益處上達成一致意見，但是，曼羅並不明白，只能由一個人來當首席執行官。時代－華納1989年發生派拉蒙之爭的那段時期，他還想著共同首席執行官的事情。
如果有兩個共同首席執行官，那就沒有裁判可言了，話到老闆那裡就應該打住。如果沒有明確的老闆，話頭就打不住，一般來說，事情根本就不會開始。
無論怎麼說，惠曼都不會明白討論與認真的商談這兩者之間的差別。跟惠曼不一樣的是，我會跟所有人談話，總在四處走動，希望達成新的交易，希望找到新的機會。
惠曼在這一類的事情上經驗不足，他認為每一次談話都是一種商談。
惠曼在找借口，在我看來十分明顯的事情是，他在想辦法從交易中退出。
「你對我撒了謊，」他堅持自己的立場，「我根本無法再處理此事了。」
「看來你是弄錯了。不過，除撒謊者以外，還有人罵過我更難聽的話，因此……這算不得什麼。你還沒有對我講足以讓這次交易做不成的嚴重的話。我們肯定還沒有在公司名稱上做出最後決定。我只是在給你的新聞稿裡隨便想了個新名字，以便於看看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無論怎麼說，交易已經結束了，」他再次說，「我再也不想談論此事了。」
我的話音裡開始帶有一絲憤恨了。
「在我看來十分奇怪的是，像你這樣一位有身份的人，這樣一位管理著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這種規模的公司的人，這麼一位在過去4天裡一直十分嚴肅認真的人，竟然會拿起電話來說什麼什麼事情不再搞了就完了。我覺得你一定是聽信了你那幾位銀行理財人員或律師等人提出的一些糊塗建議。我們兩個今天下午坐下來好好談一談，看看能否把你真正擔心的事情擺出來，你覺得如何？」
惠曼對著話筒大吼：「沒有什麼好談的了，交易已經結束。」
我信了他的話，因此鎮定下來：「好吧，湯姆，聽你這話的意思的確是沒有什麼好再談的了。我假定你會繼續弄資本重整的事情。我希望那個辦法對你有用。如果不行，請給我打電話，我還會來的。我希望你也是一樣。祝好運。」
之後，他也冷靜下來。他明白我的意思了，「那是啊，我們是準備這麼幹的。這麼干要麼是自救，要麼是自毀。」
我轉身對坐在桌子對面的克雷和麥柯金戴爾說話：「遊戲結束了。我們輸了。他也會輸的。」
媽媽說過：如果拿不定主意……
惠曼的「自毀」評論具備一定的預言特徵。
一個星期之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宣佈，該公司將借貸近10億美元用於購回該公司21%的股份。這筆巨額債務使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發展到了泰德·特納夠不著的地方。
但是，這麼做卻使羅倫斯·迪奇和他的盧依總公司在一年之後接管了該公司，哪怕他們僅僅擁有24.9%的公司股票。
迪奇花了一整年時間才勝過惠曼。但是，當他準備妥當之後，毀滅已經是致命的了。
事情發生之前的兩個星期我們就已經得知消息。1986年8月27日，迪奇邀請克雷、麥柯金戴爾和我去他的「權力」攝政飯店進午餐，他的兒子湯姆也跟他在一起。
父子兩人談起了他們對娛樂、旅遊、飯店、餐館、報紙和廣播業的興趣。之後，拉裡過來了，說了一番話，在我看來，那番話才是那次聚會的真正目的：
「你們幾位說想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加內特公司弄在一起的，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問。
我泛泛而論道：「我們本來都快要談妥了。但是，湯姆當時還有別的選擇，他走了資本重整的路。」
「在你們談話的時候，你覺得湯姆這個人怎麼樣？」迪奇問得直截了當。
我媽媽曾對我說過：如果拿不定主意，那就講真話。我也照做了：「我覺得他這個人有點問題，結果又去管理一家有問題的公司，但他並不適合做那件事情。」
迪奇點頭微笑。兩個星期之後，也就是1986年9月10日，惠曼終於挨了一板斧。帕雷作為公司董事長又回來了，迪奇成為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惠曼的自毀過程完成了。
我們為什麼沒有能夠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加內特公司撮合在一起？
有太多的自我意識擋在路上，銀行家的、律師的、惠曼的、我自己的，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我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
對惠曼的手下宣佈，將由我本人出任公司總管，這極大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傷害得毫無必要-
在時機尚不成熟的時候把計劃寫在新聞稿裡，這無異於往別人的傷口上抹鹽。
如果當時我的姿態低一下，方法更溫柔一些，事情就有可能辦成了。太早就暴露出自己的實力，這對我來說是毀滅性的。
有話直說：不要讓自大意識沖昏自己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