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13日 星期五
關於阿托姆-哈杜古墓位置的證據：在古物管理局的空閒時間給了機會，可以讓我提出一個暗含深意的問題：怎麼才能知道到哪裡去尋找古墓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提起幾年前的事情，當我剛開始成為埃及考古學者的時候，或多或少受到了雨果·聖約翰·馬洛維的影響。要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瘋狂的殺戮中倒下，他早已是我們不景氣的考古行業中聲名顯赫的成員之一。
在那個悲慘的日子之前，我們都是年輕的軍官，在埃及為我們偉大的目標共同努力，並肩作戰（在我去參加博斯普魯斯海峽戰役的戰鬥之前）。我們曾一起就讀於牛津大學，雨果·馬洛維和我都會說一口流利的現代阿拉伯語，也都熟悉古埃及人的風俗習慣。我們的語言天賦受到了皇家陸軍的重視，結果就順理成章地被派遣到了近東戰區。由於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專長，我們駐紮在開羅郊區的一個營地內，專門負責審問犯人（有時，可疑的阿拉伯部落男子會持有德國或土耳其武器或文件）和反諜報任務（試圖說服那些阿拉伯部落男子拿起土耳其武器，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我知道現在說一戰時的事情並不時髦，但那時卻是我度過的最美妙的一段時光，直到我接到命令去給澳紐軍團當顧問。在去任職的途中，我與土耳其人交了火，並在加裡波裡中彈負傷。在那次英勇負傷之前的幾個月裡，馬洛維和我在駐地的日子是非常愉快的，只要我們能夠拿到通行證，我們就會利用這段時間穿行在埃及的沙漠裡；而一旦有機會，我們就會去結識仍在刻苦鑽研的考古行家，即使當今世界正在遭受戰爭的摧殘，但他們仍在不斷揭開歷史之謎。
我和馬洛維騎著摩托度過了愜意自由的時光（我們享受的自由遠不止你所能想像得到的，說實話，戰爭很少光顧這裡），我們找到正當的理由去參觀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甚至利用幾天的時間去南部旅行，參觀帝王谷和在德爾哈巴裡的阿謝普蘇神廟——所有這些都是我孩提時甚至是大學時期夢寐以求的地方，它們突然之間在我眼前變為了現實。從一個人性格的第一塊基石被固定並加以鞏固的那一刻開始就渴望某種東西，只是因為它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比其它任何東西都美麗，而使一個人真心渴望得到它，鑽研和駕馭它，花費多年心血去追求，然而在突然之間，在一場毫無意義的現代戰爭的調解階段，它卻赤裸裸地展現在你的面前，而你則會既震驚又狂喜地認識到，原來多年研究所學到的東西其實只是一點點皮毛而已。但是，你所頂禮膜拜的發光體是如此遼闊無邊，一個人也許要貢獻自己甚至是全部生命來感知其深度並讓自己與其合為一體，使它感覺到愛和他的存在，讓它知道一個人將永遠不會體味到它所蘊藏的甚至微小的一部分——所有這些都是我在這片樂土上為國王和國家效力的前幾個月裡的深切感受。
在有軍事任務時，我和馬洛維不能離開駐地遊走在金字塔、巨像、懸崖古墓和廟宇之間；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會在帳篷和辦公室裡——像我們在牛津大學時所做的一樣——繼續探索埃及歷史的洞穴。為了全世界的認知與探索，我們在那些激動人心的時刻走入了黑暗之地，但我們倆卻全然不知。附加說明的問號是要追蹤的日期和參考文獻，看到這些地方，就像復仇的眼鏡蛇張開大嘴吞噬對於一切必然性的曲解和疏忽——比如，「阿托姆-哈杜（？）於公元前1650年左右（？） 統治（？）著第十三王朝末期（？），他是這一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 ——學者必須盡其所能確定仍受爭議的國王和王后的大體輪廓。這些曾經偉大的男人和女人靠著最後一絲希望（他們名字中一半是在他們假定死亡1000年之後才寫在一張易碎的草制紙上）才獲得現在來之不易的不朽。歷史學家和挖掘者們正在努力建造一座由有根據的猜想構成的根基不牢固的大橋，讓那些幾乎消失了的英雄們跨越時間的鴻溝再次出現。
在牛津時，我和馬洛維經常取笑那些不計後果的歷史學家們利用自己豐富的想像過於自由地培植古草制紙，而且很有愛心地將他們幻想的結果編入歷史年代表，即使是這樣，我們也被傳說中的第十三王朝的英雄——詩人——國王阿托姆-哈杜的不確定性光環所吸引。我們徹夜在貝列爾學院低年級的普通宿舍裡鑽研前兩個阿托姆-哈杜片段的圖像或繪製的複製品。我們會爭論各種可能性，按時間年代順序上的種種暗示製表，翻譯出詩文的隱含意思，當然最後要嘲笑早前的兩個譯者：含糊其辭的哈里曼和以華麗詞藻誘人的瓦薩爾。
我的讀者，你能理解我作為一個人和一個探險者的內心世界嗎？請不要顧及我的童年時代，儘管我深受父親的影響並且我的家庭安逸，但真的與此沒有任何關係。那麼，如果你想瞭解我的熱情並理解我如何開始去探索阿托姆-哈杜古墓，請你特別留意我在牛津大學的時光。現在看來，那些充滿熱情去追求學術的時光影響了我，塑造了我。他們給予我歷史的厚重感和立體感。在牛津的冬天，當黎明時分一絲微弱的光線悄悄透過窗戶玻璃時，馬洛維和我——從19歲、20歲到21歲——一直對古埃及的神秘之謎爭論不休，尤其是關於阿托姆-哈杜古墓的種種可能。我們近乎瘋狂的爭論嚴肅而不僵化，就像是場接力賽，時刻準備互相傳遞帶著疑問的接力棒，然後在賽場上全力奔跑去點亮證據的隱隙，也就是各種可能性背後被忽視的隱蔽處。如果他確實存在，因為他的名字在過去幾十年中所發現的國王名單上尚未有最終定論（捉弄人的是，這個名單並不完整），那麼阿托姆-哈杜究竟符合哪個歷史年代呢？
在那段日子裡，你可能毫不費力地就能親眼見到更多的東西，某個聲音的出現，這個行業的紅色黎明。馬洛維毫無疑問就是這樣的人，他不只是簡單地用語言或是手寫象形文字記憶知識，他有一種在古墓深處的駕馭能力，就像人們看到在戰場上的精英部隊有意識、有能力控制戰場上的形勢一樣。即使你讓他們注意到自己的力量，這樣的人也不會相信，他們不明白你的意思，甚至他們好像根本不在乎。但對於其他人，那些不斷奮鬥的人，不管他們怎樣練習技術和積累經驗，總會感覺少了些什麼。無論自己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他們還是缺少潛意識，缺少懷疑和煩惱，缺少去發現可能性的某種能力，更加缺少徹底完成任務的態度，這些是他們永遠也不會得到的。當真正的大師工作的時候，你會看到那些小人物，即使是熟練工人，也會對困難與挫折不以為然。
在牛津就讀期間，我和馬洛維（在克萊蒙特·「我懷疑」·韋克斯勒那商標式的懷疑主義的影響下）仍對阿托姆-哈杜是否存在的問題持不可知論觀點。毋庸置疑，兩個關於阿托姆-哈杜的片斷——片斷A由F·萊特·哈里曼在《尼羅河上的雅典》中翻譯並公開發表，片斷B是由讓-米歇爾·瓦薩爾在《國王的情人》中翻譯並發表——是被單獨發現的，但它們的內容是重疊的，因為是從同一原版本上拷貝下來的。人們容易受到誘惑並同意哈里曼和瓦薩爾的觀點，他們說在一些詩文裡提到的「國王」，敘述者——詩人——故事的主角「阿托姆-哈杜」，事實上是一個歷史人物，而不是文學上虛構的。但我們並不是「阿托姆-哈杜」的狂熱分子。我們認為這只可能是兩種可能中的一種——要麼阿托姆-哈杜是真實存在的，要麼他是復仇小說裡的虛構人物，是屬於第二個中王國時期被驅逐者的創作，是那些被驅逐者、奴隸、異教徒或者懷鄉者傳說中的英雄，這些人夢想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人，如果不是征服者，至少也是一個為逝去的輝煌歲月戰死沙場的勇士，就像托馬斯·馬洛裡爵士想像的亞瑟王一樣。這個阿托姆-哈杜有他吸引人的地方，讓人陶醉的吸引力：他自大、好色、魯莽、殘暴，驕傲地隨意創造他想像的世界，並按他神聖的旨意控制世界。他那個不俗而有趣的名字（阿托姆-哈杜!）及形成此名的象形文字（參考卷首插畫）的確使我和馬洛維浮想聯翩，但我們都不是（因為《古埃及的慾望與欺騙》的跛腳評論家是這樣稱呼我的）「癡心妄想的空想家、無以言喻的夢想家和分散學者注意力並且自甘墮落的業餘愛好者。」
1856年召集，被認為是阿托姆-哈杜的《訓誡》的片斷A剛剛揭開它神秘的面紗，而那張灰白色的草制紙碎片是在F·萊特·哈里曼「純潔」的雙手上發現的。作為一個曾與母親一起探險埃及並受過不完整宗教訓練的蘇格蘭單身漢，人們在說起哈里曼時總是要從他的腰帶開始，這個精緻的物件把他短小的身材和比例完美的臀部做了很好的處理，並使他在阿拉伯世界中贏得了很多雅號。
哈里曼——像許多渴望達到不朽的人一樣——被子孫熱情地擁抱，他們是因為某種東西才這樣做的，這並不是他的本意。他把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在埃及尋找瑪麗亞、聖約瑟和耶穌逃亡時寄居點的證據的事業上。他在格拉斯哥的家裡曾寫過一首短詩，混雜著強烈的蘇格蘭宗教色彩，並帶有蒼白的諷刺意味：
無神論，我猜，也是一種信仰
這就需要信徒的奉獻。
因為他們在世界上步履艱難，臉色蒼白如鬼魂
安靜地向地獄遊走！
但是，相反，哈里曼卻因具有偶然發現珍寶的卓越才能而不朽：他追逐耶穌, 卻無意中發現了遺失已久的將性虐狂、雙性戀者及勇猛鬥士融為一體的毀滅與不朽的象徵，阿托姆-哈杜國王。
在挖掘地點，哈里曼堅持所有的當地工人都要參加基督教課程。一天下午，當他正用演說刺激打瞌睡的穆斯林教徒們時，一個工人——顯然認為他最好把時間用在工作上——從工地上跑回來，用粗糙的雙手虔誠地捧著一個奇特的東西。哈里曼停下演講並從那個興奮的工人手中拿走了卷軸，然後立刻解雇了這個不幸的工人，理由是他應該在祈禱而不是去挖掘東西（這樣就巧妙地節省了微不足道的賞錢，這是工人因自己的發現而應得的現金獎勵），哈里曼把古物放在茶杯旁邊，然後結束了他的說教。此時，那些穆斯林男孩和老人們正在打盹或者虔誠地面向東方作揖。最後，他們又被趕回了工地，有了被解雇同伴的前車之鑒，他們肯定不會賣力幹活了。
由於身邊缺少偉大的學者而且自身對像形文字感到陌生，哈里曼開始了整夜的忙碌，試圖記錄這個易碎古物上的標記，抄寫他不理解的以及由於不懂得保存技術而損壞的標記（他發現的所有東西只是一些受潮的布條。）
我們要喚醒一個光輝的人物：阿托姆-哈杜國王在午夜時分又回到了我們的世界。哈里曼在他的回憶錄中羞澀地承認，七個歉收年，原文提到他的某些舉動，說當他的手被迫一再重複拷貝我最喜愛的象形文字時，他只能頻繁地停下來，洗涼水澡，作祈禱。當這個興奮過度的古傳教士完成這項工作的時候，他已經得到了26篇詩文或部分詩文，阿托姆-哈杜的名字是在一個標牌裡發現的。這個全新怪異的皇族名字的出現，儘管是那麼吸引人，但卻缺乏說服力，因為我們不能確定原文的作者和主題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埃及考古學中仍未有其它任何文獻提到過這個君主的名字。但哈里曼這個白癡卻得到了他應得的東西，他翻譯了這些詩文（翻得很糟糕）並就此發表文章，在文章中他輕率地但又正確地確認了作者和國王阿托姆-哈杜是一個人，聲稱阿托姆-哈杜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這是他僅僅以潦草的象形文字碎片為依據在1858年做出的大膽斷言。他無法證明其正確，但確實又是正確的。
讓我們先來瞭解讓-米歇爾·瓦薩爾，這位法國業餘愛好者把家裡的錢都花在了沙漠和城堡裡，他曾在1898年把一些石灰石碎片拼成了一個完整的片斷。片斷B是在片斷A挖掘現場附近發現的，它包括了14篇相同的詩文以及18篇「新」詩文，但它卻並未明確提到阿托姆-哈杜是一個作家，也沒有提到其他任何作家。
最後，具有傳奇色彩的片斷C出現了，它擁有完整的48篇詩文，其中16篇均未在先前的片斷中出現；有10篇曾出現在片斷A上，但卻未出現在片斷B上；有12篇曾出現在片斷B上，而未出現在片斷A上；還有10篇三個片斷上都有。（內在證據表明，至少有80篇詩文存在）。片斷C更加清楚地指出這些詩文由「阿托姆-哈杜國王」所作，但這仍然充滿歷史的謎團：這些詩文表明一個國王統治於混亂時期，這使得中王國的滅亡時間模糊不清，標準的年代記載上均未包括有關「阿托姆-哈杜」的任何信息，儘管在他包含了5個像形文字的名字中的前兩個字——組成阿托姆神的名字，或者阿托姆-哈杜國王名字的前半部分——確實出現了，而且令人心動的是，就在草制紙的一角即將被人遺忘之前，它的確出現在了一個國王名單上一個段落的最後部分，這也許可以說明點什麼。
關於發現片斷C的故事對於我個人來講意義非凡。
早在1915年，我和馬洛維就同時拿到了為期6天去南部旅行的通行證。我們的真正目的是要去探索古跡遺址豐富的底比斯河西岸。但從職責上講，我們找到放長假的理由是打算與遊牧部落男子進行情報溝通。我們從未想去找過他們，所以換言之，那就是天堂：這是獻給考古的日子，就假裝那時沒有戰爭吧。
第三天早上，我關上摩托車的發動機，馬洛維跳出跨斗去卸設備，我記得他還曾抱怨他的許多女人中的一位對他提出的要求。如果沒記錯的話，他曾周旋於在開羅的法國女歌手和亞歷山大的俄國伯爵夫人之間，不過更多地時候是他與數不清的當地銅色皮膚美人廝混在一起。其中一位迷人的金髮女郎一直要求他閱讀古蘭經，皈依伊斯蘭教，然後成為她的丈夫。突然間，這樣一個想法讓他大笑不止，結果他咬破了舌頭。他開始咒罵並拿出手帕摀住流血的嘴。我相信，我當時可能正要告訴他，等戰爭結束後整修特裡利普什莊園的計劃。
很快我們就開始工作了，先是調查德爾巴哈里，它位於傳說中的帝王谷懸崖峭壁的正對面（如果我看地圖的方法是正確的話）, 從阿謝普蘇神廟開始翻山越谷到達沙漠深處，然後我們就來到了這些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地區。我們很少去挖掘，只是瀏覽地面和峭壁表面是否有人為破壞過的痕跡。我們正在尋找阿托姆-哈杜嗎？是的，我們希望在這個地區（繼我們在容易進入的洞穴和溝壑間徘徊並在徒勞無功之後）發現某種東西，它能夠進一步證實哈里曼和瓦薩爾的說法。但我們也可以否認正在尋找阿托姆-哈杜，因為我們仍不相信他曾經存在過。唯一認可的是，如果他曾經存在，那麼他的墳墓就有理由藏在他的首都底比斯（？）附近（？）。因為帝王谷在托特美斯一世統治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被作為國家大墓地投入使用，因為這裡距哈里曼和瓦薩爾的發現不遠，離我們所站之處很近，所以德爾巴哈里似乎是最有希望的地方。
經過幾個小時的精心漫步，我在小路的最左邊發現了一塊看似光滑的沙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塊沙地與眾不同，很快便顯示出了真面目，那是一塊光滑的石頭。當我們擦去它表面的沙子時，它的面積變大了，就好像是剛浮出表面的頭頂，而下面埋著的就是我們可愛而操勞的古墓。當我們繼續剝去沙子，它又變成了一個直徑約有兩英尺的圓形石頭。天氣變得難以忍受，馬洛維走到了一個陰涼處，呷口水喝，而且他把手放在眼前保持警惕，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是人類的本能，一個人會變得安靜和多疑。我開始帶著我們職業本能的思考在石頭附近慢慢摸索，當然這對於不理解為什麼匆忙會釀成大禍的人來說，是枯燥乏味的，但就是這樣一種讓人催眠的節奏才能夠發現不朽的神奇，這樣釋放情緒的舉動在人的一生中難得一見。
過了一會兒，開始有了一些變化，輪到我挖的時候，我從裡面挖出了一個圓罐，其實幾個小時前我就注意到了它的蓋子。我把罐子放在我們中間，我們先是盯著它看，然後就在馬洛維想要試著拾起它的時候，我們聽到了馬蹄聲，突然之間又傳來了一聲槍響。馬洛維丟掉了罐子，罐子掉在地上砸破了，然後迅速去拿他的韋伯利手槍。我拿起破碎的罐子翻看，從裡面取出了大張的草制紙。我心裡暗自咒罵它竟然沒有任何保護措施，於是便盡可能小心地（槍聲越來越密了）將它藏在襯衫裡並夾在腰間。「快離開這兒，夥計，它比我們的生命更
重要，」馬洛維用鎮定的語氣跟我說。當我還沒來得及阻止他時，他已經沿著小路向上走去，離摩托車越來越遠了，這樣他會不時地暴露自己，吸引注意力。很快，四個騎兵（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土匪，還是德國特工）朝西邊追去，就這樣，我在東邊的出口就安全了。「快走! 老朋友，我能想辦法出去，我們還要指望它呢。」我跑向摩托車，貼身帶著阿托姆-哈杜的《訓誡》片斷C。
我騎著摩托車繞了一圈，一直繞到西北部，看到馬洛維的身影從岩石上露了出來。我加速向他駛去，子彈就在我們的頭頂上橫飛，他一個箭步跳上了跨鬥。我迅速轉彎，細沙隨之飛起，就這樣我們逃離了那個危險的地方。兩個人喜極而泣，馬洛維唱起了在貝列爾時的老歌。
在盧克索停下之後，我們都強烈地渴望快點打開那卷草紙，但更強的紀律性不允許我們這麼做。於是，我們用濕布將草制紙捲起來，用聊天挨過痛苦的不眠之夜。當覺得已經安全了，我們檢查了卷軸的第一面，剛看到一行字，我們就立刻明白了這個卷軸是什麼：阿托姆-哈杜《訓誡》的三個片斷現均已在德爾巴哈里被發現。一天後，我們很早就返回了駐地，但令我沒有想到的是，我接到了離開埃及（去加裡波裡，儘管那時我尚未知曉）的命令。所以必然的是，我們達成一致：將我們的珍藏留給馬洛維保管，不告訴任何人，只是等待。我想，在我們兩人心中，我們都認為我們在等待我在戰爭中的犧牲。
我再次見到片斷C是在三年以後。當我意外並幸運地從土耳其獨自返回後，其實是徒步走回來的，在1918年12月我又回到了我們在埃及當時已經縮編了的駐地，那是在停戰一個月之後。不料，我竟然發現我的好友在我回來之前就突然消失了，而且很可能已經死了。極度傷心的我發誓要將我的一生致力於我們共同的事業和發現。我來到他的帳篷，把片斷C保護起來並隨身帶著。不久之後，我復員了。
馬洛維死了，而我卻在加裡波裡倖存的事實不能簡單地歸因於聰明的守護天使，這根本不能讓我接受，除非這是命運之神一時糊塗所犯下的錯誤，要選擇我去完成一項更加重要的任務，這個任務也許對馬洛維來說並不勝任。這是從他的悲慘結局中我能想到的惟一安慰。
在我既悲傷又雄心勃勃的時候，我決定到新的地方去看看，改變一切，並切斷我在英格蘭的一切援助線。因久仰哈佛大學的盛名，我去了美國，希望把我痛苦的戰爭記憶在異鄉忘卻。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向我故去的好友致敬，並繼續我們共同的事業，不過我只能用自己的智慧來幫自己了。