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午。
事情比我所想的還要嚴重。她已經深深地捲了進去，回來時人很疲倦，可是興高采烈。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這些集會一直在辯論挫敗美化運動的方法，他們想向紅十字會的來賓暗示特萊西恩施塔特的實情，而又不使黨衛軍警覺起來。她認為他們已經想出了一種方法。在每一個停下來參觀的地方，一個負責的猶太人對紅十字會方面的任何評論都說出同一句預先安排好的答覆：「噢，是的，這一切全是嶄新的。還有不少可看的哩。」
我猜他們是經過不少爭論和修改才把這方法制訂出來的。他們逐字逐句表決。他們深信，這樣一字不差地重複回答，會使來賓們覺得是一個信號。猶太人將隨隨便便地把這句話說出來，臉上流露出意味深長的神色，可能的話在黨衛軍聽不到的地方說。他們的希望——或者不如說，他們的幻想是，來賓們會明白，他們所看到的是嶄新的、捏造的裝置，而且因為「有不少可看的哩」這句話，還會走到安排好的路線以外去。
我耐心地聽著。接下去，我告訴她，她正滑進猶太區特有的夢境中去，危及她自己和路易斯的生命。德國人是飽經訓練、警惕心很高的監獄看守。來賓們將是溫和慇勤的高級福利人員。美化運動是德國人的一項主要工作；應該提防的最為明顯的事，正是猶太人向來賓洩漏秘密的這種計劃。我這樣辯論著，但是她反駁說，猶太人必須用這樣或那樣的方法進行還擊。既然我們沒有武器，只有頭腦，我們就應該使用我們的腦力。
接下去，我採取了這個激烈的步驟，透露出班瑞爾揭發的奧斯威辛的情況。我的用意是使她大吃一驚，較為清楚地意識到她有被流放的危險。她當然十分震驚，不過並不是嚇得目瞪口呆，因為這種傳說的確一直在四處流傳。可是她並不是像我料想的那樣接待這個消息。她說，那麼更有理由該去喚起紅十字會人員們的猜疑；再說，班瑞爾的消息好歹一定有點兒誇張，因為烏達姆收到了他妻子從奧斯威辛寄來的明信片，她的朋友也從二月遣送走的親戚們那兒剛收到一些明信片。
我重複了一遍班瑞爾所告訴我的話：奧斯威辛的黨衛軍維持著一個「特萊西恩施塔特家屬營」，以防紅十字會萬一設法進行磋商，要求到那個可怕的地方去參觀的話；每個人到達奧斯威辛之後，全得寫一些明信片，註明幾個月以後的日期；而特萊西恩施塔特營則定期清除掉老的和小的、有病的和體弱的人，把他們用毒氣全體毒殺，以便為特萊西恩施塔特進一步遣送去的人騰出地方。烏達姆無疑正收到一個已經焚化了的女人的信件。
接下去，她很肯定地講，她的團體通過布拉格傳來的小道新聞聽說，根據德國軍方的情報，美國人已經決定五月十五日在法國登陸。這很可能會在歐洲各地激發起起義，導致納粹帝國的迅速瓦解。總而言之，黨衛軍軍官就會為自己的脖子發愁擔心，那麼進一步的遣送就不大可能會進行了。
面對著這種已經變為錯覺的一廂情願的想法，根本無法進行辯論。我勸告她，如果她打算把這件事搞下去，至少傳話給班瑞爾，把路易斯弄了出去。這話她不肯聽；她不承認她正在使路易斯陷入比他已經面臨到的更大的危險；後來，她變得十分急躁，於是走去睡了。
這不過是幾小時以前的事。她醒來後，情緒好點兒，為自己表現出的暴躁向我道歉，然後出去了。她一句沒再提路易斯的事，我也沒有。
我一點兒也不反對她新發現的猶太復國主義，只有為這感到高興。就她來說，這似乎是維護受到威脅的自身的途徑，正像我在從前的宗教信仰中所找到的那樣。一個人倘若不是一個同謀者或是一個黑市商人，在猶太區生存下去就需要有一點兒這種倔強精神。但是假如她的團體裡混進了一個告密的人，那可怎麼辦？何況利用木偶破口爛罵一事已經載在黨衛軍那兒她的檔案上，那樣一來就會是她的結局。
我自己始終不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把猶太人送回不友好的阿拉伯人居住的中東那片荒地上，我對這一見解依然極其懷疑。不錯，當歐洲這場浩劫還不過是像人的手那麼大的一團烏雲時，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確就預見到了。但是這麼一來，他們提出的夢幻般的解決辦法，就是一個可行的或正確的辦法嗎？不一定是。在希特勒執政以前，只有極少數夢想家曾經到巴勒斯坦去。就連他們也是被迫害屠殺驅逐到那兒去的，並不是因為那片乾旱的聖地吸引著他們。
我承認，現在我對這件事，或是對我先前的任何見解，全不十分肯定了。當然，猶太民族主義是一種強有力的表明自己身份的手段，不過我把民族主義看作是現代的禍根。我就是不能相信我們可憐的猶太人竟然計劃在地中海的沙灘上擁有一支陸軍和一支海軍，一個議會和一些部長，還有疆界、海港、航空港、大學等等。這是多麼美妙和空虛的幻想啊！讓娜塔麗這樣幻想著，如果這可以幫助她熬過特萊西恩施塔特的這場苦難的話。她說，倘使有一個像列支敦士登 那麼大小的猶太國，那麼所有這些恐怖事件就不會發生了，又說非得建立一個這樣的國家來防止這種事再次發生。這是救世主的語言。我所擔心的只是，這種新的熱病般的激情會戰勝她通常有的強韌的判斷力，也許會使她輕率行事，結果毀了她自己和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