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裡邋遢。」這句美國土語，聽來是這麼自然，拜倫感到稍許放心點兒了。他去找到了主任醫師，那是一個樣子拘謹、留著像貝當那樣白鬍子的法國老人。「啊，她算恢復得快的了，先生，那情景是您再也想像不到的。解放後，我在那些營裡工作了一個月。瞧破壞到那個程度啊！是但丁筆下的地獄啊！她就會復原的。」
「她給我的信裡，講到了腿上和背上的創疤。」
醫生臉上的肉抽搐了一下。「難看嗎？可是，咳，先生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再說，她還活著。至於那些創疤，哎呀 ，有整形外科手術，還有其他辦法。現在更重要的是怎樣治療精神上的創傷，怎樣恢復她的體重，再有，要她精神上保持穩定。」
經過兩個星期，又是仔細查看日內瓦的卡片，又是訪問那些難民營，其間只去看了娜塔麗一次，拜倫終於灰了心。要查的地方多得叫他沒法應付。在他那本索引手冊裡，他把探訪的線索編列成為三類：
有可能性
有極小可能性
值得一試
單是「有可能性」的線索就有七十多條；四歲大的孩子分散在歐洲各地，這些孩子無論從哪一點來看，從頭髮和眼睛的顏色起，直至聽得懂的語言，都有可能是他的兒子。他已經查閱了為大約一萬多名無家可歸的兒童編列的材料。沒一張卡片上有路易斯-亨利或者「亨利-劉易斯」——他在一個失眠之夜，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這樣一個名字，於是又一次跑去查了所有的卡片索引中心。如果根據這些線索去找，那也許需要幾個月。甚至需要許多年！而他的假期又是有限的。拉賓諾維茨再沒料到，拜倫會跑到卡皮興路那家氣味難聞的飯館樓上找到了那間破舊的辦公室。
「我要到布拉格去一趟，」拜倫說，「這件事也許沒多大希望，但是我要試一試。」
「嗯，好吧，可是你會碰到許多障礙的。俄國人很倔，對這些事又不關心，可那兒完全是由他們控制著的。」
「我父親在波茨坦。他是杜魯門總統的海軍副官。」
拉賓諾維茨隨著轉椅的吱溜一聲響挺直了身體。「你以前沒提過這件事嘛。」
「我認為這跟我的事沒關係。他從前被派到蘇聯當差，一口俄國話說得還可以。」
「啊，那就可以幫助你在布拉格打交道了。要是那兒的軍事管制司令官接到了波茨坦方面給你打的招呼，情形就兩樣了。至少你可以知道他究竟在不在那兒。」
「只要是還活著，他怎麼可能在其他地方呢？」
「我去找他的時候，拜倫，他就不在那兒，也許，天知道，我會把他給漏了。去吧，但是先去跟你父親談一談。」
拉賓諾維茨在裡面工作的那個組織不顧英國移民法的限制，就把猶太人送往巴勒斯坦。納粹的恐怖行為剛暴露的時候，這些法律曾一度放鬆，但後來又管得緊了。拉賓諾維茨忙得沒一點兒空閒。娜塔麗-亨利並不是他主要的關心對象。他只覺得她可憐，同時又懷著那麼點兒無可奈何的舊情；然而，和大多數歐洲猶太人相比，她現在已經脫離險境，是一個在調養中受到百般照顧的美國婦女。拜倫一來到，拉賓諾維茨就把她從心上擺脫，不再去看她了。過了一兩個星期，一天夜裡兩點鐘，他巴黎那套房間裡的電話鈴響起來，驚醒了和他同住的三個人，只聽見接線生說：「請接倫敦打來的電話。」他瞌睡中一時想到了許多正在和倫敦打交道的事，而其中多數都是違法的和帶有危險性的。他沒想到是亨利家的事。
「喂，我是拜倫。」
「誰？」
「拜倫-亨利。」戰後倫敦的電話線路不大好。聲音忽高忽低。「……他。」
「什麼？你說什麼，拜倫？」
「我說，我找到他了。」
「什麼？你是說，你兒子？」
「他這會兒就坐在我旅館房間裡。」
「真的嗎？原來他在英國？」
「我後天就把他帶到巴黎來。還有許多例行手續，再有——」
「拜倫，他身體怎樣？」
「不太好，但是我總算找到他了。喂，請你告訴娜塔麗好嗎？對找到他的事，讓她思想上有個準備。這樣，等到看見他的時候，就不至於太激動。或者使孩子太激動。我不願意刺激孩子。這件事拜託你好嗎？」
「我太高興了！喂，經過情形是怎樣的？我應當怎樣對她說？」
「這個嘛，經過情形很複雜。戰事剛結束，皇家空軍就把一批捷克飛行員送回布拉格。一個英國救濟機構的工作人員要求他們用空機帶回一些無家可歸的兒童。我上星期在布拉格獲悉這件事。這完全是憑運氣。阿夫蘭，那兒的檔案亂得叫你沒法相信。我是在一家酒館裡聽一個人談到這件事，一個捷克飛行員跟一個英國姑娘談這件事。這是運氣。是運氣或者是天意。我順著這條線索去查，結果找到了他。」
早晨雨下得很大。拉賓諾維茨打了個電話去療養院，給娜塔麗留下了話，說他有重要消息，十一點鐘要去那裡。他到達那裡時，她正站在休息室裡等著他，他抖去雨衣上面的水。
「我以為你已經到巴勒斯坦去了。」她的神情顯得緊張。她的雙手在胸前緊攥著，指節透出白色。現在她人開始發胖；深色的衣服裡面隱隱映出曲線。
「嗯，我下星期去。」
「你有什麼重要消息？」
「我從拜倫那兒得到了消息。」
「怎麼說？」
「娜塔麗。」他向她伸出雙手，她拉住了他的手。「娜塔麗，他找到他了。」
他沒把她的手拉牢。她呆呆地露出了傻笑，一挫身就栽倒在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