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魯特聽說有兩位外交官在往返於蘇格蘭和蒙特利爾之間橫渡大西洋空運指揮部的轟炸機飛行中失蹤了。北大西洋的空中航線並不是人們喜歡的路線，在隆冬天氣中就更其不是了。舒服的大客機都在南方的航線上，南下到達喀爾後，一傢伙飛越陽光和煦的海面直達巴西突出部，然後北上百慕大，再向前就是巴爾的摩了。但這條航線是供大官們走的。只有兩條路線讓他選擇，在護航艦隊裡作十天航行，或者是皇家空軍橫渡大西洋空運指揮部的飛機。
在去蘇格蘭飛機場的火車上，他碰上了一位同路去美國的美國橫渡大西洋駕駛員，此人中等身材，瘦長結實，是一位陸軍航空兵上尉，留著牙刷般的小鬍子，有一雙骨碌轉的眼睛。卡其上衣上鑲著三排勳標，開口便是髒話，一肚子的飛行故事。他們兩人共坐一個小間。這位駕駛員不停地呷著白蘭地，他說他要喝得醉醺醺的，並且保持這種醉意，直到遠遠離開普雷斯特韋克機場的跑道。在普雷斯特韋克機場起飛有墜毀的危險。他曾參加過幾次為摔死在機場跑道上的駕駛員舉行的集體葬禮。向西飛進北大西洋的颶風時，就不得不冒險超載汽油。空運指揮部不得不把一批又一批的駕駛員運回去，因為經海路運輸拆開裝運的飛機既要多花時間，又要多費手腳。而且德國潛艇也把它們摘掉太多了。所以各戰區的盟國空軍實際上都是依靠這些橫渡大西洋的駕駛員們集結力量的。雖然沒人把他們放在眼裡，但他們卻在整個戰爭中發揮關鍵作用。
這列塵土飛揚的舊火車匡啷匡啷地慢慢穿過白雪茫茫的田野。駕駛員一路上打開話匣，斯魯特耳福不淺，飽聽了他的畢生事跡。他名叫比爾-芬頓，戰前就以駕機飛行為業。一九三七年以來，他曾為許多國家的政府幹過民間的和軍事的飛行工作。他曾在印度—中國航線上駕駛過運輸機（他說是「飛越駝峰」）。起飛時，要用響著喇叭的吉普車趕走跑道上的黃牛、水牛，然後升到五英里多的高空，越過高高地旋轉在埃佛勒斯峰上空的冰雪風暴。他曾參加過加拿大皇家空軍飛到英國。現在他在為陸軍航空兵空運轟炸機，經南美洲到非洲，然後越過非洲到波斯和蘇聯。他曾在沙漠迫降過；也曾在愛爾蘭海面上依靠橡皮救生筏漂浮過兩天；還曾用降落傘落到緬甸的日本佔領區內，然後徒步長途跋涉走到印度。
他們在暴風雪中抵達普雷斯特韋克，斯魯特不僅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分享了比爾-芬頓的白蘭地之後已醉意醺醺；他還對戰爭具有了全新的視野。在他昏昏沉沉的頭腦裡閃過了一幅幅圖景：各種各樣的飛機，成千上萬的轟炸機、戰鬥機、運輸機在地球上空南北東西穿梭飛行，同天氣搏鬥，和敵人鏖戰；轟炸城市、鐵路和行軍的縱隊；越過海洋、沙漠和高山；這是一場修昔底德 所無法想像的戰爭，一場由像比爾-芬頓這幫子人駕駛的飛行器在這個星球上滿天橫衝直撞的戰爭。直到今天為止，他從未想到空中的戰爭。至少是在此刻，他念念不忘的那份《萬湖會議紀要》、那畫著三個黑圈圈的波蘭地圖和那每日一列一列載著千千萬萬猶太人去屠場的歐洲列車，算是從他腦海中消失了。而他對這次飛行也就更加感到心驚肉跳，害怕得差一點走不下火車。
他們到達機場的時候，飛機正在做起飛前的準備。他們穿著臃腫笨拙的飛行服、救生背心，戴著厚厚的手套，降落傘在背後蕩到膝蓋以下，步履蹣跚地走出報到室。室外大雪紛飛，他們沒能一下子看清飛機。芬頓領著斯魯特朝飛機馬達聲響處走去。飛機能在這樣的天氣起飛，對萊斯裡-斯魯特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這是一架四引擎的轟炸機，裡面沒有座位。機艙的地板上，有十多個返回去的渡運駕駛員橫七豎八地躺在墊貨板上。飛機艱難地起飛了，斯魯特的腋窩裡直淌冷汗，芬頓衝著他的耳朵大聲嘶喊著，說根據天氣預報，逆風風速每小時一百英里。他們也許不得不在格陵蘭那個北極的鬼屁眼裡著陸。
萊斯裡-斯魯特是個膽小鬼。他知道這一點，並且早就不再想克服它了。甚至乘坐一輛愛開快車的人駕駛的小汽車，他也會神經高度緊張。每次乘飛機，哪怕是乘DC-3型飛機作一小時的短途飛行，在他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此人現在自己就坐在一架拆掉了全部設備的四引擎轟炸機裡，在隆冬十二月裡越過大西洋向西飛行；這架嚎叫著吱吱咯咯響的舊飛機，冷風通過漏氣的空隙不斷鑽進艙內，像啼饑嚎寒般的響聲一直不停。飛機迎著冰雹在上升，冰雹打在機身上像機槍一樣辟辟啪啪，它顛簸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似一隻風箏。藉著從結了冰的窗口透進來的朦朧亮光，斯魯特能夠看到那些躺著的駕駛員發青的面孔，佈滿汗珠的額頭，也可以看到一隻隻顫抖著的手把香煙或酒瓶挪近緊閉著的嘴唇。這些飛行員看上去跟他完全一樣，也已嚇得魂不附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