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個猶太人的旅程》
十月四日
拍攝影片結束後的第四次遣送正在裝車。我跟尤里-喬舒亞和簡最後一次道別後，剛從漢堡營房回來。這是我在特萊西恩施塔特辦的猶太教法典學習班的結束。
我們通宵沒睡，呆在圖書館裡，在燭光下一直學習到天亮。這些小伙子把自己的幾件所有物早已收拾好了，他們想學習到最後一刻。我們也正學到一個奇怪、難解的論題：在田野上發現的無名死屍，埋葬這類死屍是大家義不容辭的責任。猶太教法典為了說明這一論點，走向一個戲劇性的極端。關於儀式純潔的特別法規，禁止一個高級教士與死屍接觸。遵照這些法規，他連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葬埋。一個許過拿細耳人的願 的人也是如此。然而一個許過拿細耳人的願的高級教士——他因此受到雙重的限制——卻奉命親手去埋葬一個無名死屍！猶太人對人的尊嚴，甚至在死後，也是如此尊重。猶太教法典的聲音經歷了兩千年傳來教導我的學生，作為對他們的臨別贈言：我們和德國人之間是有天淵之別的。
在我把那本舊書闔上的時候，喬舒亞，剩下的三個小伙子中最聰明的一個，突然問道：「拉比，我們全將被毒氣熏死嗎？」
這一句話猛地一下把我又拉回到眼前的生活中來！目前，區裡傳說紛紜，雖然沒有幾個人意志十分堅強，敢於正視這種傳說。謝謝上帝，我當時能夠這樣回答：「不會的。你這就要到德累斯頓附近的一個建設工地上去和你的父親團聚，喬舒亞——你們，尤里和簡，這就要去跟你們的哥哥團聚。我們委員會裡的人是這麼聽說的，我也相信是這麼一回事。」
他們的臉上高興起來，彷彿我從監獄裡釋放了他們似的。他們在營房裡，頸子上掛著遣送號碼牌，依然精神抖擻。我看得出，他們正鼓起別人的精神來。
我是在欺騙他們，也在欺騙我自己嗎？柏林郊外的佐森建設工地——政府臨時辦公的棚屋——是一個事實。特萊西恩施塔特去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在那兒受到很好的待遇。拉姆曾經向市政委員會堅決地保證，德累斯頓地區的這個勞動工程跟那完全一樣。楚克爾主管這次征工，他是一個能幹的人，是布拉格的一個老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委員會委員，對於應付德國人反應很快。
市政委員會裡的悲觀主義者往往是一些猶太復國主義者和猶太區裡的老難友。他們根本不相信拉姆的話。他們說，徵集去了五千名身強體壯的男子，使我們失去了一場起義所需要的人手；萬一黨衛軍決定要來消滅這個猶太區，我們可能要舉行一場起義。其他的猶太區也舉行過起義；我們聽到了報道。影片停止拍攝以後，愛潑斯坦被捕了，這次龐大的征工命令傳達下來，美化運動和拍攝影片這件蠢事所帶來的虛假的安全感，全都蕩然無存，委員會變得灰心喪氣。我們已經幾乎有五個月沒接到過遣送命令了。我聽到桌子四周傳來反抗的抱怨聲，這使我感到吃驚。猶太復國主義者就起義問題舉行了幾次會議，我並沒給邀去參加。但是這次征工按照預定計劃已經遣走了三批人，並沒什麼騷動。
這第四次遣送是極其令人擔憂的。的確，他們是已經走了的建築工人的親屬。但是上星期，黨衛軍允許親屬自願報名前往，大約有一千人表示要去。這些人不問願意不願意，正被用火車運送走。惟一使人稍許放心的是，這四次遣送確實形成了一個團體——大規模的征工和工人的親屬。拉姆解釋說，使家人團聚在一起是上面的政策。這可能是一個安定人心的謊話；可以想像，它也有可能是真實的。
市政委員會就我們可能遭到的命運進行了沒完沒了的談論，結果得出了兩種相反的意見：（一）雖然戰事暫時沉寂，德國人已經戰敗了，他們也知道這一點。在黨衛軍頭頭開始考慮到保全自己時，我們可以指望他們逐漸溫和下來。（二）戰敗成為定局，只會加強德國人想殘殺歐洲全體猶太人的慾望；他們會急煎煎地來完成這一「勝利」，如果他們得不到其他勝利的話。
我在這兩種可能的趨勢之間猶豫不決。一種是明智的，一種是瘋狂的。德國人兩種面貌都有。
娜塔麗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者。既然路易斯已經安安穩穩地離開了，她過去的頑強意志又恢復了不少。她津津有味地吃著最粗劣的飲食，天天都在增加體重和氣力。她說她要活下去，再找到路易斯；如果給送走的話，她打算使自己身體強健，好作為一個勞工活下去。
十月五日
第四批人離開以後兩小時，他們就下令要遣送第五批：隨意地挑選了一千一百人。這一回什麼解釋也沒有，跟德累斯頓的建設工程決無關係。許多家庭都不得不拆散。大批有病的人和有小孩的婦女都得走。要是路易斯還在這兒，娜塔麗大概也得走。德國人乾脆又撒謊了。
我決不悲觀失望。儘管各條戰線上古怪地沉寂，希特勒的帝國卻在垮台。文明世界還來得及猛地一下闖進納粹歐洲這個瘋人國來，拯救我們這些殘存的人。跟娜塔麗一樣，我也要活下去。我要把這個故事講給人聽。
如果我不能這樣，那麼這樣潦潦草草寫成的文字會在將來某一時候替我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