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兩點，我終於回到了「巴黎驛站」酒店。早上六點半，我就起來了。正義永遠沒有停歇的時候，或者說，荒謬永遠沒有停歇的時候。但「野狼」不想讓我們歇著。他想讓我們緊張，讓我們恐懼，讓我們出錯。
我步行去了巴黎警察局，心裡一直想著幕後的那個變態。他怎麼會變成這樣？「野狼」應該是一名前克格勃特工，後來他來到了美國，並在「赤手黨」發展成為一股不可小視的力
量。他在英國和法國都呆過一段時間。他很聰明，所以我們至今仍然搞不清楚他的身份，甚至連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我們也沒有他的完整記錄。
他是個做大事的人。可為什麼他會和伊斯蘭恐怖組織結成同盟？除非他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基地」組織的活動？真有這種可能性嗎？如果是的話，那我會嚇死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太荒謬了，簡直無法想像。不過，近來世界上發生的荒謬事好像並不少見。
我的眼角——一亮！
我突然意識到一輛銀灰色的摩托車正朝著走在人行道上的我衝過來！我的心裡一緊，然後跳到了街上。我張開雙臂，使自己平衡地迅速移動，左或右，這全看摩托車的行進路線了。
但我也注意到，周圍似乎沒有行人注意到我的怪異行為。我的嘴角掠過一絲微笑。我記得埃蒂安說過，大型摩托車在巴黎很流行，而且那些騎手的動作就像是在騎小自行車或小摩托，有時他們還會為了避開紅綠燈而開上人行道。
那個身著藍色夾克和褐色休閒褲的騎手儼然就是個巴黎的生意人，根本不是什麼殺手。他連頭也不點的開了過去。我真是神經過敏了，不是嗎？但這是可以理解的。在這種壓力下，誰能不神經過敏？
上午八點四十五分，我走進一間屋子，裡面坐滿了重要的法國警察和陸軍官員。這是位於博沃酒店內的法國內政部。
我們距離最終的期限只有33個小時了。那個房間裡混合了看似昂貴的十八世紀傢俱和確實昂貴的現代技術。在鮮明的對比下，牆上的監視器上顯示出了倫敦、巴黎、華盛頓和特拉維夫的圖像。多數街道都已空無一人。全副武裝的士兵和警察隨處可見。
我們在打仗，我自忖著，跟一個瘋子打仗。
他們告訴我，我可以用英語向大家講話，但最好能說得慢一點，發音清晰一點。我猜他們是怕我會用這屋子裡沒人聽得懂的街頭俗語說話。
「我是亞歷克斯。克羅斯博士。我是犯罪心理學家，」我這樣開始道，「在到聯邦調查局當特工前，我是華盛頓警察局重案組的一名偵探。不到一年前，我接手了一個案子，這個案子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了『赤手黨』。特別要指出的是，我跟一個綽號為『野狼』的前克格勃特工打過交道。今天上午我的主題就是這個『野狼』。」
我都能閉著眼講完剩下的話。在隨後的20分鐘裡，我向在座的各位介紹了那個俄羅斯人。等我說完後，他們開始提問，但很顯然，雖然法國人願意聽我所說的話，但他們頑固地認為伊斯蘭恐怖分子才是這次同時威脅四個目標城市的原凶。「野狼」要麼是「基地」組織的一個成員，要麼就是他們的同夥。
我努力放開自己的思維，但是，如果他們的理論是正確的，那我的腦袋早就炸了。我決不接受這種觀點。「野狼」是「赤手黨」。
大概中午十一點的時候，我回到了自己的小辦公室，發現他們又給我派來了一個新搭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