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萊西恩施塔特和奧斯威辛不同，它實在沒什麼秘密可言。德國政府甚至煞費苦心，通過新聞報道和照片，對布拉格附近的捷克重鎮特萊津市裡的這個「猶太樂園」大肆吹噓。這時候，班瑞爾聽說他的堂兄就被囚禁在那裡。
這個由納粹創辦的、非同尋常的猶太人避難所，又叫作特萊西恩巴德（即特萊津遊樂勝地），在歐洲頗有名氣。有聲望、有財產的猶太人爭先恐後設法給遣送到那兒去。德國秘密警察向他們索取巨款，把特萊津寬敞的公寓賣給他們，還保證他們終身能得到醫療，能使用旅館和享受配給食物。每逢疾病、飢餓和向「東方」遣送把某些大城市裡的猶太居民一筆勾銷之後，這些城市裡的猶太領袖就被遣送到這兒。有一半猶太血統的人、德高望重的老人、傑出的藝術家和學者、戰功卓著的猶太老軍人都攜帶家眷在這個城市裡居住下來。享有特權的荷蘭和丹麥猶太人結果也住到了這兒。
歐洲的雜誌上登載的新聞圖片，顯示出這些幸運的猶太人佩戴著黃星標誌，安閒地坐在小咖啡館裡，出席演講會和音樂會，在工廠或商店裡快樂地工作，在鮮花盛開的公園裡漫步，排練一出歌劇或是話劇，看一場當地的足球比賽，或者披著晨禱披巾 在一個設備齊全的猶太會堂裡做禮拜，甚至還在擁擠的小夜總會裡跳舞。其中有些人的姓名和面貌是人們所熟悉的。在納粹歐洲以外，關於這地方只有些歪曲失實的零星消息，可是紅十字會的揄揚的報告卻使它的存在為外界所知。凡是還沒上「東方」去的歐洲猶太人，全會欣欣然盡其所有以換取埃倫-傑斯特羅的位置。
歐洲當時正沉浸在一片反猶宣傳聲和戰爭時期的艱難困苦裡。在這種局面中居然還給猶太人安排下這麼一個舒適的去處，這自然引起了怨恨。戈培爾博士在一次講話中就表達了這種情緒：
……特萊津的猶太人坐在咖啡館裡喝咖啡，吃蛋糕，翩翩起舞；而我們的軍人卻不得不承受種種苦難和匱乏，來保衛他們的祖國……
當然，在中立國和盟國也不乏這樣的暗示，說特萊西恩施塔特不過是一個波將金村 ，是納粹上演的一幕醜劇，因此德國紅十字會的代表們應邀前去親眼目睹一下，然後公開證實這個離奇的庇護所的確存在。德國人聲稱「東方」的其他猶太營地全都和特萊西恩施塔特一樣，只不過沒這麼奢華而已。對於這一點，紅十字會和全世界就只好聽信他們的話了。
在特萊西恩施塔特，沒有幾個美國猶太人，實際上在整個納粹歐洲隨便哪兒都是如此。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戰前就逃走了。至於留下來的少數人，有些憑著影響、聲望、財富、或是運氣倖存下來，像貝倫森 和格特魯德-施泰因 ；有些躲了起來，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銷聲匿跡；有些已經在奧斯威辛給毒氣熏死了，他們的美國國籍全成了無補於事的笑柄。娜塔麗、她叔叔，還有她的小娃娃，都來到了這個猶太樂園。
在人類事務中，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好像是個嶄新的事物。它的根源是古老的，產生它的土壤也是古老的，可是它卻是一個突變體。在古代世界裡，斯巴達和柏拉圖的理想共和國，全只是最最模糊的預兆。儘管希特勒大量借用列寧和墨索里尼推行的各種措施，現代政治中卻找不出合適的比較。從亞里斯多德到馬克思和尼采，沒有一位哲學家曾經預見到這樣的事物，沒有一個能為它提出人性方面的根據來。第三帝國是歷史上突然出現的一個令人驚愕的現象。它只持續了區區十二年，目前已不復存在。它遺留下來的有關人性和社會的史實是史無前例的，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和政治分析家們至今還在堆積如山的遺物裡結巴著，摸索著。
普通人寧願忘掉它：它是歐洲衰落過程中一個十二年的骯髒插曲，最好把它掃到地毯下面去。學者們硬要對它進行學術分類：民粹主義加恐怖，資本主義復辟，波拿巴主義的翻版，右翼獨裁，一個蠱惑人心的政客的成功；無窮無盡的學術標籤，發展成為冗長的、沉甸甸的巨著。實際上，沒有一部著作說得清第三帝國的來龍去脈。國家社會主義德國這個玷污了全人類的邪惡紅斑，還在擴大，還在令人迷惑。在當前的人類事務中，它是比人口爆炸、核彈和能源耗竭更為根本而又為人們所迴避的問題。
特萊西恩施塔特闡明了它，因為這個猶太樂園不像奧斯威辛，並不是深奧莫測的。它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件劣跡，但是因為它還有一絲理智的痕跡，我們只要運用一下想像力，還能夠理解它。它只是一場騙人的把戲。一個大國政府在它上面耗費了精力，它於是發揮了作用。說來奇怪，娜塔麗-亨利和她孩子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德國人精心策劃上演的這個巨大的騙局上。
對於希特勒和他的少數心腹說來，把歐洲的猶太人斬盡殺絕——並且在德國開疆拓土後，把全世界的猶太人斬盡殺絕——這個目標始終是無庸置疑的。它具體表現在戰爭初期的行動和文件之中。但是從文字上我們很難找出多少痕跡，希特勒顯然始終沒簽署過什麼東西，不過由他下達的、將他在《我的奮鬥》中的威脅付諸實行的那項命令卻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德國以外世界上的種種舊觀念，卻造成了困難：慈悲啊、正義啊、人人有生存和獲得安全保障的權利啊、屠殺婦孺的暴行啊，以及諸如此類的看法。但是對於國家社會黨人說來，戰爭的性質就是屠殺，德國的婦女兒童正在轟炸下死亡，而敵人的定義是要由政府去決定的。猶太人是德國最大的敵人，這一條是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的核心。到一九四四年，德國已經開始崩潰的時候，重要的作戰資源繼續給用去殺害猶太人，就是因為這個道理。用批判的軍事眼光來看，這樣做毫無意義。可是就是德國民族狂熱地追隨到底的那班領袖說來，這樣做完全有意義。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中把自己打得腦漿迸裂之前，寫下了他的遺囑。在遺囑裡，他吹噓自己對猶太人的「人道的」屠殺——他用的正是這個詞——並且還鼓動戰敗的德國人繼續對他們進行殺戮。
至於在這場大屠殺期間蒙在鼓裡的外界所表現的種種軟心腸的偏見，國家社會主義黨人的主要對策是欺騙。戰爭時期的保密使得對實際屠殺進行掩蓋有了可能。沒有一個記者曾經跟著特別行動隊旅行過，也沒有一個進入過奧斯威辛。問題是：第一，要制止有關屠殺的不斷增多的洩密和流言；第二，要銷毀一切證據。保羅-布洛貝爾的焚屍隊和特萊津的猶太樂園，就是這場大騙局裡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特萊西恩施塔特可以說明根本不存在什麼屠殺。焚屍隊則可以把屠殺實際存在的一切證據銷毀掉。
今天，要想永遠掩蓋起對千百萬人的屠殺，這種想法似乎是荒唐透頂的。但在當時，整個德國民族的精力和創造才能都在希特勒的支配之下。德國人還在為他建立許多其他驚人的、狂妄的「功績」。
這場騙局裡最最成功的部分，是針對猶太人本身進行的。在進行這場大屠殺的整整四年中，他們大部分人始終毫不知情，很少有人感到懷疑，更沒什麼人真的相信火車是把他們送到死路上去。德國人對於他們去什麼地方，以及他們到達後應該做些什麼，煞費苦心地編出形形色色的謊話安他們的心。這種欺騙一直進行到他們生命的最後幾秒鐘前，到他們被脫光衣服、押進實際上是毒氣室的「消毒淋浴間」去的時候。
今天看來，千百萬慘遭厄運的猶太人竟會相信這個騙局，像牛群走向屠宰場那樣走去，這似乎頭腦簡單得出奇。但是，如同病人不願意相信自己生了白血病、緊緊抓住任何可以消除疑慮的稻草那樣，歐洲的猶太人就是不肯相信德國人要把他們斬盡殺絕這種甚囂塵上的消息和傳說。
說到頭來，他們要是相信這一點，就不得不相信德國的合法政府正在有組織地、冠冕堂皇地幹著一個龐大得難以想像的詐騙殺人勾當。他們就不得不相信，人類社會為了保護自身而創造的國家的職能，在一個先進的西方國家裡竟然改變了性質，事先不發出警告，不進行任何訴訟，也不經過任何審判，就把千百萬無辜的男女和兒童秘密地處決。這恰恰是事實。但是直到最後，大多數死去的猶太人都無法理解這個事實。就連我們現在回想起來，也無法完全責怪他們，因為我們自己對於這個明明白白的事實也覺得根本無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