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就這麼算了，也不會就這麼算了。「野狼」闖進了我的家，帶走了我的家人，雖然他們毫髮無傷地回到了家。但這種事還會發生的。
在隨後的幾周裡，我加強了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之間新的合作關係。我讓隆？伯恩斯對當前的局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我往中情局的蘭利總部跑了十幾趟，和從高級分析專家到新上任的局長詹姆斯？竇得的每個人都談過。我想知道關於托馬斯？韋爾和那個他幫助逃出前蘇聯
的克格勃特工的資料。我需要知道他們之間的一切。這可能嗎？我懷疑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但這並不能阻止我的努力。
終於有一天，我被召到了伯恩斯的辦公室。一進門，我就發現伯恩斯和中情局的新局長正在裡面的小會議室裡等著我。看來有戲看了。要麼是件好事——要麼就是件非常、非常壞的事。
「進來吧，亞歷克斯，」伯恩斯說，像往常一樣熱情。「我們談談。」
我走進去，坐在兩位重要人物的對面；他們都穿著襯衫，看起來就好像他們剛剛度過了一個漫長而又艱難的工作日。談什麼？「野狼」？還是一些我不想聽的事？
「竇得局長想跟你說幾件事，」伯恩斯說。
「是的，亞歷克斯，」竇得說。他原本是紐約一名律師，然後出人意料地變成了中情局的局長。他最早在紐約市警察局工作，然後又在利潤豐厚的私人律師事務所幹了幾年。有傳言說，竇得在當律師時幹的有些事是我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
「我剛到蘭利上班不久，」他說，「說實話，這種鍛煉確實挺有幫助。我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調查韋爾局長的一切資料。」
竇得看著伯恩斯。「資料上的所有內容都是優秀，那真是一份完美的服役記錄。但這種挖掘舊記錄的事可不會受到弗吉尼亞那幫子『老英雄』們的欣賞。坦率地說，我才懶得理會他們會怎麼想。
「一個名叫安頓？克裡斯特亞科夫的前蘇聯人曾被中情局招募，並在1990年被帶出了前蘇聯。這個人就是『野狼』。這一點，我們可以非常肯定。他被送到了英國，在那裡他見過幾名特工，其中就有馬丁？洛奇。然後，他又被轉移到了華盛頓郊區的一棟房子。他的身份只有幾個人知道。但現在這些人多數都已經死了，包括韋爾。
「最後，他被轉移到了他自己選擇的城市——巴黎；在那裡，他見到了自己的家人：父親、母親、妻子和兩個孩子，一個9歲，一個12歲。
「亞歷克斯，他們住在離盧浮宮兩個街區遠的地方；住在一條幾星期前剛剛被炸毀的街上。他所有的家人都在1994年時被殺了，除了克裡斯特亞科夫自己。我們相信那起襲擊是由俄羅斯政府組織的，但是我們沒法確認。但肯定是有人把他的藏身之處洩露給了那些不想讓他繼續活下去的人。那次襲擊可能就發生在塞納河上那座被摧毀的橋上。」
「他認為那是中情局和韋爾干的，」伯恩斯說，「他還責怪我們的政府參與了那次行動。也許從那以後他就瘋了——誰他媽知道。後來，他加入了黑手黨，然後迅速地崛起。地點是美國，可能就在紐約。」
伯恩斯頓住。竇得也沒有再補充什麼。他們倆都看著我。
「也就是說，不是克拉拉。關於這個克裡斯特亞科夫，我們還知道些什麼？」
竇得舉起雙手，手心向上。「我們的記錄中還有一些註釋，但非常少。個別黑手黨的頭目認識他，但他們也都死了。沒準兒布魯克林區的現任黑手黨『老大』知道些什麼。巴黎可能還有一些線索。我們在莫斯科的人也在多方努力。」
我搖了搖頭。「我不在乎這會花多長的時間。我要抓住他。告訴我還有什麼。」
「他跟他的兒子關係很好。也許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會放過你的家人，亞歷克斯，」伯恩斯說，「還有我的家人。」
「他放過我的家人是為了表明他的力量，證明他比我們都更厲害。」
「他喜歡在手裡捏一個橡皮球，」竇得說，「一個黑色的手球。」
一開始我沒聽明白。「對不起，什麼？」
「他的一個兒子在死前送給他一個橡皮球。一個生日禮物。我們手頭掌握的一個情況是，克裡斯特亞科夫生氣的時候，就會捏那個球。據說，他還喜歡鬍子。有傳言說，他現在還是獨身。都是些零碎的資料，亞歷克斯。我們就知道這些。對不起。」
我也是，但沒關係。我會抓住他的。
他擠捏橡皮球。
他喜歡鬍子。
他的家人都被謀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